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绕不开的人求月票

　　“在李子诚身边的人是一个“帮派”,如同俄亥俄共和党的组织以及相同情况形成的帮派。\网\这些人个性强，锋芒毕露，但又颇能忍辱负重。这些人是李子诚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批吃苦耐劳的人与表面上看起来极为西方化的实际上骨子里却是传统中国的李子诚相比，财政部总长陈澜生是一位血缘上具有中国人的气质而又“亲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头脑”的人。”

　　1919年7月3日纽约时报李子诚身边的人

　　在四九城中，众所周知，与总统府所属五部总长均为大总统信得过的人不同，国务院却是“能人内阁”，不偏一党不偏亲信，唯一才能居之，而作为其中代表的却就是财政部总长的职务，在国务院所属五部之中，财政部可以重要的一个部门，财政是万政之本，万政之源，可以说，财政部是国务院平稳府院双方力量的核心，按常理，国务院应该委任一位“亲信心腹”作财政部总长，可让人始料未及的却陈澜生这个非国社党人，甚至都谈不上铁杆连云系的前国民党人出任这一职务。

　　不过对于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宣誓就任财政部总长的陈澜生来说，从他刚一出任财政部总长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民国元年二月，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被交通银行股东会推为总经理。不久交通银行获得发行货币和代理国库的特权，与中国银行一起成为国家银行。交通银行开始恢复元气，并且在东南亚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承担民国临时政府对外的汇兑业务，交通银行顿时成为中华民国最值得信赖的银行。

　　在权高位重的梁士诒原帮助下，交通银行的各项业务发展均超过传统的中央银行国银行，而更为重要的是，梁士诒为交行谋求了中央银行的特权货币发行权国库代理权，而中行虽然在大清银行的基础上被改组为中国银行，并为中央银行，但官股占绝大比重，正副总裁由财政部任派，高层随政局变化而频繁更换，再加上梁士诒的打击，直接导致其业务发展逊于交行。

　　而更为致命的的是，在民国4年6月，就在李子诚宣誓就职的当天，袁世凯签署大总统申令，把交通银行正式定位为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国家银行，中国交通两行正式相提并称，二元中央银行的格局随之形成。对此，国内外的观察家们都看出，这是总统府给国务院的第一枝暗箭，作为中央银行的中行在人事财权上受财政部控制，成为财政的附庸，同样无性可言。这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将为财政部所制，为国务院所有，对于拱手交出财政大权的总统府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为了钳制国务院，同样也为了具备一定的财政基础，以交通银行为中行，形成两元央行却成为总统府掌握部分财权的解决之道。

　　而陈澜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任财政部总长，作为中国银行的前身，大清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从上任伊始，陈澜生即开始着手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此时的中国银行是个官商合办的银行，经常充当政府的账房，因此中行深受政局影响的困境，而陈澜生对中国银行的改组的第一步，就是增资改组，以令中行摆脱深受政局影响的困境，谋求自主经营，同时这也是连云系掌握中央银行的必经之路。

　　可掌握中国财政却远没有连云系最初设想的那么简单，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地方上往往选择交通银行代理税款汇办业务，而拥有国库属理权的交通银行则直接属理税款，在过去的两个月，财政部需要用钱，竟然需经梁士诒许可后方可获得相应款项。

　　无能总长

　　对于陈澜生来说，他绝不甘于被外界扣上这么一个帽子，除去一方面配合中国银行新任总裁淮海实业储蓄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张嘉璈，在全国各省同交通银行竞争业务之外，他却把视线投向了另一个地方。

　　“总理，若是想解决国务院的财政危局，就只能在海关总税务司上动刀，不在海关总税务司上动刀，那您就必须要做好一年内无法掌握财政部的打算”

　　面对着总理，说话时带着一语浓浓的广东口音的陈澜生这会神色显得有些尴尬，总理任命他为财政部总长，是对他的信任，而他也曾在心下暗暗发誓绝不会让总理失望，可最终，梁士诒却轻而易举的让他见识到了什么是“梁大财神的手段”，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出此下着。

