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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允炆是真的没有将北平之事放在心上，甚至连朱高炽主动放谢贵、张昺二人回京师，也不可置否，连个回话也没有，便将谢、张二人重新安排了职司打发了。不说朝臣们想不透，就连身在北平的朱高炽、道衍等人也想不透，是安抚还是剿灭，你倒是给个话啊。

　　但是朱允炆始终就是不做决定，待到宗室会议召开之前，也就是让朱棣写个最后通牒，便好像等待最后的期限来临一般，不再提这件事情了。

　　他这样做有这样做的道理，第一，经过综合分析，北平没有了朱棣就等于缺了一条腿，在北平那一片左冲右突的转悠，没有一点儿办法。更何况就算是有朱棣也不行啊，在另一个时空，要不是建文帝决策错误给了朱棣机会，北平造反成功的机会还是等于零，所以只要保持自己头脑清醒，这边再扣着朱棣，北平一点威胁也没有。

　　第二，朱允炆暂时还不想让北方太平，没有朱高炽在那里闹事，关于这次宗室会议有很多议题都不好提出来，单纯的削藩怎么能行，朱元璋的过于依赖藩王导致了后期放心的对功臣良将进行诛杀，自己总不能来个物极必反，过于排斥藩王导致外臣坐大吧，更何况，说不定极度的削藩后面也隐藏着腥风血雨。

　　哪一个已经就藩的王爷身后没有一股死忠势力，特别是在北方的塞王当中，削藩真的削的太急，那么就代表着要将他身后的那股势力换血，目前大明那里来的那么多替补，何况替补也不定可信，忠于这些藩王也不代表这些人没有能力，虽然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换的太多，难免会动摇国本。

　　朱允炆有理由相信，无论是藩王坐大或者是外臣坐大，对于国家都不是一个好现象，极左和极右的路线都走不得，那样可远远比打一仗损失惨重的多。所以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办法，对于这次宗室会议，朱允炆给予了很大的厚望，但是又不想朝野之间的目光全部注视着这次会议，只有采取老办法，用战争来转移视线，而且他主要的战争目标也不是北平，而是朝鲜和日本。

　　因为朱高炽留着还有用，北平留着也有作用，至少可以用来牵制朱棣，现在的大明勇王朱棣陷入了两难，儿子被定性为谋反，这是不可赦的大罪。稍有同情之语便是有人说是同谋，放任不理，与儿子划清界限，会被人说成心中有鬼，如果加入声讨队伍，又会被儒家诟病，左右逃不出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而是非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间，如此以来，怎么能不让朱棣难受万分，而朱允炆正是因为如此，才一再容忍北平的存在，因为有很多话，朱棣说出来，比他说出来，效果要好的多。

　　建文三年的五月，宗室会议如期召开，作为皇帝，腾出了正心殿作为召开宗室会议的主要地点，是为了自己能够随时旁听，除了在开始之前，他上去做了简短的发言，之后就宣布自己不参与会议。

　　但是会议记录却通过书记官源源不断的送到御书房中，供皇帝参阅。

　　之所以诸藩手群臣诟病，这个和朱元璋在建藩初期的宽松有关，那时候，藩王府不仅有相傅臣僚，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王府官可兼行省参政，为地方行政首长，也可兼都指挥使，掌地方兵权。

　　在封国内，藩王拥有相当大的司法、人事权，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护卫指挥由朝廷直接派遣外，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选用，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由亲王论处。藩王基本上是列爵治民，分藩锡土。

　　藩王所居城内布政使、都指挥使及其以下职官，除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见外，亲王可以随时召见他们。亲王遣使可以直达御前，敢有阻挡者，即以奸臣论处。风宪官以王小过或风闻亲王大过奏闻，即以离间亲亲关系罪处斩。纵使藩王真有大罪，亦不得加刑，只能召到京师，由皇帝发落，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面申饬，或遣官谕以祸福，促使改过自新。

