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难道你们还有不满吗？”听到一位希洛长老的叫嚣，罗马使者不屑的向前踏出一步狠狠说道，他早已经洞悉了这些希洛人内心的想法，在他看来还有什么比这更愚蠢了的吗？这些希洛人根本不会所谓的阴谋，完全就是如同一群右耳一般，连自己心中的想法都无法有效的隐藏起来，果真不愧是奴隶出身！

　　速而巨大的成功有时反而会导致重大挫折，客观原因是力量与资源伴随着胜利与扩张而被稀释，结果反而导致战略失衡与整体脆弱。以利德尔·哈特为代表的一些战略家把这种现象称为“，并以此来解读战争史。但罗马的扩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例：台伯河边贫瘠的小村庄居然能持续扩张至横跨欧亚非，并屹立数百年不倒。罗马人的扩张为何如此成功？罗马如何避免了的风险？

　　这两个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同盟战略”。宽大的同盟条约是罗马继军事压力之后提供给对手的政治解决方案；条约的排他性使其同盟体系呈辐辏式特征，罗马稳踞中央；同盟体系同时兼有缓冲器、加速器和体外消化囊的功能，使罗马的扩张便捷而可持续。罗马治下的和平，正是通过建立和管理同盟体系而逐步实现的。

　　经过从公元前327年～公元前264年的一系列强制性外交和流血冲突后，绝大多数意大利邦国和部族被迫成为罗马的同盟国。拉丁人和某些非拉丁部族则依靠对罗马大军或援助或顺从的楷模行为，享有所谓的“平等条约”——在理论上和罗马平等，不必履行任何正式的义务，罗马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然而实际上，罗马所授予的任何身份都只是名义上的，所有附庸国都必须使自己的对外政策屈从于罗马的意愿，以罗马之敌为敌，以罗马之友为友，并且为罗马的战争提供兵源。以公元前225年为例，可供从军的盟邦成年男子约64万，而同一类的罗马人仅有30万。

　　在此后更大规模的扩张战争中，罗马元老院和它派出的将军们把历史上的同盟战略经验运用得更系统、更成熟，他们积极寻找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主动同弱小者结成同盟。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是罗马扩展同盟体系的最佳环境。小国之所以愿意与罗马结为同盟，是因为他们觉得从此将只受罗马人有限的侮辱，却无需再担心其他民族的野心。另外，一旦成为罗马的同盟国，就可以跟在罗马大军之后，从邻国的灾难中获利。于是，恐惧与贪婪的人性使罗马人的“友谊”处处都有欢迎者。

　　与此同时，罗马人把至少同等程度的精力放在瓦解别国的同盟上。通过制造分歧和矛盾来拆散别人的联盟，以新的同盟来巩固其他国家联盟的分裂，从而使得在任何时刻罗马都处在力量对比的相对优势状态。

　　这种分化策略不仅针对国家同盟，还可以用在单个国家的内部。罗马人热衷于在敌人或潜在敌人内部寻找盟友。假如有哪位国王的兄弟或部将闹分裂，罗马将在第一时间将其纳为同盟者并宣告予以保护。这种政策大大提高了叛乱的成功率，并对各国的野心家形成有力的鼓励。由此导致几乎所有独立政权内部都出现了一种影响深远的紧张感：国王们必须时时提防手下掌握实权的将领和封疆大吏，即便是兄弟和儿子都不能信任。长远看来，这种紧张与不信任显然大大限制了这些政权的活力和统治效率。

　　罗马人的同盟条约绝大多数是排他性的，一旦和罗马结成同盟，就不能与第三者结盟，即便它也是罗马的盟国。这意味着罗马的同盟体系是辐辏式的而不是网络式的：罗马位于核心，每个盟国与它联系，但任何两个盟国之间原则上都没有联系，这样罗马就无需担心同盟者中间出现挑战者。

　　挟同盟之威，罗马人所向披靡。一旦在战场上击溃敌人，罗马就会派出使节前去谈判，为对手提供颇有诱惑力的体面出路。罗马人提出的和平条件往往是让敌人按照罗马的要求成为同盟者，他们唯一的义务是在战时派出军队跟随罗马人作战。

　　将对方征服之后，罗马人通常不会直接吞并对方的领土，而是用同盟的方式完成“体外消化”。同盟国名誉上是独立而自由的，但罗马总能成功地在同盟国政权内部制造和利用派系斗争，支持亲罗马的势力稳固地占据上风，通过他们间接地管理盟国，并用几代人的时间逐步将它们变成更纯粹的属国。让各族人以同盟者的身份习惯于服从罗马权威的过程，也是各民族的独立身份认同一点点融化进罗马共和国的过程。在罗马提供的条约中，根本看不出他们有进一步取得统治权的野心，然而当各民族最终成为罗马的臣民时，“他们自己也说不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沦落到这种从属地位的。”

