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史铁生作品全编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务虚笔记》是我梦想的长篇。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这部长篇小说也许永远是个梦想；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我的梦想的长篇记录。怕这务虚的梦想在记忆中走漏，所以先做这务实的备忘。
但也有可能，这就是那部梦想的长篇——《务虚笔记》的局部。
备忘一
在我所余的生命中可能再也碰不见那两个孩子了。我想那两个孩子肯定不会想到，永远不会想到，在他们偶然的一次玩耍之后，他们正被一个人写进一本书中，他们正在成为一本书的开端。没问题，他们不会记得我了。他们将不记得那个平凡的夜晚，在一座古园中，游人差不多散尽的时候，在一条幽静的小路上，一盏路灯在夜色里划出一块圆区，有老柏树飘漫均匀的脂香，有满地铺散的杨树落叶浓厚的气味，有一个坐在路灯下读书的陌生人曾经跟他们玩过一会儿。男孩儿大概有七岁。女孩儿我问过她，五岁半——她说，伸出五个指头，随后把所有的指头逐个看遍，却想不出半岁应该怎样证明。当时我就想，这样的年纪，这些事他们将必不可免地忘记，无可挽回。即便这本书有幸能够出版，即便他们长大了凑巧看到了这本书，他们也不会认出这两个孩子是谁。不会，肯定不会。那些事在他们已是不存在了，如同从未发生。
在一片杨柏杂陈的树林之中，在一座古祭坛的旁边。我是那儿的常客。那是个读书和享受清静的好处所。两个孩子从四周的昏暗里跑来——我不曾注意到他们确切是从哪儿跑来的，跑进灯光里，蹦跳着跑进那片明亮的圆区，冲着一棵大树喊：“老槐树爷爷！老槐树爷爷！”不知他们在玩一个什么游戏。我说：“错啦，那不是槐树，是柏树。”噢，是柏树呀，他们说，回头看看我，便又仰起脸来看那棵柏树。所有的树冠都密密地融在暗黑的夜空里；但他们还是看出来了，问我：“怎么它没有叶子？怎么别的树有叶子，怎么这棵树没有叶子呢？”我告诉他们那是棵死树：“对，死了，这棵树已经死了。”噢，他们想了一会儿，可它什么时候死的呢？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看样子它早就死了。它是怎么死的呢？男孩儿对女孩儿说：“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他端了一盆热水，他走到这儿，哗——，得……”男孩儿看看我，看见我在笑，连忙又说：“不对不对，是，是有一个人，他走到这儿，他拿了一个东西，刨哇刨哇刨哇，咔！得……”女孩儿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男孩儿，认真地等待着：“怎么了？”男孩儿略一迟疑，紧跟着扭起脸来问我：“它到底怎么死的呢？”他的谦逊和自信都令我感动，他既不为自己的无知所羞愧，也不为刚才的胡猜乱想而尴尬，仿佛这都是理所当然的。无知和猜想都是理所当然的。两个孩子依然以发问的目光望着我。我说：“可能是因为它生了病。”男孩儿说：“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我说：“也可能是因为它太老了。”男孩儿还是说：“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我说：“具体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男孩儿不问了，望着那棵老柏树意犹未尽。
现在我有点懂了，他实际是要问，死是怎么一回事？活怎么就变成死了呢？这中间的分界是怎么搞的，是什么？死是什么？什么状态，或者什么感觉？
就是当时听懂了他的意思我也无法回答他。我现在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对于这件事我（我想还有我们）就跟那两个孩子一样，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那是必然的去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能做的一点也不比那两个孩子所做得多——无非胡猜乱想而已。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要去哪儿，和要去投奔的都是什么。
窗外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秋雨，下得细碎，又不连贯。早晨听收音机里说，北京今年旱情严重，从七月到现在，是历史上同期降水量最少的年头。水，正在到处引起恐慌。
我逐年养成了习惯，早晨一边穿衣起床一边听广播。然后，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若是没人来，我就坐在这儿，读书，想事，命运还要我写一种叫作小说的东西。仿佛只是写了几篇小说，时间便过去了几十年。几十年过去了，几十年已经没有了。那天那个女孩儿竟然叫我老爷爷，还是那个男孩儿毕竟大着几岁，说，是伯伯不是爷爷。我松了一口气，我差不多要感谢他了。人是怎样长大的呢？忽然有一天有人管你叫叔叔了，忽然有一天又有人管你叫伯伯了，忽然有一天，当有人管你叫爷爷的时候你做何感想？太阳从这边走到那边。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能看见一群鸽子，落在邻居家的屋顶上咕咕地叫，或在远远近近的空中悠悠地飞。你不特意去想一想的话你会以为几十年中一直就是那一群，白的，灰的，褐色的，飞着，叫着，活着，一直就是这样，一直都是它们，永远都是那一群，看不出什么不同；可事实上它们已经生死相继了几十次，生死相继了数万年。“事实”，这两个字究竟是要表达什么？
那女孩儿问我：你看的什么书？（“老爷爷你看的什么书？”“不对，不是爷爷是伯伯。”“噢，伯伯你看的什么书？”）我翻给她看。她看看上面有没有图画。没有。字书，她说，语气像是在提醒我。对，字书。它说什么？不，你还不懂。你这样的年龄不应该懂。那是一本写给老人的书。
那是一个老人写下的书：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是焚烧的玫瑰留下的全部灰烬／尘灰悬在空中／标志着这是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
不不，令我迷惑和激动的不单是死亡与结束，更是生存与开始。没法证明绝对的虚无是存在的，不是吗？没法证明绝对的无可以有，况且这不是人的智力的过错。那么，在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必有其他的故事开始了，开始着，展开着。绝对的虚无片刻也不能存在的。那两个孩子的故事已经开始了，或者正在开始，正在展开。也许就从那个偶然的游戏开始，以仰望那棵死去的老树为开始，借意犹未尽来展开。但无论如何，必有一天他们的故事也要结束，那时候他们也会真正看见孩子，并感受结束和开始的神秘。那时候，在某一处书架或书桌上，在床头，在地球的这面或那面，在自由和不自由的地方，仍然安静而狂热地躺着一本书。那个以“艾略特”命名的老人，他写的书。在秋雨敲着铁皮棚顶的时节，在风雪旋卷过街巷的日子，在晴朗而干旱的早晨而且忘记了今天要干什么，或在一个慵懒的午睡之后听见隐约的琴声，或在寂寥的晚上独自喝着酒，在一年四季，暮鼓晨钟昼夜轮回，它随时可能被翻开被合起，作为结束和开始，成为诸多无法预见的生命早已被预见的迷茫。那个智慧的老人他说：我们叫作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那个从童年走过来的老人，他说：如果你到这里来，／不论走哪条路，从哪里出发，／那都是一样／…………／激怒的灵魂从错误走向错误／除非得到炼火的匡救，因为像一个舞蹈家／你必然要随着节拍向那儿“跳去”。这个老人，他一向年轻。是谁想出这种折磨的呢？他说：是爱。这个预言者，在他这样写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在他这样写的时候我的父母还在童年，北京古老的城墙还在，在那老城的边缘，在荒芜的祭坛近旁，这棵老柏树还活着；是不是在这老树的梦中早就有了那个夜晚和那两个孩子？或者它听见了来自远方的预言，于是它坦然赴死，为一个重演的游戏预备下一个必要的开端？那个来自远方的预言：在编织非人力所能解脱的／无法忍受的火焰之衫的那双手后面。／我们只是活着，只是叹息／不是让这样的火就是让那样的火耗去我们的生命……这预言，总在应验。世世代代这预言总在应验总在应验。一轮又一轮这个过程总在重演。
我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这是一个传说，不过是一个传说。是我从奶奶那儿，从母亲和父亲那儿，听来的一个传说。
奶奶说：“生你的那天下着大雪，那雪下得叫大，没见过那么大的雪。”
母亲说：“你生下来可真瘦，护士抱给我看，哪来的这么个小东西一层黑皮包着骨头？你是从哪儿来的？生你的时候天快亮了，窗户发白了。”
父亲便翻开日历，教给我：“这是年。这是月。这是日。这一天，对啦，这一天就是你的生日。”
不过，他们要是记错了呢？那实际就是一个谣言。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对我来说那是一片空白，是零，是完全的虚无，是我从虚无中醒来听到的一个传说，或是一个谣言。“在还没有你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这不过是在有了我的时候我所听到的一个传说。“在没有了你的时候这个世界还要存在很久”，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
那么真实是什么呢？真实？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坐在桌前，沉入往事，想在那纷纷纭纭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实，真实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前面破碎、分解、融化……如烟如尘而已。如歌如梦而已。我只能给你讲一讲它给我的印象，如同一个传说，或者一个谣言。
往事，过去的生活，分为两种。一种是未被意识到的，它们都已无影无踪，甚至谈论它们都已不再可能。另一种被意识到的生活才是真正存在的，才被保存下来成为意义的载体。这是不是说仅仅这部分过去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不，好像也不，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都是被意识改造过的，它们只是作为意义的载体才是真实的，而意义乃是现在的赋予。那么我们真实地占有现在吗？如果占有，是多久？一分钟？一秒钟？百分之一秒抑或万分之一秒？这样下去“现在”岂不是要趋于零了？也许，“现在”仅仅是我们意识到一种意义所必要的时间？但是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一旦被意识到就已成为过去，意义一旦成为意义便已走向未来。现在是趋于零的，现在若不与过去和未来连接便是死灭，便是虚空。那么未来呢？未来是真实的吗？噢是的，未来的真实在于它是未来，在于它的不曾到来，在于它仅仅是一个梦。过去在走向未来，意义追随着梦想，在意义与梦想之间，在它们的重叠之处就是现在。我们本不占有现在，我们在占有意义和梦想的时候碰巧占有了现在。我们本没有现在，我们受了一个远古命令的驱动，受了一种未来梦境的召唤，于是在途中，于是在现在。
写作究竟是为什么呢？多少年来我一直没能把这件事想明白。也许写作从来就只是一种机会吧？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从真实的苦役中解脱出来，重返梦境。
我走在树林里，那两个孩子已经回家。整整那个秋天，整整那个秋天的每个夜晚，我都在那片树林里踽踽独行。一盏和一盏路灯相距很远，一段段明亮与明亮之间是一段段幽暗与幽暗，我的影子时而在明亮中显现，时而在幽暗中隐没。凭空而来的风一浪一浪地掀动斑斓的落叶，如同掀动着生命的印象。落叶抑或印象，从幽暗中飘转进明亮，从明亮中逃遁进幽暗。我感觉自己就像是那凭空的风，来也空空去也空空，只在脱落下或旋卷起斑斓的印象之时，才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重返梦境，重返梦境。真实是你我都不知道的一种事，生命经由一些光怪陆离的梦境得以显现。在这梦中我想：我是什么？
（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下面这句话是对的
上面这句话是错的）
于是我梦见另一个毫不逊色的悖论：
我不过是我的梦境的一
部分
而我的全部梦境才是
我
备忘二
我想，作为画家，Z的生命应该开始于他九岁时的一天下午，近似于我所经历过的那样一个冬天的下午。开始于一根插在瓷瓶中的羽毛。一根大鸟的羽毛，白色的，素雅，蓬勃，仪态潇洒。开始于融雪的时节，一个寒冷的周末。开始于一间宽绰得甚至有些空旷的屋子，太阳透过落地窗一方一方平整地斜铺在地板上，碰到墙根弯上去竖起来，墙壁是冬日天空一般的浅蓝，阳光在那儿变成空蒙的绿色，然后在即将消失的刹那变成淡淡的紫红。一切都开始于他此生此世头一回独自去找一个朋友，一个同他一般年龄的女孩儿——一个也是九岁的女人。
那是一座我们不曾进过的楼房。三十多年前，那还是一种平民家的孩子所无从想象的房子。在大片大片灰暗陈旧的房群中，小巷如网，积雪在路边收缩融化得丑陋不堪，在上百年的房檐上滴淌得悠闲自得，空气新鲜，空气清冽刺骨，独自一人穿过短短长长的窄巷，独自一人，走过高高矮矮的老房，两手揣在袖筒里，不时焐一焐冻疼的耳朵再把手揣进袖筒里，东拐西弯绕来绕去，仍是绵延不断的窄巷和老房，怀疑到底是走到了哪儿，正要怀疑正在怀疑，豁然入目一座橘黄色的楼房那就是它，不高，但很大，灿烂如同一缕晚晴的夕阳。一座美丽而出乎意料的房子，九岁那年我几乎迷失其中。我以为进了楼门就会找到一条笔直的甬道，就能看见排列两侧的所有房间，但是不，这里甬道出没曲回，厅室琳琅迷布，空间傲慢而奇异地分割。