　　而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在奉天门谕群臣，再次强调皇亲除了犯谋逆不赦之罪，其余的罪，均由宗亲会议，报请皇帝裁决，有关部门只许奏闻，不得擅自逮捕；这一条更是引起了大臣们的抵触。

　　因为朝廷派遣到地方的官员根本没有办法治理地方，大权全部在藩王的手中，特别是北方边塞之处，更是军民只知道藩王而不知朝廷之说，让那些以治天下而为己任的官员们深痛欲绝。

　　而藩王不仅终身有俸禄，而且岁禄单是米一项，即是正一品大臣的五十倍。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给予厨役、斋郎、铺陈等杂役人员。

　　这一切都是源于朱元璋为了增长诸子的威望而设，增加藩王的威望，既是稳固皇权，朱元璋是这样想的，但是到了诸子年纪渐渐长大，却有了尾大不掉的感觉。

　　在朱允炆监国期间，从诸王府大兴土木、擅役工匠，靖江王府官欺凌指挥耿和等等问题中，朱元璋渐渐感到藩王权重非但稳固不了皇权，反而对皇权是个威胁，所以又规定：不许亲王同时朝觐，只能一个亲王来朝，平安回到封国后，派人以书信方式报给其他亲王，才能来朝；而且进京朝觐时，留京时间不过十天左右，即遣返封国，以防止藩王与朝臣的勾结。藩王世子要入侍，这更是含有人质之意。亲王的岁禄亦减为万石。

　　不过既要诸王藩屏国家，备侮御边，辅助皇室，就必须给藩王以实力和特权，所以很多对藩王的限制，并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的军权仍然被维持着。让群臣感觉到锋芒在背，而朱允炆有了另一个时空的教训，更是坐卧不安。

　　而宗室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由宗人令朱棡提出的，就是首议周王朱橚之罪，因为朱棣和朱橚是亲兄弟，所以不便提出，而朱允炆授意朱棡提出的原因就是周王之罪很有代表性，因为举报周王的是朱橚的亲生儿子朱有爋。

　　在议论之初，众人不免心里有些怪异，之前凭借朱有爋的告状，问也不问，就将朱橚拘捕至京师圈禁，现在又要来议周王之罪。其实在当时的大明，子告父。虽然牵涉谋反重罪，但也是不符孝道。

　　记得在洪武二十七年，山东日照县百姓江伯儿因为母亲病了，自割胁肉疗疾无效，便求神许愿：如果母亲病好了，便杀自己的儿子以祀。不想母病果然好了，他便果然杀了自己才三岁的儿子去祀岱狱神。山东布政使把这件杀子祀神事上奏孝子皇帝后，朱元璋大怒，认为这是愚昧无知，灭伦害理，必须严惩。

　　但是也只说为了尽孝而杀害子女，以“父母无依，宗祀永绝，反为不孝之大。”之罪，将江伯儿杖一百，发配海南。

　　皇朝的律法虽然带有个人色彩和随意性，放到另外一个时空的现在，那就一个结果，拉出去枪毙，可是放在百善孝为先的大明，虎毒食子的恶行也就是打一百大板后流放了事。由此可见儒家对于孝道的重视。

　　就连一般罪名，律法也有“相隐”的限制，即儿子不能告老子，奴仆不能告主子。虽然谋反等类的“十恶不赦”大罪是不受此限制，但是对于皇家的骨肉相残，朱允炆提了出来，是想告诉诸王，无论周王有罪无罪，以后如果朕再遇到此类的事情，该如何议处。从常理上讲，要是父亲没做这类大逆不道的事情，做儿子的岂会这般恶毒呢？

　　让诸王重新议定周王朱橚之罪，却不问朱有燻的责任。是表明朝廷不牵连首告者。让诸王中人人都重视这个问题，仔细想想，自己的家中会不会出现这种不肖的子孙，才会慢慢的重视朱允炆暗中发出的每一个议题。

