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劳承武停下，喝了一口水，继续说：“当然，翁站长也可以依据你们的推测，给杨英豪下结论，自己向国防部报告。那我们第七军呢，第七军军情处、特调处本着对杨英豪及其家属负责的态度，也必须向战区司令部报告，甚至向国防部报告，他是被人为枪杀的。”

　　“杨英豪就是师专枪击案杀手，他使的是左手，他的右手因伤装了假食指，意图迷惑侦案，杀人动机成立，保密局高雷站并没有对他人为枪杀。”翁竖民的这个说词是依据了我的推测的，但他没有说是我的个人推测。

　　“是吗？杨英豪使的是左手，谁看到了？有现场目击证人吗？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你们就是这样拘捕胡理、胡闹兄弟俩的，原因是他们都用左手。要是这样，你们连我们的何师长也拘捕了算了，因为孚安师长也用左手，而且射击精准。”

　　劳承武进一步反击说，“说到军情，甚至第七军军人通共，集会哗变，我觉得更是无稽之谈，可笑之至。首先，昨天晚上发生在文登仔白埔饭店的军人集会前事是有报告的，这个报告我们第七军前天才做了初审，这个报告在莫处长那里，这个主题集会叫‘抗战胜利四周年追思会’，是为了缅怀当年抗战而牺牲的战友而举行的。这是他们昨天下午三点后的活动照片。”劳承武说着将照片散发给在场的所有人。

　　他接着说：“因此，他们同时邀请了正在高雷参加活动的当年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民盟中央委员、省府议员吴桥先生参加，由于吴桥先生时间所限，他们在这次集会的时间还没有完备手续前就举行了。如果说他们犯错误，那也只是错在集会时间上，集会的性质并没有因为时间提前就有所改变，可是你们保密局呢？不分青红皂白，上去就‘突突’，是对付自己的敌人呢？还是拿自己人的生命当儿戏？”

　　劳承武说到这里，他变得无比激动，他动情地说，“他们没有死在抗战战场上，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上，你们让我们第七军拿什么向他们的家属交代？一个军人死了，他们是怎么死的？是让敌人刀捅而死，还是执行任务时因公殉职？一个追思昔日的集会，却死了这么多个身经百战的军官，我第七军就用不着向家属作出合理的解释了吗？家属要是将这事的真相捅出来，我看你们保密局如何向社会公众解释。”

　　“狡辩，劳军长，你这完全是狡辩，‘闪电’吴桥的华南分局党委的身份无可辩驳。”翁竖民此时的脸色已变得铁青，他没有想到劳承武会有这么多有力的反击理由，毕竟，吴桥的民盟身份，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正是他的这个身份给了劳承武“狡辩”的力量。而最重要的是，林团副和吴桥两人都牺牲了，他们是如何认定对方身份的，无人知晓。

　　从抓捕淞沪抗战英雄杨英豪，到抓捕与吴桥相接见的林团副、胡理兄弟俩等十几名第七军中下级军官，翁竖民自高柳那里获得相关信息后，立即展开行动，他太过急功近利了，他恨不得将自己吃成一个胖子，让所有人都对他从平视到仰视。

　　“翁站长，我第七军将士随你怎么说吧！但是，吴桥他是民盟中央委员、省府议员，这个身份你能否定得了吗？145师367团林团副就是这么邀请吴桥的，他们曾经在一起战斗过，林团副未必知道吴桥的共产/党身份，你现在可以说林团副是知情的，但是我们第七军能这么处理林团副对吴桥的这次邀请吗？第七军不是我劳承武自己的第七军，而是党国的第七军，他们中有不少人参加过淞沪会战，甚至台儿庄战役。参加过长沙会战的军人就更多了，我不可能眼巴巴的看着你们保密局将他们一个个逼到共产党那里去，那样的话，我劳承武就是第七军的罪人。你们的所谓军情，说白了，其实就是道听途说，毫无根据的猜测，甚至不分青红皂白，为所欲为。”

　　劳承武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才接着说：“今天，我就一句话，我们第七军随时欢迎保密局高雷站对我们第七军军人的监督、指导，但不等同于我们接受你们的随意拘捕、甚至枪杀。我们自己有军情处，也有特调处，再不济，也还有集团军的军法处，他们正在执行我第七军的军规、军纪，该怎么处置违纪的军人，他们有他们的准绳。都象你们这么干的话，那还要我们军情处和特调处做什么？昨晚的“白埔饭店事件”发生后，我们的特调处已经介入调查，结果如何，特调处、军情处会秉公而断。就目前情势而言，我第七军还用不着你们保密局越俎代庖。至于杨英豪的师专枪击案嫌疑，我希望保密局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不是根据左手、右手使枪的推测，就决定一个英雄军人一生的荣辱，在此，我重宣，我第七军坚决不同意你们对他们就这么定案。”

