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带我去哪里，该死的，汉尼拔，在这个时候我们离开无疑于将城头拱手相让给斯巴达人！这是你想要看到的吗？别告诉我这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之中！我们放弃了跟随我们的战士，你难道没有看见在我们离开时，那些希洛战士眼中失望的眼神吗？太阳神在上，别告诉我这就是你想看到的！”
快速穿梭在卫城的几处宫殿外，耶苏斯不断低吼着质问汉尼拔，在他看来既然已经决定帮助希洛人，那么这样的临阵脱逃绝对是耻辱性的，是无法被接受的，他不明白自己的挚友，这位背负着巨大责任的汉尼拔同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两人依旧此刻坚持在城头上，那么不说能够击退斯巴达人，至少在帮助希洛人拖延半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那又怎么样？即使今天坚持了下来那又怎么样？我们能杀一百个边民可能杀的了一千个？更别说还有斯巴达人了！你难道不觉得很奇怪吗，耶苏斯，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却没有见到那些所谓的希洛长老，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又去哪里了？”汉尼拔听到挚友的抱怨了冷哼一声，并没有回头，而是一边向着前方跑去，一边说道。
使像斯巴达那样被公认为贵族政体的城邦，公民大会仍是城邦最重要的权力机构。长老会议成员和监察官都由公民大会选出，重大事务，尤其像战争结盟等关系城邦生死存亡的大事，只有在公民大会上才能决定。仅就公民内部关系而言，斯巴达无疑也是民主制城邦。并且它公民内部的平等比任何一个城邦都更稳定。它也从未建立过僭主制，也厌恶其它城邦的僭主制。
希腊人之所以将其称为贵族制，因为与雅典的民主制比起来，它不实行抽签选举，公民充任官职的机会不均等。当雅典等民主制发达的城邦里元老院权力已衰落到微不足道的时候，它的长老会议仍享有极大的权力。另外，斯巴达公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也不发达，普通公民缺乏雅典人那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如果说雅典公民是参与型的，斯巴达公民则是“参与──依附型”的。
可就目前的希洛人来说他们却是彻彻底底的贵族社会，没有选举权，所有的权利都掌握在长老议会的手中，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那些掌握了所有权利的长老却没有出现在战场上，哪怕只是跳出来给予一些些许的鼓励他们都没有这样做！要知道若是麦西尼城邦守住了，那么享受至高权利的依旧是他们呀！
因此在发现城头已经无法守住的时候，汉尼拔悍然决定立刻放弃这里，他倒要看看这些长老们到底在耍什么阴谋，而他们能够笃定守住麦西尼的原因又是什么！
在听到的汉尼拔的想法与解释后，耶苏斯愣住了，此前他并没有想到这一层，而汉尼拔的话无疑是提醒了他，如果真如汉尼拔所说的那样，那么这其中便隐藏着一些十分重要的，他们并不知道的消息。
当下两人隐藏身形，轻松避开了两名守卫之后径直潜入了麦西尼卫城中的长老议事厅，也许这些长老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个危急关键的时刻除了斯巴达人还有人会冒险潜入到这里来，也正是在这里汉尼拔两人看到了令他们极为惊讶的一幕。
“作为罗马共和国的朋友，解散你们的军队，只留下常备的守卫部队，罗马将保护你们的安全！你们将会成为罗马高贵的盟友，最好的朋友，接受罗马的保护！”一位身穿着黑色长袍的罗马人站在大厅中用极其睥睨的气势对着周围的一众希洛长老说道，在他强大的气场下周围的希洛长老皆是沉默不语，没有说任何的话。