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门，所到之处都是关闭着的门，有时候四周都是门有七八个门有数不清的门，门上也没有窗，我好像走进那个残酷的游戏中去了。（来呀试一试，看看哪个门里是美女哪个门里是猛虎）拉开一个门，里面全是衣服，一排排一层层全是男人的领带和大衣，全是女人的长裙和皮鞋，淡淡的樟脑味。推开一个门，在透明的帷幔后面有一张床，以为是床但不是，幽暗中旋起一股微香，是一只紫红色的浴盆。再推开一个门，里面有一只猫有一万本书，一只酣睡的猫，和一万本排列井然的书。另一个门里又有三个门，有一道淡薄而明亮的光线，有一盆又安静又热烈的花。花旁的门里传出缓缓的钢琴声，敲了敲，没人应，推一推，开了，好大的地方！在一座座沙发的那面，在平坦宽阔的地毯那面，远远地看见一个女人端坐的背影，问她，她什么也不回答，她什么也没听见，她只侧了一下头，散开的长发和散开的琴声遮住了她的脸。不敢再问，撤步出来，惊惶很久迷惑很久，尴尬地站在门旁不知所措，便永远都记住了那个地方。画家Z必定也记住了那样一个地方，并在未来把那些门那些窗那些平滑的墙壁那只悠闲的猫和那盆纯洁的花，随意颠倒扭曲交错地展示在他的画布上，就像那琴声的自在与陌生。（那是他画了上百幅之后仍然不能满意的一幅。几十年后我将看到它，并将因此回想起他和我都可能有的一种经历……）如果连出去的门也找不到了，如果又已经九岁又已经不能哭，我只好沿着曲折的甬道走，推开一座座关闭的门我要回家。总能听见那隐约的钢琴曲，走出一道又一道门，我要回家。走出一道又一道门忘记了要找的女孩，一心只要回家。最后走进了那间屋子；最后仿佛也走进过那间屋子。
Z九岁时走进了那间屋子，看见了那根大鸟的羽毛。逆光的窗棂呈浅灰色；每一块玻璃上都是耀眼而柔和的水雾和冰凌的光芒。没有人，其他什么都没有，唯那只插了一根羽毛的瓷瓶，以及安放了那瓷瓶的原木色的方台。这可能仅仅是Z多年之后的印象。经历了岁月的剥蚀，那印象已不断地有所改变。在画家Z不知所终的一生中，将无数次试图把那早年的印象画下来，那时他才会发现要把握住那一瞬间的感觉是多么渺茫。没有人，唯独这一个房门敞开着，隐隐的琴声不住地传来，他走进去，以一支梦幻曲般的节奏。除了那个方台那个瓷瓶那根白色的大鸟的羽毛，什么也没有，屋里宽敞而显空旷，他走进去，以一个孩子天赋的神秘像似辨认出了什么。或许这就是命运的指引，所有的房门都关着唯此一扇悠悠地敞开着，Z以一个画家命定的敏觉，发现了满屋冬日光芒中那根美丽孤傲的羽毛。它在窗旁的暗影里，洁白无比，又大又长，上端坚挺峭耸，末端柔软飘逸，安闲却又动荡。迟早都要到来的艺术家的激动引领着Z，慢慢走近或是瞬间就站在了它的近旁，如同久别，如同团聚，如同前世之缘，与它默然相对，忘记了是在哪儿，忘记了回家，忘记了胆怯，呆呆地望着那羽毛，望着它，呆愣着，一时间孤独得到了赞美，忧郁得到了尊崇，一个蕴藏久远的旋律终于有了节拍，仿佛一切都被它的存在湮灭了，一切都黯然失色无足轻重，唯那羽毛的丝丝缕缕在优美而高贵地轻舒漫卷挥洒飘扬，并将永远在他的生命中喧嚣骚动。
倘若到此为止，O说过，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
O在最后的两年里学会了抽烟。烟雾在她面前飘摇，使我看不清她的脸。
就像那个绝妙的游戏，O说，你推开了这个门而没有推开那个门，要是你推开的不是这个门而是那个门，走进去，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我问：“怎么不一样？”
O说：“不，没人能知道不曾推开的门里是什么，但从两个门会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去，甚至这两个世界永远不会相交。”
我说：“你指谁？”
她故作超然地吹开眼前的烟缕，借机回避了我的目光。
我承认在那一刻我心里有种近乎幸灾乐祸的快意：这是O第一次在谈到Z——那个迷人的Z！——的时候取了回避的态度。
诗人L有一次问O：“Z最近在画什么？”
O说：“他一生一世都在画那个下午。”
那根羽毛？
不，是那个下午。他要画的是那个寒冷的下午。
这有什么不同？
那个下午并不是到那根羽毛为止。
诗人L说：“O相信以后的事更要紧，Z一定还在那儿遇到过什么。”
遇到过什么？
诗人L说：“想必和那羽毛一样，让他终生都无法摆脱的事。”
什么事？哪一类的事？
L说：“除了Z，没人知道。”
L说：“你们注意到了没有？Z到那儿去是为了找一个女孩儿，可他此后再没提起过这件事。”
可能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她以她的漂亮常常进入一个男孩儿的梦中。如果有一天男孩儿画了一幅画，大人们都夸奖他画得好；如果有一天他画了一匹奔跑的马他相信那是一匹真正的马，他就忽然有了一个激动不已的愿望：让那梦中的女孩儿为之惊讶，先是惊讶地看着那匹马，然后那惊讶的目光慢慢抬起来，对着他。那便是男孩儿最初的激情。不再总是他惊讶地看着那女孩儿——这件事说不定也可以颠倒过来，那便是男孩儿最初去追寻了梦想的时刻。他把那梦想藏在他自己也不曾发现的地方，在一个冬天的下午启程……
也可能那女孩儿并不漂亮。并不是因为漂亮。仅仅是因为她的声音，她唱的一支歌，她唱那支歌时流了泪，和她唱那歌时没能控制的感情。那声音从一个夏夜空静的舞台灯光中一直流进了男孩儿不分昼夜的梦里去。如果是这样。如果他就总在想象那清朗的声音居住的地方，如果对那个地方的想象伴着默默寡欢而迭出不穷，如果那个地方竟逐日变得神奇变得高深莫测，如果连那儿的邻居也成为世上最值得羡慕的人，那便是男孩儿心里的第一场骚动。他懵懂不知那骚动的由来，但每一个清晨到每一个黄昏，日子都变得不再像以往，便是那个男孩儿梦途攸关的起点。总归是要有这一个起点，也可能碰巧就在融雪的季节……
但也许是其他原因。可以是任何原因。倘那季节来临，男孩儿幻想联翩会经任何途径入梦。比如那女孩儿的快乐和开朗，或者是她母亲的温文尔雅；比如那女孩儿举止谈吐的脱俗，或者仅仅是她所居住的那个地方意味着神秘或高贵；比如说那女孩儿的勇敢和正义，她曾在男孩儿受人侮骂和嘲笑的时候护卫过他的尊严，或者仅仅以目光表明她与他站在一起；比如说，那女孩儿细腻而固执的同情心，她曾在男孩儿因为什么事而不敢回家的时候陪他一路回家；比如，那女孩儿天赋的异性魅力，她以简单而坚决的命令便使蛮傲的男孩儿不敢妄为。所有这些，还不止这些，都可能使那女孩儿掀起男孩儿势必要到来的骚动，使那个男孩儿在一个寒冷的下午出发，去证实他的梦想。
对画家Z来说，这样的女孩是谁？
Z的那个时节是不是来得太早了？那时他才九岁。
他以一个小小的计谋作为出发的理由，以一个幼稚的借口开始他的男人生涯。灰矮无边的老房群中小巷如网，有一座美丽幽静的房子。那是座出乎意料的房子，我有点怕。那一片空荡的沉重，我有点怕。那是一片深不见底的幽雅与陌生，我有点自惭形秽我想回家。出没无常的走廊不知道都通向哪儿，数不清的门，数不清的关闭着的门，厅室层叠空间奇异地分割，厚重的屋顶和墙壁阻断了声音消解了声音，让人不敢说话。那个女孩儿，那个也是九岁的女人不以为然。她在前面蹦跳着引领着我走，不以为然。来呀到我房间去走哇来来吧“哈！你怎么会来了？”她快乐地说。这儿是我阿姨住的别别去那儿那儿没人“嗨——！你怎么会来的？”她快乐地说。那是我哥哥的房间嘘——咱们别理他我姐姐住这儿这会儿她不在她在那边练琴呢听见了吗她的琴“你什么时候来的？哎嗨——，你本来要去哪儿？”她快乐地说。那是我妈妈（温文尔雅，温——文——尔——雅）嘻嘻她还没看见你来了呢我爸爸（一万本书，一万本莫测高深的书）他就是我爸爸噢别打扰他咱们还是到我房间去吧走走呀“噢——，你怎么会来了，你路过这儿吗？”她快乐地说。她的房间。我跟着她走进她的房间。她的房间里要好些，不那么大不那么空旷，不再那么沉重，声音也能如常地流动。她把她的花花绿绿的书都拿了出来，一本一本地翻着，兴奋地讲着书中的故事。给我讲吗？我东张西望，那儿所有的东西都比那些故事更新奇，更具魅力。我没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男孩儿忘记了那个小小的计谋。男孩儿有可能并没用上那个筹划已久的借口。我自始至终也没对她说什么。我想不起什么话来。我只是惊奇着，站着，不停地转动着头和眼睛，也坐了，也走到窗台那儿朝外看了一下。那是一段不同寻常的时间。他听凭着那个九岁女人的指挥，她让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她问什么他就回答，但那女孩儿都说了什么他却一点也没听懂……
但是。但是如果这时候女孩儿的姐姐来了（冷，而且——美）发现了Z。发现了Z但她不看着Z，只对女孩儿说：“怎么你把他带来了，嗯？你怎么带他进来？”女孩儿的快乐即告消失，低下头嗫嗫嚅嚅。如果她的姐姐走后她的哥哥又来了（一个沉静的青年，或者是沉郁），他只是看了一眼Z，仔细地看了Z一眼，什么也没说便转身离去。待房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轻轻地只留下一条窄缝，女孩儿就轻轻说：“要不你回家吧。”女孩儿小声对Z说，“好吗？你回家吧。”如果接着外面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喊她家的阿姨，“阿——姨”，“阿——姨”，（那声音优雅而且郑重，在深深的走廊里平稳地蔓延），Z会想到那是女孩儿的母亲。但是她的母亲并没出现，进来的是她家的阿姨。阿姨浓重的南方口音响了很久。那嘈杂的南方口音响了很久之后，九岁的女孩儿不声不响地走在前头，送九岁的Z离开。也许，直到这时Z的梦境也还是一片纯净的混沌。但是，如果命运执意要为这样一个男孩儿开启另一道门，如果它挑选了Z而放弃了我，Z就会在走出层叠曲回的厅廊时确凿无疑地听见一种声音（美，而且——冷）：她怎么把外面的孩子带了进来……她怎么把他带到家来……如果我被放弃我已经走出了那座迷人的房子，但是Z却发现母亲给他缝的那双棉手套掉了一只，他回身去找，一缕流动的空气为Z的命运推开了另一扇门，那声音便永远地留在了他心里：……她怎么会把这个孩子……外面的孩子……带了进来……如果是这样，画家Z的梦想就在九岁那一年的回声中碰到了一个方向。
（这就是O所说的“要是你推开的不是这个门而是那个门，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吗？这就是O所说的“从两个门会走到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去，这两个世界甚至永远不会相交”吧？对那个寒冷的下午，O都知道了些什么呢？已无从对证。）
画家Z以九岁的年纪走在回家的路上，那时太阳已经落了，天就快黑了，天气比来的时候更冷了，沿途老房檐头的融雪又都冻结成了冰凌。
现在，当我以数倍于九岁的年纪，再来伴随着Z走那回家的路时，我看见男孩儿的眼睛里有了第一次动人的迷茫。我听见他的脚步忽而紧急忽而迟缓。Z肯定想起了他的无辜的母亲。我听见他的呼吸就像小巷中穿旋的风，渐渐托浮起缕缕凄凉的怨恨。但Z平生的第一次怨恨，很可能是对着自己：他为什么还在回过头去（还在！）眺望那座隐没进黑夜中的美丽的房子。那个寒冷的下午直至黑夜，凄凉的怨恨选中了谁，和放过了谁，那都一样。看起来似乎这并不影响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有一个温暖的下午和快乐的周末。但命运继续编织下去，就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譬如说，那时候O在哪儿？
Z九岁的时候，O大约四岁，O已经存在了。当那根优雅飘蓬的羽毛突然进入Z的视界，那一瞬间O在哪儿？当Z面对那根大鸟的羽毛魂惊魄荡默然无语之际，或者是当后来的事情发生之际，当Z走在回家的路上并且恨着他自己的时候，小姑娘O正在做什么？正在想什么？她会做着会想着一个四岁的小姑娘可能做可能想的一切事，但她不可能知道，一个与她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事件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虽然还要过很久，还要过将近三十年，那事件震起的喧嚣才会传到她的身边才会影响她的生活，但就在近三十年前那寒冷的下午，小姑娘O的归宿已不可更改。如果你站在四岁的O的位置瞻望未来，你会说她前途无限，你会说她前途未卜，要是你站在她的终点看这个生命的轨迹你看到的只是一条路，你就只能看见一条命定之途。所有的生命都一样，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
无论我们试图对谁的历史做一点探究，我们都必得就“历史”表明态度。我曾相信历史是不存在的，一切所谓历史都不过是现在对过去（后人对前人）的猜度，根据的是我们自己的处境。我不打算放弃这种理解，我是想把另一种理解调和进来：历史又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生来就被规定了一种处境，如果你从虚无中醒来（无以计量的虚无）看见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团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这是上帝即兴的编织），那就证明历史确凿存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解互相不需要推翻。
那无以计量的虚无结束于什么？结束于“我”。
我醒来，我睁开眼睛，虚无顷刻消散，我看见世界。
虚无从世界为我准备的那个网结上开始消散，世界从虚无由之消散的那个网结上开始拓展，直到现在。
现在我首先记起的是一个礼拜日，从早晨到下午，一直到天色昏暗下去。