　　罗马人常常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剥削和掠夺个别同盟者。塞浦路斯的国王托勒密富甲天下，罗马便通过一项专门法律，据此可以“合法地”从还活着的托勒密那里“继承”巨额财产。当安条库斯在埃及取得艰难的胜利后，罗马的使节立刻前来抢夺胜利果实。据说罗马总督波庇留在安条库斯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对他说：“在走出这个圈之前，要回答我可以传达给元老院的话。”安条库斯稍稍犹豫之后无奈地回答：“我执行元老院所要求的一切。”

　　尽管罗马人从同盟中获得的人力物力令人印象深刻，但如果跳出单边的战略视野来看，罗马人并非仅仅是剥削者和消费者，因为他们改变了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罗马势力范围内的许多冲突都是在其强制外交下迅速结束的。

　　罗马共和国将从同盟者那里抽取的巨量资源转化为军事和政治力量，并覆盖整个权势范围，从而为所有人提供一种核心公共产品：秩序与安全，其霸权也由此获得了某种合法性。由此看来，罗马权势之经久不衰，不是单纯的军事优势能完全解释清楚的。

　　公民作为一种政治身份，最早出现于希腊城邦政治结构之中。希腊文的“公民”一词就由城邦一词衍生而来，其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所谓公民观念，主要指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和政治角色及由此而来的权利义务的认知，对他们与公民团体即城邦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希腊人的公民观念是公民观念的原始形态。不过，对二千年前公民观念的研究无法采用现代的问卷调查方法，我们只能根据史料记载的希腊公民的政治行为、他们创建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方式以及他们的思想代表所阐述的政治哲学来发现他们的政治观念。公民的政治行为是公民观念的外在表现，城邦民主制度是其物化形态，而希腊政治哲学则是其理性的提炼与升华。

　　希腊城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国家形式。其外表特征在于其小国寡民的规模，其本质特征在于其社会政治结构，即它是公民的自治团体，是公民在共同法律下分享共同生活和权利义务的政治体系。亚里士多德对希腊城邦进行过经典式的概括。他指出，判别一个城邦，不是以人口、城垣等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由公民组成。“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就成为一个城邦”。所以，公民是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他们是“属于城邦的人”。君主制下的臣民也属于国家，但因为国家属于君主，所以他们归根结底是君主的臣仆，而公民所归属的国家是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任何个人的臣仆。这是公民概念的原始含义。

　　不过，希腊公民只是城邦居民中一种特殊的身份团体。一般说来，只有纯属本邦血统的成年男子才能成为公民。这样，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就被排除于公民团体之外了。不过，在城邦演进过程中，公民资格也有变化。城邦形成之初，往往只有贵族或具备一定财产资格的人才能成为公民，下层平民在城邦民主比较发达的时代才获得公民权。有的时候，因贫穷等原因不能履行公民义务者就会失去公民权。当战争危机或公民人数不足时，还往往吸收外邦人和被释奴隶加入公民团体。不过，这些变例并不影响公民的实质意义。城邦是公民共同体，只有公民才属于城邦。获得公民资格，就意味着成为城邦的一分子，而没有公民资格的居民虽然生活于城邦中，但不属于城邦。希腊人称呼“雅典人”、“斯巴达人”的时候，他们指的仅仅是雅典或斯巴达的公民，不包含其他居民。外邦人被视为侨居的客民，妇女和奴隶仅属于家庭成员。公民在一生中，依次成为家庭和村社的成员，成年后，经过庄重的仪式取得公民资格，这时他才进入城邦公共生活领域，成为属于城邦的人。公民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公民对自己“属于城邦”这种政治角色的认同。

　　希腊的公民身份只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在与其他无公民权居民的对照中，公民的身份和地位才鲜明地凸现出来。与邦内其他居民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属于城邦。与外邦公民相比，也只有这个城邦属于他们。这种感觉十分真实。他们个人的安危荣辱，首先取决于城邦的命运。当城邦灭亡时，首要的受害者是他们，奴隶依然做奴隶，外邦人依然是外邦人，他们却失去了公民特权。失去了城邦，他们就沦为奴隶或外邦人，有时还遭到集体屠杀。城邦强盛，首先得益的也是他们。别的好处且不说，他们最珍爱的自由是只有在自己的城邦里才能得到的。所以公民观念首先是一种特权观念。