　　“好，劳军长，你说得好啊，既然你将我们保密局说得一无是处，那我也以个人的名义向你提出警告，你别栽在这件事上。”一个军情报告会，因为劳承武的强有力的反击，翁竖民被“杀”得丢盔弃甲，他拿起放在桌上的帽子，沉沉地说；“我们走——”

　　走到楼下，被翁竖民请来参加记者见面会的见记们涌上来了。

　　翁竖民在张英杰和高柳的掩护下，拔开众人，走向车子。坐上车子的翁竖民对我招手，让我上他的车，有三个记者立即追上我。尤其是那个与我有一面之交的陈姓记者，他一个劲地问我昨晚发生在白埔饭店的枪战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经允许，我没有说一个字就上了车。

　　这时，陈更烈和李宝棠还被记者们堵在车门外，陈更烈只好对记者发放了早前准备好的材料和一些照片，但记者们并没有放过我们，又追到了翁竖民这一边，翁竖民说：“无可奉告。”如果不是劳承武和几位将军适时从楼上下来，吸引了记者，他们是不会放过翁竖民的。

　　***

　　十四、

　　上午十点不到，我们从第七军军部回到西营。这一路上，翁竖民一言不发，张英杰也一言不发。不过，我知道张英杰的心里一定是乐坏了。

　　翁竖民不顾站里的不同意见，坚持要对第七军发难，坚决行使保密局对他姐夫劳承武和第七军的监督职权，结果还真如张英杰所说，保密局高雷站吃不了兜着走回西营来了。

　　回到站里，翁竖民要我将我昨天下午四点多所作的“二胡逃逸案”笔录交给高柳，他或许认为我会将这个笔记本放在我办公室了，其实，我一直带在身边。我问翁竖民说：“站长，这个笔录是记在我的工作记录本上的，一定要交吗？”

　　“当然了，马上。”翁竖民这么做，显然是担心我为某人改了原始记录内容。其实，我昨天只问了被劫持的三个人质，她们都是档案室和后勤部员工，当然还有现场包括刑讯室的描述，但是我没有去过食堂，我给翁竖民做案情分析时，翁竖民已经急着出门，所以他也没有要求我丢食堂勘查。

　　翁竖民一边上二楼，一边叫着他身后的张英杰，要张英杰和关辉去他的办公室。

　　“站长，那我交给高组长拍照存底好了，我的笔记本一会也许还要用的。”我的这个工作笔记本在一般情况下是随身带的，从不轻易放在办公室或者家里。这是我在上海市汪伪集团的崇明法院工作时保持得最好的习惯。

　　高柳随我进了我办公室时，我看到他手上并无照相机之类，便问他说：“高组长，笔记本马上要拍照，要在这里拍吗？”

　　“去技术科好了。你马上过来，我找站长要相机。”高柳说完转身去了翁竖民办公室。

　　我快速从我的随身包里取出笔记本，追着高柳出来，站在走廊里等着他。

　　仅过一会，高柳从翁竖民办室出来了，他接过我的笔记本，和我一起去了技术科。

　　技术科的几个员工都在，但唯独不见李蕾蕾。

　　我问一个科员说李蕾蕾去哪了？那个科员说一早看到李蕾蕾上班后就再也没见到她了。

　　原来，今天一早，经与张英杰商量，翁竖民离开保密局之前，他将“二胡逃逸案”交给关辉了。关辉在我们去第七军军部开会时抓捕了六个人。有三个是站里的：一个是李蕾蕾，一个是给我换过门锁的老关，另一个是档案室的女职员。站外的人也有三个，一个是饮食店老板，一个是做菜的大师傅，另一个是送饭人周小七。

　　高柳对着我的笔记本拍照时，我就想，翁竖民从第七军军部回来，就将张英杰和关辉叫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这是要查“二胡逃逸案”呢？还是要继续对劳承武发难？

　　在我看来，翁竖民一早就撞了南墙，铩羽而归，他暂时不会再对劳承武的第七军发难了。他一定是要追查放走“二胡”的内鬼，这个内鬼会是李蕾蕾吗？尽管我在笔记本里为李蕾蕾“改”了“作案”时间，让她有了洗脱嫌疑的余地，但并不代表她就能安然无事。

　　如果李蕾蕾就是内鬼，那么李蕾蕾昨天为“二胡”作了些什么呢？是她将那把找不到的刀送给“二胡”吗？还是偷配刑讯室的钥匙送给了“二胡”？或者这两件事都与她无关？ 谍战俏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