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养门客，是“战国”时极为盛行的一种社会风气。各国的大小权贵乃至富商，无不供养数量不等的门客，少则十几、数十，多则达到三、四千，门客的数量，可以折射出主人的财势、人品、声望。之所以形成这种社会现象，是由当时的社会需求和“士”在社会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所决定。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时代，充满了腥风血雨。通过几百年的厮杀吞并，经历了多少兴起、衰亡之后，周初的“八百诸侯”已只剩下十来个，“周天子”也沦为“债台高筑”的附庸，勉强苟延残息，代之而起的，是“七雄并立”的局势。

　　面对虎视眈眈的周围邻居，大家首先要考虑如何保护自己，同时，任何一位君王又都想怎样吞食别人，扩展疆土，以至独霸天下。

　　实践证明，无论是防御侵略还是侵略别人，都必须国富兵强！而要富国强兵，又必须人才辅佐，所以有远见、有志向的精明君主、权贵，都把招贤纳士当做一项重要任务，正所谓“求贤若渴”！如燕昭王因此而修建了千古传颂的“黄金台”。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逐渐崩溃，新的社会体制和意识、观念正在腐朽中萌生。“犯上”事例屡见不鲜，赵、魏、韩、齐诸国都是权臣陵替旧主建立起的新王朝，权臣间也频频武斗，晋、齐、鲁等国都曾“内战”不止，最终以“几家欢乐几家哭”为结局，所以，大臣们也需要人才！

　　观念随着现实变化，他们逐渐把选用人才的标准从昔日沿袭的“门第出身”转向知识和才干，形势迫使他们走出“任人唯亲”的死胡同，而进入“任人唯贤”的广阔天地。

　　“士”是人才的主要来源。战国时期的士，已超出奴隶社会的范围，其特点是涌进了大量的“平民”，而那些已沦为平民的贵族后代，则按照旧宗法制度：“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也就是说一个家族中，只有嫡长子可以继承爵位和主要财产，其余子孙所得为少量，以此类推，五辈以后的庶支就所剩无几了，更何况八九十代以后呢？难怪皇叔刘备虽是“孝景皇帝阁下玄孙”却贫困到“织席卖履”。他们穷了，却也脱卸下宗法制度的束缚，可以自由地到任何国家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形成人才大流动。

　　在社会需求的刺激下，“士”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成为“士、农、工、商”四大职业之首。但做“士”的基本条件是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才能，于是又涌现了许多趋向职业化培养“士”的教育家，他们在聚徒授业的过程中，渐渐形成自立一派的政治主张、学术观点，可以自由的宣传自己的思想以供社会需求来选择，从而呈现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战国”又是一个文化特别繁荣的一个时期，儒家、法家、道家等等“诸子百家”，都诞生于这个时期。

　　“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为了“出售”自己，怀揣着文韬武略的士子们奔波于诸侯国之间四处表现。最好的途径是直接觐见最高当权派，一旦被认为符合要求，立刻就能飞黄腾达、封相拜将，但这需要有较高的本领或知名度再加上机缘，一夕之谈便能切中利害，受到赏识，否则，就会像苏秦在秦惠王面前碰钉子那样，落到穿着破衣烂鞋，自己挑着行李还家的狼狈下场。但是，能够触及到君、王的机会也很少，那些尚没“明珠出土”显露光辉而缺乏知名度的才子，或仅有一技之长却又不愿从事又苦又累的农、工贱业的士子们，便投靠权贵富宅去当门客。所以门客中鱼龙混杂，有徒负虚名、滥竽充数、碌碌无为混口饭吃的草包，也潜伏着“逢其时也一鸣惊人”的蛰龙。因此，当门客的便因人而异，相当一批是以此为谋生手段，也不乏伺机而动，准备凭借“主人”之力去施展自己抱负之人，他们所能起的作用相差悬殊。但许多历史名人确是以士子、门客起始，在那众所纷争的壮阔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的史剧，如：孔门子贡一人驾单车游说四国：存鲁、乱齐、败吴、强晋、霸越。在悄悄中叱诧风云，掀起翻天覆地的巨变，起到扭转乾坤的效果；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竟成为战国后期近百年来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孟尝君而卒赖“鸡鸣狗盗”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信陵君以三千门客为核心，击溃秦军五十万；至于蔺相如、毛遂以口舌之力挫服秦、楚之强，侯嬴出奇计抗秦救赵之类的事例，数不胜数……