那个礼拜日母亲答应带我出去，去哪儿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动物园，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总之她很久之前就答应了，就在那个礼拜日带我出去玩，这不会错；一个人平生第一次盼一个日子，都不会错。而且就在那天早晨母亲也还是这样答应的：去，当然去。我想到底是让我盼来了。起床，刷牙，吃饭，那是个春天的早晨，阳光明媚。走吗？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走。我跑出去，站在街门口，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我藏在大门后，藏了很久，我知道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会儿，我得不出声地多藏一会儿。母亲出来了，可我忘了吓唬她，她手里提着菜篮。您说了去！等等，买完菜。买完菜就去！买完菜就去吗？嗯。这段时光不好挨。我踏着一块块方砖跳——跳房子，等母亲回来。我看着天看着云彩走，等母亲回来，焦急又兴奋。我蹲在土地上用树枝拨弄着一个蚁穴，爬着去找更多的蚁穴。院儿里就我一个孩子没人跟我玩儿。我蹲在草丛里翻看一本画报，那是一本看了多少回的电影画报，里面有一群比我大的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去年的荒草丛里又有了绿色，院子很大，空空落落。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走吧，您不是说买菜回来就走吗？好啦好啦，没看我正忙着吗？真奇怪，该是我有理的事呀？不是吗，不是本来该我有理的事吗？整个上午我就跟在母亲腿底下，去吗？去吧，走吧，怎么还不走呀？走吧……我就追在母亲的腿底下。我还没有她的腿高，那两条不停顿的腿至今都在我眼前晃动，她们不停下来，她们好几次绊在我身上，我好几次差点绞在她们中间把她们碰倒。下午吧，母亲说，下午，睡醒午觉。去，母亲说，下午，准去。但这次怨我，怨我自己，我把午觉睡过了头。醒来我看见母亲在洗衣服。要是那时就走还不晚。我看看天，还不晚。还去吗？去。走吧？洗完衣服。这一次不能原谅。我不知道那堆衣服要洗多久，可母亲应该知道。我蹲在她身边，看着她洗。我一声不吭，盼着。我想我再不离开半步，再不把觉睡过头，我想衣服一洗完我马上拉起她就走。我看着盆里的衣服和盆外的衣服，我看着太阳，看着光线，我一声不吭，看着盆里揉动的衣服和绽开的泡沫，我感觉到周围的光线渐渐暗下去，渐渐地凉下去沉郁下去，越来越远越来越缥缈，我一声不吭，忽然有点明白了。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光线漫长而急遽的变化，那孤独而惆怅的黄昏到来，并且听得见母亲咔嚓咔嚓搓衣服的声音，那声音永无休止就像时光的脚步。那个礼拜日。就在那天。母亲发现他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发现他在哭，在不出声地流泪。我感到母亲惊惶地甩了甩手上的水，把我拉过去拉进她的怀里。我听见母亲在说，一边亲吻着我一边不停地说：“噢对不起，噢，对不起……”那个礼拜日，本该是出去的，去哪儿记不得了。他蹲在那个又大又重的洗衣盆旁，依偎在母亲怀里，闭上眼睛不再看太阳，光线正无可挽回地消逝，一派荒凉。
我平白地相信，这样的记忆也会是O的记忆。但她的那个院子更大、更空落，她的那片夕阳也更大、更寂静，她的母亲也如我的母亲一样惊惶地把一个默默垂泪的孩子搂进怀中。不过O却一生一世没能从那光线消逝的凄哀中挣脱出来。无论是她死了还是她活着，从世界为我准备的那个网结上看，她都是蹲在春天的荒草丛中，蹲在深深的落日里的一个孤独的孩子。
O一生一世都没能从那春天的草丛中和那深深的落日里走出来，这便是我与O的不同，因故我还活着，而O已经从这个世界上离开。Z呢？在那个冬天的下午直至夜晚，他并没有落泪，也没有人把他搂进怀中，这就是Z和O的不同。看似微小的这一点点不同，便是命运之神发挥它巨大想象力的起点。
备忘三
那个冬天的晚上，九岁的Z回到家，母亲正在厨房里忙着晚饭，对儿子情绪的变化一无觉察。Z在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看见母亲做了很多很多馒头。蒸汽腾腾之中母亲的面容模糊而且疲倦，只问了一句：“你这一下午跑到哪儿去了？”Z本来想问蒸这么多馒头干吗，但没问；厌倦，甚至是绝望，一下子填满在心里。这些馒头，这么多馒头，尤其是没完没了地做它们蒸它们，蒸出满屋满院它们的味儿，心里胃里脑子里都是它们圆鼓呆呆的惨白都是它们庸卑不堪的味儿！Z掉头走开。走进屋，把屋门关紧。不开灯，趴在床上。感到一阵彻骨的心灰意懒。整个下午的情景仍在他心里纠缠不去，满院子蒸馒头的味儿从门窗的缝隙间钻进来，无望的昏暗中那个美而且冷的声音一遍遍雕刻着九岁的心。怨恨和愤懑就像围绕着母亲的蒸汽那样白虚虚地旋转、翻滚、膨胀，但没有温度，也还没有力量。然后他起来，在黑暗中心绪迷乱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他肯定是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了——抑或是寻找着——那架老式的留声机。然后肯定是如获救命稻草一般地走近它。然后肯定是急切地抽出唱片，手甚至抖。然后音乐响了。乐曲，要么悠缓，要么铿锵，响起来。可能是《命运》。可能是《悲怆》。可能是《田园》。可能是《月光》。这些高雅庄重的音乐抵挡住了那个美而且冷的声音，这些飞扬神俊的乐曲使那个女孩儿的父母和哥哥姐姐也不敢骄妄，甚至在这样的旋律中九岁的Z不再胆怯，又能坦然向往那个女孩儿居住的地方了——那座美丽得出人意料的房子。借助厨房那边流过来的灯光，他仔细读着唱片套封上的字，可能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莫扎特、巴赫、圣桑、德沃夏克……那是他的父亲写的字，清隽，遒劲。他抚摸它们。Z把它们端平看它们，抚摸着它们。音乐震响黑暗的冬夜。也可能是勃拉姆斯的《安魂曲》。也许是李斯特的《耶稣基督》。Z想到了死。九岁那年他想到了死，比O想到这件事要早很多年。先是想到了父亲，父亲是不是已经死了？再是想到了母亲，他朝厨房那边看了看，要是母亲死了可怎么办？他有点想哭。最后他想到自己，想到所有的人都要死的，他也要死。要是自己死了是什么样儿？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什么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那会是什么情景呢？黑暗，黑暗，黑暗，黑暗得无边无涯，只有一种感觉往那无边无涯的黑暗里飘，再什么都没有。他想哭。但最终他是跑了，仓皇而逃。留那音乐在黑暗中空响，他推开门丢魂丧胆般地跑向厨房，跑到母亲身旁。
母亲说：“你这一下午都上哪儿去了？”
儿子愣着，还没有从恐怖中逃脱似的。
母亲说：“好啦，快吃饭吧。”
儿子才长出一口气，像是从心底里抖出许多抽泣。
母亲心事重重的，一双筷子机械地捡着碗中的饭菜。
馒头，今天甚至还有肉，有胡萝卜半透明的橘红色，有豆腐细嫩颤动的奶白色，酱色的肉汤上浮着又圆又平的油珠儿，油珠儿闪烁、漂移、汇聚，不可抗拒的肉香很快便刺激起一个正在成长的男孩旺盛的食欲。死亡的恐吓敏捷地回避了，躲藏到未来中去等待着。现在呢，男孩大口大口吃起来。平日并不总能吃上这样的饭菜。
儿子问：“干吗蒸这么多馒头？”
“这几天，”母亲停下筷子，“这几天可能没时间再做饭了。”
“怎么啦？”
“明天咱们要搬家了。”
“明天？”儿子盯着母亲看，“搬到哪儿去？”
母亲把目光躲开，再把目光垂下去，低头吃饭。
这工夫儿子又想了一下那座美丽得出人意料的房子，想它在黑夜里是什么样子。是灯火辉煌，还是烛光恬淡？他们也吃馒头吗？住在那座房子里的母亲，一尘不染连说话的声音都一尘不染，难道她也会一锅一锅地蒸馒头吗？儿子悄悄地去看自己的母亲，他一向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现在他想重新再看一回。（九岁，他还不懂，照我的理解，他是想排开主观偏见再来看一回。）毫无问题，毫无疑问，穿透母亲脸上的疲惫，剔除母亲心中的憔悴，儿子看到的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甚至当母亲老了，那时儿子仍这样看过母亲不知几回。甚至在她艰难地喘息着的弥留之际，儿子仍这样看过她最后一回。结论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那个九岁的冬天的夜晚，画家Z感到，母亲的疲惫和憔悴乃是自己的罪愆。
母亲说：“你怎么今天吃得不多？”
“妈。”
“快吃吧。再吃点。吃完了我有话对你说。”
“我饱了。真的。妈，你说吧。”
母亲沉了沉，小臂平放在桌面上，双手交叉在一起：“明天咱们要搬家。”
Z已经把这件事忘了。现在他问：“搬到哪儿？”
“搬到……”母亲又把目光躲开，头发垂下来遮住她的眼睛。
“妈，搬到哪儿去？”
这一次母亲飞快地把目光找回来，全都扑在儿子的脸上。“搬到你父亲那儿去。”
“我爸爸？”
母亲的目光都扑在儿子脸上；但不回答。
“我爸爸他在哪儿？”
还是那样，母亲没有回答。
“他回来了？他住在哪儿？”
“妈，妈，爸爸有信来了吗？”
母亲说：“他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
Z回头看看，四下里看看，然后看着母亲。
“Z，”母亲叫他的名字，“Z，去，去看看你自己的东西。”
“他怎么不来？他怎么不来找我们呢？”
“把你自己的东西，把你要的东西，去，都收拾在一起。”
“妈……”
“去吧。明天一早我们就搬过去。”
母亲起身去收拾碗筷了……
Z回到卧室，把几十张唱片都摆开在床上，站在床边看了它们一会儿。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它们。首先要带的东西就是它们。这些唱片是他最心爱的东西，除此之外这还是父亲留给他的东西，他想，明天应该给父亲看，让父亲知道，他和母亲把它们从南方带到了北方。他抽出一张放在唱机上。依我想，他最喜欢的是鲍罗丁那几首关于北方的作品——关于辽阔、荒茫的北方和它的历史。即便他的父亲更可能远在南方，但他想起父亲总觉得那个男人应该在相反的方向，在天地相连的荒原，在有黑色的森林和有白茫茫冰雪的地方，父亲应该在天高地阔风起水长的地带漂泊。在唱机上缓缓转动着的，我希望正是那张鲍罗丁的歌剧《伊格尔王》。Z对那张唱片的特殊喜爱，想必就是从这个夜晚开始的。……伊格尔王率军远征，抗击波罗维茨人的入侵，战败被俘。波罗维茨可汗赏识他的勇敢、刚强，表示愿意释放他，条件是：他答应不再与波罗维茨人为敌。这条件遭到伊格尔王的拒绝。波罗维茨可汗出于对伊格尔王的敬佩，命令他的臣民为伊格尔王表演歌舞……Z没有见过父亲。他从这音乐中看见父亲。天苍苍，野茫茫，落日如盘，异地风烟……从中他看见父亲。那激荡的歌舞，那近看翩翩，远闻杳杳的歌舞！从中他自恋般地设想着一个男人。但是他还从没见过他的父亲，从落生到现在，父亲，只存在于Z的设想中。
一九八八年香港的一份报刊上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一对分别了四十年的夫妻在港重逢，分别时他们新婚未足一载，婴儿才过满月，重逢之日夫妻都已年近古稀，儿子也在不惑之年了。一九四八年末的某一天晚上，是从戎的丈夫在家休假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是他们即将分别四十年的最后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只有在未来的年年月月里才越来越得到重视，越来越变得刻骨铭心。那个晚上，年轻的夫妇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头一次拌了几句嘴。那样的拌嘴在任何恩爱夫妻的一生中都不知要有多少回。但是这一对夫妻的这一回拌嘴，却要等上四十个年头把他们最美好的年华都等过去才能有和解的机会。那个夜晚之后的早晨，那个年轻的军官，年轻的丈夫和父亲，他没跟妻子打招呼就去了军营，那只是几秒钟的一次任性。丈夫走后妻子抱上孩子回了娘家，也不过是几分钟的一次赌气。但这几秒钟和几分钟不仅使他们在四十年中天各一方，而且等于是为画家Z选择了一生的命运。我想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就是Z。我见过Z的母亲。我借助Z和Z的母亲想象Z的生身之父，但幻现不定，总是一块边缘模糊的人形空白。在我读到那则报道之后，一个年轻军官走进来才把它勉强填补出一点声色。那个年轻的丈夫和父亲是个飞行员，他到了军营立刻接受了命令：飞台湾。“家属呢？”“可以带上。”他回到家，妻、儿都不在，军令如山不能拖延，没时间再去找他们了，“下一次再带上他们吧。”他想，他以为还有下一次。但是没有下一次了。下一次是四十年后在香港……或者，对于Z的父母来说，下一次仅仅是我对那篇报道一厢情愿的联想。
Z非常简单地说起过他的生父：“他是一个老报人。”
不过，这话也可能是画家的妻子O说的。
Z的生父不是什么军官，也肯定不会开飞机。Z的生父是四十年代中国报界很有影响的一位人物，一九四八年他乘船去了南洋，再没回来。他最终到了哪儿，Z不知道。先有人说他到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后又有人说他死了，从新加坡去台湾的途中轮船触礁沉没他已葬身太平洋；可再后来，又有人说在台北的街道上见过他。Z的母亲问：“你们说话了没有？”回答是：“没有，他坐在车上，我站在路边。”Z的母亲又问：“你肯定那是他吗？”回答是：“至少非常非常像他。”所以，Z的母亲也不知道他最终在哪儿落了脚是死是活。那个年轻军官与Z的生父无关，这是事实。但那年轻军官的妻儿的命运，在四十年中如果不是更糟，有可能与Z和他的母亲相似。