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古希腊本土就陷入了经济与社会危机。在波利比乌斯与普鲁塔克的著作里，到处都有斯巴达、埃托利亚、彼奥提亚以及希腊其他地区当时阴郁惨淡的景象。中层阶级的大规模破产、无产阶级的急速增长、城邦机构的腐化、风俗习惯的粗鲁化（埃托利亚人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的军队与强盗无异）。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每个城邦都有尖锐的社会纠纷，到处都有底层群众被“废除债务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发动起来杀死城邦上层分子、瓜分财产的情况。
在斯巴达，甚至还出现了纳比斯这样的君王。波利比乌斯称他的支持者是“一群杀人犯、夜贼、扒手和强盗”。据说，他驱逐富人，将富人财产分配给无产公民，解放了许多奴隶并给予他们公民权，这使斯巴达的军队有了许多公民兵。而且他每征服一处，便解放奴隶，流放当地的上流阶层，将其妻子嫁给自己的手下。如果剔除波利比乌斯上流社会出身带来的偏见，这位纳比斯简直就是一位革命领袖。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一直觊觎希腊世界的罗马人开始推行起了自己的政策，与对其他意大利同盟、属国以及被保护国的传统政策是一致的——支持亲罗马的集团。通常来说，这个集团都是城邦中最富有的那一部分，而这一次罗马人便将这个集团向着希腊世界发展了起来，他们急需建立一个亲罗马派的富有的寡头派，而不以中下层民众为主的民主派。
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各个城邦的贵族掌权者们便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尤其是像麦西尼，斯巴达这样的，而不是像雅典那样的民主制城邦。
罗马的同盟战略是为对付内外威胁所采取的与具有一定共同利益的集团或国家结成暂时或长久的军事、政治、经济或外交同盟的战略及策略，它本质上是罗马保护人习惯的扩展。其同盟战略可分为对内、对外两大类:对内以协商和最大限度让步的妥协方式来减小离心力，凝聚起强大力量一致对外。
对外以扩展有效管辖区域实施铁血和怀柔双管齐下的扩张策略，其同盟战略的扩展应用对象包括拉丁人、意大利等。随着同盟战略的有效实施和推广范围的逐步扩大，遂为罗马政权的进一步稳固和领土的急剧扩展提供了巨量资源。罗马同盟战略的内容、性质和重心是依据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公民需要来确定的。总体上看可分形成和发展两大阶段。从公元前5世纪初至公元前3世纪中期为形成阶段，主要采取武装冲突、趁火打劫，兼用强制外交和授予不同程度公民权以吸引被征服地上层的政策手段，分化敌对势力，巩固大国领导地位，突出表现在罗马稳定拉丁姆主导地位和初期征服意大利半岛的过程中。
罗马在塞尔维乌斯统治时期，就以实力控制了拉丁姆地区松散的同盟头领阿尔巴龙伽，公元前6世纪后，罗马取代了阿尔巴龙伽，该城的贵族家族遂迁至罗马，加人了罗马贵族行列。故在王政被废除前罗马就已是拉丁姆西北部的强国并采用政治手段笼络被征服地上层人士。塔克文紐.苏佩布被罗马人驱逐后，罗马实力得到增强从而招致邻邦的猜忌和敌意。当时罗马的威胁来自三方面:
第一，伊达拉里亚人不甘心退出，塔克文紐+苏佩布曾试图夺回政权，他们甚至将军队驻扎在紧靠凯利乌的边境;伊达拉里亚中心城市维爱离罗马城仅有18罗里(1罗里约为1.5公里)，构成对罗马的直接威胁，冲突不可避免。第二，邻近的拉丁部落安特姆奈、克鲁斯图美里乌姆、麦杜里亚、凯尼那以及科拉提亚等众多拉丁城市渴望寻机削弱罗马。第三，亚平宁山地部落伏尔西人、埃魁人和萨宾人等，他们对拉丁姆的出海口和少有的肥沃冬季牧场垂涎三尺，心经常袭击拉丁姆地区。
故罗马在共和初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伴随着持续不断的艰苦战争。面对周边严峻形势，罗马不得不积极寻求与拉丁人城邦集团建立和谐的军事政治同盟。在公元前493年，山地游牧部落频繁侵扰拉丁姆地区，这为双方建立军事政治同盟提供了极好机会。于是在平等基础上的同盟条约得以签订:双方提供同等数量军队并互相支援，最高统帅轮流产生;互相承认公民权，允许双方公民间的通商和通婚;共建联盟拉丁殖民地以抵御外敌;平分战利品等。