　　门客的衣食住等基本生活，由“主人”供养，所以也称“食客”，但一般不泽及家属，便有“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之怨也可谅解，已经“食客三千”，若加上家属要超过万人，全部实行“供给制”谁能“供”得起？

　　门客受主人供养，也就有服从主人、为主人尽心效力的义务，但“报效”的程度，又视主、客之间的关系而定。著名的刺客豫让在就义前回答赵襄子：“范氏以仆人待我，我就以仆人的方式回报，智瑶推衣置食，以国士待，我又怎能不用生命相报答？”

　　门客依附于主人，却不同于奴仆，仍保留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与主人的关系处于游离状态，可以自主地选择主人，门客对主人不满，可以拂袖而去，这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而不被视为叛国投敌。平原君任赵相国，权势赫赫，但言行不当，引起门客的鄙视不满，竟一哄而散，使他“门下一空”丢尽了面子。

　　特定的历史阶段，滋养出这样一个特殊的“士”阶层，而在战国时期风起云涌的惊涛骇浪中，最活跃的就是这些“弄潮儿”，之所以先絮叨些有关他们的背景，就是因为在《战国风云》中大量记述了他们的故事，其中当然也要包括涉及的君主、名人。“士”的行为、目的很复杂，所以还得从中细分出“侠”的一类。

　　韩非在《五蠹》中认为：“侠以武犯禁”，说明在他之前“侠”就已经泛滥于世，由他做个评价，似乎“侠”们依仗武功专爱跟官府作对，扰乱社会治安，所以被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们深恶痛绝。但中国的老百姓却非常尊崇、喜爱侠士，“侠肝义胆”便是中国人高度赞扬“侠”们的褒义词。千百年来，“侠义”一直是青少年刻力仿效的楷模，所以“先哲”云：“少不看《水浒》”，恐其学不到“侠义”，“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对于中国侠义这个概念，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曾做过如此表述：“救人于厄，振人不赡，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即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就是说：“侠义“的风格表现在：别人有了困难就去帮助，别人遇到危险就去解救；说话负责，一经表态，言出必行，所谓“一诺千金”，虽刀山火海绝不退缩，为之粉身碎骨也不后悔；而且无论成败都必须有个结果，不得虎头蛇尾。在他们的观念里，以蜻蜓点水式欺世盗名最可耻，只有“轻生死全信义”才能光荣地立于世间；更难能可贵的是，哪怕做出挽救一国之难“起死回生肉白骨”的大好事，也绝不炫耀自己；更羞于让受惠者对自己感恩戴德，接受对方一丝一毫的酬劳，就是面对千钟粟、万户侯，也是笑着说一声：“不！”拂袖而去。甘愿藏于深山隐在市井，当农夫、做博徒，屠猎、卖柴，给人看城门，与普通人同样过那藜藿充饥的清苦生活，也许有人讥笑他们“傻”，他们则还以加倍的轻蔑。其实那些“聪明”的酒囊饭袋行尸走肉，即便捞得一些“实惠”，但在历史的长河里，也不过是瞬间烟云，昙花一现便湮没在腐草朽土中，有幸留名者，在世遭人笑骂，身后也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正因为“侠义之士”具有这种热心待人又高风亮节的风格，才受到当时乃至千秋万代后世人的钦佩和尊崇，连认为他们“傻”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们高尚充实的人生价值。

　　战国中后期，曾有著名的“侠义领袖”孟尝君、信陵君，论名气，孟尝最大，但奉行侠义，则首推信陵，本书以他为主，讲了许多故事，如果您对中国式古代侠义感兴趣，大幕就采用影视手法徐徐拉开，请您从《战国风云之侠义篇》中欣赏品尝吧。 战国风云之侠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