Z的母亲带着Z在南方等了三年，一步也没有离开过Z的父亲走前他们一起住的那所宅院。南方，一般是指长江以南日照充足因而明朗温润的地域。我不可能也没必要去核实那所宅院具体所在的地方了。不管是在哪儿，“南方”二字在Z心中唤起的永远是一缕温存和惆怅的情绪。任何人三岁时滋生的情绪都难免贯穿其一生，尽管它可能被未来的岁月磨损、改变，但有一天他不得不放弃这尘世的一切诱惑从而远离了一切荣辱毁誉，那时他仍会回到生命最初的情绪中去。与这情绪相对应的图景，是密密的芭蕉林掩映中的一座木结构的老屋。雨后的夜晚，一轮清白的月亮，Z能看见一个三岁的男孩蹲在近景。南方夜晚温存的风轻轻吹拂，吹过那男孩，仿佛要把他的魂魄吹离肉体。那男孩，形象不很清晰，但Z知道那是他自己。在空间中我们无法把自己看得完全，但在时间中可以办到。他看见三岁的自己用石子在土地上描画母亲的容颜。他顺着这孩子的目光看，月光照亮老屋的一角飞檐，照亮几片滴水的芭蕉叶子，照着母亲年轻的背影。老屋门窗上的漆皮已经干裂。芭蕉叶子上的水滴聚集，滚落，吧嗒一声敲响另一片叶子。母亲穿着旗袍，头发高高地挽成髻，月光照耀着她白皙的脖颈。那便是南方。或许还有流萤，在四周的黑暗中翩翩飞舞，飞进灯光反倒不见了。“妈——！妈——！”在月光下南方的那块土地上，他想画出母亲美丽的嘴唇，不仅是因为她们常常带着淡淡的清香给他亲吻，还因为他以一个男孩的知觉早就注意到了她的动人。（我有时想，女教师O和Z的母亲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样一想她们两个人的形象都模糊了。单独去想，每一个都是清晰的，但放在一块想却越来越想不清。）“妈——！”“妈——！”但他看不清母亲的脸。母亲窈窕的身影无声地移进老屋，漆黑的老屋里这儿那儿便亮起点点蚊香的火光。母亲想必又在四下飘摇的烟雾中坐下了，烟烟雾雾熏燎她凝滞而焦灼的眼睛。那就是南方。南方的夜和母亲不眠的夜。Z偶尔醒来总看见母亲在沉沉的老屋里走来走去。“噢，睡吧睡吧，妈在呢。”母亲走近来，挨着他坐下或躺下。黎明时香火灭了，屋顶的木椽上、墙上、地板上、家具和垂挂的字画上，浮现一层青幽的光。有一种褐色的蜥蜴总在天亮前冷冷地叫，样子像壁虎但比壁虎大好几倍，贴伏在院墙上或是趴在树干上，翘着尾巴瞪着鼓鼓的小眼睛一动不动，冷不丁“呜哇——”一声怪叫。“呜哇——呜哇——”叫得天不敢亮，昏暗的黎明又冷又长。母亲把Z的耳朵捂住，并且吻他：“不怕不怕。”Z还是怕。Z又恨它。Z以为那就是母亲彻夜不能入睡的原因。那就是南方，全部的南方。那时，料必Z对父亲还一无所知。
Z从未对我说起过他的童年。
南方，全部的南方就是那个温存而惆怅的夜晚，那不过是我生来即见的一幅幻象。我并不清楚，为什么我会以为那可以是Z的童年。这幻象不一定依靠夜梦才能看见，在白天，在喧嚣的街道上走着，在晴朗的海滩上坐着，或是高朋满座热烈地争论什么问题，或是按响门铃去拜访一个朋友，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只要说起南方，我便看到她。轻轻地说“南——方——”那幅幻象就会出现。生来如此。生来我就看见过它：在画面的左边，芭蕉叶子上的水滴透黑晶亮，沿着齐齐楚楚的叶脉滚动、掉落，再左边什么也没有，完全的空无；画面的右边，老屋高挑起飞檐，一扇门开着，一扇窗也开着，暗影里虫鸣唧啾，再往右又是完全的空无；微醺的夜风吹人魂魄，吹散开，再慢慢聚拢，在清白的月光下那块南方的土地上聚拢成一个孩子的模样。除此之外我没有见过南方。除此之外，月光亘古不衰地照耀那年轻女人的背影。最为明晰最为虚缈的就是那婷婷的背影。看不清她的容颜。她可以是但不一定非是Z的母亲不可，也许她是所有可敬可爱的女人的化身。在我生来即见的那幅幻象中而不是在我对Z的母亲的设想中，她可以是我敬慕和爱恋过的所有女人。说不定前生前世我的情感留在了南方，阵阵微醺的夜风里有过我的灵魂。如果生命果真是一次次生灭无极的轮回，可能上一次我是投生在南方的，这一次是流放到北方的。这是可能的。有一次我与女教师O说起过这件事，她说这完全是可能的。“溶溶月色，细雨芭蕉。”她说，“你完全可能到过那儿。”“没有，”我说，“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南方。”她说：“我不是指的今生。”“你是说，前生？”“对。也许来世。”O是在南方降生的，她是从那儿来到北方的，我想她现在一定又回到那儿去了。所有可敬可爱的女人，她们应该来自南方又回到南方，她们由那块魅人的水土生成又化入那块水土的神秘，使北方的男人皓首穷梦翘望终生。我这样想，不知何故。我这样希望，亦不知何故。我大约难免要在这本书中，用我的纸和笔，把那些美丽的可敬可爱的女人最终都送得远远的，送回她们的南方。不知何故。也许只好等到我的心魂途经残疾人C、诗人L、F医生和他的父亲（还有谁，还有谁？）的心路之时，只好等到那时才能明了其中缘由。
母亲带着Z在南方等了三年。第三年，就是这一年，传来了父亲随一艘客轮在太平洋上沉没的消息。母亲怀疑了很久，虽然最终相信那不是真的，但在这一年的末尾她还是带着Z到了北方。
Z第一次看到了雪。牛车、渡轮、火车、汽车，由南向北母子俩走了七天，看见雨渐渐变成了雪。河水浑黄起来，田野荒凉下去，山势刚健雄浑但是山间寂寥冷落了，阳光淡泊凄迷显得无比珍贵。有一条细带在山脊上绵延起伏。Z问：“那是什么？”母亲说：“长城。”“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父亲的老家在北方。那时爷爷还活着。那时Z的爷爷孤身一人在北方。
母亲并没把南方的宅院卖掉。她把那所宅院托付给了一个朋友。她确信父亲并没有死，父亲肯定没在那条船上，父亲当然会回来，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她和Z的面前。那条船肯定是沉入了海底，带这消息来的人还带来了当时香港和新加坡的几份报纸，都在醒目的位置登载了那次海难的消息，白纸黑字：“惨绝人寰，数百旅客葬身波涛”，“航海史罕见惨剧，数百人无一生还”。母亲把那几张报纸看了几遍，问：“他肯定是在这条船上吗？”回答是：“有人说，他是搭乘了那班船。”“那个人，亲眼见他上了那条船吗？”“这我不知道，但是有人亲眼见他订了那班船的票。”母亲说：“把这几份报纸留给我好吗？”母亲仍然不相信父亲已经遇难，不相信会从此见不到他。母亲把那些报纸看了几天几夜，忽然灵机一动，到底为父亲找到了生机：那些报道在几百个遇难的人中，列出了几位在商界、金融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名字，但没有Z的父亲。照理说应该有他。如果他真的在那条船上，那么报纸上尤其应该提到他，Z的父亲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报界算个有影响的人物，记者们不注意到谁也该注意到他。母亲对自己说：“报纸上不提到谁，也该提到他。”但是没有。偏偏没有他。母亲没日没夜地在那几份报纸上寻找，看遍了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没有，肯定没有父亲的名字。
“如果他死了就该有他的名字，没有他的名字就说明他并不在那条船上。”后来母亲对爷爷这样说。
“谁呀？妈，你说的是谁呀？”三岁的Z在一旁问。
“你父亲。”母亲说，“你的爸爸。”
“我爸爸？”
“对。他活着，你爸爸他肯定还活着。”
“什么是活着？”Z问。
母亲便抱起他，亲吻他。母亲的眼泪流到Z的脸上，仿佛活着倒是一件需要流泪的事情。
爷爷一言不发。
那时Z已经跟随母亲到了北方，和爷爷住在一起。
是Z的爷爷不断写信要他们去。爷爷的信一封一封寄到南方，要Z的母亲带着Z一起到北方来。爷爷说他一个人也孤独寂闷得很，爷爷说“你们母子也一定过得很艰难”，爷爷说他老了不想再离开故土，“你们来吧，到北方来我们一起生活”。爷爷的信里说，他已经弃政从农，他决定弃政从农倒主要不是局势所迫，而是这么多年党党派派见得多了，累了，也腻了，且自觉身心俱老，昏聩无能，碍手碍脚的跟不住潮流了。爷爷在信里说，自幼读陶渊明的诗，到了这把年纪方才体会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宽坦清静的真境界。爷爷信里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爷爷说自古及今，兵伐政治，鹿鼎频争，无非是打天下坐天下，朝朝代代，谁不说着天下为公，可天下几时为公过呢？英杰豪勇，伟略雄韬，争为天下君罢了。为天下君何如“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爷爷说，思来想去，莫若退隐归耕。爷爷在信里叫Z的母亲带着Z一起来吧，他说他再没有什么亲人了，若能与小孙孙在一起，终日为嬉为戏，也就可以无憾无怨安度晚年了，“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以后有过一次机会，Z的母亲把这些信拿给Z的叔叔看，想让他知道爷爷的心态。叔叔看罢那些信，劝母亲不必担心。叔叔再把那些信扫视一遍，笑笑说：“他发泄发泄不满罢了，无非说明了一个阶级的穷途末路。”叔叔说，像爷爷这个年纪，真要他脱胎换骨也不可能。叔叔说：“别让孩子受了他的影响，这倒是大事。”
Z的爷爷在国民党政权中做过什么官？不详。他要么是做过很大的官，大到解放军来了也不杀他，杀了反而影响不好；要么就是官职太小，小到不足为患，小到属于团结教育之列。但据其信中“退隐归耕”一节推断，他也可能是起义人员，并在新政权中应邀占一个体面而闲适的职位。
Z的叔叔却是共产党的人，一个老党员，我们常说的老革命。但这个人在我的记忆里毋宁说是个概念。在我从少年直至青年的心目中，他曾是一个肃穆、高贵的概念，崇敬之心赖以牵动的偶像，他高高大大不苟言笑坐落在一片恢弘而苍茫的概念里。然后不知何时，我记得我一如既往地仰望他，他却从那片概念里消失掉，我未及多想，又见他从那消失的地方活脱出来。若使他从一个概念中活脱出来，他就不见得还是他，不见得单纯是Z的叔叔了，我眼前便立刻出现好几个人的形象，并且牵系着很多人支离破碎的故事。我越是想起他，便越是把他同另一些人的事迹弄得混淆不清了，比如女导演N的父亲，比如F医生的父亲以及母亲，比如Z同母异父的弟弟WH的老丈人，等等。截止到我想把Z的叔叔写进这篇小说的时候，那些人都还在，他们都还活着，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党龄，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变动着心绪和情感，以不同的方式度着晚年。他们当中的一个，随便谁，都让我想起并且决定写下Z的叔叔；他们当中的故事，随便谁的故事，都可能是Z的叔叔的以往或继续。
Z的叔叔高中没毕业便离家出走参加了革命。那年他十八九岁，正逢学潮，他不仅参加了而且还是一方学生的领袖，学潮闹了五六个星期，闹到他被开除学籍，闹到他与Z的爷爷同时宣布废除他们的父子关系，闹到官府出动警察镇压并通缉捉拿几个闹事的头头儿。通缉捉拿的名单上有Z的叔叔。一天他半夜偷偷回到家，在Z的父亲协助下隔窗看了一眼病势垂危的母亲。之后，Z的父亲想办法给他弄了些钱，瞒着家里所有的人送他走了。“到哪儿去？”“找共产党去。”“他们在哪儿你能知道？”“哪儿都有。哥哥咱们一起走吧，你那些报纸那些新闻不过是帮他们欺骗民众罢了。”Z的父亲再次阐明了自己一个报人的神圣职责和独立立场，兄弟俩于是在午夜的星光下久久相对无言，继而在夜鸟偶尔的啼鸣中手足情深地依依惜别，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这情景当然都是我的虚拟，根据我自幼从电影和书刊中对那一代革命者所得的印象。
我们的生命有很大一部分，必不可免是在设想中走过的。在一个偶然但必需的网结上设想，就像隔着多少万光年的距离，看一颗颗星。
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在大字报上揭发出一件事，成为Z的叔叔被打倒的重要因素：四八年末，大约与Z的父亲离开这块大陆同时，Z的叔叔在解放军全面胜利的进攻途中，特意绕道回家看过一次Z的爷爷。他在家只待了一宿，关起门并且熄了灯，据揭发者说，他和他的反动老子嘁嘁嚓嚓一直谈到天亮。“对，就是他，就是他！”揭发者后来站在台上继续揭发说，“他现在老了，长得越来越跟他的反动老子一模一样。”造反派愤怒地呼喊口号，一些虔诚的保“皇”派如梦方醒地啼哭，形势跟当年斗争土豪劣绅异曲同工。揭发者受了鼓舞，即兴地写意了：“他和他的反动老子密谈了一宿，然后为了掩人耳目，趁天不亮跳后墙溜跑了。”台下群情激愤，数不清的胳膊和拳头一浪一浪地举起来，把一句反诘语喊出进行曲般的节奏：“中国有八亿人口——！”“中国有八亿人口——人口——人口——人口——！”“不斗行么——？！”“不斗行么——行么——行么——行么——？！”我曾经坐在这样的台下。我曾经挤在这样的人群中，伸长着脖子朝台上望。皮带、木棒、拳头和唾沫，劈头盖脸向着一个老人落下去。我曾经从那样的会场中溜出来，惶惶然想起我和画家Z都可能见过的那座出乎意料的房子，那座美丽的房子和它的主人。但我并没有来得及发现，一个偶像是在哪一刻从他所坐落的那片概念里消失的，抑或是连同那片恢弘而苍茫的概念一同消失的。当他再从他所消失的地方活脱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屈服。Z的叔叔承认：四八年，那个深夜，他劝他的反动老子把一切房产、土地都无偿分给穷人。Z的叔叔劝Z的爷爷说：“然后你不如到什么地方去躲一躲，要不，干脆出国找我哥哥去吧。”Z的叔叔说：“坦率讲，凭你当年的所作所为我没必要再来跟你说什么。”Z的叔叔说：“我不是为你，懂吗，我是冲着母亲的在天之灵！”爷爷一声不响。叔叔喊：“你就听我一句吧，先找个什么地方去躲一躲。否则，坐牢、杀头，反正不会有你的好！”这一下爷爷火了，爷爷说：“把房产土地平均分给大家，这行。但是我不逃跑，我没必要逃跑！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我为什么要跑？谁来了事实也是事实！”爷爷老泪纵横仰天长叹：“天地做证，我自青年时代追随了孙中山先生，几十年中固不敢说赴汤蹈火舍死忘生，但先总理的理想时刻铭记于心，民族、民权、民生不敢须臾有忘，虽德才微浅总也算竭尽绵薄了。我真不懂我们是在哪一步走错了，几十几百几千年来这苦难的民族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呀？如今共产党既顺天意得民心，我辈自愧不如理当让贤。如果他们认为我该杀，那么要杀就杀吧，若共产党能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我一条老命何足为惜？！”“文化大革命”中的揭发到此为止。因为台下必定会喊起来：胡说！胡说！这是胡说！这是小骂大帮忙！不许为反动派歌功颂德！——肯定会这样。甚至会把那个得意忘形的揭发者也赶下去，或者也抓起来。
但这只是一个故事的上半部。
断章取义说不定是历史的本性。
