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城邦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国家形式，外表特征是小国寡民的规模，本质特征则是由公民自治团体所组成的社会，是公民在共同法律下分享共同生活和权利义务的政治体系。
对于希腊的各城邦来说公民是构成城邦的基本要素，他们是属于城邦的人。虽然君主制下的臣民也属于国家，但因为国家属于君主，所以他们归根结底是君主的臣仆，而公民所归属的国家是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任何个人的臣仆，这一点即便是斯巴达也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所有城邦都以公民为重。
一般说来，只有纯属本邦血统的成年男子才能成为公民，这样一来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就被排除于公民团体之外了。不过在城邦演进过程中，公民资格也有变化，城邦形成之初，往往只有贵族或具备一定财产资格的人才能成为公民，下层平民在城邦民主比较发达的时代才获得公民权。有的时候，因贫穷等原因不能履行公民义务者就会失去公民权。
只有当战争危机或公民人数不足时，才会吸收外邦人和被释奴隶成为公民团体中的一员。
不过这些变例并不影响公民的实质意义，城邦是公民共同体，只有公民才属于城邦。获得公民资格，就意味着成为城邦的一分子，而没有公民资格的居民虽然生活于城邦中，但不属于城邦。希腊人称呼“雅典人”、“斯巴达人”的时候，他们指的仅仅是雅典或斯巴达的公民，不包含其他居民。外邦人被视为侨居的客民，妇女和奴隶仅属于家庭成员。公民在一生中，依次成为家庭和村社的成员，成年后，经过庄重的仪式取得公民资格，这时他才进入城邦公共生活领域，成为属于城邦的人。公民观念的核心内容，就是公民对自己“属于城邦”这种政治角色的认同。
希腊的公民身份只是少数人的一种特权，在与其他无公民权居民的对照中，公民的身份和地位才鲜明地凸现出来。与邦内其他居民相比，他们觉得自己属于城邦。与外邦公民相比，也只有这个城邦属于他们。这种感觉十分真实。他们个人的安危荣辱，首先取决于城邦的命运。当城邦灭亡时，首要的受害者是他们，奴隶依然做奴隶，外邦人依然是外邦人，他们却失去了公民特权。失去了城邦，他们就沦为奴隶或外邦人，有时还遭到集体屠杀。城邦强盛，首先得益的也是他们。别的好处且不说，他们最珍爱的自由是只有在自己的城邦里才能得到的。所以公民观念首先是一种特权观念。
公民的这种特殊身份，是部落向城邦演进过程中部落成员保留下来的一项“历史权利”。在城邦形成之前，部落成员间的血缘纽带被视为神圣的，血缘部落与外人之间的界限非常严格。同一血缘集团的人自视为一个“自然”的整体。这种“自然”的整体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又被其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所加强。部落有自己崇奉的神，有自己的神坛、圣火和祭司。其神垣只有本部落的人才能进入，其公餐（神餐）和佳节也只有他们才能参加。部落的神绝对排斥外人，在这方面，有严格的禁忌。神不接受外人的祭享，甚至外人窥见祭仪亦为不祥。这一切都在部落成员与外人之间形成了坚深的界限，也无形中使部落成员产生与部落一体化的感觉。
城邦的共和政治起源于血缘关系，是具有共同祖先的原始家族和部落的联合。由部落演变为城邦，部落成员成为城邦公民，而城邦的宗教仍然是排外的。人们仍然以部落时代血缘和宗教共同体的观念来看待城邦，部落时代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关系仍然影响着公民的观念。正如法律史专家梅因所说：“在早期的共和政治中，所有公民都认为，凡是他们作为其成员之一的集团，都是建筑于共同血统上的”。
尽管在城邦形成和演进过程中，血缘关系逐渐解体，外邦人不断被吸收和同化于同族人中，血缘关系已经变得混杂，城邦远不再是“自然”的了，即使如此，它仍然被视为“自然”的，即血缘的团体。人们仍然以血缘关系的观念来看待公民内部关系。这被梅因称为“最早最广泛的法律拟制”，即在法律上假定这些外来人也来自他们的同一祖先，将所有“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假定为属于同一血统、同一原始家庭。这是公民团体一方面自我封闭和极端排外，另一方面在公民内部产生对城邦归属感的重要根源。
