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

　　这个小世界里有很多人和事，但终归只属于他一个人。

　　这一个人不存在了，这个小世界也就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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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颗最卑微寻常的尘土，我是一滴最转瞬即逝的露珠。走在路上，没有任何人会多看一眼。所以我叫陈路凡。

　　而这一本书，讲述的就是陈路凡的世界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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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南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也是新中国最年轻的一座城市。

　　这一座城，人们习惯上把它称作深圳。但在陈路凡的世界里，却习惯把它叫做滨海市。

　　滨海市有几千万人口，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桥头堡。所以在这里，每时每刻自然都会有很多故事发生。

　　这里有全中国最壮观最美丽的摩天大厦，最喧嚣热闹的酒吧，最具有文化气息的中心书城，以及最宜人的大梅沙海滩。

　　当然也有最豪华的跑车，最青春靓丽的美女，以及更为拥挤的人群。

　　但陈路凡的故事，却要从这里的一所大学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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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但滨海市的天气依然很热，比很多地方的夏天还热。

　　今天也是如此，即便校园内全都是高大的梧桐树，但依然很少有人愿意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出来活动。

　　但是时间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天空中却突然飘起了一阵蒙蒙的细雨。

　　这种情况在滨海市很常见。在滨海市，有很多时候甚至一连一两个月，都会每天下一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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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滨海大学研究生院入学报到的最后一天。

　　四点钟刚过，研究生院新生接待区这里走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径直走到了文学院的接待桌前，先用右手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录取通知书。

　　然后非常礼貌地说了一句：“你好，我来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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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已经三十四岁了，不过整体看上去还是蛮精神的，而且还非常清爽利落的感觉。

　　但即便这样也已经很让接待人员很吃惊了，因为这么大年纪还来读研究生的，绝大多数都会是在职生，很少有人来读这种全日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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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接待桌后面的是两个女子。

　　其中一个年纪小一点，梳着马尾辫，标准的学生打扮。

　　另外一个是一个知性女子，年纪稍微大一点，但最多应该也不会超过三十岁。

　　身材很是苗条，四肢也都很修长，整体看上去非常漂亮，也很有气质。

　　身上和脸上的皮肤都很白，满头长发略微有一点弯曲披散在两肩上。

　　一身大红色的长裙，裙角离地面30公分左右，刚好只露出一小段小腿和脚踝。

　　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高跟鞋，没有穿丝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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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裙女子拿过录取通知书看了一眼然后问道：“你是陈路凡？”

　　陈路凡：“对啊，我就是陈路凡啊。”

　　红裙女子：“那你抱着一只猫来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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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她这样一问，我一下子就难过了起来。

　　稍微沉吟了一下然后回答她道：“因为它就快要死了，应该就在这一两天，但不知道具体会在什么时间，所以只好把它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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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猫叫做阿喵，并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乍一看上去有一点像狸花猫，但是颜色要淡一些，介于橘猫和狸花猫之间，身上还有不规则的白花。

　　阿喵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但体型依然不是很大，绒毛很是浓密。此时此刻，正紧闭着双眼稳稳地趴在我的胸前。

　　阿喵的呼吸很长，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随着每一次呼吸，它的身体都会随之起伏。

　　但阿喵此刻却很安心，正在我的耳边轻轻打着呼噜。

　　但是到这里，我却有点儿想流泪了。

　　因为过了今天，这熟悉的呼噜声恐怕就再也听不到了。但是又怕她们两个人笑话，所以只好把头扭到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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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两个应该是看出来了，一时间就谁都没有说话。

　　而后，原本其实很是有点嘈杂的接待区，仿佛突然之间就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

　　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用右手悄悄地擦去眼角的泪水，这才转过头来。

　　我自己看不到，但是我相信，此刻的双眼肯定是红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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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转过了头，长裙女子把手里的通知书递给了旁边的马尾辫女孩儿。

　　然后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其他的事情让小红帮你去办吧，我陪你出去走走好吗？”

　　我其实是想拒绝的，但是现在这个样子在这里确实不太方便。所以也就只好回答了她一句：“谢谢你，也谢谢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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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裙女子把我带到了研究生院后面的一片小树林里。

　　这里有一只石桌和四根圆柱形的石凳，环境还是很幽静的，树荫也很茂密，再加上刚刚下过一点小雨，所以此刻还是蛮凉快的。

　　就这样，我和她坐在石桌前，一直待到了将近晚上八点。

　　然后，在我的怀里，阿喵安详地停止了呼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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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喵和我在一起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这样的呼噜声也已经伴随我有好长一段日子了。

　　但是此刻的我却知道，从此以后，我真的是再也无法听到这样熟悉而温暖的呼噜声了。

　　所以我哭出了声来。任凭眼泪就那样汹涌地流了出来，全都流到了被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的阿喵的身上。

　　完全忘却了这个红裙女子，也不需要忌讳谁会笑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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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过好久，我止住了泪水，用红裙女子递给我的纸巾擦了擦眼泪和鼻涕。

　　然后对红裙女子说道：“你能帮我找个地方把它葬下吗？”

　　红裙女子先说了一句可以，然后又说道：“但你还没有告诉我她叫什么名字呢？”

　　我稍微迟疑了一下然后说道：“她的名字叫做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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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这样一说，长裙女子先是猛地一惊，然后紧跟着又问了一句：“那她姓什么呢？”