　　“海关总税务司”

　　心下沉吟着，李子诚看一眼陈澜生，在内心深处，对于财政部在过去两个月的工作，多少有一些不满，当初自己之所以选择由陈澜生出任财政部总长一职，除去因为他是一个理财专家外，还有就是其易于控制，同时还能在国内起到了千金买骨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因为陈澜生这个“连云系”之外的外人出任财政部总长，才使得现在的国务院能够聚集国内各方英才，在陈澜生的身上，人们看到的公平

　　可对于他的工作心下摇着头，李子诚难免会有些失望，中行需要增资，自己立即同意淮海商业储蓄银行参股一千万，可直到现在，还是没能解决两元央行的问题，甚至就连同辅币发行，都需要自己出面去同梁士诒协商，而这会他却是想啃海关总税务司这块硬骨头，不急，先听他说。

　　“说说你的想法”

　　端起茶杯，李子诚便伸手示意陈澜生继续解释下去。

　　“发乱时期，发匪占领南京后，清政府无园控制上海海关，次年英法美三国领事联合苏松太道，决定由三国各派一税务司一个“协助”清政府征集关税，很快这个委员会的职权扩充到了海关航运甚至邮政管理方面的，后来李泰国被两江总督任命为总税务司，成为了中国海关的最高领导，几年后，这个职位还得到了满清中央政府的确认，可以说，由此开始，中国海关便彻底为外人所掌”

　　陈澜生一边在心下整理着思路，一边缓声道出海关总税务司的历史。

　　“从首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开始，经赫德裴式楷安格联，至今一共四任总税务司，而四任总税务司中，唯有赫德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总税务司”

　　听到赫德的名字，李子诚的脑海中却浮现出历史教科书中的那位“英国侵华代表”的形象，毫无疑问，在李子诚的心目中，赫德的形象是负面的，按照后世的说法说是“赫德，1859年出任中国广州海关副税务司，3年继英国人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改组海关，确立了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他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6年，是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等等。

　　“在赫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之后，其把海关作为自己施展全部才能的舞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近代中国海关体制的建立，几乎完全出自赫德之手。仅就海关人事制度改革而言，他就采取了如下措施：在人才的选拔上，他一改任人惟亲的中国式传统，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对于海关职员，他进行了专业分工，以做到各司其职。同时实行考核制度，奖惩有据。为防止和提高职员工作积极性，他采取了高薪养廉，实行养老储金的制度。是为中国首创。赫德的若干革新措施，具有很久远的超前性和现代性。比如，他规定公务员不得经商，实行轮换和回避制度，给予职员申诉权等等。但赫德从不甘心其角色仅限于海关事务。他很关心中国的外交事务，并且促成了当时中国第一批外交使节的派遣。”

　　在提及赫德时，陈澜生的神情中多少总带着一些钦佩之意，而他的话却让李子诚微微惊讶，惊讶于国人对这个“控制”了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人的态度之奇怪，这完全是善意的态度，根本就不见一丝偏见。

　　“而更为难得的是，赫德由自己的前任李泰国那里，认准了自己的身份客卿，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称其为“顾问”，既然是客卿，其基本的立足点是职位对他的限定。而在那几十年间忠于职守的赫德在与洋务领袖们的交往中，同样领教了中国改革派的立场，即委之以重任但不能损害中国的利益。而其制定的海关基本原则中，就包括有不必用花言巧语，以中国的利益为重是必须遵守的正确原则。同时，赫德又以客卿的身份，尽量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对内主张改革，对外多次表达对中国立场的支持。”

　　赫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而此时陈澜生的话却完全颠覆了李子诚对赫德这个“殖民主义者侵华代表”的印象。