十年之后在为Z的叔叔举行的平反大会上，这个故事的下半部才被选入史册。……在爷爷自以为清白、无辜，老泪纵横地慷慨陈词之后，事实上叔叔的立场绝对坚定。叔叔冷笑道：“你说什么，你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你敢把这话再说一遍吗？”爷爷居然不敢。他们同时想起了叔叔是怎样参加了革命的。叔叔说：“那年闹学潮，你都干了些什么？”叔叔说：“你们口口声声民族、民权、民生，为什么学生抗议营私舞弊，要打倒贪污腐败的官僚卖国贼，你们倒要镇压？”爷爷嗫嚅着说：“我敢说，我的手上没有学生的血。”叔叔说：“那是因为你用不着自己的手！”爷爷说：“不不，我没想到他们会那么干。这由不得我呀！”叔叔说：“但是他们就那样干了，你还不是依然和他们站在一起吗？”爷爷不再说什么。叔叔继续说：“你又有什么资格去叫喊‘天下为公’？你有几十间房，你有上百亩地，你凭什么？你无非比那些亲手杀人的人多一点雅兴，吟诗作画舞文弄墨，写一幅‘天下为公’挂起来这能骗得了谁？”爷爷无言以对。叔叔继续说：“就在我母亲病重的时候，你又娶了一房小，你仍然可以说你的手上没有血，你可以坦坦荡荡地向所有人说，我的母亲是病死的，但是你心里明白，你心里有她的血！”那时爷爷已是理屈词穷悲悔欲绝了，叔叔站起身凛然离去……平反会开得庄严、肃穆，甚至悲壮，主席台上悬挂着国旗、党旗，悬挂着几个受叔叔牵连而含冤赴死的老人的遗像，周围布设着鲜花。但是不等大会结束Z的叔叔就走出了会场。不过他没有再走进那片恢弘和苍茫中去，他就像当年的我——就像一个才入世的少年一般，觉得世界真是太奇怪了。
Z第一次见到叔叔是在他刚到北方老家不久。自从叔叔十八九岁离开家乡，好多年里爷爷不知道叔叔到了哪儿。自从四八年那次叔叔来去匆匆与爷爷见了一面之后，已经又过了三年，这三年里中国天翻地覆爷爷仍不知叔叔到底在哪儿，在做着什么事。爷爷从来不提起他。爷爷从来不提起叔叔，不说明爷爷已经把他忘记了，恰恰相反，说明他把他记得非常深。
Z和母亲到了北方不久，夏天，Z记得是向日葵花盛开的时候，是漫山遍野的葵花开得最自由最漂亮的时节，叔叔回老家来过几天。Z不认识他。在那之前连Z的母亲也没见过他。
叔叔回来得很突然。
有天早晨爷爷对Z说：我得带你去看看向日葵，不不，你没见过，你见过的那几棵根本不算。爷孙俩吃罢早饭就上了路。爷爷告诉Z：“咱们的老家其实不在城里，咱们真正的老家在这城外，在农村。”Z说，农村？什么是农村？噢，农村嘛，就是有地可种的地方。它很远吗？不，不远，一会儿你就能看见它了。Z自己走一阵，爷爷抱着他走一阵。街上的店铺正在陆续开门，牌匾分明旗幌招展。铁匠铺的炉火刚刚点燃，呼嗒呼嗒的风箱声催起一股股煤烟。粉坊（或是酱坊、豆腐坊）里的驴高一阵低一阵地叫，走街串巷的小贩长一声短一声地喊。Z问，还远吗？爷爷说不远了，这不都到城边了？Z再自己走一阵，爷爷又背上他走一阵。您累了吗爷爷？爷爷吸吸鼻子说，你闻见了没有，向日葵的香味儿？Z说，您都出汗了，让我下来自己走吧。爷爷说，对，要学会自己走。爷爷说，多大的香味儿呀，刮风似的，你还没闻见？Z使劲吸着鼻子说，哪儿呀？在哪儿呀？爷爷笑笑，说，别着急，你慢慢儿就会认识这香味儿了。后来还是爷爷背起Z，出了城，又走了一会儿，然后爬上一道小山岗，小山岗上全是树林，再穿过树林。忽然Z在爷爷的背上闻到了那种香味儿，正像爷爷说的那样，刮风似的扑来，一团团，一阵阵，终于分不出界线也分不出方向，把人吸引进去把人吞没在里面。紧跟着，他看见了漫山遍野金黄耀眼的葵花。几千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灿烂的花朵顺着地势铺流漫溢，顺着山势起伏摇荡，四面八方都连接起碧透的天空。爷爷说，看吧，这才是咱们的老家。爷爷让Z从他的背上下来，爷孙俩并排坐在小山岗的边沿。看看吧，爷爷说，这下你知道它们的香味儿了吧？这下你才能说你见过向日葵了呢。Z幼小的心确实让那处境震动了，他张着嘴直着眼睛一声不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谁也说不清他是激动还是恐惧。那海一样山一样如浪如风无边无际的黄花，开得朴素、明朗，安逸却又疯狂。（我常窃想，画家Z他为什么不去画这些辉煌狂放的葵花，而总是要画那根孤寂飘蓬的羽毛呢？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疑问。也许答案会像命运一样复杂。）爷爷说：“咱们的老家就在那儿，咱们的村子就在那儿，它让葵花挡着呢，它就在这葵林里。”爷爷说：“等到秋天，葵花子都收了，你站在这儿就能看见咱们的村子。”爷爷说：“咱们祖祖代代都住在那儿，就种这葵花为生，我正打算再搬回到村子里去呢。”爷爷问Z：“你愿意吗？你看这儿好不好？”Z什么都不说，从一见到这铺天盖地的葵花他就什么话都不说了。直到爷爷又抱起他走进向日葵林里去时，Z仍然连大气都不敢出。向日葵林里很热，没有风，有一条曲曲弯弯的路。那路很窄，看似也很短，随着你不断往前走它才不断地出现。硕大的葵叶密密层层不时刮痛了Z的脸。爷爷却揪一张叶子贴在鼻下细细地闻，爷爷揪那叶子时花蕊便洒落下来，就像雨。到处都听见吱吱唧唧嗡嗡嘤嘤的声音，各种虫鸣，听不到边。就在这时Z看见了叔叔。
一个男人忽然出现在Z和爷爷的眼前，他穿了一身军装，他长得又高又大，他长得确实很魁伟很英武，但他不笑。
他站在几步以外，看着爷爷。他脸上一丝笑意也没有。
Z偎在爷爷怀里感到爷爷从头到脚都抖了一下，再回头看爷爷，爷爷的脸上也没有了笑容。
叔叔和爷爷就这样对望着，站着，也不说话，也不动。
后来还是爷爷先动了，爷爷把Z放下。
那个男人便走过来看看Z，摸摸他的头。
那个男人对Z说：“你应该叫我叔叔。”
那个男人蹲下来，深深地看着Z的脸：“肯定就是你，我是你的亲叔叔。”
Z觉得，他这话实际是说给爷爷听的。
叔叔突然回来了。叔叔回来并不住在爷爷家，不住在城里，他住在真正的老家，就是爷爷说的在向日葵林中的那个小村子。母亲带着Z穿过葵林，到那村子里去过，去看叔叔。叔叔独自住在村边一间小屋里，住了几天就又走了。叔叔住的那间小屋是谁家的呢？叔叔要不是为了看爷爷，他回来看谁呢？这也是些有趣的谜团。这些谜团要到将来才能解开，但并不固定要由Z的叔叔这个角色去解开。
Z只记得，叔叔住的那间小屋前后左右都被向日葵包围着。正是葵花的香气最为清纯最为浓烈的那几天，时而雨骤风疾，时而晴空朗照，蜂鸣蝶舞，葵花轻摇漫摆欢聚得轰然有声，满天飞扬的香气昼夜不息。Z只记得，在那花香熏人欲醉的笼罩中，母亲劝叔叔，叔叔也劝母亲。母亲劝叔叔的事Z完全听不懂，以为是劝叔叔住到爷爷那儿去，但似乎主要不是这件事，中间总牵涉到一个纤柔的名字。然后叔叔劝母亲，劝她不要总到南方去打听父亲的消息。
母亲说：“你哥哥他肯定活着，他肯定活着他就肯定会回来。”
母亲说：“他要是回来了，我怕他找不到我们。他要是托人来看看我们，我怕他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了。”
叔叔说：“要是他愿意回来，他就无论如何都能找到你们。”
母亲说：“只要他能，他肯定会回来。”
叔叔说：“但是他要是回不来，我劝你就别再总到南方去打听了。这样对你对孩子都不好。”
母亲说：“为什么？我去打听的是我的丈夫，这有什么关系？”
叔叔说：“这很难说清。但是嫂子，你应该听我的，现在的事我比你懂。”
母亲说：“会有什么事，啊？你知道你哥哥的消息了吗？”
叔叔说：“不不。可是嫂子你别生气，你听我说，要是哥哥他不回来他就是，就是敌人，当然我们希望他能回来。”
母亲愣着，看着叔叔，愣了很久。
“你哥哥他总说，你们兄弟俩感情最好。”
“嫂子你别误会，我想念他并不比你想念得轻。我多想他能回来，能够说话的亲人我也只有他了。但他要是不回来，嫂子，你得懂……”
很久很久，母亲流了泪说：“你有你忘不了的情，我也有我的，不是吗？”
叔叔便低下头，不再言语。
母亲不管不顾还是不断到南方去。Z三到五岁的两年里，母亲又到南方去过四次。Z哭着喊着不让母亲离开，爷爷抱着他送母亲去上火车，四次，这Z记得清楚极了。母亲回来时还是一个人，四次，这Z记得清楚极了，因为母亲没有骗他，母亲每次只去三四天就一定会回来。母亲走的时候总显得激动不安，回来时却一点都不高兴，这让Z有些伤心。母亲每次回来都要病倒，头痛，呕吐，吃不下饭，吐的全是水，这真让Z心疼所以Z记得清楚极了，在他三到五岁期间母亲到南方去过四次。
生活所迫，母亲第四次到南方去时，把那所老宅院卖了。卖价很便宜，因为她不能太在南方耽搁，因为那时候买得起房的人很少。母亲在本来已经很便宜的卖价中再减去一百元，以此向买主提出一个条件：要是有一个海外归来的男人到这宅院里来找他的妻子和儿子，请买主务必告诉他，他的妻儿都还在，在北方他的老家等着他。母亲说：“让他立刻就来。”母亲说：“要是有人带他的信来，请立刻转寄给我。”母亲说：“要是他托人来看我们，请那个人跟我们通个信儿，我立刻就来。”母亲说：“要是那个人来不及等我，请千万记住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再请他一定转告孩子的父亲。”母亲单单没说，要是Z的父亲已经不在人间，要是有人来毫不含糊地证实了这一点，那可怎么办？母亲在意识和潜意识里都坚信着，父亲肯定没有死，他肯定不在那条沉没的船上。
所以，Z九岁的那个冬天的晚上（此前四年，Z和母亲已经离开爷爷，从老家来到了北京），当母亲对他说“明天咱们要搬家……搬到你父亲那儿去……他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时，他认为母亲必定会激动得笑，或者激动得哭。但是母亲却整整一个晚上郁郁寡欢沉默不语，一双失神的眼睛频频地追随而后又慌忙地躲避开儿子的目光，这真让Z迷惑不解。但很快谜底便揭穿了：那个以后Z必须要叫他父亲的人，并不是他的父亲，并不是Z的生身之父。第二天他们搬了家，他跟着母亲搬到那个男人住的地方去了。在路上Z问：“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母亲说：“见了面，你要叫他，你不是早就想叫你的父亲了吗？”谁也没有料到，如此艰深的一个谜，竟被这个只有九岁的孩子轻易猜破，竟被他在见到那个男人的三个小时之后就轻而易举地揭穿。方法很简单：忙乱之中Z瞅准一个机会，把那个男人领到自己的行李跟前，把那些唱片拿给那个男人看，但是那个男人完全不认识它们。那个男人只是摸了摸Z的头，故作亲热地说：“哟哟，你妈妈还给你买了这么多唱片吗？”Z问：“你见过它们吗？”那个男人说：“我曾经在一个英国牧师家里见过这东西。”恰在这时母亲走了过来，母亲正好看见了这一幕，她的脸色立刻变得惨白。
不过我明显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如今我远离了Z去猜想当年的情景，我看出我犯了一个技术上的错误，那就是：Z无论如何都应该见过他生父的照片。多年的颠沛流离，母亲丢失了很多东西但她当然要把父亲的照片带在身边。母亲朝思暮想望眼欲穿，她一定会常常把父亲的照片拿出来看，给儿子看，和儿子一起看。不是在南方就是在北方，不是在葵花飘香的老家，就是在车马喧嚣的北京的一个小院里，母亲指着那照片告诉Z：“记住，这就是你的父亲。记住他。”所以，我应该修改这个违背了真实的错误。
但现在诗人L从我的思绪中跑出来对我说：“我倒宁愿你保留着你这个真实的愿望。”诗人说：“你最好不要去写那个母亲是在何时何地和怎样把那次搬家的事实告诉给儿子的。”诗人说：“是的是的，我不愿去设想，在把事实告诉给儿子之前，那个女人是在何时何地为什么竟放弃了她的梦想？”诗人L不愿看到甚至不愿去想，一个美好的女人放弃梦想时的惨状；诗人现在甚至希望：
她魂牵梦系的那个男人确实已经死了，在她放弃她的梦想之前，这个消息已经得到了证实。或者，诗人希望：
在她放弃她的梦想之前，她的梦想已经自行破灭，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那个远在天边的男人能够回来但他并不打算回来。或者，诗人希望：
她的梦想不是被理性放弃的，至少不是被一种现实的利益所放弃的，我宁愿那是被另一个梦想顶替掉的，那样的话梦想就仍然得以继续着。诗人想：我宁愿忍受她已经另有所爱，也不愿意设想这个世界上竟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于从梦想堕落进现实。
但这时F医生在我的心里对诗人说：那倒不如没有梦。F医生希望：
要是一个人不得不放弃他的梦想，上帝应该允许他把那些梦想忘记得干干净净。
诗人反驳道：不得不放弃吗？我看不出有什么事能迫使她这样。
F医生讥嘲道：那是因为你仅仅是个诗人，更准确地说，你仅仅是一行诗。
我知道，但是我知道Z的母亲为什么放弃了她的梦想，九岁的Z那时还不可能知道，只有我知道：她是为了儿子的前程。当她带着儿子离开了爷爷的时候，已经证明她终于听懂了叔叔的忠告。她带着儿子到了北京，在一所小学校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差事做，一做十年，十年中她再没有去过南方。
备忘四
我说过了，我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我说过，我接受这个传说。多年来我把这个日期——这几个无着无落的数字，几十几百遍填写进各式各样的表格，表示我对一种历史观的屈服。
恰恰就在昨天，我知道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我应该早一点知道它，那样我会获得更多的自由。
我曾经这样写过：要我回答“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就是，我只能是我。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譬如说，它开始于一九五五年春天某个周末的夜晚，这之后才有了一九五一年冬天的那个早晨，才渐渐地又有了更为虚缈更为久远的过去，过去和未来便以随机的顺序展开。）因为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所以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甚至利用我的逻辑来向我证明，世界也是对他们来说的世界，因此世界并不只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但是我只能是我，这是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结果他们的上述意见一旦为我所同意，即刻又成为世界对我来说的一项内容了。他们豁达并且宽厚地一笑，说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世界并不单单是对你来说的世界。我也感到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世界对我来说很可能不单单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他们就又想出一条计谋来折磨我，他们说，那么依你的逻辑推论，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世界，而是——譬如说现在——有五十亿个世界。我知道随之而来的结论会是什么，我确实被迫受了一会儿折磨。但是当我注意到，就在我听着他们的意见之时，我仍旧是无可逃脱地踞于我的角度上，我于是说，对啦五十亿个世界，这是对我来说的这个唯一世界中的一个消息。