该盟约内容显示，罗马是和作为整体的城邦共同体签订的盟约，它意味着罗马实力被认为足以与联合起来的主要拉丁城市相抗衡，其在拉丁姆的优势地位得到充分体现。故罗马借此盟约，减轻了盟邦的敌意，使后方压力得以减轻，并屡屡战胜伏尔西人、埃魁人、萨宾人等，获取了巨大利益。
因得同盟之助而日益强大的罗马，还通过三次维爱战争击败了其宿敌维爱人。不仅清除了罗马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而且使罗马领土几乎增加一倍。”大量的财富和土地使战争的消耗得到了及时补充，国内贫穷公民分到了渴望已久的土地和战利品，缓解了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威慑了某些充满敌意的拉丁城市，巩固了其在同盟中的领袖地位;常年战争锻炼了军队，其军事实力不析增长。
罗马与拉丁同盟结盟的目的是为巩固在拉丁姆的优势地位，削弱和控制周边城邦。在结盟初期，它利用同盟内各邦间的矛盾，以分别与其签订同盟外条约方式，增强其对罗马的依赖度，从中获取特权以攫取更多利益。在攻下维爱城获得大量土地财富后，罗马并未按盟约规定分出土地建立联盟拉丁殖民地，而是向远在希腊的德尔菲神庙献金碗，借以提升国际形象，扩大区域影响。
不仅如此，它还抛开结盟各邦，分别与伊达拉利亚的法莱利、意大利中部的萨莫奈以及迦太基单独签订条约，这些违反盟约的做法引起拉丁城市的不满和嫉恨。为消弭隐患，巩固以罗马为中心的向心力，前381年，罗马授予图斯库伦城居民以罗马公民权，将其拉丁公社转变为罗马公社，正式加人罗马国家，保留其城市组织和自治权，“图斯库伦的贵族对这种新秩序采取了积极回应的态度”，罗马对图斯库伦成功安抚为其他小邦的归附提供了范例。
对于敌意较深的拉丁城则坚决实施军事打击。前360年提布尔、普莱尼斯特等拉丁城市举行反罗马联合军事行动遭到失败，被迫接受新“盟约”:拉丁同盟全部军事指挥权归罗马掌握;同盟每年选举的两名长官由罗马执政官直接领导等。新“盟约”彻底改变了罗马与拉丁诸城的平等关系.从此他们失去了与罗马讨价还价的砝码。前341年，拉丁盟友要求重订盟约，希望恢复他们从前所拥有的各项权利，不仅要求与罗马公民平分土地和财富，还要求元老院中半数席位和两名执政官中的一名从罗马以外的同盟城市中产生。
这些要求一方面反映了、拉丁诸邦对罗马强大后的不安，另一方面也初步显示出罗马共和政体的吸引力。但罗马人一向视公民权为禁脔，岂容他人分享?在遭到罗马拒绝后遂爆发战争。他们被击败后，臣属的地位更是得到了强化:自此以后，拉丁姆诸城邦和罗马之间签署的都是不平等条约，此外每个城邦签订的条约都不尽相同，而且罗马可单方面修改这些条约。罗马的至高地位因此得以确立。”
拉丁同盟被强制解散。但罗马人没有对战败的拉丁人进行恶毒的报复，而是冷静观察，因为报复只能妨碍实现自己的目标。回为笼络战败者，罗马出台一项新政策，即给予不同地区居民以对应的公民权。首先授予罗马附近3个地区正式罗马公民权，使罗马领土扩大到4500平方公里，人口至少达到100万;其次，对部分土地被没收的地区，允许保留形式上的独立，罗马承认其同盟关系;再次，保留从前的独立地位，但只能与罗马签约而不能相互签约，其男性居民获得“无投票资格的公民权”(半罗马公民权)。
罗马以和缓的理论上的“平等”，满足了拉丁同盟各邦统治者上层参与罗马政权的强烈要求。它在不伤害地方感情情况下，维护他们对拉丁人和其他民族的控制。”作为一个被征服集体，相对于罗马而言，它本质上是罗马境内每个依附民依附于自己保护人习惯的扩展。
罗马以军事实力为前提，以理论上的平等使被征服地统治上层融人罗马社会为手段，创造了新的同盟模式，该模式既符合罗马人实际利益，又能消弥被征服地与罗马的对立情绪，使之顺利融人罗马文明之中。新同盟策略为罗马快速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力和军力支持。
