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朝的经济与现代化

　　闭关政策

　　乾隆前期，清政府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形成了所谓闭关政策。一、限定一口通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规定凡外国商船只准在广州一地通商贸易。二、严格约束外商活动。规定凡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只能同行商打交道。行商是清政府特许的商人，这些商人设立洋行，专门经营对外贸易。行商的职权和责任至重，凡外国商人买卖货物、交纳商税，皆由行商代为办理；凡外国商人一切居住行动，皆由行商负责管束、担保；凡清政府有所宣示或外国商人有所陈请，皆由行商居间传达。此外，还有许多条例和章程。三、限制中国商民出海。规定凡出海商船装载不得超过500石，又规定船上一切人员都必须详细登记姓名、年貌、履历、籍贯等，以供官府稽查。

　　民田典卖

　　土地典当，即内入者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收租权，出典者若干年后可以原价收回。这类典当类似活卖。土地买卖称绝卖，即买者取得土地所有权。顺治至嘉庆朝刑部档案中所辑录的753件土地典卖案件中，典当事件有182件。出典者主要是占地较少的自耕农，因经济困难出典土地，希望以后有机会回赎。和绝卖相比，典当的地价要低得多，一般出典农民，仍将土地租回耕种，而向典当地主交租。对典当地主来说，是以低价典地而获致高额地租，具有某种高利贷性质。

　　旗地

　　旗地是指清代八旗成员所占有的田地。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七月，努尔哈赤在辽沈地区实行“计丁授田”，每一成年旗人授田6垧（一垧约为5亩）。入关后从顺治初年到康熙中期（1644年～1684年），清朝统治者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圈地，共圈占了畿辅官民田地16万余顷。各地驻防八旗也进行了圈地。畿辅旗地、驻防旗地和入关以前早已圈占的盛京旗地共同构成了清代“八旗旗地”。

　　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清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资本主义萌芽也在缓慢地发展起来。

　　此时，江宁、苏州等地出现一些很富有的机户，经营着较大的手工业作坊和工场。一些大的包买商还开设“账房”或“行号”。这种“账房”或“行号”拥有大量的织机和原料，或自行设机督织，或将织机、原料分给小机户为其生产。它的周围有众多的小机户及织工受其支配，从账房到小机户到织工，结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棉织业中，资本主义萌芽最为明显。此外，在广东的冶铁业、铸铁业中，云南的采铜业中，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中，四川的制盐业中，陕西的木材采伐业中，也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清代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有所发展，但仍非常微弱，发展缓慢。

　　商业市镇的繁荣

　　清朝，商业市镇随着商品性农业经营的发展，在集市的基础上，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商业市镇多出现于交通干线附近或经济发达地区。在商业和金融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清代商业市镇最兴盛的地带当属江浙一带。另外，民间手工业的兴盛也推动了市镇的发展。清朝的江南地区是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带。一些有名的商业性市镇，构成一个联系紧密的区域城市网，成为一个有机的经济整体，促进了经济领域的“传统内变迁”的进程。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加强了商业化进程，在全国市场网中发挥着极大作用。

　　制瓷业的发展

　　清朝的制瓷业有了新的发展。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其范围极大，除官窑外，还有民窑两三百个。这里的瓷器供应全国各地，并大量地输出国外。除景德镇外，瓷器的产地还有几十处，分布于数十个省。清代制瓷技术突出地表现在彩色瓷器的工艺水平大有提高。青花、五彩、素三彩和粉彩、珐琅彩等都很有名，其中粉彩和珐琅最为精美，驰名中外。

　　冶铁业的发展

　　清朝乾隆时期，政府鼓励开矿，矿冶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最突出的部门是云南的铜矿开采业和广东佛山镇的冶铁业。云南的铜矿开采，既有官督商办，也有私营。全省铜矿的年开采量最多可达500多万千克，主要作为北京及各省官府铸钱之用。佛山镇是铁器制造业的中心，有铸铁炉上百，所铸造铁器既多又好，其中以铁锅最有名，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大量输出国外。

　　纺织业的发展

　　清朝，棉纺织业随着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而兴盛。以苏州、松江为典型，棉纺织业已逐渐发展为商品性生产。