我曾经这样写过：我没统计过我与多少个世界发生过关系，我本想借此去看看另外的、非我的世界，结果他们只是给了我一些材料，供我构筑了这个对我来说的世界。正如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着我的位置；我爱着她，爱着你，其实只是借助别人实现了我的爱欲。
我真应该早一点知道那个“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那样我就能更早地自由，并且更多自信。
我写过一篇题名为《奶奶的星星》的小说。我写道——
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哭，打着挺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噢——”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什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成和平的梦境，我又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从那一刻见到世界，我的感觉从世界的那一幅情景中出生，那才是我的生日。我不知道那是哪年哪月哪天，我分不出哪是感觉哪是世界，那就是我的生日。但我的生日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写过另一篇小说，叫作《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在那篇小说中我写道——
奶奶的声音清清明明地飘在空中：“哟，小人儿，你醒啦？”
奶奶的声音轻轻缓缓地落到近旁：“看什么哪？噢，那是树。你瞧，刮风了吧？”
我说：“树。”
奶奶说：“嗯，不怕。该尿泡尿了。”
我觉得身上微微的一下冷，已有一条透明的弧线蹿了出去，一阵叮啷啷的响，随之通体舒服。我说：“树。”
奶奶说：“真好。树，刮风——”
我说：“刮风。”指指窗外，树动个不停。
奶奶说：“可不能出去了，就在床上玩儿。”
脚踩在床上，柔软又暖和。鼻尖碰在玻璃上，又硬又湿又凉。树在动。房子不动。远远近近的树要动全动，远远近近的房子和街道都不动。树一动奶奶就说，听听这风大不大。奶奶坐在昏暗处不知在干什么。树一动得厉害窗户就响。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喝水不呀？”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树。刮风。行了，知道了。”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行啦，贫不贫？”
我说：“刮风，树？”
奶奶说：“嗯。来，喝点儿水。”
我急起来，直想哭，把水打开。
奶奶看了我一会，又往窗外看，笑了，说：“不是树刮的风，是风把树刮得动活儿了。风一刮，树才动活儿了哪。”
我愣愣地望着窗外，一口一口从奶奶端着的杯子里喝水。奶奶也坐到亮处来，说：“瞧瞧，风把天刮得多干净。”
天。多干净。在所有东西的上头。只是在以后的某一时刻才知道那是蓝，蓝天；那是灰和红，灰色的房顶和红色的房顶；那是黑，树在冬天光是些黑色的枝条。是风把那些黑色的枝条刮得摇摆不定。我接着写道——
奶奶扶着窗台又往外看，说：“瞧瞧，把街上也刮得多干净。”
奶奶说：“你妈，她下了班就从这条街上回来。”
额头和鼻尖又贴在凉凉的玻璃上。那是一条宁静的街。是一条被楼阴遮住的街。是在楼阴遮不到的地方有根电线杆的街。是有个人正从太阳地里走进楼阴中去的街。那是奶奶说过妈妈要从那儿回来的街。玻璃都被我的额头和鼻尖焐温了。
奶奶说：“太阳沉西了，说话要下去了。”
因此后来知道哪是西，夕阳西下。远处一座楼房的顶上有一大片整整齐齐灿烂的光芒，那是妈妈就要回来的征兆，是所有年轻的母亲都必定要回来的征兆。然后是——
奶奶说：“瞧，老鸹都飞回来了。奶奶得做饭去了。”
天上全是鸟，天上全是叫声。
街上人多了，街上全是人。
我独自站在窗前。隔壁起伏着“咯咯咯……”奶奶切菜的声音，又飘转起爆葱花的香味。换一个地方，玻璃又是凉凉的。
后来苍茫了。
再后来，天上有了稀疏的星星，地上有了稀疏的灯光。
那是我的又一个生日。在那一刻我的理性出生，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感觉同理性分开；从那情景中还出生了我的盼望，我将知道我的欢愉和我的凄哀，我将知道，我为什么欢愉和我为什么凄哀。而我的另一些生日还没有到来。
我从虚无中出生世界从虚无中出现。我分分秒秒地长大世界分分秒秒地扩展。是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镶嵌进扩展着的世界之中呢？还是扩展着的世界搅拌在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之中？反正都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全世界从一间屋子扩展到一个院子，再从一个院子扩展到一条小街、一座城市、一个国度、一颗星球，直到一种无从反驳又无从想象的无限。（我猜想，那正是我的极限的换一种说法；无限是极限的一个狡猾的别名。）
就像有一架摄影机：缓缓摇过天花板，白色已经泛黄的天花板中央有一圈波纹般的雕饰，圈心垂吊下一盏灯。接着下摇：墙上有一幅年画，年画上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怀里都抱着鸽子；见过那幅画的人都会记起，它的标题是《我们热爱和平》。再横摇：无声地摇过那幅年画，摇过明净的窗，洁白的窗纸和印花的窗帘，窗台上一盆无花的绿叶，再摇过一面空白的墙，便见一张红漆长桌和两只红漆方凳，桌上有一架老座钟，“嘀—嗒—、嘀—嗒—、嘀—嗒—”，声音很轻，但很有弹力，“嘀—嗒—、嘀—嗒—、当——”，最后一下声音很厚，余音悠长。推进：推向那架老座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的一圈罗马数字，和一长一短两支镂花的指针，镜头在那儿停留也许是一会儿也许是很久；不必考虑到底是几点，两支镂花的指针可以在任何位置。无所谓，具体的时间已经无所谓，不可能记得清了。画面淡出。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场“镇反”运动。可能就是那年。
据历史记载，在朝鲜发生过一场战争。可能就是那几年中的一年。
我记得，那时候奶奶总在学唱一支歌：“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历史在我以外的世界，正不停顿地走着。
另一幅画面淡入：半开着的屋门，露出一隙屋外的世界，明媚诱人。然后，如同镜头拉开：棋盘一般的青砖地，一方一方地铺开铺向远处的屋门，从那儿从半开的门中，倒下来一长条界线分明的阳光，平展展地躺倒在方砖地上。如同摄影机向前移动，朝着屋门，很不平稳地向前移动：青砖地摇摇晃晃地后撤。忽然那条阳光中进来一个影子进来一个声音，奶奶或者妈妈的声音：“慢点儿慢点儿，哎——对啦，慢一点儿。”很不平稳但是继续前移，慢一点儿或者一点儿也不慢，越过那条齐整的阳光，门完全敞开时阳光变宽了，越过门槛，下了台阶，停住。镜头猛地摇起来：猛地满目令人眩晕的灿烂。然后仿佛调整了光圈，眼前慢慢地清晰了，待景物慢慢清晰了却似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全世界，比原来的全世界大了很多倍的又一个全世界。向东横摇一周，再向西横摇一周：还是那些房屋，走廊、门窗、柱梁、屋檐，都还是那么安静着待在那里，却似跟原来看到的不尽相同。现在不是从玻璃后面看它的一幅画面，现在是置身其中，阳光温暖地包围着，流动的空气紧贴着你的周身徐徐地碰着你的皮肤，带着花木的芬芳，带着泥土的湿润，带着太阳照射下的砖墙和石阶的热味儿，带着阴凉的屋檐下和走廊上古老的气息，世界就变了样子。那是不是又一个生日呢？摇向天，天是那么深而且那么大，天上有盛开的花朵；摇向地，地原来并不一定都是青砖铺成的呀，地上有谢落的花瓣。可能是暮春时节。
历史记载，曾有过一次“肃反”运动。也许就是那年。
历史记载，有过“公私合营”，有过“三反”“五反”以及“扫盲”运动。也许就是那几年。
记得那时爸爸妈妈晚上很晚很晚还不回来。奶奶在灯下读《识字课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在《奶奶的星星》那篇小说中我写过，奶奶总是把“吼声”念成“孔声”。
摄影机上摇下摇左右横摇，推进拉开前后移动：视点乱了，目不暇接。就是说，我能跑了。
我能到处跑了。无牵无挂地跑，不知深浅地跑，大喊大笑地跑，但是摔倒时那地面坚硬而且凶狠，心里涌出无限的惊骇和冤屈，如果奶奶或妈妈就在近旁，那冤屈便伴着嚎啕愈加深重。我童年住的那个院子里，有两条十字交叉的甬道。十字甬道与四周房屋的台阶联成一个“田”字。“田”字的四个小方格是四块土地，种了四棵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两棵海棠树；到了春天，白的和粉白的花朵开得满天，白的和粉白的花瓣落下一地。四棵树下种了西番莲、指甲草、牵牛花、夜来香、草茉莉……一天到晚都有花开。我还记得我要仰望西番莲那硕大的花朵，想想那时我才有多高？早晨，数一数牵牛花又开了多少。傍晚，揪一朵草茉莉当作小喇叭吹响。夜来香展开它淡黄色的极为简单的花瓣，我不用蹲下也不用弯腰，走过去鼻子正好就贴近它，确认晚风里那缥缈的清香正是来自于它。想想看，那时我才有多大？还有跟那花香一般缥缈的钟声，一丝一缕悠悠扬扬地不知到底从哪儿传来，早晨、中午、晚上，都听见。直到有一天我走出这个院子，走到街上去，沿着门前那条街走了很远以后，我才能似真似幻地记起一座教堂。但那教堂和那钟声在我的记忆里分隔了很久很久，很多年以后那缥缈难忘的钟声才从我印象的角落里找到那座教堂的钟楼。
我写过一篇小说《钟声》。在那篇小说里，我虚构了一个叫作B的角色。根据我对B的希望，根据我和B对那钟声的希望，我写道——
B寻着那钟声走，走进了一座很大很大的园子。推开沉重的铁栅栏门，是一片小树林，阳光星星点点在一条小路上跳跃。钟声停了，四处静悄悄，B听见自己孤单的脚步，随后又听见了轻缓如自己脚步一般的风琴声。矮的也许是丁香和连翘，早已过了花期。高的后来B知道那是枫树，叶子正红，默默地仿佛心甘情愿燃烧。他朝那琴声走，琴声中又加进了悠然清朗的歌唱。出了小树林，B看见了那座教堂。它很小，有一个很高的尖顶和几间爬满斑斓叶子的矮房；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开放着野花的草地。琴声和歌唱就是从那矮房中散漫出来，荡漾在草地上又飘流进枫林中。教堂尖顶的影子从草地上向B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空灵的路。教堂的门开着，一个白发老人问他：你找什么，孩子？
后来那教堂关闭了，园门紧锁，除了黎明和黄昏时分一群群乌鸦在那儿聒噪着起落，园内一无声息。根据我对B的希望，根据我和B对那钟声的怀念，我写道——
B不仅聪明而且胆大，他能够轻而易举地翻过园墙，独自到园中游逛。雪地上除了乌鸦和麻雀的脚印就是B的脚印。北风在冬日静寂的光线里扬起细雪，如沙如雾，晶莹迷蒙。教堂尖顶的影子又从雪地上向他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寂寞的路，他走进去。慢慢地走进那影子又慢慢地走出来，有点怀念往日悠远凝重的钟声。一天，他弄开一扇窗户钻进教堂，教堂里霉味儿扑鼻，成群的老鼠吱吱叽叽地四散而逃把厚而平坦的灰尘糟踏得狼藉不堪。他爬上钟楼，用木棍敲响了锈蚀斑斑的大钟。可惜他的力气还太小。但那微弱得仿佛是风吹响的钟声竟出人意外地温存、忧哀，在空旷的雪地上回旋，在寒冷的阳光里弥漫，飘摇溶解进深远巨大的天空……
后来那钟楼倒塌了。继而那教堂被拆除了，片瓦无存。最后在教堂拆除后的那块空地上建起一座红色的居民大楼。我记得几十年前当听说要盖那座大楼的时候，我家那一带的人们是多么激动。差不多整整一个夏天，人们聚在院子里，聚在大门前，聚在街口的老树下，兴致勃勃地谈论的都是关于那座大楼的事。年轻人给老人们讲，男人给女人们讲，女人们就给孩子们讲，都讲的是那座神奇美妙的大楼里的事。那座大楼里的一切都是公共的，有公共食堂、公共浴室、公共阅览室、公共电话间、公共娱乐厅……在那儿，在不远的将来，不必再分你我，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是一家人，所有的人都尽自己的能力工作，不计报酬，钱就快要没用了，谁需要什么自己去拿好了，劳动之余大家就在一起尽情欢乐……人们讲得兴奋，废寝忘食，嗓子沙哑了眼睛里也都有血丝，一有空闲就到街口的老树下去，朝那座大楼将要耸起的方向眺望；从白天到晚上，从日落到天黑，到工地上空光芒万丈把月亮也逼得黯淡下去，那老树下一直人群不断，人声和远处塔吊的轰鸣声片刻不息。我奶奶很高兴，她相信谢天谢地从此不用再围着锅台转了。我也很高兴，因为在那样一座大楼里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孩子，游戏的队伍将无可怀疑地得到壮大。我不知道别人都是为什么而高兴而激动。但后来又有消息说，那座大楼再大也容不下所有的人，我家那一带的人们并不能住进去。失望的人们就跑到工地上去看去问，便看出那楼确实容不下所有的人，但又听说像这样的大楼要永远不断地盖下去直到所有人都住上，人们才又充满着希望回来。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次“反右”斗争。想必就是那一年。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次“大跃进”运动。想必就是那些年。