罗马采取主动结盟寻机打击对手、瓦解它国同盟、培植亲罗马势力促使它国内讧等手段，来达到战略目的。表现在萨莫奈战争、塔林顿战争和布匿战争中，此期的同盟战略为拉丁姆模式的进一步发展。罗马人所进行的萨莫奈战争虽艰苦异常，但胜利的罗马人能够“捐弃前嫌，不去斤斤计较刚刚结束的战争给自己的伤害，毅然与萨莫奈人再续合约。”
用这类条约构成了意大利同盟体系的基本部分，虽同盟者丧失了大量土地.且必须在罗马需要时提供军队，还规定各盟邦“应与罗马有相同的敌友”从此失去了外交权，但对于地方统治阶级来说，罗马人能保护他们“免遭内部革命的伤害，允许
他们根据自己的法律自行管理本地的人民，很少强求一律。罗马还会提醒上述民族，不必向罗马纳税亦可得到罗马的保护与和平地生活。”因此同盟者很少有受虐待的感觉。
在萨莫奈战争后，这类盟约遍及中部意大利。在塔林顿战争和布匿战争中，罗马的同盟战略以稳健方式推进并屡试不爽。布匿战争就是在南意大利同盟城市、附属国和罗马公民直接推动下展开的。开战第二年，西西里50座城市加入了罗马同盟，给叙拉古的耶罗二世造成了巨大压力促其倒向罗马，罗马允许他控制30英里周边土地和保证他的独立自治为条件使他成为了罗马人忠实盟友，罗马不仅从他那里取得了200塔兰特银子的赔款，同时还取得了大量的直接税收和贡赋，罗马与耶罗二世同盟的建立为取得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强保证。
在与迦太基进行海上争夺战时，也是南意大利的同盟者为罗马提供了大量水手和造船工，这些技术人员的参与大大缩减与迦太基海军技术与装备的差距，因为“在技术、战术各个领域，尤其在工程技术方面，他们都是专家”。吉本说：“罗马共和国正以自己的宽厚政策为荣，也常常得到她的养子的效忠和侍奉。如果她把罗马人的殊荣始终只限于让罗马城内的古老家族享有，那这个不朽的名声势必会在许多方面失去他的最耀眼的光辉。”
罗马同盟战略体现了罗马人务实明智之举。第一，共和前期，国内平贵斗争甚为激烈，周边强敌如林，生存压力决定了必须对内实施妥协、对外实施武力与拉拢并重的同盟战略。孟德斯鸠说：“当罗马人身边有许多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和那比较软弱的
敌人缔结一项停战协定，而这个敌人也就因为自己能够缔结这样一项协定而感到庆幸，它指望这样可以延缓一下自己被毁灭的命运。”
罗马的妥协政策使对它没有什么危险但能给它不少好处的那些国王依附于罗马，同时它还使对它没有任何好处但又十分可怕的那些国王的力量削弱下去。”第二，意大利半岛上国家间的无序状态为罗马扩展其同盟体系提供了最佳环境。“尽管罗马的同盟者这个头衔是一种奴役，但人们对这个头衔仍旧是十分向往的；因为这样人们就可确信，他们今后只受罗马人的侮辱了，而且他们也就有理由指望这种侮辱不会是很严厉的。
因此，各民族和国王便不惜提供各种服务，不惜做出各种低三下四的事情，以便取得这种头衔。罗马紧紧抓住恐惧与贪婪的人性弱点向他国统治者显示罗马人的“友谊”，为追随者提供安全与秩序保障，迎合了各邦上层心理。第三，罗马贵族与被征服地贵族本质上具天然联盟关系，故罗马人允许被征服者上层融入罗马集团，同罗马人一样成为国家主人。
所以一旦尊任罗马为保护者，他们便将命运与罗马的命运紧密联系于一起，对罗马也就有更多的期待。如此，“在任何人看来，罗马都不是外邦，沙宾人以为罗马是沙宾人的罗马、拉丁人以为是拉丁人的、伊特鲁利亚人认为是伊特鲁利亚人的、希腊人以为是希腊人的。”
故罗马实施的同盟战略并不单纯是罗马国家统治集团依据自身需要采取的一厢情愿的单边策略，建立盟友关系对于与罗马结盟的部落或国家来说，也不单是军事铁血的结果。罗马同盟策略表明它“能够与被征服者分享征服的成果”，对弱小者来讲，有了罗马保护就不再担心其他大国野心，还可紧随罗马大军之后，从他国灾难中获益，与罗马结盟能带来更多实惠，此为罗马同盟战略屡试不爽的吸引力所在。
第四，罗马为其忠实盟友提供了诱人的政治利益。“通过将公民权的扩展，罗马把意大利变成了自己休戚与共的朋友。在这点上，罗马人的政治智慧胜过了希腊人。罗马公民权是特殊待遇，能给公民带来财富、荣誉和安全。城邦体制下的罗马公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权利，非罗马公民则“在法律上不被认为是丈夫或父亲，不能成为合法的业主或继承人。这就是当罗马公民的价值，否则他就被置于法律之外，只有拥有公民资格的人才能进入到正式的