　　公民的这种特殊身份，是部落向城邦演进过程中部落成员保留下来的一项“历史权利”。在城邦形成之前，部落成员间的血缘纽带被视为神圣的，血缘部落与外人之间的界限非常严格。同一血缘集团的人自视为一个“自然”的整体。这种“自然”的整体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又被其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所加强。部落有自己崇奉的神，有自己的神坛、圣火和祭司。其神垣只有本部落的人才能进入，其公餐（神餐）和佳节也只有他们才能参加。部落的神绝对排斥外人，在这方面，有严格的禁忌。神不接受外人的祭享，甚至外人窥见祭仪亦为不祥。这一切都在部落成员与外人之间形成了坚深的界限，也无形中使部落成员产生与部落一体化的感觉。

　　城邦的共和政治起源于血缘关系，是具有共同祖先的原始家族和部落的联合。由部落演变为城邦，部落成员成为城邦公民，而城邦的宗教仍然是排外的。人们仍然以部落时代血缘和宗教共同体的观念来看待城邦，部落时代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仍然影响着公民的观念。正如法律史专家梅因所说：“在早期的共和政治中，所有公民都认为，凡是他们作为其成员之一的集团，都是建筑于共同血统上的”。尽管在城邦形成和演进过程中，血缘关系逐渐解体，外邦人不断被吸收和同化于同族人中，血缘关系已经变得混杂，城邦远不再是“自然”的了，即使如此，它仍然被视为“自然”的，即血缘的团体。人们仍然以血缘关系的观念来看待公民内部关系。这被梅因称为“最早最广泛的法律拟制”，即在法律上假定这些外来人也来自他们的同一祖先，将所有“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假定为属于同一血统、同一原始家庭。这是公民团体一方面自我封闭和极端排外，另一方面在公民内部产生对城邦归属感的重要根源。

　　事实上，在斯巴达，全体公民属于同一祖先的后代这种观念，在城邦形成后的数百年当中仍是真实的。整个公民集团都属于征服者部落的成员。在数百年中，极少有外邦人得到斯巴达的公民权。斯巴达人的生活中也沿续着许多部落生活的习惯，如公社集体所有制、公民内部的平等、公餐制等。与雅典类型的城邦相比，斯巴达实现了更高度的统一，应该与此有关。柏拉图曾虚构了一个“神话”，说城邦的人本为一土所生，互为兄弟姐妹，恐怕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他企图将全城邦变为一个大家庭，每个公民完全融合于城邦整体之中，消除“你的”和“我的”之分的理想，也应该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所以，希腊人的公民观念与近代公民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近代公民观念源于社会契约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是平等独立的个人的集合，公民权是受法律保障的个人权利。然而希腊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他们也就没有与城邦分离的意识和要求。在他们的心目中，“公民资格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分享什么。这很像是处于一个家庭成员的地位”。在西方，权利概念形成于罗马私法，希腊人还没有权利观念，他们所谓公民权，只是指公民资格或身份而言，还不是一种个人权利。

　　公民集团的狭小及其封闭性和排外性，犹如恒星塌缩带来物质的高度凝聚和密集一般，带来了城邦内部紧密的生活，这无疑又强化了公民内部一体化的心态。他们把城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自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他的价值依赖于整体。他的财产、家庭、利益、荣誉、希望，他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他整个的生活甚至死后的魂灵都属于城邦、系之于城邦。在城邦中，有他的一切，失去城邦，便失去一切。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说：“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是最可靠的庇护所，其中有着一切。如果它安全，就一切都安全；而如果它被毁坏，就一切都被毁坏了。”所以公民们拚死维护城邦的独立和自主，与城邦共存亡。在城邦间的战争中，战胜者有时要将城邦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杀掉。在城邦内部政治生活中，人们往往围绕着公民权展开殊死斗争。享有公民权的十分珍惜它、维护它，没有公民权的要得到它，失去公民权的要恢复它。公民权诚然能给公民带来某些实际利益，然而也使他们承担沉重的义务。这种义务有时甚至会使他们破产和丧命。所以他们争取公民权不仅是争取由公民权带来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得到公民身份，从而使自己不被排斥于城邦之外。这种属于城邦的感觉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十分重要，受到褫夺公民权和驱逐出城邦的处分，其严厉程度仅次于判处死刑，因为它等于剥夺了一个人的精神生命。