外部世界的历史，将要或者已经与我的生命相遇了。就在我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无牵无挂地消磨着我的童年时光，就在那时候，外部世界已由一团混沌千变万化终于使一部有条有理的历史脱颖而出（这样的过程无论需要多久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以其一点等待着我的进入了。当你必然地要从其一点进入，我说过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张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并且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那就证明历史确凿存在。
那一年，一九五八年，那是一个确凿的年份。我看见过它。我翻开日历看见了它，黑的、绿的和红色的字：一九五八。我记得有一天它是红色的字，奶奶、妈妈、爸爸都在我面前，为我整理书包、笔、本子和一身崭新的衣裳，他们对我说：你就要上学了。
那所小学的校舍，原是一座老庙，红墙斑驳，坐落在一条小街的中央。两扇又高又厚的木门，晨光中吱呀呀地开启，暮色下吱呀呀地关闭，依旧古刹般地森然威肃。看门并且负责摇铃的，是一个老头，光光的头皮仍像是个剃度的僧人，都说他原就是这里的庙祝。进门是一片空阔的院落，墙根、墙头、甬道的石缝中间蒿草蓬生，说不准是散布着颓败还是生机。有几棵柏树，有一棵巨大的白皮松。那白皮松要三四个孩子拉起手来才能围拢，树皮鳞片似的一块块剥落，剥落处滴出黏黏的松脂。再进一道垂花门，迎面是正殿，两厢是配殿，都已荒残，稍加清理装修就做了教室。昔日的诵经声改为孩子们的读书声而已。
我记得我是个怯懦的孩子，是个过分依赖别人的孩子，可能生性如此，也可能是因为我生来受着奶奶太多的爱护。我想我曾经一定是个畏怯得令人厌倦的孩子。我记得，很多天很多天我还不敢独自去上学，开始的时候我甚至不能让奶奶离开，我坐在教室里，奶奶就坐在教室外面的院子里，奶奶一走我就从教室里跑出来跟着她走，老师的断喝和其他孩子们的嘲笑都不能阻挡我，只要我跑到奶奶身边我想就平安了；后来好一些，但在去上学的路上还是得让奶奶陪着。那条小街上的太阳，那座老庙里的铃声，那棵巨大的白皮松和它浑身滴淌的松脂，以及满院子草木在风中沙啦沙啦地摇响，都让我不安；在学校门前跟奶奶分手时我感到像似被抛进了另一个世界，我知道我必须离开奶奶到那个世界里去，心中无比凄惶。那是一个有着那么多人的陌生的世界。
我说过，我的生日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完成。
也许是我生性胆小，也许那个陌生的世界里原就埋藏着危险。在那儿，在那所小学在那座庙院里，世界的危险将要借助一个可怕的孩子和一些可怕的事向我展现，使我生命中的孤独和恐惧得以实实在在地降生。
我牢牢地记住一个可怕的孩子。我至今没有弄懂，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怕他，都恭维他，都对他唯命是从。现在我唯一明了的是，我之所以怕那棵白皮松，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孩子把黏黏的松脂抹在我的头发上，他说否则他就不跟我好。他不跟谁好谁就要孤立，他不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不跟谁好，谁就要倒霉了。他长得又矮又瘦，脸上有一条条那么小的孩子难得的皱纹儿，但他有一种奇怪的（令我如今都感到奇怪的）力量。他只要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特别高兴；他说他第二跟谁好、第三跟谁好、第四跟谁好、最末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为自己的位置感到欣慰或者悲伤。他有一种非凡的才能。现在我想，他的才能在于，他准确地感觉到了孩子们之间的强弱差别，因而把他们的位置编排得令人折服；他喜欢利用这一点实现他的才能。但是一个孩子具有这样的才能，真是莫测高深的一种神秘，我现在仍有时战战兢兢地想，那个可怕的孩子和那种可怕的才能，非是上帝必要的一种设计不可。那是天才，那也是天才。
有一天，几十年后的一天，我偶然又从那座庙前走过，那儿已经不是学校了，庙门已被封死不知那老庙又派了什么用处。忽然我望见那棵巨大的白皮松还在，从墙头从殿顶上伸开它茂盛的枝叶。我站下来，心想，我不见它的这么多年里，它一向就在那儿一块块剥落着鳞片似的树皮，滴淌着黏黏的松脂，是吗？那条小街几乎丝毫未改，满街的阳光更是依然如故，老庙里上课的铃声仿佛又响起来，让我想起很多少年时代的往事，同时我又想起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可怕的孩子，他像一道阴影停留在我的少年时代，使种种美好的记忆都掺杂着那一道阴暗的威胁。
他把黏黏的松脂抹在我的头发上，那一次我不知深浅地反抗了；他本来长得瘦小，我一拳就把他打得坐倒在地上，但是他并不立刻起来还击，他就坐在那儿不露声色地盯着我。（我现在想，他是本能地在判断着我到底是强还是弱。现在我想，我很可能放过了一个可以让他“第一跟我好”的机会，因为我害怕了，这样他不仅不必“第一跟我好”，而且选定我作为他显示才能的对象了。那个可怕的孩子，让我至今都感到神秘、恐怖和不解。）我本来准备好了也挨他一拳，但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他站起来，挨近我，轻轻地但是坚决地对我说“你等着瞧吧”，然后他就走开了，立刻走到所有的孩子中间去说说笑笑了，极具分寸地搂一搂这个的头，攀一攀那个的肩，对所有的孩子都表示着加倍的友好，仿佛所有的孩子都站在他一边，都与他亲密无间。他就这样走到孩子们中间去并占据了中心位置，轻而易举就把我置于孤立了，孤立感犹如阴云四合一般在我周周聚拢，等我反应过来，那孤立的处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能够摆脱的了。现在我说起这件事还感到一阵透心的阴冷。他走到孩子们中间去了，我便走不进去了，我只好一个人玩。好几天我都是一个人玩，走来走去像一只被判罚离群的鸟儿。我想要跟谁玩，甚至我一走近谁，那个可怕的孩子就把谁喊过去，就非常亲密地把谁叫到他那边去。我已经输了，我现在才看出所有的孩子都在那一刻输给他了，因为没有哪一个孩子愿意落到我的处境，没有哪一个孩子不害怕孤立。那些天我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都是郁郁寡欢一个人呆呆地发愣，奶奶摸摸我的头——温度正常，妈妈看看我的作业本——都是5分，“怎么啦你？”我不回答，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但那个可怕的孩子并不就此罢休，他是个天才几十年后我将会懂得世界上确实有这样可怕的天才，他并不想还我一拳也并非只是想孤立我，他是想证明他的力量，让所有的孩子都无可选择地听他的指挥——但愿这不是真的，至少在一个少年身上这不是真的，但这是真的。也许生命到了该懂得屈服的时候了，也许我生命中的卑躬屈膝到了该出生的时候了。那个可怕的孩子，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来试验我的软弱也试验他的强大了。这也许是命运所必要的一种试验，上帝把一个扁平的世界转动一下以指出它的立体，它的丰富，从而给我又一个新的但是龌龊的生日。那是在课堂上，当老师背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一道题的时候，那个可怕的孩子故意把桌子摇得哐哐响，老师回过头来问：“是谁？”那个可怕的孩子马上指着我说：“是他！”不等老师说话，他就问几个最跟他好的孩子：“是不是他？是不是？”那几个孩子都愣了一下，然后有的高声说是，有的低声说是，有的不说话。老师可能不大相信，就叫起一个孩子问：“是谁？”那是个平时最老实的孩子，但是他看看我，低声说：“我，我，我没看见。”老师看着我，可竟连我自己都不敢申辩，我又惊又怕满脸通红倒真像是被抓住的罪魁祸首一样。我看见那个可怕的孩子此时坐得端端正正，一副遵守纪律的样子。那天放学回到家，我勉强把功课做完，就又呆呆地坐着一声不吭，奶奶过来问我：“你到底是怎么啦？”我哇的一声哭出来。奶奶说：“说，有什么事就说，哭什么呀？”我的屈服、谄媚，谄媚的愿望和谄媚的计谋，就在那一刻出生了。我抽抽咽咽地说：“我想要一个足球。”我竟然说的是：“我想要一个足球。”我竟然那么快地想到了这一点：“我想要一个足球。”奶奶说：“行，不就是一个球吗？”我说：“得是一个真正的足球，不是胶皮的得是牛皮的，我怕我爸我妈不给我买。”奶奶说：“不怕，我让他们给你买。”
因为那个可怕的孩子最喜欢踢足球。因为我记得他说过他是多么渴望踢一回真正的足球。因为我知道他的父母不可能给他买一个足球。
奶奶带我去买了一个儿童足球，虽然比真正的足球小一些，但是和真正的足球一样是牛皮制作的。从商场回来，我不回家，直接就去找那个可怕的孩子了。他出来，看我一眼，这一眼还没看完他已经看见了我手上的足球。我说：“咱们踢吧。”他毕竟是个孩子，他完全被那个真正的足球吸引了忘记了其他，他接过足球时那惊喜的样子至今在我眼前，那全部是孩子的真正的喜出望外，不掺任何杂质的欣喜若狂。他托着那个足球跑去找其他住在附近的孩子：“看哪，足球！”我跟在他身后跑，心里松快极了，我的预谋实现了。“看哪，足球！”“看呀，嘿你们看呀，真正的足球！”那个足球忽然把他变得那么真诚可爱，竟使我心中有了一点点不安，可能是惭愧，因为这个足球不是出于真诚而是出于计谋，不是出于友谊而是出于讨好，那时我还不可能清楚地看见这些逻辑，随着住在附近的孩子们都跑来都为我的贡献欢呼雀跃，我心中那一点点不安很快烟消云散了。那个可怕的孩子天生具有组织才能，他把孩子们分成两拨，大家心悦诚服地听凭他的调遣，比赛就开始了。在那条胡同深处有一块空地，在那儿，有很长一段时期，一到傍晚，总有一群放了学的孩子进行足球比赛。那个可怕的孩子确实有着非凡的意志，他的身体甚至可以说是孱弱，但一踢起球来他比谁都勇猛，他做前锋他敢与任何大个子冲撞，他做守门员他敢在满是沙砾的地上扑球，被撞倒了或身上被划破了他一声不吭专心致志在那只球上，仿佛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东西。他有时是可爱的，有时甚至是可敬的，但更多的时候他依然是可怕的。天黑了孩子们都被喊回家了，他跟我说：“咱们再踢一会儿吧？”完全是央告的语气。我说：“要不，球就先放在你这儿吧，你明天还给我。”他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令人感动的惊喜。他说：“我永远第一跟你好，真的。”我相信那是真的，我相信那一刻我们俩都是真诚的。
但是，使我刻骨铭心的是：这“真诚”的寿命仅仅与那只足球的寿命相等。
终于有一天我要抱着一个破足球回家。
我抱着那只千疮百孔的足球，抱着一个少年阴云密布的心，并且不得不重新抱起这个世界的危险，在一个秋天的晚上，沿一条掌起了灯的小街，回家。秋风不断吹动沿街老墙上的枯草，吹动路上的尘土和败叶，吹动一盏盏街灯和我的影子，我开始张望未来我开始问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我想，那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
也许，与此同时，画家Z也正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从另一条小街上回家；也许那也正是画家Z走出那座美丽的房子，把那根白色的羽毛所包含的一切埋进心里，埋下未来的方向，独自回家的时候。
也许那也正是诗人L，在他少年时的一个夏天的晚上，独自回家的时刻。
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情绪，都势必会记得从这个世界上第一次独自回家的时刻。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情绪都在那一刻埋下命定的方向，以后，永远，每当从这世界上独自回家，都难免是朝着那个方向。
我写过一篇小说，《礼拜日》。其中有一条线索，写一个老人给一个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一段经历。那不是我的记忆，不是我的经历，我写那段经历的时候想的是诗人L，那是我印象中诗人的记忆。当有一天我终于认识了诗人L，我便总在想，诗人是在什么样的时刻诞生的？我和画家Z都找到了各自的生日，那么，诗人的生日是什么呢？我在《礼拜日》中朝诗人生命的尽头望去，我在《礼拜日》中看见一个老人正回首诗人生命的开端。我在《礼拜日》中写道——
“我十岁时就喜欢上一个十岁的小姑娘，”老人对那个女孩子说，“现在我还记得怎么玩‘跳房子’呢。”
“我喜欢上她了，”老人对女孩子说，“倒不是因为跳房子，是因为她会唱一支歌。”
女孩子说：“什么歌？您唱一下，看我会不会。”
“头一句是——”老人咳嗽一下，想了想，“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唱歌，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老人唱得很轻，嗓子稍稍沙哑。
“这歌挺好听。”女孩子说。
老人说：“那大概是在一个什么节日的晚会上，舞台的灯光是浅蓝的，她那么一唱，台下的小男孩都不嚷嚷也不闹了。”
女孩子问：“那些小男孩也包括您吧？”
“在那以前我几乎没注意过她。她是不久前才从其他地方转学到我们这儿的。
“那时候我们都才十岁。晚会完了大伙都往家走，满天星星满地月光。小女孩们把她围在中间，轻声密语的一团走在前头。小男孩们不远不近地落在后头，把脚步声跺出点儿来，然后笑一阵，然后再跺出点儿来，点儿一乱又笑一阵。
