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踪诗社青年诗友师红儒是一个多产诗人，2010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首部诗集《烛影摇红》；时隔一年，第二部诗词集《紫陌吟香》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今春，又推出了第三部《葵窗集》，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四年出三本诗集，虽说在当今诗词界不能说没有，却实不多见。同在唐踪，有幸读过前两本，今又得到第三本诗稿，不得不佩服其才思敏捷、创作勤奋。也由于这几本书，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读完《葵窗集》诗稿后，忍不住想在此说几句话。

　　诗人年方不惑。生于晋北某县的偏僻山村，幼时并没受过专门的诗词教育或得到过什么高人指点，能回忆起来的仅是“和小伙伴们光着脚奔跑在山间地头尽情欢乐的片段”（见《紫陌吟香·后记》），后到朔州读了中学，再去太原念了中专，仅此学历因爱好诗词而自学，竟成为一个四年出三本书的业余诗人！在地区和省内外有了较大的反响，并得到了许多诗友和名家的认可。溯其根由，这种现象和诗人所在的地域文化有关，也说明传统文化的根本源于中华大地。雁北地区历来是文胜之地，特别在北朝和金元时期曾几度辉煌，涌现出许多诗词大家，一时名人辈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自然也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文化区中的风土人情、乡规村俗、方言土语、民谣曲调、二人台、耍孩儿、朔州大秧歌、浑源道情等无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传统。红儒生于斯长于斯，便不足为怪。经过刻苦学习，诗人在创作传统诗词方面不仅技巧已成熟，且在章法和谋篇上达到了稳健有度，状物传神，在创作上掌握了相应的规律并表现出自己的风格。更可贵的是，他学古但没有泥古不化，而是从用语和情感表达上能和时代合拍，易于被当代接受并可进行交流。在写景咏物时，能以象入境，意韵合一，选韵时不仅重声，更知重情，使诗词在章法上、架构上密而不疏，繁而不杂，格律严整，字宁句稳，典不生僻，语不艰涩，善于运用当今语言，以文以载道为宗旨，为当今社会认可。并且，他较好地熟悉了汉字四声和音韵的妙处，在会写诗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通”字，可造景入境，达到意象合一的效果，即便是信手拈来，也能写出许多好诗佳句。在言志抒情时，做到了格调高雅，情真意远，将内心感情真实地用文字表达出来，避免了空洞无物和浮沉过度的不当诗风，呈现出诗因情至笔随心转的特色。所以，作品能够真挚感人，意境至美。

　　元曲，在描情状物和意境创造方面直接继承了唐诗宋词的精华。由于和戏曲关联，常与戏剧人物联系在一起，作为唱曲的一种格式，在人物性格及内心刻画上又往往超出了诗词的功能。元散曲是在诗词达到高峰后，后人已难以超越时，文人雅士将眼光回归到民间，在山歌民谣中汲取新的营养而创造出一种新诗体，有别于诗词而被后人称为散曲。值得一提的是，元曲兴于金元时期，而红儒的故乡又居于金元时期文化的中心地区，曾出现过元好问、白朴、刘祁等文学大家。独特的地域文化培育了这些大家，回过头来又影响了地域文化的繁荣，红儒不能不受到这一地域的影响。再则诗词曲本身是不可分割而独立的文体，三者有着直系血缘的关系。作为后人，可以偏重其中之一，但不能不懂另外两种。可以说，不懂诗就不会懂词，更不识曲，反之也是如此。红儒在前两册书中以诗词为重，而在《葵窗集》中收录了许多散曲，正是弥补了前两册诗集的不足。

　　红儒学散曲稍后于诗词，这是必然的，也是一般人学传统诗词的规律。

　　有了诗词的功底，学写散曲就容易多了。红儒从写小令开始也正是这一规律的反映，因为小令更近于词，犹如诗中的绝句，句短而意深，从写小令练笔，能打好学曲的基本功，由小令而带过，由带过而成套，这是基本常识。红儒认识到了这一点，宫调、曲牌、谱式、音韵四种散曲要素并沿而行，自然会掌握学曲的正途。在所写的散曲中能语出天籁，抒收自如，信手由然。笔刀苍劲，用词鲜活，刻画于外且表露于心。值得一提的是，红儒自学曲以来，利用网络广交四方曲友，虚心向曲友求教，特别是今春和今秋，有幸参加了两次国内较大的曲坛盛会，先是“并州曲会”，不逾半年又在北京参加了马致远元曲论坛，曲界谓“京西曲会”。这是两次在散曲界影响较大的雅集，集南北许多对散曲有研究的曲人。亲历二次会议，认识了许多大家，能抓紧一切空隙虚心求教，尽最大努力汲取散曲知识和创作经验，其心可鉴。而许多曲家也都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建立了如师生般的曲友关系。因而更加激起了他学散曲的热情，使创作的曲作得到升华，《葵窗集》中的曲选就可证实这一点。红儒正值年轻，对诗词曲学习和创作也可以说是刚刚起步，来日方长，有继续努力的时间和潜质。希望红儒能一直走下去，虚心学习，多写出优秀作品，这样，对地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难以估量的。

　　山西诗词学会副会长

　　太原诗词学会副会长

　　黄河散曲社副社长

　　唐踪诗社社长

　　二〇一三年十月于太原 葵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