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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鲁国、陈国为了鼓励百姓耕种,以及提高国内的经济水平,先后效仿楚国,在其国推行了编户民授田、大力发展商业等政策,引发了种种乱象,此乃人祸。
去年秋季鲁国东部发生了水灾,陈国北部发生了旱灾,而今年春季两国的边境交汇地区更是爆发了疫情!
天灾必然会引起局部地区的骚乱,此乃天灾。
水灾与旱灾,消耗了两国存储的大量粮食,今年春季的疫情,更是弄得其国人心不安,那些未染病还有行动能力的普通百姓纷纷越境逃向楚国。
纵然两国打算阻拦,但也是有心无力。
其实,去年鲁国发生水灾时,楚国境内也有暴雨,可是刘曜推行的修水渠挖蓄水池,疏通河道的政策,让雨水得到了及时的疏导,未曾演变成灾。
而当陈国发生旱灾的时候,楚国境内同样也有地方异常干旱,然而得益于蓄水池的普及和各地河流之间先后被贯通,即便没有雨水,但还有蓄水池的水和从其他地方引来的河水可以供使用。
这一切,只是表现的不那么明显罢了,甚至在受益的人看来,一切都那么自然,那么理所当然。
毕竟蓄水池是官府组织他们挖的,疏通河道,贯通河道也是官方组织他们做的。
天灾人祸皆找上了鲁国、陈国,而楚国却看似一切正常,不由得让人觉得这是天意。
就天下目前这样的形势来看,刘曜胜出的概率非常大。
楚王国的文臣武将也坚信刘曜一定会胜出,刘曜本人也如此认为。
所以,他在会上要求众人加强对西域的刺探,并在会议结束后下密令给玄武、白虎等情报组织对西域进行渗透。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有通政使前来禀告刘曜,说是鲁、陈两国皆派了使者前来,目前政事堂已将两国使者妥善安置在了迎宾馆。
另外,通政使还呈上了两封信,分别出自鲁王刘虞、陈王刘宠之手。
刘曜拆开那两封信函,发现两位诸侯王皆向他表达了求救的意思。
信函是密封的,显然政事堂的大佬们都不曾拆封,也就不知道两国求救的事。
此事事关重大,刘曜不能一拍脑袋就做出决定,他必须召集群臣商议。
“传寡人口谕,让政事堂诸位台相、尚书、侍郎在半个时辰内到皇极殿等候,寡人要召开临时朝会!”
长安宫城的翻新与整修,已经在两个月前顺利竣工。
宫城之中新修建的皇极殿,乃是召开大朝会、大朝议的地方。
若非有钢筋与水泥这两样超越时代的先进建筑材料,对旧有城墙与宫室的拆除及改造,也不可能这么快完成。
五色令人目盲!
刘曜穿越之前,是农民的儿子,他知道老百姓的不容易,所以骨子里有节俭的习惯,更讨厌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
也正因如此,新的宫城相比之过去的旧宫城,仅面积上就缩小了三分之一。
再加上有许多建筑物被淘汰,如旧有的阁楼,以及许多转移到皇城之中的建筑物,如中央官署、武库等之前宫城与皇城并无明显界线之时,放在未央宫之中的建筑物。
当然,若是把新宫城与新皇城的总面积加在一起,肯定比旧的皇宫要大一倍还多。
刘曜如此设计,是希望逐步把皇家宫廷(内廷)与国家朝廷(外廷)之间划清界限。
假如能将内廷与外廷在职权上彻底切割开,并加以宪章法律保障,纵然后宫出现强权之主,或得宠的女内侍,也将难以掀起大的浪花。
毕竟,外廷握在手中的权力乃是宪章所赐予,宪章又是昊天上帝甄选的天命圣君联合天命候选人所制定,具有无上的权威性。
何况到手的权力,没有人会轻易交出去。
因此,就算后宫或女内侍想夺权,其成功的可能性也将变得微乎其微。
这样一来,刘曜只需要在此基础上,好好琢磨出一套限制外戚擅权的方法或制度即可。
稳定的内廷管理制度,再加上合理的储君培养制度,以及军政分离、文武并重的国策,刘曜相信,再续汉室社稷三五百年应该不在话下!
言归正传。
且说,通政使领命离开之后,刘曜对武德殿的武官们说道:“除了帅阁众臣跟着寡人去皇极殿,其他人都散了罢!”
军政分离可不是刘曜浮在面子上的客套话,他正式颁布过王令诏书,强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为国家人民而抛头颅,洒热血,该享有一定程度的特权。
如家属授田亩数会额外再加五亩到十亩不等,又如牺牲后神主牌位可以入其家乡的英烈祠受百姓香火,再如从服役的义务兵之中选拔人员进入正规军时,军人子女优先考虑。
刘曜给军人规定的职责是保卫国家安全,保卫守护边境以及朝廷政权的稳定、社会的安定,有时也参与非战斗性的包括救灾等工作。
军人在享有一定特权的同时,也必须严格遵守军人不得干政的铁律。
这里所谓的“军人”是对在楚军中服役的军职人员统称,包括战斗人员即军方武职如各级军事单位主官排长、队长、营长等,和非战斗人员即军方文职如长史、参谋等。
不得干政不是说不能议政谏言,多数军人也是楚王国的公民,有权利通过公车上书提出自己对国家政策及行政建设方面的谏言。
这不仅是刘曜当初给百姓军定下的规则,也是楚王国新一代军人必须遵从的原则,无论是谁,只要敢越过这条红线,都会以违法犯罪论处。
刘曜当着帅阁太尉及诸帅的面,以及军方高层、中层部分将领的面,下达这样的指令,相当于再一次强调了军人不得干政的纪律。
起初有些武将还不能理解,甚至内心深处难以接受。
毕竟自宗周至今以来,文武界线并不明确,也就是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儒学才开始正式大兴,文武的界线也才逐渐浮现,但多数东汉的读书人照样是文武兼备。
不过,刘曜并没有选择一刀切,而是留下了文武可以进行相互转职的规定,虽然转职的机会只有两次,但也给有志封侯拜相的人留下了机会。
从熹平二年初刘曜打出靖天奉难的旗号举兵清君侧,到如今的熹平四年五月份,整整过去了两年多的时间。
无论是最初跟随他的百姓军军人,还是后来收编的各地义勇及东汉凉、并两州的边军,大都逐渐习惯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不得干政”的铁律。
因此,刘曜的命令一经下达,立即得到了殿内众人的执行。
皇甫嵩、朱俊、班通、虞玉以及王越、史阿、黄忠、程普、严颜等人皆迅速离开武德殿,回到了武德殿后面院子里他们的临时住处。
他们此来王宫,并不仅仅为了参加这次的武德殿会议。
刘曜召集他们前来,已经提前告知了众人议题,即他还要召开有关西域及中南、南海地区的布防与开拓事宜。
他之所以急冲冲让政事堂诸位大佬到皇极殿集合,乃是因为鲁国、陈国的疫情十分严重,而且鲁国因为曾经的天灾人祸留有隐患,趁着疫情多地发生了叛乱,陈国北方的幽州边境也遭到了鲜卑人的入侵,两国形势岌岌可危!
刘曜的楚国是选择见死不救,还是立即有所行动,很有可能将决定陈、鲁两国的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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