社会里。”
故罗马人视公民权如生命，从不轻易授予他人。从公元前4世纪起罗马欢迎某些被征服者家族成为罗马公民，也只授予那些最优秀、最尊贵的拉丁家族。罗马之所以未推行格式化统治模式，纵然由政治传统的保守性决定，但也说明罗马公民权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正因如此，盟约签订者为取公民权先后接受了排他性条款，这就很快形成以罗马为核心的辐辏式同盟体系，从而避免了同盟者中实力较强的挑战者出现，这样便可切实保证罗马在同盟体系中的绝对中心地位。
罗马同盟体系涵盖范围广、层次变化多，主要采取授予公民权、自治权或保留盟友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及生活习惯等妥协手段，控制盟友外交、财政和军事指挥权。盟友事实上转化为罗马治下享有一定自治权利的地方机构。罗马战略同盟体系可分
为两大层次，即拉丁层次和意大利层次。
拉丁层次的盟友享受不同级别的公民权。对拉丁居民实施“拉丁政策”，依其对罗马的忠诚度分别授予享受不同权利的罗马公民权。前338年拉丁同盟解散后，罗马采取与拉丁诸城分别签约方式，严禁拉丁城市之间再结盟。对邻近的其语言文化心态相同、宗教习惯信仰相近且对罗马忠诚的拉丁城市民授予完全罗马公民权，使之与罗马融为一体，扩大罗马城邦基础，以便共同应对其他部族。
对某些敌意较深的拉丁城市，强行剥夺其部分土地以示惩戒，但也允许保持形式上的独立。对一些古老拉丁城市，在允许保留城市自治和原来统治形式外，授予该类城市男性公民以不完全罗马公民权——“无参政权的罗马公民身份”(也称“拉丁权利”)，他们受罗马法律保护，并享有在不丧失父系继承权情况下与罗马妇女通婚的权利。
但罗马要求以上两种结盟者必须遵守盟约，双方保证在盟友遇到其他敌人攻击时互相提供军事援助。军队开支各自承担。
这些举动，是在向已处劣势的拉丁诸城表明，罗马人与他们是一种平等互助关系，并非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关系，他们无需向罗马交纳税金，无需在征服者统治下苟且求生。取得公民权或部分公民权的拉丁人从此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心甘情愿为罗马效
力，从而使拉丁姆地区与罗马逐步融合，保证了罗马向外扩张时后方基地的巩固。
建立罗马、拉丁殖民地是同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凝聚拉丁盟友向心力的重要举措。从公元前4世纪初开始，罗马实施了精心选择战略要地建立罗马、拉丁殖民地的策略。罗马殖民地建有城墙和堡垒，移人的公民耕战结合，是罗马忠诚而强固的前沿哨所。随着征服地扩大，罗马依此模式在新征服的战略要地上建拉丁人殖民地，有计划地将渴望土地的拉丁居民移民到这些地点。
至公元前338年，罗马已在拉丁姆建立14个拉丁殖民地。到公元前264年，大约6万份土地分给了罗马人和拉丁居民。尤其在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和拉丁的屯民遍布意大利北部那些从前为克勒特人所居住的地方，有些人移居到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荒
地上。”拉丁殖民地的建立满足了拉丁人要求与罗马人平分土地的渴望，保证了这些感激涕零的拉丁人对罗马的忠诚。罗马利用殖民者誓死保卫私有财产心理，进一步巩固了罗马要害地带的战略据点。
既对周边起到震慑作用，又可弥补罗马防务兵力之不足。它不仅成为罗马向外拓展势力的前锋和堡垒，还大大缓解了拉丁姆地区人口压力与土地不足的矛盾。第二是意大利层次。即罗马对拉丁姆以外被征服地居民的政策，采取建立同盟城市、自治城市的策略，形成“盟约”下的属地保护制。意大利“同盟者”皆是经交战处于劣势后被迫签约而与罗马建立“同盟关系”的。