　　我回答道：“她姓白，就和她喜欢的水仙花一样白。”

　　听我这样一说，红裙女子沉默了好久然后说道：“我也叫水仙，而且我也姓白。”

　　苦难童年的开始（2）

　　关于陈路凡和水仙的故事，我们要从陈路凡的小时候开始说起。

　　陈路凡的老家在东北，一座异常美丽的城市，仅仅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了——长春之城。

　　长春，是大中国最严寒的北方，一座异常美丽而且只要一听起来就会觉得特别温暖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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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1983年农历五月份，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很多很多大事：

　　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现场直播春节联欢晚会。

　　大中国首批博士毕业。

　　美国总统里根第一次制定星球大战计划。

　　邓丽君在香港红勘体育馆，拉开了15周年巡回演唱会的序幕。连续六场，每一场都是爆满，每一场的观演人数都在十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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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让人的难过的是，陕南安康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死亡人数高达870人。其中就包括《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永远的旷世绝恋，同时也是他最爱最爱的田晓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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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东北大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才开始全面实行。

　　一直到1989年，我家才刚刚把拖欠的上交款和农业税还完。而这，在当时的向阳屯其实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同时，我的父亲陈万全以及母亲姜秀英，也已经开始憧憬着要盖砖瓦房了。

　　在当时的东北，如果谁家能盖得起砖瓦房，那真的是很不错的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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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就在这一年的端午节，父亲在帮侄子陈洪泽盖砖房的时候，被房梁砸断了五根肋骨。

　　父亲是一个好人，很顾念亲情，为了给自己的侄子省一点钱，在医院里只住了一天院就强撑着病体回了家。

　　为此，父亲还和母亲大吵了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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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如果仅仅是断了五根肋骨，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床上躺个一年半载的，熬一熬也就挺过去了。

　　农村人，都皮糙肉厚得很呢。

　　但问题是，父亲的亲侄子也就是我的堂兄陈洪泽，串通医生出具了一份假病历。

　　当时的医生是陈洪泽的一个远房舅舅叫宫铁林，这一份假病历说父亲只断了一根肋骨，同时还隐瞒了肾脏被砸坏了的情况。

　　同时，堂兄还有意对来医院探望的亲戚和乡邻们说，自己的叔叔陈万全伤得根本就不重，是为了要讹钱才装病的。

　　也正因为此，对叔侄以及兄弟情都格外看中的父亲，才只住院一天就出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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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父亲陈万全回家养了一个月以后，开始出现了尿血的症状，而且动不动就发高烧。

　　赶紧再回医院去检查，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但因为耽误了最佳治疗期，再加上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就导致从此以后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

　　与此同时，更是连续十几年始终都重病不断。

　　先是肾炎，然后引发糖尿病，再引发脑血栓，直至最后于2000年逝世于糖尿病合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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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整十二年，丧失了一个主要劳动力不说，更是常年大把地吃药。

　　而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就是绝对的毁灭性的擎天霹雳了。

　　为此，在父亲尿血二次住院回来以后，母亲姜秀英就到镇里的法律所，起诉了堂兄陈洪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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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结果却是败诉了。因为陈洪泽给法律所的所长江有正塞了一个红包。

　　数额不多，才只有五十块钱，但已经足以让江有正背叛自己的良心和公职了。

　　红包以及具体的数额并不是母亲自己臆想出来的，而是母亲的一个初中同学的丈夫潘海德后来告诉母亲的。

　　潘海德与江有正，是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的同事。

　　而在母亲起诉陈洪泽的时候，潘海德并不知道自己的妻子薛长仙，与母亲两个人是初中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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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是陈万全一家苦难岁月的开始，同时也是母亲终生苦痛的开始。

　　因为她不仅失去了一个原本非常幸福的家庭，以及一个健康正直的丈夫。同时也让她受到了无尽的委屈。

　　在从法律所出来的时候，穿着笔挺的呢子大衣的陈洪泽，骑着崭新的自行车，趾高气扬地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无比嚣张地对母亲狠狠地鄙视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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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眼，对母亲的伤害极大。就在法律所的大门前嚎啕大哭了起来，满地打滚儿地哭。

　　也正因为这一眼，从此以后的母亲就发下了如海的宏愿，一定要培养出一个比陈洪泽更优秀的儿子，来给自己出这口恶气。

　　那个年代啊，东北的农村，人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法律意识。

　　母亲其实完全可以再继续上诉到县里甚至省里。但是她没有，而是默默地吞下这份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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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受伤这一年是1989年，刚刚7虚岁的我，也就是陈路凡，开始读小学了。

　　在当时，只有年满七周岁也就是8虚岁的孩子才可以开始读小学一年级。

　　但小时候的陈路凡还是蛮聪明的，被娘带到了小学校长李福春的面前，当面给李福春数了五十个数。从一一直到五十，然后再倒过来从五十数到一。

　　李福春一看这孩子还行，也就破例允许他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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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的，李福春对陈万全一家的情况还是了解的。知道陈路凡在家没人带，母亲姜秀英要去田地里干活儿，就网开一面给了照顾。

　　其实，五十个数字，放到今天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

　　但是在1989年，一丁点儿教育意识都没有的东北农村，真的也蛮不容易的。

　　我记得一直到小学三年级，学校里才开始要求我们背诵加减乘除运算表。 永远无法抹去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