　　这个问题足足讨论了月余，也不是诸王办事拖拖沓沓，而是开始的时候人心不稳，被皇帝控制，却又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基调，一时搞不清楚到底皇上那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倒是没有人主动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来。

　　而朱允炆不急，他知道像是这样的讨论肯定要有一个自然熟悉的过程，所以他的底牌还藏在深处，他要诸王慢慢熟悉在京师中开会的感觉，他要他们习惯于用各种思路想事情。这些只有在漫长的争议中，才能培养起来。

　　可是他等得起，朱高炽却是等不起了，上次限定的四月十五之前必须离藩进京，自己以为可以拖过一点时日，未曾想到，时间一过，朝廷马上诏命废除燕藩，改封父王为勇王，自己的弟弟为勇王世子。那么自己算是什么？

　　听着王府内人人还在称呼自己为世子，但是一声声的好像在扎着朱高炽的内心，自己算是什么世子，朝廷已经公告天下废除燕藩，没有了燕王，那里来的燕王世子，而勇王已经有了世子，那么自己到底算是什么身份。

　　朱高炽有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但是偏偏又不敢真的生气，因为最后通牒的时间又快要到了，文书中和父王给自己的家书中都已经说明，时间一到，就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诚，那么自己连回头的机会也没有了。

　　左顾右盼，自己除了两个姐夫之外，竟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将士们皆说感燕王恩德，但是现在眼中也有了迷惘之色，燕王变成勇王了，而且看情形，在京师还是颇为顺意，原来以为王爷已经被拘禁，甚至有的传言王爷已经被害死，现在京师中不是原来的燕王爷，但是现在看看不是那回事，那么自己该怎么办？

　　继续追随朱高炽进行所谓的靖难，那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了，靖难？王爷在京师呢，难道王爷也是奸臣？要清君侧，连王爷一块清除？

　　不追随，哪有造反造一半的道理，朝廷喊着叫着去真定府投诚，谁听说过哪朝哪代对造反的人心慈手软过，还不是把自己骗过去，再慢慢的处理掉。

　　北平诸人一时陷入了纠结之中，有些没有参与过战争的，或者是官小位卑的人，已经在暗自衡量着自己的罪责，双脚开始往南方移动了。

　　而道衍、张玉、袁珙等人对于这些已经有了异心的人开始大肆拉拢打压，再也不敢像之前那样大方的放回南方，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开了口子，那人就会犹如泄洪时的水一般向南方涌去。

　　面临着时间的慢慢迫近，他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断的召集众将议事。就算是齐聚一堂，那也是各怀鬼胎，眼神中流露出的异动已经暴露了人心的不安。

　　长兴侯耿炳文等人率十二万大军进驻真定，加上调遣附近卫所之兵，对外号称二十万。其中定国军十九个正规作战师以真定府为中心四面散开。铁铉率一个集团军为右翼驻河间府，其中亲自率两个军三万余人驻莫州，潘忠、杨松率一个军的精兵为先锋进扎雄县，与之相互呼应。随时准备控制塘沽以及运河航线。

　　而李景隆率领本部的两个军加上盛庸的火器师为左翼，快速穿过行唐、新乐、埠平，然后进驻倒马关。如果北平不防，可直接北上，接收紫荆关的防务，在那里坚守不出，只是防备北平之兵往山西、陕西等地流窜，做出合围之势。

　　李景隆得到严令，只要是北平不主动进犯，他的兵坚决不允许出紫荆关沿线，因为李景隆带的兵并不是很多，还要分出一个师进驻易州作为机动之用，剩下兵力要守官坐岭、奇峰口等要隘，就有些略显不足了。

　　而耿炳文率领其余大军，徐徐从真定出发，往保定府推进，如此以来，就将叛军牢牢的控制在北平府之内的范围，按照朱允炆的吩咐，这次作战主力乃是定国军，沿途各卫所只是协防作用，主要是检验定国军的作战能力。