“有个叫虎子的说，她是从南方来的。那个叫小不点的说，哟哟哟——，你又知道。虎子说，废话，是不是？小不点说，废话南方地儿大了。小男孩们在后头走成乱七八糟的一团，小女孩都穿着裙子文文静静地在前头走。那时候的路灯没有现在的亮，那时候的街道可比现在的安静。快走到河边了，有个叫和尚的说，她家就住在桥东一拐弯。虎子说5号。小不点说哟哟哟——，你又知道了。虎子说，那你说几号？小不点说，反正不是5号，再说也不是桥东。和尚说，是桥东，不信打什么赌的？小不点说，打什么赌你说吧。和尚说打赌你准输，她家就在桥东一拐弯那个油盐店旁边。小不点又说，哟哟哟——5号哇？和尚说5号是虎子说的，是不是虎子？虎子说，反正是桥东。小女孩都回过头来看，以为我们又要打架了呢。”
听故事的女孩子笑着：“打架了吗，你们？”
老人说：“那年我十岁，她也十岁，我每天每天都想看见她。”
老人说：“那就是我的初恋。”
画家Z去找他的小姑娘时是在冬天，诗人L的初恋是在夏天，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季节的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差别与这两个季节的差别很相似。画家Z去找他的小姑娘时是九岁，诗人L的初恋是在十岁，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这一岁上，但是他们生日的差别意味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世界，他们的命运便位于两个不同的初始点上。初始点的微小差异，却可以导致结果的天壤之别。人一生的命运，很可能就像一种叫作“混沌”的新科学所认为的那样，有着“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礼拜日》中的那个老人，继续给那个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故事——
老人说：“我每天每天都想着她。”
老人说：“她家确实就在桥东，油盐店旁边，两扇脱了漆皮的小门。小门里总停着一辆婴儿车，站在桥头也能看见。我经常到那桥头上去张望。一天我绕到石桥底下，杂草老高可是不算密。我用石笔在桥墩上写下她的名字，写得工工整整，还画了一个自以为画得挺好看的小姑娘。头发可是费了工夫，画了好半天还是画不像。头发应该是黑的，我就东找西找捡了一块煤来。”
“煤呀？！”听故事的女孩子咯咯地笑。
“有一天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小不点，我就带他到桥底下去，把那个秘密指给他看。小不点说，你要跟她结婚哪？我说，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他说行，还说她长得真是好看。我说那当然，她长得比谁都好看。然后我俩就在桥底下玩，玩得非常高兴非常融洽，用树枝划水，像划船那样，划了老半天，又给蚂蚱喂鸡瓜子草喂狗尾巴草，喂各种草，还喂河水，把结婚的事全忘了。”
“后来呢？”女孩子问，严肃起来。
“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快回家的时候我俩吵了一架，小不点就跑到堤岸上去，说要把我告诉他的秘密告诉虎子去，告诉和尚告诉给所有的人去。‘哟哟哟——你没说呀？’‘哟哟哟——，你再说你没说！那美妞儿谁画的？’他就这么冲着我又笑又喊特别得意。‘哟哟哟——，桥墩上的美妞儿谁画的？’说完他就跑了。我站在桥底下可真吓蒙了，一个人在桥底下一直待到天快黑了。”
听故事的女孩子同情地看着老人。
“一个人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那老人说。
“他告诉给别人了吗？”女孩子小声问。
“我想起应该把桥墩上的字和画都擦掉，一个人总会有一天忽然长大的。拿野草蘸了河水擦，擦成白糊糊的一片。然后沿着河岸回家，手里的蚂蚱全丢了。像所有的傍晚一样，太阳下去了，一路上河水味儿、野草味儿、爆米花和煤烟味儿，慢慢儿地闻见了母亲炒菜的香味儿。一个人早晚会知道，世界上没有比母亲炒菜的香味儿更香的味儿了。”
这应该就是诗人L的生日。诗人L在我想象的那个夏天里出生，在他初恋的那个夏天里出生。在爱的梦想涌现，同时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脆弱的那个热烈而孤单的夏天里，诗人出生。他从这个角度降生于人世，并且一直以这个角度走向他的暮年。如果世界上总在有人进入暮年，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或一些）终其一生也不能丢弃那个夏天给他的理想，那么他是谁呢？他必定就是诗人，和诗人L。
以后还会听到诗人的消息。诗人L的消息，还会不断传来。
那么，一个必不可免的从政者，生于何时呢？我想象他的生日。我想遍了我的世界，一个从政者的生日总来与我独自回家的那个秋夜重合，也总来与画家Z独自回家的那个冬天的傍晚，和诗人L独自回家的那个夏日的黄昏重合，挥之不去。像所有的夜晚必然会降临的黑暗一样，那黑暗中必然存在着一个从政者的生日。他的生日，摇摇荡荡，飘忽不定就像一只风筝，当孩子们都已回家，他的生日融汇进夜空难以辨认。但他确凿存在，他飘忽不定的生日必定也牵系在一条掌起了街灯的小路上。或者就牵系在我抱着那只千疮百孔的足球回家的时刻，或者就牵系在画家不能忘怀的怨恨和诗人无法放弃的爱恋之中，或许还摇摇荡荡牵系在所有人的睡梦里。我们使这个从政者的生日成为可能，成为必不可免。
未来的一个从政者，他的名字叫WR。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可能他曾与我、与画家Z、与诗人L，以及那个时代里所有的孩子，走在同一条路上。
至少他曾与我有过一段短暂的同行，然后我们性格中小小的差异犹如一块小小的石子，在我们曾一度同行的那条路上把我们绊了一下，或者不知是把我们之中的谁绊了一下，使我们的方向互相产生了一点偏离（世人终必看出，他与画家、与诗人之间产生的偏离，也无非是如此）。因此，几十年后，我以为，我抱着那只破足球回家去的时候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而我同样感觉到，那个秋天夜晚的情绪也会是从政者WR的生日。几十年后，当我和WR走在相距甚远（但能遥遥相望）的两条路上时，F医生将冥思苦想：我和WR最初的那一点性格差异源于什么？F医生或许还应该想：画家Z、诗人L和我，我们之所以在不同的季节从不同的路上回家，那是出于上帝的一种什么样的考虑？
我曾与WR一同张望未来，朝世界透露了危险和疑问的那个方向，张望未来，那时我们都还幼小，我们的脸上必是一样的悲伤和迷茫，谁也看不出我们之间的差别。但我们还要一同走进另一个故事里去。在那所小学在那座荒残的庙院里，另一个故事已经在等待我了，等待我也等待着WR。那是个愚昧被愚昧所折磨的故事，是仇恨由仇恨所诞生的故事，那个故事将把任何微小的性格差异放大，把两个重合在一起的生日剥离，上帝需要把他们剥离开成为两个泾渭分明的角色，以便将来各行其是。
我曾以“奶奶的星星”为题记录过这个故事。一九五九年，当奶奶一到晚上就要到那座老庙里去开会的时候，这个曾到处流传的故事，在流传了几千年之后，以一个骇人听闻的序幕传进了我的世界：我那慈祥的老祖母，她是地主。这个试图阐述善与恶的故事，曾以大灰狼和小山羊的形式流传，曾以老妖婆和白雪公主的形式流传，曾以黄世仁和白毛女的形式、以周扒皮和“半夜鸡叫”的形式流传，——而这一切都是我那慈祥的老祖母讲给我听的。在北风呼啸的冬天我们坐在火炉旁，在星空深邃的夏夜我们坐在庭院里，老祖母以其鲜明的憎爱，有声有色地把这个善与恶的故事讲给我听。但在一九五九年，这个故事成为现实，它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我的老祖母连同她和蔼亲切的声音一起旋卷进去，然后从那巨大的黑洞深处传出一个不容分说的回声：你的老祖母她是地主，她就是善与恶中那恶的一端，她就是万恶的地主阶级中的一员。我在《奶奶的星星》中写道——
一天晚上，奶奶又要去开会，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裳，坐在桌边发呆。妈妈把我叫过来，轻声对奶奶说：“今天让他跟您去吧，回来时那老庙里的道儿挺黑。”我高兴地喊起来：“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让我搀您去吧，那条路我熟。”“嘘——，喊什么！”妈妈呵斥我，妈妈的表情很严肃。
那老庙有好几层院子。天还没黑，知了在老树上“伏天儿——伏天儿——”地叫个不住。奶奶到尽后院去开会，嘱咐我跟另一些孩子在前院玩。这正合我的心意。好玩的东西都在前院，白天被高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爬杆、沙坑，这会儿都空着，我们一群孩子玩得好开心。……太阳落了，天黑下来，庙院里到处都是蛐蛐叫，“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东边也叫，西边也叫。我们一群孩子撅着屁股扎在草丛里，沿着墙根儿爬。寻着蛐蛐的叫声找到一处墙缝，男孩子就对准了撒一泡尿，让女孩子们又恨又笑，一会儿，蛐蛐就像逃避洪灾似的跳出来，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我们抓了好多好多蛐蛐，一群孩子玩得好开心。
月光真亮，透过老树浓黑的枝叶洒在庙院的草地上，斑斑点点。作为教室的殿堂，这会儿黑森森静悄悄的，有点瘆人。星星都出来了，我想起了奶奶。
我走到尽后院。尽后院的房子都亮着灯。我爬上石阶，趴着窗台往里看。教室里坐满了人，所有的人都规规矩矩地坐着一声不响，望着讲台上。讲台上有个人在讲话。我看见奶奶坐在最后一排，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样子就像个小学生。我冲她招招手，她没看见，她听得可真用心哪。我直想笑。奶奶常说她是多么羡慕我能上学，她说她要是从小就上学，能知道好多事，说不定她早就跑出去参加了革命呢。她说她的一个表妹就是从婆家跑出去，后来进了共产党。奶奶老是讲她那个表妹，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懂得了好多事，不再受婆家的气了，跑出去跑得远远的做了大事。我趴着窗台望着奶奶，我还从未这么远远地望着过她呢。她直了直腰，两只手也没敢离开膝头。我又在心里笑了：这下您可知道上学的味了吧？……就在这时，我忽然听清了讲台上那个人在讲的话：
“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对，你们这些人曾经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在劳动人民的血汗和白骨上建筑起你们往日的天堂，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再听。
“现在反动的旧政权早已被人民推翻了，你们的天堂再也休想恢复了，你们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人民的专政，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规规矩矩地接受改造……”
我赶紧离开那儿，走下台阶，不知该干什么。月光满地，但到处浮动起一团团一块块的昏黑，互相纠缠着从静寂的四周围拢而来……
一九五九年，那年我几岁？但那些话我都听懂了。我在那台阶下站了一会儿，然后飞跑，偷偷的不敢惊动谁但是飞快地跑，跑过一层层院子，躲开那群仍然快乐着的孩子，跑出老庙，跑上小街，喘吁吁地在一盏路灯下站住，环望四周，懵懵然不知往日是假的，还是现在是假的……
那时候WR在哪儿？他是不是也在那群孩子中间？未来的从政者WR，他的父亲或者母亲（他的反动的家庭出身），是否就坐在我的祖母身旁？
和我一起逮过蛐蛐的那群孩子，他们和我一样，在那个喜出望外的夜晚跟着他们的父亲或母亲，跟着他们的祖父或祖母，一路蹦跳着到那座庙院里去，对星空下那片自由的草丛怀着快乐的梦想，但他们早晚也要像我一样听见一个可怕的消息，听到这个故事。但在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里，善与恶，爱与恨，不再是招之即来的心灵体操，也不再是挥之即去的感情游戏，它要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孩子都进入角色，或善或恶，或爱或恨，它甚至以出身的名义把每一个孩子都安排在剧情发展所需要的位置上。那群快乐的孩子，注定要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发现他们不幸的出身，无可选择地接受这个位置，以此为一个全新的起点，在未来长久的日子里，以麻木要么以谋略去赎清他们的“罪孽”。如果其中的一个不同寻常，在其少年时代便不甘忍受这出身二字所带来的歧视，并以一个少年的率真说破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故事的荒谬，那么他，那么这个少年，就是WR。
我并没见过少年WR。我上了中学，少年WR已经高中毕业。我走进中学课堂，少年WR已不知去向。对我来说，以及对我的若干同龄人来说，WR这个名字只是老师们谆谆教导中的一个警告，是一间间明亮温暖的教室里所隐藏着的一片灭顶的泥沼，是少年们不可怀疑的一条危险的歧途。
“虽然他的高考成绩优异。”老师说，沉痛地看着我们。
“但是我们的大学不能录取这样的孩子。”老师说，严肃地看着我们。
“为什么？”少年们问，信赖地望着老师。
“因为……”老师垂下眼睛，很久。
“因为，”老师真诚而且激动地说，“因为大学没有录取他，他就说……”
“他说什么？”少年们问。
老师不再回答。
就在WR说破这个故事的荒谬之时，我与他分路而行。在少年WR消失的地方，我决心做一个好孩子。我暗自祈祷：让我做一个好孩子。但是我每时每刻都感到，那座庙院夜晚里的可怕消息从过去躲进了未来，出身——它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我看不见它在哪儿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但只要我不可避免地长大我知道我就非与它遭遇不可。它就像死亡一样躲在未来，我只有闭上眼。闭上眼睛，让又一个生日降临，让一颗简单的心走出少年。
1991年10月 史铁生作品全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