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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抗战期间，回国效力的华侨数量很多，仅粤籍侨胞就有四万余人；其中，南洋各地约四万人，美洲和澳洲等地约一千余人。他们或组团编队回国服务，或三五成群投效军旅，情形十分感人。

　　华北战事开始后，海外侨社立即行动起来，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归国服务团体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征途。这些服务团体规模或大或小，形式更是多种多样：有医治伤患的救护队、输送弹药的司机服务团、报道战况的记者团、宣传救亡的歌剧团，也有从事救济难民和动员、组织民众抗日的各属籍华侨回乡服务团。它们通常由当地侨团或侨界知名人士出面组织，并负责筹集路费及经费；参加各团体的侨胞，多经过严格甄选、短期培训，其中不乏身怀特种技术如医护、汽车驾驶与维修等、国内紧缺的专门人才。

　　一九三九年二月，南侨总会应国民政府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的请求，代雇汽车司机及修理工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前往新开辟的滇缅公路和西南各省服务。新马、荷印及暹罗等地华侨青年踊跃应募，前后共有三千余人回到祖国。当时，滇缅路是西南大后方惟一的国际运输大动脉，担负着繁重的军运任务。南侨机工克服路险、雨滑、疟疾乃至敌机轰炸等种种艰难险阻，以忘我的牺牲精神为祖国抢运战需物一九三九资，平均每日输入量达三百吨以上，被誉为滇缅路上的“神行太保”。一九四二年五月滇缅路运输中断后，这些机工遭“遣散”处理，生活陷入绝境。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报国初衷不改，继续参加力所能及的敌后抗日工作。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富于爱国激情、矢志从戎的华侨青年学子跃跃欲试，请缨杀敌，并有远至万里自动归国者。为满足他们的抗日要求，同时也为培养抗日军中的有用专才，国民政府军委会所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都总校及各处分校，都召有数量不少的侨生。有的还设立了专门的培训机构，如华侨班、华侨队等。广西宜山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原设一华侨大队，因请求受训的侨生过多，扩编为华侨入伍生团第五团，可接收侨生一千五百名。侨生在该校受训两年半后，由军委会军训部分配至各部队担任少尉军职。一九三七年十月，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曾设立特训班，集训从日本撤回的四百余名留学生，该班学员毕业后多派往军中做政治工作。国民政府军委会军训部在福建南平组织的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亦曾“广收海外爱国志士，招考学兵”。此外，另有数以千计的华侨青年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武装。

　　在华侨参军参战的热潮中，涌现出无数报国情殷的爱国志士。当时，国民政府侨委会和其它部门都曾接到无数的海外飞鸿，请求介绍、保送回国服务或参军。许多华侨青年还想方设法挣脱家庭的束缚和亲友的阻拦，甚至隐瞒身份回国。参加救护、运输等服务团体的侨胞，牺牲均极惨烈。战后统计，华侨机工原有三七九百余名，后来仅存一千七百二十三名，其余均已牺牲、病亡或失踪，损失过半。投效军旅的青年侨胞，也有不少人在前线奋袂杀敌、舍身成仁。例如，美国战时共有二百名左右的华侨飞行员服役于祖国空军。其中，有名震中外的战斗英雄、被誉为“中国战鹰”的陈瑞钿，“虎将”黄泮扬；有血洒长空的黄新瑞，以及其他数十位因对日作战或飞机失事而粉身报国的英烈。在中共开辟的敌后战场上，也出现了一批像晋北抗日女英雄李林这样的优秀归侨战士。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内妥协投降势力抬头，磨擦事件频仍。为使来之不易的举国抗战局面不致破裂，广大华侨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战、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

　　海外侨社的讨汪运动开展得最早。一九三九年十月，南侨总会陈嘉庚从新加坡特地拍电报给行将开幕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提议“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提案后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获得通过，予汪派势力以当头一棒，被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汪伪投敌后，华侨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一封封要求惩汪的函电飞向重庆国民政府。马来亚槟榔屿洪、江、翁、方、龚、汪六桂堂还召开六姓族亲特别大会，宣布将汪逆及江亢虎、江朝宗驱逐出族。针对汪伪政府在海外进行的种种破坏华侨抗日救国工作的阴谋活动，各地侨团普遍采取了收缴、销毁汪伪宣传品等措施，如南侨总会即专门发出通告，号召侨胞“勿为汉奸利用”，“不为妖言所迷惑”，继续为抗日“捐资救难，不达胜利不止”。

　　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却对日本侵华采取纵容、绥靖政策，“东方慕尼黑”的阴影挥之不去，不仅无助于中国抗战的顺利进行，还对华侨的抗日救国活动造成重重的障碍。为此，各地华侨尤其是欧美侨胞充分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在侨居地各阶层人士中广泛开展对外宣传和国际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另一方面，各地华侨努力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如争取居留地政府同情中国抗战，予以精神上、物质上的支援，同时对日施加压力，予以经济制裁或舆论谴责；联合当地人民组织援华团体，举行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发起筹募捐款、抵制日货和阻止军用物资资敌等援华活动等等。当时，欧美等地均成立有众多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及各式援华会、救济会等组织，它们都有华侨代表参加。

　　美国旧金山的旅美中国战事救济联合会尤为活跃，“该会曾促使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禁运军火物质资敌，并得美国人士捐助救济款逾一百万元以上。”一九三七年，全欧抗联曾组织请愿团赴布鲁塞尔活动，向出席九国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吁请切实援助中国，予日寇以具体有效的制裁。值得称道的是，二战爆发后，南洋英属殖民地的侨胞还开展了援英反德运动，以争取殖民地政府对华侨抗日救国活动的同情和支持。正是在海外华侨的影响、推动以及国际形势的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美等国政府对中日战争的态度才逐渐发生了变化，转而积极地从精神上、物质上援助中国，并最终结成了反日反法西斯的国际联合阵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此以后，广大华侨直接置身于侨居地的抗日斗争行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南洋地区是日军攻略的重要目标，也是华侨抗日斗争的主战场。战争爆发不久，新加坡华侨即自发组织了以郁达夫、胡愈之为首的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进行抗敌宣传工作；随后，又成立了由陈嘉庚任主席的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协助英国抗战。总会内设总务、劳工服务、宣传、民众武装等部及保卫团，负责治安救护、群众宣传、雇佣劳工等工作。民众武装部还招募华侨青年组成一千人左右的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一九四二年二月新加坡保卫战开始后，这支义勇军手持殖民当局发给的十九世纪旧式枪支，与日军激战多日，表现极为英勇。在菲律宾沦陷前，当地侨团也组织了抗日护侨委员会，开展各项抗敌工作。 明末之军国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