　　丝织中心在苏州、杭州等地，到雍正、乾隆时期更是空前繁荣。并建立了机工和机户之间比较固定的雇佣关系。此外，广州和佛山两地的丝织业也迅速崛起，丝织规模发展很快。

　　与此同时，清代宫廷丝织工艺也快速发展，它不仅继承了古代丝织工艺的传统，还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丝织工艺精华，丝织花色品种多，织造技术完善成熟。其中以织锦、刺绣和缂丝最为突出。清代宫廷丝织工艺是我国丝织技术的一个高峰。

　　江南三织造

　　清代在江宁、苏州和杭州3处设立的、专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的织造局。顺治二年（1645年）恢复江宁织造局；杭州局和苏州局均于顺治四年（1647年）重建。顺治八年（1651年）确立了“买丝招匠”制的经营体制，并成为清代江南三织造局的定制。江南织造通常分为两部分。织造衙门是织造官吏驻扎及管理织造行政事务的官署；织造局是经营管理生产的官局工场。苏州织造局分设有织染局和总织局。局内织造单位分为若干堂或号，每局设头目3人管理，名为所官。所官之下有总高手、高手、管工等技术和事务管理人员，负责督率工匠，从事织造。江宁织造局之下设3个机房，即供应机房、倭缎机房和诰帛机房，技术分工较细，按工序由染色和刷纱经匠、摇纺匠、牵经匠、打线匠和织挽匠等各类工匠操作。

　　茶商

　　茶商是指清政府特许经营茶叶的专卖商人。清初茶叶为政府实行专卖的商品，一般商人不能随意贩运。茶商因在茶叶运销中的职能不同，大致可分为收购商、茶行商和运销茶商。茶叶收购商人，深入茶山，向零星茶户（茶叶生产者）收购毛茶，然后卖与茶行商人。有的地方没有这类收购商，由茶户直接卖与茶行商人。茶行商人的业务，主要是代运销茶商收购茶叶，他们一般为经纪人，亦有兼营毛茶加工业务者。运销茶商至产茶区贩茶，必投茶行，给验茶引，预付货款。茶行商人代为收购，抽取佣金。开设茶行，要经过官府批准，领取照帖。官府禁止私自开设茶行。运销茶商有两种：运销“官茶”的称“引商”，运销“商茶”的称“客贩”。“引商”请引于部，每运一引（100斤）茶叶到陕甘等地的茶马司，50斤“交官中马”，50斤“听商自卖”，另外还允许带销“附茶”14斤，作为“官茶”运脚之费。“客贩”请引于地方政府，专门运销“商茶”，除缴纳引课之外，凡遇税关，需验引抽税。产茶区生产的茶叶，要先尽“引商”收买，然后方给“客贩”运销。

　　盐商

　　盐商指清政府特许的具有垄断食盐运销经营特权的食盐专卖商人。清代盐商主要有窝商、运商、场商、总商等名目。窝商，亦称业商。清初，无窝商、运商之分。有引窝的盐商都是自己运销食盐。以后，有引窝的盐商，因资本短缺，无力贩运，遂将引窝租予无窝之商运销食盐，便有了窝商、运商之分。窝商不经营盐业，靠垄断引窝，坐收巨利。运商，亦称租商。运商认引贩盐，先向窝商租取引窝，缴付“窝价”。然后，凭盐引到指定产盐区向场商买进食盐，贩往指定的销盐区销售。场商，是在指定的盐场向灶户收购食盐转卖给运商的中间商人。场商具有收购盐场全部产盐的垄断特权，并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残酷剥削食盐生产者而攫取商业利润。总商，又名商总。清政府盐运使衙门在运商中选择家道殷实、资本雄厚者指名为总商，其主要任务是为盐运使衙门向盐商征收盐课。总商经济实力雄厚，与官府的关系最为密切，是盐商中的巨头。