　　但是朱允炆并没有限制进攻时间，让耿炳文襄机行事，但最好在傅友德、冯胜完全控制朵颜三卫，和宁王所属刘真、陈亨的去留之意确定之后再动手，因为既然要打，皇帝就不想再留有什么隐患，只需防止北平叛军往西北方向流窜即可。

　　因为当初追逐蒙元，兵卒混编较多，在山西、陕西甚至在凉州位、肃州卫等地都散布的有张玉等人的昔日战友，而且边境一带，如果内部乱起来，恐怕会引起本来已经安稳了许多的蒙古人窥视。这个是综合几个老将的建议所得，大明内部的纷争，能控制在内地解决最好，万一逃了去，北平叛军大部分是骑兵，做了马匪、流寇倒是也不好清除。

　　面对着如此状态，北平诸人只能强打精神，降是降不得，就算是想要重新投入朝廷的怀抱，那也要打个胜仗再归附，那样的话，还有一丝谈判的筹码，就这样不战而屈，别说朝廷的大军看不起，恐怕连自己也会看不起自己了。

　　张玉打起精神，派出燕山铁卫对前线做出侦查，然后回来向大家宣布：“耿炳文所率明军毫无纪律，自恃人多，杂乱布营。想要破之在弹指之间。”

　　张玉这样说，大部分人都知道是为了鼓舞军心，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经过和朱能、丘福等军事将领的合议，认为紫荆关方向敌军虽少，但是地势险要，且有关隘阻挡，不利于北平骑兵攻击，唯今之计，还需要从朝廷大军的右翼展开攻势，对河间府的莫州、雄县倒是可以考虑展开攻击。

　　遂亲自率兵至涿州，在娄桑稍作修整后，引军急渡白沟河。上岸后，他对诸将说：“南军初至，必然不知我军动向，今夜乘他们不备，我们必破敌军！”

　　半夜，叛军静悄悄赶至雄县城下，准备缘城而上时。忽闻刀枪呐喊之声，倒是把自己吓了一跳。毕竟定国军的新编制有一定的好处，斥候配置到团一级，每到一个地方，以团或者纵为单位分段进行警戒，斥候早就散在百里范围之内，对于叛军的动作当然是一清二楚。

　　毕竟这些在雄县的是先锋兵，警惕性更是加强，张玉偷袭不成，反而乱了自己的阵脚，但是仗着人多，改偷袭为强攻，将雄县围困了起来，他预料到在莫州驻军的潘忠知道雄县有事必会提兵赶来增援，更是想打个埋伏，命丘福将领率两千余人渡月样桥，在水中埋伏。想如果在雄县讨不得好处，那么能够半路埋伏截击，挫一挫南军的士气也是好的，至少对于自己这边的军心是一个鼓舞。

　　莫州和雄县本来就是作为遥相呼应的犄角之势，潘忠闻先锋兵受到进攻，果然率军往雄县杀来。刚过月样桥，忽然望见远处正在攻击雄县的叛军突然转头迎面冲来。正惊愕间，路旁火炮大作，从桥下水中乱窜出浑身是水的叛军，举刀朝明军乱剁。

　　潘忠想后撤，月样桥已被北平军所据，进退失据，本部军士掉落桥下溺死无数，潘忠本人也被叛军生擒。

　　首战获得胜利，张玉喜出望外，连忙召集众将询问下步行动。意欲凭借新胜气锐，乘朝廷大军立足为稳，直趋真定府，仗着骑兵迅捷，包抄定国军的后路，或许可以侥幸一举击破！众人称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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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虫子不是太会写战争，正在慢慢的学习当中，写的不好，虫子会慢慢的改正的，请大家原谅一下，鼓励一下！！不要砸虫子啊，目前虫子的心很脆弱的！！5555(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