“盟约”规定同盟城市可以免征税，但在罗马需要时必须提供“军事援助”，罗马则适时给予同盟城市以“保护”。同盟军队作为罗马的辅助部队，指挥权归罗马将军掌握，其给养和装备均由同盟城市自己解决；他们可与罗马平分战利品，但分配权由罗马掌控。
南意大利希腊城市居民可不服兵役，但有提供战舰和船只的义务；允许它们沿用原有语言、法律、宗教信仰和保留部分自治权。为防止各城市间联合，罗马禁止它们彼此间成为同盟者，此条款使凡与罗马结盟者皆失去所有同盟者，达到了分散各种反对力量的效果。在貌似平等与宽容策略下，罗马轻松取得了这些盟友的信任，在罗马“同盟”旗帜下他们逐渐丧失自治权和独立性而沦为罗马属地和罗马臣民，“可是它自己也说不
出到底它是在什么时候落到这种从属地位的。”
在同盟者内部实施的分化政策还包括在城市相对集中的发达地区建立自治城市，推进城市化进程以满足罗马更多的物质财富需求。表面上看，罗马对曾热心提供军事援助的部分伊达拉利亚城市和坎佩尼亚的居民授予罗马公民权，使之荣升为自治城市，但本质上讲，这些拥有所谓罗马公民权的非罗马人既无选举权，也无参政权，实际上只享有不完全罗马公民权(即半公民权)。
城市最高管理权与法律裁决权也操在罗马人手中，当罗马对外战争时，还必须向罗马提供军队。总之，罗马同盟战略是共和国发展过程中十分明智而又有效的政治手段，它以宗教传统为基础，制度力量作延伸，国家实力作保障，强大军力为后盾用“自我克制力”来替代疯狂的报复行为，以笼络被征服地上层手段达到控制其扩张所急需的战略资源的目的，同时将罗马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灌输到各地，起到了加速被征服地罗马化的作用。其同盟战略不仅保障了对意大利半岛的征服与统治，而且保证了历次海外战争中罗马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有效供给，为罗马成长为世界性帝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因此，希腊的民主派自然把希望寄托在了唯一可以指望的安提奥库斯三世身上。此外，埃托利亚同盟虽然在反对菲利普五世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公元前197年的条约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他们只得到了在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中失去的利益，因此，埃托利亚同盟也将目光转向安提奥库斯三世，指望叙利亚国王可以满足自己的要求。因此，公元前193年，埃托利亚同盟试图建立一个菲利普、纳比斯、安提奥库斯三世共同反罗马的同盟。但这个企图失败了，安提奥库斯三世这时还没有准备好入侵希腊，而菲利普五世在公元前197年的条约中保住了自己的基本盘，便不愿意为了安提奥库斯三世的利益而与罗马人重新开战。
斯巴达的纳比斯过早地发起了行动，结果被亲罗马的亚该亚同盟的名将菲罗培门击败，随即被埃托利亚同盟的援兵杀死。这次，没人阻止亚该亚同盟了，斯巴达于公元前192年成了亚该亚同盟的一部分，埃托利亚同盟的反罗马计划从一开始就失败了。于是，埃托利亚同盟干脆宣称安提奥库斯三世为自己联盟的最高统帅，并派使者邀请对方立即在希腊登陆，许诺假如安提奥库斯三世来到希腊，全希腊人都会热烈地欢迎他，并聚集在他的旗下与罗马作战。与此同时，埃托利亚同盟还在希腊内部以安提奥库斯三世代理人的名义，拉拢各个城邦，企图建立一个广泛的反罗马同盟。
埃托利亚同盟，这个位于希腊中北部山区的政治势力在古代历史中留下了强盗、渎神者、毫无政治信誉的名声。但考虑到波利比乌斯所属的亚该亚同盟与埃托利亚同盟的敌对关系，这些名声似乎名副其实还有待考证。埃托利亚人是一个主要居住于山区的民族，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放牧。山区的牧人与拥有肥沃土地的农民之间的矛盾，自希腊远古时候就有。。 我为汉尼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