　　商埠

　　商埠是一个国家和外国通商的地点，又称通商口岸。政府在商埠设置税务机关，对合法贸易征收关税。清代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后，曾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4税关，进行对外贸易。实行闭关政策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限定广州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并对来华贸易的海路外商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鸦片战争后，在东南沿海地区开辟了5个通商口岸。依据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的规定，清政府先后开放了广州、厦门、上海、宁波和福州；撤废行商制度，制定“协定关税”，征收值百抽五的进出口税，并规定以后税率的变动必须征得通商国家的同意。从此商埠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机制商品、鸦片毒物的倾销市场，以及中国丝茶农副原料和手工业产品贩运出国的征集地点。

　　外国在华航运企业

　　外国在华航运企业指清代外商在中国创办的航运企业。19世纪初期，外商专用于鸦片贸易的快艇就已在中国沿海出现。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旗昌洋行都各自拥有一支类似的船队在中国和印度间及中国沿海从事鸦片贸易。道光元年（1821年）外商便有引进轮船的活动。“福士”号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澳门的161吨的明轮小轮。1844年至1845年间，美商的“伊迪丝”号开到中国。这是美国开到远东的第一艘轮船。与此同时，外国商用轮船续有来华，开展香港、广州间定期航班业务。1848年在广州创办的“省港小轮公司”，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专业轮船公司。省港澳地区迅速兴起的外商小轮，采用各种方式争揽沿海土货贩运业务，或拖带华商木船，或揽载华商货运，或为华商所包租。同时，上海逐渐成为外商船运贸易的中心。1850年大英火轮公司首先开辟了香港上海间轮船定期航班。此外还有怡和、旗昌、禅臣、利名等多家洋行经营中国的沿海航线。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进一步开放，从而刺激了外商远洋轮运航线的建立。1862年，法国开辟了中国航线。其后，至少有英、美、日等国8家轮船公司开辟了中国航线。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西方远洋轮船公司再度增辟中国航线。除原有大英、法兰西、蓝烟筒及万昌轮船公司外，德、俄、法、英等国航运公司亦纷纷开辟通行中国的航线。其中英国的葛连轮船公司，曾经一度以其15艘远洋轮船全部投入中国茶叶及其他土产的贸易运输。由此，中国市场进一步与西方市场联系起来。

　　外国在华银行

　　外国在华银行指近代资本主义各国为便于向中国输出商品及资本，在中国设立的金融机构。从1845年起，外国纷纷在华开设银行。19世纪40年代英国在华开设银行只有1家，50年代增为4家，60年代初期又增加4家，即汇川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和利升银行。但它们在1866年的一次金融危机中全都倒闭。其后，汇丰银行于1864年8月6日在香港创立，1865年4月3日在上海开设分行，总行设在香港，表明它一开始就以中国为其榨取利润的对象。60年代在福州、汉口、宁波、汕头设立机构，70年代又在厦门、芝罘（今山东烟台）、九江设立分行，80年代扩展到天津和澳门、海口、打狗（今台湾省高雄）等地。到19世纪80年代末，4家著名的英国银行在中国各地设的分支机构计有丽如银行6个、有利银行8个、麦加利银行5个、汇丰银行14个，合计33个。其时中国自办银行尚未出现。90年代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来华设立银行。德国几个垄断资本集团投资的德华银行设总行于上海；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在1894年和1899年分别于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1895年在牛庄设行，1896年在上海设行。美国的花旗银行于1902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外国在华银行的业务活动，最初是以中外贸易中的汇兑业务包括买卖远期汇票为主，同时吸收存款，办理放款和发行钞票。1894年至1913年的20年间，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中以借款方式提供的银数为10.9246亿两（不包括庚子赔款转作借款）。

