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换代终究不是件简单事情，好在晋国也没再出贤君能臣，历经纷乱起伏，又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于公元前四零三年，得到“周天子”的“许可”，正式废除晋君，建立韩、赵、魏三个侯国。不久，齐国田氏也取代姜氏，并在“三晋”的帮助疏通下，也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建立起田家天下的齐国。这大概是“周天子”最后一次行使“领导权”，因为以后各国称王、称帝也都没再到他那儿去走形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国时期”是从这四个新国建立之后，形成“七雄”鼎力时才开始的，起码北宋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持有这种观点。

　　“三晋”中，最先走上强国之路的是魏文侯，在他的治理下，魏的国力不仅强过赵、韩，在“列国”也居领先地位，与当时楚、齐等大国足以相抗衡。

　　魏文侯是魏恒子的孙子，战国后期名噪一时的信陵君魏无忌的六世祖，史称他：胸怀大志，勤于国政，谦虚好学，礼贤下士……诸多称颂之词。少年时曾师从一代名儒子夏，后又拜田子方为师，更加扩展了知识面，卜子夏乃孔子的学生，“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田子方拜孔子学生子贡为师，于道德学问闻名于诸侯，作为他们的学生，魏文侯在当时算是一位高学问的国君。

　　不仅自己学问高，他更注重招揽具有各种知识、技能的人才，这是他贤名远播、使魏国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措施。

　　国内有位段干木，在“民间”是位大师级的人物，许多人都师从他学习，聚居在他周围，竟成村落，他并不开设学堂授课，学生以自学为主，他只似画龙点睛式的指导，就可让学生获益匪浅。

　　魏文侯对他的贤名也很倾慕，每经过他的住处，都要“扶轼致敬，以示其诚”，就是手扶车前横梁站着，所谓“凭轼而立”意示遥遥致礼，以表尊重，然而，几次以重礼聘请，他却总以种种理由推辞，不肯入朝伴君。“好，请不来，我就去看你。”于是魏文侯便亲自拜访，怎知，前边一叫门，他却从后边逾墙而逃。

　　一国之君要见个平民百姓都遭拒绝，一般人都会恼怒，魏文侯却理解为人家对自身价值的尊重，但他也很固执，或者说是极度的虔诚，干脆在段干木的村子找间房住下来，天天登门拜访，屡屡碰钉子也不怕痛，早已超过“三顾茅庐”的频率，打起“持久战”。

　　国君如此礼贤布衣，总得给点儿面子。段干木经不起软磨硬泡，不好意思把这“名士”的架子端下去，只得把魏文侯请进家中，从此二人成为莫逆之交。后辈的信陵君也喜欢结交布衣平民，大概就是从魏文侯这儿继承的遗风。

　　还有一个故事从另一方面展现了魏文侯的人格：一次外出视察，途径山边，转过一个山脚，突然与一只大野猪迎面遭遇，双方都来不及躲避。文侯情急之下一箭射去，伤而未毙，惹的那畜生兽性大发，呲着白生生的大獠牙猛冲过来，势在报复，那家伙皮硬肉厚，砍一刀，刺一刀竟毫不在乎，卫士们阻挡不住，魏文侯也手足无措，情况非常危险，忽然从旁飞来一箭，正中野猪左眼，痛得它惨叫一声，人立而起，怎知二箭继至，从那张开的大嘴中穿透咽喉，又钻出后脖颈半截，野猪扑地摔倒。

　　射野猪的是一位山中猎户，文侯见他箭法精妙，非常高兴，就接受了他的邀请，随到他家休息，以定惊魂，那猎户剥了野猪，将肝、肠等煎炒，又煮了一大锅稀烂的猪肉，请文侯和随从们吃饭。

　　喝着酒，那猎户告诉文侯：“野猪这种畜生，没好箭法惹不得，它们从小在河边洗完澡，滚一身泥沙，就把身子在树上蹭痒痒，蹭了一身松树油，然后在河滩上打滚玩耍，又沾一身沙子，等晒得刺痒了，就又去树上蹭，又去洗，又去沾沙子。天复一天，年复一年，长成大猪后，身上这层油沾沙形成的甲足有一、二寸厚，又硬又滑，可说是刀枪不入。它的报复心又特强，伤它不死，认准仇人，非跟你拼到底不可，所以不打便罢，打，就得从致命处一下子杀死它，不给它留下反扑的机会……”