　　城邦在公民心目中如神物一般。公民们赋予它绝对的政治、宗教和伦理权威，能够全面地支配和干预个人生活。公民的肉体与精神、个人与家庭、财产与婚姻，都受城邦的统制。个人是城邦的工具，生为城邦，死亦为城邦。这在斯巴达最为明显。即使在雅典也是如此。据当时人描述说，雅典人认为他们的身体“是给他们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而他们培养自己的智慧，“其目的也是为着要给他的城邦作一点显著的事业”。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声称，“我们不应假想任何公民可私有其本身，我们毋宁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他认为，甚至公民企图自杀都应受到惩处，因为它使城邦丧失一个公民。每个公民从出生起，城邦就是他的最高监护人，要按城邦的需要来抚养和教育。于城邦无用的残疾人没有生存的权利。传说中的斯巴达立法者莱库古就不允许父母按自己意愿养育后代。孩子生下后，要由部族里的长者代表国家检查婴儿，如果孩子瘦弱畸形，就丢弃到山里不准抚养。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设计的理想城邦中，都肯定了这一做法。一般希腊城邦都禁止不婚，斯巴达还进一步惩罚晚婚。结婚不是公民私人事务，它是公民为城邦生育下一代公民的责任。个人的财产永远受城邦的支配，公民的教育、生活方式，甚至服饰、饮酒、娱乐等，都受城邦的控制。一切都按城邦的需要来安排，为了城邦，个人要作出无条件的牺牲。个人还必须斩断自己的一切私情，完全以城邦的利益为依归。据记载，斯巴达在一次战役中失败，公民死者甚多。消息传到国内，战死者的父母对于公众必须笑容满面，庆幸其他人的子女生还，而已知其子幸免于难即将相见者，则必须哭泣，为其他人失去儿子而悲伤。人的自然感情竟能如此倒置，可见公民融入城邦之深！

　　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城邦也属于他们，公民身份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城邦的主人。按一般希腊人的观念，公民相互间是平等的，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所以典型的城邦制度就是城邦共和国。

　　公民身份最主要的标志是他们享有政治权利。亚里士多德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⑿他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公民是能够参与城邦最高统治机构的人。的确，除少数僭主制城邦外，各城邦普遍设立公民大会作为城邦最重要的权力机构，城邦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公民集体讨论决定。公民的身份就意味着参政的权利，只是在不同的城邦，公民的范围、公民参政的广度和深度、公民内部政治生活活跃发达的程度等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实际上，即使像斯巴达那样被公认为贵族政体的城邦，公民大会仍是城邦最重要的权力机构。长老会议成员和监察官都由公民大会选出，重大事务，尤其像战争结盟等关系城邦生死存亡的大事，只有在公民大会上才能决定。仅就公民内部关系而言，斯巴达无疑也是民主制城邦。并且它公民内部的平等比任何一个城邦都更稳定。它也从未建立过僭主制，也厌恶其它城邦的僭主制。希腊人之所以将其称为贵族制，因为与雅典的民主制比起来，它不实行抽签选举，公民充任官职的机会不均等。当雅典等民主制发达的城邦里元老院权力已衰落到微不足道的时候，它的长老会议仍享有极大的权力。另外，斯巴达公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也不发达，普通公民缺乏雅典人那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如果说雅典公民是参与型的，斯巴达公民则是“参与──依附型”的。

　　僭主制是希腊特有的专制形式。所谓“僭主”是指不依合法程序不经公民授权而僭取国家权力者，也就是僭取了本由公民集体享有的政治权力，所以被视为违背常规和不合法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僭主政体就不像一个政体”，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是城邦正常的组织形式和统治方式。如果勉强把它算作一种政体的话，那它也是“最为恶劣的”。⒀这几乎是希腊政治思想家一致的看法。

　　除政治权利外，公民还享有相应的其它一些权利和履行一系列义务。权利中主要的是占有土地的权利。农业是城邦和个人生活的基础，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城邦的土地只能属本邦人所有，无公民权的外邦人无权占有土地。义务中最重要的是服兵役。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度。公民们平时务农、经商、做工，战时应征从军。外邦人和奴隶在战争中承担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冲锋陷阵的总是公民。行军中奴隶为主人背负武器干粮，伺候主人的起居，但临战时则是主人披挂上阵。甚至作战所需马匹、甲胄、剑盾等武器，给养、随从的奴隶等，都需自己准备，平时作好这些准备是公民义务的一部分。装备一个骑兵或重装步兵的费用是相当昂贵的。城邦的主人同时是城邦的保卫者，公民身份与战士身份是一致的。公民共和国同时也是战士共和国。