　　外国在华铁路投资

　　19世纪末至1911年外国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兴建铁路的活动。鸦片战争结束至甲午战争前，外国势力一直企图在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以开拓中国市场。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提出由其提供贷款2000万两，让其在中国建筑铁路，作为讲和条件之一。1895年，法国首先迫使中国同意越南铁路可接至中国界内，次年又取得建筑龙州铁路的权益。1898年、1899年，取得承办从北海造路至南宁、让予建筑从广州湾向雷州半岛内地延伸的铁路的权益。其次是俄国于1896年取得让予建筑横穿东北北部（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铁路的权益，1898年又取得纵贯东北南部（哈尔滨—长春—大连）铁路的让予建筑权益。1899年，对从北京向北或东北俄界的铁路也取得了优先承办权。其三是德国于公元1898年一举囊括了在山东全省建筑铁路的让予建筑权益。其四是英国于同年迫使清政府给予承办津镇等5条铁路的让予建筑权益。同时，各国财政资本组织配合该国侵略中国政策，或应清政府要求提供铁路贷款，或强使清廷举借路债而取得投资权益。比利时的比国铁路公司对芦汉（即后来的“京汉”），英国的中英公司对关内外（即后来的“京奉”），美国的合兴公司对粤汉各路，都取得了投资权益。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投资建筑柳太（即后之“正太”）铁路，则与清政府基本上达成协议。1902年至1911年间，帝国主义列强攫取了开兖、正德、汴洛、安奉、新奉、吉长、吉会、新法、粤汉川等9条铁路的“借款优先”、“独享建筑权”或“借款”的权益。他们从中国攫取的铁路建筑权益，在中国人民的抵制、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等因素制约下，实际上并没有全部实现。截至公元1911年止，列强投资建成的铁路，有京奉（979公里）、中东（2554公里）、京汉（1308公里）、胶济（433公里）、广三（50公里）、道清（166公里）、正太（243公里）、滇越（469公里）、安奉（260公里）、沪宁（327公里）、汴洛（184公里）、广九（143公里）、津浦（1066公里）、吉长（100公里）14条铁路，总长为8282公里。

　　清政府举借外债

　　甲午战争后，到1911年间，清政府大举外债。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无力偿还巨额的对日赔款，帝国主义列强乘虚而入，竞相贷放巨款给清政府。这些借款95%由债权国直接转付给日本，中国分文未得。1900年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赔款一项达白银9.8亿余两，即著名的“庚子赔款”，亦由列强贷款赔付。1910年，列强在争夺中国路矿利权过程中，各国财团联合组成国际银行团，共同垄断国际市场上中国债券的发行。从1894年～1911年，清政府共举借外债110笔，累计债额折合银元为16.72亿元，中国实收仅9.17亿元，其他全被债权国以折扣形式侵吞。所借债额，75.3%属政治、军需和财政借款，其他用于铁路和实业借款。债权国中，英国占29.8%，德国与奥地利占21.7%，法国比利时占18.94%，俄国占15.5%。

　　官银钱号

　　清代官办的金融机构。初名“官钱局”“官钱铺”。主要职能为兑换银钱，调节钱价和倾熔银锭，以后逐步扩及经理货币兑换，代理省库，从事存款、放款、汇款、贴现、购买生金银等业务。1841年，内务府设立“天元”等5家官银钱号，俗称“五天官号”，开始发行银钱各票。1853年，户部在北京招商设立乾豫、乾恒、乾盖、乾丰4所官银钱号，经营八旗兵饷。次年又设立宇升等“五宇”官钱铺发行钱票。除京城外，全国约有17省相继在省城及重要府县设立了110余所官银总号或分号。

　　票号

　　清朝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亦称票庄、汇号或汇兑庄。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埠际贸易扩展，汇兑业务发展迅速，专营汇兑的票号应运而生。道光初年由山西平遥县日升昌颜料庄改组而成的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票号。票号多为合伙组织，也有独资经营。每号创始资本自数万两至二三十万两不等。其后，由盈利转化为护本、倍本等名目，实有资本不断扩大。

　　中国自办的银行

　　1897年5月27日，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太常寺少卿、全国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奉特旨开设”，总行在上海。在该行250万两实收资本中，由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盛宣怀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官僚出面投资的达73万两。另有户部拨存、分5年还清的生息存款100万两。其后，20世纪初，清政府又在法律上承认民营银行的开设。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各地先后建立了10余家银行，即户部银行（1905年、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北京）、浚川源银行（1905年，成都）、信成银行（1906年，北京）、信义银行（1906年，镇江）、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总行原在杭州，旋移上海）、交通银行（1908年，北京）、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上海）、直隶省银行（1910年，天津，由直隶省银号改组而成）、殖业银行（1911年，天津）、福建银行（1911年，福州）、四川银行（1911年，成都）。