　　“那时中国需要改革，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10个改革方案，并在自己的衙门权限内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中国需要抗敌，赫德也曾鼓舞中国抗敌。中法战争期间，他对于法国的侵略表示强烈愤慨。他写信给金登干，批评法国人的行为是“一连串恶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杀”他希望“老天将给他们报应”，并义正严词地说，“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佬，我也是要打的”。因此，中法战争期间，赫德是一个主战派，他曾对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说：“如果你们有把握能一致决心战斗到底，我劝你们打，因为正义是在你们这边，而法国劳师远征是必会疲惫的。”

　　中国需要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赫德也曾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张。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事件，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适的中外关系的重要性。他劝说列强在赔款问题上“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维护中国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在中英谈判中主张等中国整顿和完善了法律体系后“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正是在其的促成下，英国方才作出这一决定。”

　　沉默，这会陈澜生的解释让李子诚整个人一时间尽然无言以对，按照他的说法，赫德这个人，着实与历史书上的赫德不同，可以说完全就是两个人。

　　“当时的大清政府对赫德很是信任。赫德是个工作狂，每天工作18个小时；赫德理财也是一把好手，自从他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司长，中国海关工作效率增加，税收也增加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先后在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广州设粤海关，上海设江海关，与其说清政府拥有海关的自主权，毋庸说，各地海关拥有自主的损公肥私权。嘉庆四年，户部规定的税额为粤海关85.5万两，闽海关3万两，浙海关3.9万两，江海关4.2万两。这一数额是依据各海关官员的申报而制定，大略相当于征课总额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错了。赫德上任后，中国海关收3年为725万两，年780万两，7年20541399两，而到了1899年则达2360两，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部来自海关税收。阿诺索伯爵曾是葡萄牙驻华代表，他在自己的全球游记中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赫德掌握着满清年收入的13，手下雇员5500名，却能在贪污成风的大清在贪污起来最方便的海关建立一个清廉奇迹以至于后来，很多满清官员后来干脆称赫德为“咱们的赫德””

　　待陈澜生的声音落下，李子诚却是笑了笑了。

　　“照这么说，咱们的赫德，到也算是个尽职的“顾问”。”

　　顾问也有尽职的，说到外籍“顾问”“客卿”，中国和日本对待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在日本的历史上，日本人对那些“顾问”“客卿”是大书特书，少数人是负面的，多数是正面的，其中不少人还是明治维新的功臣，甚至后来还加入日本国籍，成为日本贵族，而在中国，无一例个的，但凡是49年之前的外籍人士，几乎都是“殖民主义侵华分子”。

　　“应该说其非常尽职，大清随之兴起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没有超出赫德的建议。赫德甚至有把中国建设为亚洲经济大国的理想。面对赫德的如此理想，不得不为那时满清大员们的昏昧而汗颜。因为他们面对赫德的建议，只会一概斥之为“包藏祸心”。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就是赫德的第一个尴尬，没有把你当自己人。赫德虽然让自己的儿国的经书，参加中国的科举，但是中国人仍然把他当外人。可能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折子中写个“局外”的名称。”

　　这会陈澜生的语气中多少带着些婉惜，赫德的那些建议无不是针对当时中国的时局，就像5年递交的局外旁论中在分析国内外局势之后，几乎将清政府说的体无完肤，。政治上：“尽职者少，营私者多”。财政上：“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国者少”。军事上：军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兵勇之数，动称千百万，按名排点，实属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知识界：知识分子“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随后其建议中国进行改革，如果当时中国能抓住机会，实施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又岂会有随后数十年，中国一次又一次的屈辱，也许，在赫德离开中国时，他早就实现了自己的抱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

　　“同时赫德的另一个尴尬是：作为一个英籍中国官员，如何在对英帝国和对大清帝国的忠诚之间保持平衡他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时则失掉了英政府的信任。5年，英国政府因为欣赏赫德调停中法战争的外交能力，打算请他出任英国驻中国朝鲜全权大使，这么光荣的任务，赫德竟拒绝了不但如此，随着列强在华争夺权益的升级，赫德越来越对德俄，甚至对英国的侵华政策表示不满。伦敦外交部对他的表现表示担忧，对他的爱国忠心也开始怀疑，所以这个骑墙者最终还是被英国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