　　公民将政治统治者、土地占有者和城邦保卫者几种身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城邦主人的身份在这几种角色中得到具体体现。这几种角色也包含了他们主要的权利与义务。希腊公民观念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实际上，希腊人并没有明确区分权利与义务。出席公民大会、参加陪审法庭、充任官职、从军作战，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它们都是由公民身份而来的。享有某种权利，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在希腊城邦历史上，很少见公民逃避自己应尽义务的情况。承担的义务不同，享受的权利也不同。当公民为城邦能够尽较多义务时，他们就期望得到较多的权利，也一定会采取积极行动去争取它。所以，军事制度和战争技术的变化会影响不同公民集团所尽军事义务的份量，从而直接改变政治权利的分配。一般说来，当军队以骑兵为主力时，政治上往往是贵族制或寡头制，因为只有少数贵族才养得起马，充当骑兵；当军制改为以密集型重装步兵为主体后，富裕平民就跻身于军队主力，城邦政治权力的基础也相应地扩大，贵族制便让位于温和的民主制；在海军成为城邦主要军事力量的时候和场合，大量下层平民在海军中充当水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政治地位也相应提高，这往往导致平民政体的建立；最后，在城邦衰落的时代，轻装步兵出现在战场，受到专门训练的职业军人取代了公民兵。公民不再服兵役，同时也失去了政治权利。

　　主人的身份使公民产生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要求。由于城邦规模狭小，个人与城邦的利害关系是直接可见的。如果把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用分数来表示，公民总数是分母，每个公民是分子，那么，分母越小，个人与城邦的距离越近，个人的相对值越大。这一方面使公民关心城邦公共事务，把城邦事务视为自己事务，另一方面也产生公民内部的冲突。公民内部不同集团对城邦的政治权利、官职、土地等都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围绕着相互冲突的要求展开了激烈的党派斗争。这是导致城邦衰落的主要原因。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党派冲突的心理根源正是公民的公共意识。由于这种公共意识，公民们才能够产生对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的期望，并采取积极的集体行动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在希腊城邦时代，最重大的政治斗争都发生在公民内部，无公民权的居民在政治上表现比较沉默和消极，因为他们缺乏公共意识。

　　公民集团的人数很少。典型的城邦公民人数在625─1250之间，较大的城邦公民人数也不过万人左右。⒁邦内公民间一般都能比较熟悉。这就容易产生公民集团内部非常紧密的共同生活。在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和议事会等机构中，他们共同讨论和决定国家事务，裁决各种讼争。在战场上，他们并肩战斗，生死与共。此外，他们还有公共的宗教生活、文化生活等。在斯巴达，公民都是战士，他们共同生活在军营里，专门从事军事训练、战争和管理国家。他们构成城邦的职业军人和统治者集团。在雅典，公务活动非常频繁。特别是在实行公职津贴以后，大批公民可以完全放弃私人经济活动，专门投身于公共事务。政治生活成为每个公民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发达的公共生活是公民公共意识的摇篮。伯里克利在雅典民主极盛时说：“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⒂这句话最简明地表达了公民的公共意识。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在本性上“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⒃他的意思是说，人必须过城邦生活，只有融于城邦，为城邦服务，才能真正完善人的本性。这是对公民公共精神的抽象概括。

　　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意识，公民们不能容忍把他们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梭伦改革的背景时指出，平民感到不满的有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他们觉得自己“实际上什么事都没有参与。”⒄这种强烈的参与感是公民所特有的。城邦也不允许公民只顾自己私人事务，不顾城邦。雅典曾有一项法律，规定可以控告某人有“私心”，并依此定罪。所谓“私心”就是对国家缺乏好感。梭伦立法甚至规定：一个人如果在国内出现党派分裂时不参加任何一方，就要被剥夺选举权。⒅这是公民意识在法律上得到的肯定。

　　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政治制度、一种生活方式和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首先出现在古代希腊。希腊人有作为自由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把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追求。当他们奋起推翻僭主统治的时候，他们是为了得到自由；当他们反对贵族寡头垄断统治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扩大自由；当他们反抗外来压迫和侵略时，他们意识到这是为维护自由而战。雅典人回答波斯的劝降者说：由于我们是渴望自由的，因此我们将尽我们能力之所及来保卫我们自己“。⒆他们把自由作为首要的价值，认为”要自由才能有幸福“。⒇自由理想最集中地体现了公民的政治价值观。