　　接着，猎户又讲了许多山林中打猎时的险情趣事，魏文侯虽然不是那种久藏深宫娇生惯养之辈，但这些故事还是非常新鲜，所以听得津津有味。怎奈天色已晚，还有许多大事等待处理，只得回去，临行时执手相约：某日某时再聚……

　　这天，魏文侯与几位大臣商议在少梁筑城，以巩固边防等许多重要国事，作出决定后将要散朝，忽然天阴降雨，冷气飕飕，便把几位重臣如李克、翟璜等留下喝酒御寒。

　　君臣们边喝边谈，酒兴正酣，魏文侯猛地想起今天正是与猎户约定之期，便问左右什么时刻了，回报：“将近辰时。”文侯推案而起，令侍卫备车赴约。翟璜劝他：“这么大的雨不能打猎了，何必跑一趟？”文侯边穿衣边走边回答：“虽不能打猎，但既已约定，便是对猎户也不可失信，言而无信，岂为人乎？”

　　“孔子”拍成电影，轰动一时，可惜有些人最感兴趣的却是孔子的武功如何，与“南子”有无暧昧关系？程度有多深？对他老人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却视为“封建老一套”的迂腐之谈，殊不知这五个字正是做人的根本！

　　魏文侯礼贤下士、遵信守义的名声越来越大，那些修养高有才能的名儒学者、英雄豪杰感到与己气味相投，人以类聚，也就愿意与他接近，再通过相互举荐，一时间投奔魏国的人才济济，如田子方、李悝、李克、魏成、翟璜、任座等，都是出将入相之才，与文侯或为宾友、或成君臣，出谋划策，各尽全力帮助魏文侯安邦定国，使魏的国势日益强盛。据说秦君有一次想攻打魏国，夺取对双方都很重要的战略要地“西河”，大臣们却不同意，指出：“魏君贤而有礼，国人称仁，归附者众，皆能人也，未可图。”

　　政治影响的威慑力当然具有一定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强大，还是建立在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初期的“法家”李悝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法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思想敏锐，不墨守成规。当时的中国社会，仍处于“奴隶社会”阶段，基本上是把奴隶当做“生产工具”，让他们付出辛勤的劳动却没权利支配收获的成果，只能从奴隶主那儿得一点勉强维持生命的生活资料，他们不但是纯粹的“无产阶级”，连人身自由也没有，可以被奴隶主管意的杀死或买卖、赠送。所以奴隶对“被迫”进行的生产劳动毫无兴趣，甚至以各种形式的破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奴隶制”已经日益严重的制约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一些有识之士也曾提出过改善奴隶状态的“井田制”，即把一大块土地分成九份，中央的一块为“公田”，周围八块为分给奴隶们的“私田”，每年奴隶们要先到“公田”上去春种秋收，然后再回去经营自己的“私田”。“公田”上的收获归主人，“私田”上的收获归“农奴”。“农奴”有了一定的劳动成果支配权，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自然有所提高，生产积极性也会提高，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很有好处。可惜，据考证“井田制”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大概是奴隶主们感到自己获益少，投了反对票。

　　李悝担任魏相后，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逐步把“奴隶”（或“农奴”）转变成“农民”。

　　经济上，按人分给一定量的土地，收获的产品必须向主人交纳一定量的“地租”，其余的农民自己自由支配，交租的比例为十分之一，称为“什一税”（实际上这个比例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因为国君和主人有权修改）。尽管劳动者还要受到很重的剥削，但与奴隶相比，经济状况还是有了本质上的改善，农民的政治地位也得到提高，虽然农民属于某一个主人，却已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不再像奴隶那样可以任意杀死、买卖、转让，而且还允许服兵役。（“允许”用词不当，其实带有强制性，魏国实行的是“征兵制”，但立了军功便升迁有望，使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更非奴隶可比。） 战国风云之侠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