事实上在斯巴达，全体公民属于同一祖先的后代这种观念，在城邦形成后的数百年当中仍是真实的。整个公民集团都属于征服者部落的成员。在数百年中，极少有外邦人得到斯巴达的公民权。斯巴达人的生活中也沿续着许多部落生活的习惯，如公社集体所有制、公民内部的平等、公餐制等。与雅典类型的城邦相比，斯巴达实现了更高度的统一，应该与此有关。柏拉图曾虚构了一个“神话”，说城邦的人本为一土所生，互为兄弟姐妹，恐怕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他企图将全城邦变为一个大家庭，每个公民完全融合于城邦整体之中，消除“你的”和“我的”之分的理想，也应该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所以希腊人的公民观念与近代公民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近代公民观念源于社会契约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是平等独立的个人的集合，公民权是受法律保障的个人权利。然而希腊公民是“属于城邦的人”，他们也就没有与城邦分离的意识和要求。在他们的心目中，“公民资格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分享什么。这很像是处于一个家庭成员的地位”。
在西方，权利概念形成于罗马私法，希腊人还没有权利观念，他们所谓公民权，只是指公民资格或身份而言，还不是一种个人权利。
公民集团的狭小及其封闭性和排外性，犹如恒星塌缩带来物质的高度凝聚和密集一般，带来了城邦内部紧密的生活，这无疑又强化了公民内部一体化的心态。他们把城邦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自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他的价值依赖于整体。他的财产、家庭、利益、荣誉、希望，他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他整个的生活甚至死后的魂灵都属于城邦、系之于城邦。在城邦中，有他的一切，失去城邦，便失去一切。
所以公民们拚死维护城邦的独立和自主，与城邦共存亡。在城邦间的战争中，战胜者有时要将城邦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杀掉。在城邦内部政治生活中，人们往往围绕着公民权展开殊死斗争。享有公民权的十分珍惜它、维护它，没有公民权的要得到它，失去公民权的要恢复它。
公民权诚然能给公民带来某些实际利益，然而也使他们承担沉重的义务。这种义务有时甚至会使他们破产和丧命。所以他们争取公民权不仅是争取由公民权带来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得到公民身份，从而使自己不被排斥于城邦之外。这种属于城邦的感觉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十分重要，受到褫夺公民权和驱逐出城邦的处分，其严厉程度仅次于判处死刑，因为它等于剥夺了一个人的精神生命。
城邦在公民心目中如神物一般。公民们赋予它绝对的政治、宗教和伦理权威，能够全面地支配和干预个人生活。公民的肉体与精神、个人与家庭、财产与婚姻，都受城邦的统制。个人是城邦的工具，生为城邦，死亦为城邦。这在斯巴达最为明显。即使在雅典也是如此。雅典人认为他们的身体“是给他们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而他们培养自己的智慧，“其目的也是为着要给他的城邦作一点显著的事业”。
就连亚里士多德也明确地声称，“我们不应假想任何公民可私有其本身，我们毋宁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他认为，甚至公民企图自杀都应受到惩处，因为它使城邦丧失一个公民。每个公民从出生起，城邦就是他的最高监护人，要按城邦的需要来抚养和教育，于城邦无用的残疾人没有生存的权利。
斯巴达就是典型不允许父母按自己意愿养育后代的城邦，斯巴达认为在孩子生下后，要由部族里的长者代表国家检查婴儿，如果孩子瘦弱畸形，就丢弃到山里不准抚养。这一点即便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设计的理想城邦中，都肯定了这一做法！！！！！ 我为汉尼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