　　希腊社会最基本的区分是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分，自由人的自由正是在与奴隶的受奴役状态的比较中才凸现出来。G·法拉尔说：希腊人“在与奴隶状态的比较中来理解他们的自由，政治自由意味着──心理上和事实上──使自己离开奴隶地位。”奴隶从属于主人，没有独立人格，受主人的任意支配，“不得按自己的意志生活”。而“自由人”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指成年人。一个男子成年后，便从父亲的管辖下解放出来，具有独立人格，开始按自己的意志生活，享有某些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就是他的自由。自由人虽然也要服从，但他们只服从法律，不屈从于任何具体的个人。就如伯里克利所指出的：“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一个斯巴达人向波斯国王介绍他的同胞时说：“他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做”。法律没有人格，没有感情，公正无私，它的权威是大家公认的，每个人自愿接受的。在法律的统治下，人人平等，不失尊严。人们在对法律的服从中实现了自由。法律来自古老的受人尊敬的习惯，这种习惯是人们共同生活中形?傻淖荚颍⒈桓秤枭袷サ囊庖濉Ｔ谡蚊裰鞣⒋锏氖贝墒枪裎约褐贫ǖ男形娣叮苑臃傻扔诜幼约骸７粗尤魏胃鋈俗ǘ系囊庵荆际鞘芘邸Ｅサ闹魅耸蔷咛宓娜耍耆咀约阂庵竞腿涡裕ǘ系胤⒑攀┝睿惺怪淙ǎ杂扇擞肫渌杂扇耸瞧降鹊模敲挥兄魅耍环庸踩ㄍ头伞?P&&&&&&&&&&&&&&&;

　　这就是希腊一般自由人的自由。无疑，它只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并且是以牺牲多数人的自由为前提的。即使在自由人内部，自由也是有等差的。自由人中享受自由最充分的是全权公民。他们除了享受一般自由人的自由外，还享有充分的经济和民事权利：占有土地权、充分财产权以及婚姻、诉讼、宗教活动等方面的权利。特别是他们还独享着政治自由，即参加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的权利、担任城邦公职的权利等。这是公民自由的核心内容。

　　公民独享的政治自由指在公共生活或政治生活领域的自主与自治，它的含义更接近于近代人所讲的民主权利。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城邦是“公民共同体”，是“平等者公社”。每一个公民，不仅在私人事务中，而且在公共事务中也被视为独立和自主的人，在理性上和道德上成熟的人，有能力享受公民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是作为城邦民主制基础的一个基本原则。由这些独立自主的公民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并不需要父亲般的权威对他们进行监护与指导，把他们当作精神上没有断乳的孩童，更不能容忍高高在上、独断专行的统治者任意处置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干涉他们的行为。他们只服从公共的权威，不服从私人的权威。公共权威掌握在公民自己手里，他们定期集会，讨论和决定一切重大事务。每个人都服从集体的决定。负责日常事务的官员由公民选举产生并受他们的监督，官吏们执行法律的意志，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实行专断的统治，更不能享有凌驾于公民之上的特权。亚里士多德曾一再强调，城邦政治家的权威不同于家长、主人和君王的权威，“政治家所治理的人是自由人”，他们所执掌的权威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付托的权威”。

　　在平民政体下，公民的自治甚至发展成为“轮番为治”，即通过抽签选举或按一定时间轮值等方式，每个公民都有同等的机会轮流担任公职。亚里士多德曾概括道：平民政体里自由的要领之一就是，在政治生活中，“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所以会有这种做法，他解释说：根据平民政体的自由宗旨，人人应不受任何人的统治，只是这样的自由事实上不能得到，于是遂有轮番为统治和被统治的政制。伯里克利在赞扬雅典民主时也说：“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

　　在希腊公民看来，他们通过公民集体决定自己的命运，服从公民集体，也就是服从自己。这就是公民自由的要义。当他们反抗波斯帝国和其它城邦的武力威胁时，他们要捍卫的就是这种自由。因为自由只有在自己的城邦里才能享受。城邦被征服，公民就丧失了自治权。当他们推翻僭主统治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恢复自由。在僭主统治下，公民被剥夺了政治参与权，仅仅专注于私人事务，与每个人命运攸关的公共事务被僭主个人所垄断。当他们内部发生党争的时候，争斗的焦点是限制还是扩大自由。在贵族（或寡头）制度下，多数平民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也就是被剥夺了自由。自由的价值在平民政体下得到最热烈的拥戴。希腊思想家都认为，自由是平民政体的精神特征。贵族（或寡头）政制下，赋予财富、门第、才能、美德等以特殊价值，依此剥夺平民的政治权利。而平民政体则把自由置于首位，使每个具有自由身份的人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参政机会。这种平等感和参与感构成公民自由意识的要素。

　　希腊公民身份是作为一种特权存在的。它以排斥其他人甚至以对他人的奴役为前提。公民观念一方面强调公民内部的平等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另一方面又承认对无公民权者的歧视和压迫。两者完全缠结在一起。这是它与现代公民观念的主要区别。但它关于公民与公民共同体即城邦（国家）关系的认识，关于公民与社会公共权威的关系以及公民之间关系的看法等，毕竟构成了现代公民观念的雏形。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除了宗教这一古老的社会文化现象外，奥林匹克运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历史最为悠久的社会文化现象。奥林匹克运动的起源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76年。但在此以前，古奥运会可能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

　　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的历史转折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国家的产生，约公元前800年左右，在希腊半岛及其附近岛屿产生了200余个城市国家，史称城邦。它是国家的初级形式，特点为小国寡民，一城一邦，互不相属，最多只是形成几个地区性联盟，而在此时期未出现统一的王国，城邦各自为政，无统一君主，城邦之间战争不断。另一转折是出现了古希腊民族形成的趋势，各城邦的公民均认为他们属于同一民族，称自己为“希腊人”，称各城邦之国土为“希腊”。他们由于进入希腊的时间不一，形成了阿卡亚、伊奥利亚、爱奥尼亚和多利亚四种方言，但其语言是共通的，并随城邦之形成创造了共同的字母文字。希腊各邦均以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之年（公元前776年）作为纪年，并具有共同的节日与文化。奥林匹克运动会自此始，希腊信史时代也自此始，

　　有关古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源头已经不可考，但是有些神话和传说流传下来。传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为祭祀宙斯而定期举行的体育竞技活动。另一种传说与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有关。赫拉克勒斯因力大无比获“大力神”的美称。他在伊利斯城邦完成了常人无法完成的任务，不到半天功夫便扫干净了国王堆满牛粪的牛棚，但国王不想履行赠送300头牛的许诺，赫拉克勒一气之下赶走了国王。为了庆祝胜利，他在奥林匹克举行了运动会。

　　关于古奥运会起源流传最广的是佩洛普斯娶亲的故事。古希腊伊利斯国王为了给自己的女儿挑选一个文武双全的驸马，提出应选者必须和自己比赛战车。比赛中，先后有13个青年丧生于国王的长矛之下，而第14个青年正是宙斯的孙子和公主的心上人佩洛普斯。在爱情的鼓舞下，他勇敢地接受了国王的挑战，终于以智取胜。为了庆贺这一胜利，佩洛普斯与公主在奥林匹亚的宙斯庙前举行盛大的婚礼，会上安排了战车、角斗等项比赛，这就是最初的古奥运会，佩洛普斯成了古奥运会传说中的创始人。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古代希腊生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事件。甚至战争也要为运动会让路。交战的双方会暂停攻击，等到5天运动会结束以后再继续开火。“奥林匹克神圣休战”的历史，由来已久。公元前884年，古希腊爆发战争，人民在战火中艰难度日。看到民众渴望和平，拥有奥林匹亚的伊利斯（埃利斯）城邦国王伊菲托斯（伊菲图斯）与正在攻打他的斯巴达城邦达成协议，决定恢复奥林匹亚的盛典；而为了使运动员和观众能够按时到达并安全返回，双方同意在此期间的一个月停止战争。这就是著名的“奥林匹克神圣休战”的起源。休战协议铭刻于一个铁饼上，存放在奥林匹亚赫拉神庙。

　　“神圣休战协议”规定，希腊各城邦不管任何时候进行战争，都不允许侵入奥林匹亚圣区。即使是战争发生在奥运会举行期间，交战双方都必须宣布停战，准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停战期间，凡是参加奥运会的人，都将受到保护。

　　协议还规定，在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凡是携带武器进入奥林匹亚的人应当受到惩罚；通往奥林匹亚的所有道路畅通无阻，任何人不得拦阻。违背“神圣休战”的人和城邦都会受到严厉制裁。

　　伊菲托斯时代的古代奥运会未留下详细的史料。公元前5世纪，雅典僭主希庇亚斯（希皮亚斯，希皮亚）才开始为古代奥运会编届次。这项工作后来又由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继续。

　　古希腊人是热爱体育运动的民族，体育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希腊人之重视体育运动，其原因从社会传说推测，可能是因为体育和军事技术有相关联系。在原始社会末期，实行军事民主制组织管理，战争和掠夺是社会生活中经常的事情，需要健壮的身体和军事技术，也就成为人们，特别是那些部落首领应具备的主要品质。因此，体育运动便很自然地受到古希腊人的重视。从荷马史诗中可以了解到，在那个“英雄时代“里，希腊人就把体育运动看作是增强体质和娱乐人心灵的活动。公元前8世纪以前，古希腊就已盛行拳击、角力、赛跑、射箭、投枪、掷石饼和战车赛等竞技活动。

　　古希腊各城邦经常在祭神庆节举办运动会，规模比较大的有：奥林匹克、伊斯特摩斯、皮托、尼米亚。其中，最负盛名和影响最大的是在奥林匹亚地方举行的运动会，即奥林匹克运动会。

　　希腊人在公元前776-公元393年之间共举行了293次奥林匹克体育运动盛会。这是希腊民族在人类体育发展史的光辉篇章，也是世界古代中期文化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页。

　　据传，古希腊人为了供奉神灵便筑起神坛，在坛前燔祭他们所杀献的牲畜，同时举办庆祝活动，伴随有颂歌和舞蹈。以后，他们又建筑了坛场和大庙。在规定的时刻，希腊人汇聚一起在庙坛举办庆节，祭神的庆祝节日活动，后来又增加了体育和竞技的内容。这可能是古代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雏型。

　　这时候，从希腊各地来的人们汇聚奥林匹亚，他们当中不仅有运动员，还有哲学家、讲演家、艺术家和诗人。比赛期间，既有规模宏大的音乐、戏剧文娱表演，也有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和讲演家发表的祝辞。参加比赛的运动员的基本条件要求是纯希腊血统并获有公民权的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初竞赛项目主要有赛跑和角力，以及拳击、战车赛等。在奥林匹克竞技中，跑占有重要的位置，赛跑按“斯泰德”计程（1个斯泰德约相当于185-225米），最初只有短跑(1个斯泰德），以后逐步增加了往复跑（2个斯泰德）、长跑（7-24个斯泰德），还有武装赛跑和火炬赛跑。短跑有预决赛，可能还按年龄和身体状况分组，跑的姿势已和今天大体相近。

　　每一个竞赛优胜者要戴上桂冠，戴着桂冠的优胜者被当作神来崇拜。最著名的诗人向他们奉献赞美诗，第一流的艺术家为他们在奥林匹亚建造纪念雕像。优胜者的家乡把他们当作出征凯旋的英雄来欢迎，有的城市还故意把城墙打开一个缺口，让他们像征服者那样进城。这也就是为什么诸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科学家也都是体育健将。他们注重的是德智体的发展，优胜者得到最高的荣誉，受到普遍的尊敬。

　　奥林匹亚遗址得名于希腊传说中诸神会聚的奥林波斯山位于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的皮尔戈斯之东，阿尔费夫斯河与克拉泽夫斯河汇流处，距雅典370公里。遗址是一个体育运动和宗教仪式的混合体。奥林匹亚遗址东西长约520米，南北宽约400米，中心是阿尔提斯神域=，也是人们祈祷、祭祀，吃饭喝酒的的场所。神域内的主要建筑是宙斯神庙和赫拉神庙，此外还有圣院、宝物库、宾馆及行政用房等。

　　最初的奥运会比赛是在奥林匹亚村的阿尔齐斯神域内进行的，后来在神域的东北角修建了一块长方形运动场，周围有依天然地形修成的看台。运动场跑道宽32米，每次可供20名选手同时比赛，长为192米。起跑线用石条铺成，上面刻有两道平行的小槽，供运动员起跑时使用。

　　古代奥运会不仅是一种竞技大会，在它延续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实际上是古希腊人的一个全国性节日，具有全希腊的意义。各城邦派出的优秀选手则在竞技场上奋勇拚搏，他们赤身裸体进入赛场，向神和观众展示他们超人的体能、健美的身体和良好的教养。

　　奥运会的盛况大大超出了竞技比赛的范围，它是希腊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推动政治交流、促进贸易发展、繁荣希腊文化、融合民族感情的作用，它使全希腊人民在和平的气氛中欢聚一堂，其丰富的内容和壮观的场面，形成了全希腊最盛大的节日。

　　“那么，你为什么就能够保证斯巴达人一定便会退兵了？就凭你，和你的两名卫士？”另一名希洛长老站了出来凝神问道。

　　在他看来虽然罗马人的条件十分诱惑，与此同时也处在希洛人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可是他为什么又能保证兵临城下的斯巴达人就一定能够接受他的提议呢？

　　要知道斯巴达人可从来都不是什么能够好说话的主儿！ 我为汉尼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