　　官办企业

　　官办企业是指清政府指派官员、筹拨创办费和常年经费、雇佣工人使用机器或机械动力进行生产的企业。其中，军事工业占绝大部分，民用企业只占小部分。1861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仿制洋枪洋炮。次年，设立上海洋炮局。1863年又创办苏州洋炮局。1865年，清政府在上海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至1911年，全国共创建了26个军用企业。它们生产的产品不投入交换，属于非商品生产。这些企业从设计施工、机器装备、生产技术，直到原材料和燃料的供应，大多依赖外国势力的支持。清政府曾设立若干民用企业，分布在采掘、冶炼和棉、毛、纺织等经济部门。为供应福州船政局和其他军事企业急需的燃料，清政府于1875年着手开发台湾基隆煤矿，经营3年，于1878年产煤。这是中国第一个使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煤矿。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经营汉阳铁厂。1878年，左宗棠在兰州筹办兰州机器织呢总局。官办棉纺织企业有湖北织布官局，由张之洞于1888年在武昌筹办。其后又在1898年设立制麻局。人们通常所称的湖北纺织局即是湖北织布、纺纱、缫丝、制麻4局的通称。20世纪初，官办民用企业在数量上有所增加，绝大多数属于地方经营。

　　张之洞像

　　江南制造总局的建立

　　1865年6月8日，曾国藩和李鸿章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上海机器制造局。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军事工业，主要制造枪、炮、子弹等军用品，也能制造轮船。厂旁设立的兵工学校，招收学生学习有关机械工程的理论和技术。厂内还设翻译馆，主要翻译军事和工程方面的书籍。1867年，局址由虹口迁到城南高昌庙。至1893年，江南制造总局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最早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型综合性军事工业企业，是中国按西方工业模式自办近代工业的开端。

　　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近代兵轮“恬吉”号；冶炼出中国第一炉钢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机械工业制造学校；最早从外国引进先进技术。1868年6月设立翻译馆，介绍西方科技情况和成就。

　　甲午战争后，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锐减。1905年4月，江南制造局实行局坞分家，所属造船厂改称江南船坞，而制造军火部分则改称上海制造局，至1917年改称上海兵工厂。

　　福州船政局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1812年～1885年）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局。这是清政府经营的规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厂。船政局内设铸铁厂、铸模厂、拉铁厂、打铁厂、锅炉厂、轮机厂、合拢厂、钟表厂等，规模之大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当时亦属世界先进。船政局是官办企业，创办费47万两，每月经费起初是5万两，后来增加到7万两，机器和材料都从法国购买。左宗棠的工程师都是法国人。船政局中工匠约为两三千人，杂工有八九百人。后来，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也称“求是堂艺局”，是中国最早的造船和驾驶技术学校。

　　同治六年（1867年），福州船政局开始生产，同治八年（1869年），造成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开中国自造轮船之先河。从同治八年铁厂开工到同治十三年（1873年），船政局用法国破旧机器共造大小轮船15艘，均为木质。从光绪元年（1875年），外国技术人员撤走，福州船政局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进行轮船制造。光绪三年（1877年），第一艘铁肋船“威远”号下水。19世纪80年代，船政局依靠留学归来的吴德章、杨廉臣、李寿田等人，开始建造2400马力的巡洋快船。第一艘快船名为“开济”号，除了龙骨、锅炉从外国购进，其余都是自行设计制造。1882年建成第一艘巡洋舰。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船政局共造各种船只40艘。辛亥革命后，改称为“海军造船所”。

　　轮船招商局

　　1872年，李鸿章上奏请求设立轮船招商局，得到清政府批准。于是，中国第一家新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用企业之一。清政府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招股试办。因朱其昂经营不善，后李鸿章委任唐廷枢为总办，改组全局。轮船招商局名为商办，实际是官商合办。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在牛庄、烟台、天津、汉口、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新加坡等地，主要承运漕粮，兼揽商货。初创时，只有轮船3艘，后来又不断购买，增加到12艘。唐廷枢主事后，招商局发展顺利，1877年，又购进旗昌轮船公司的旧轮船18艘，组成一支实力可观的商船队。

　　1885年，盛宣怀奉命进行“整顿”，改为官督商办，但仍连年亏损。1909年，轮船招商局再次改组，归邮传部管理。

　　开平矿务局

　　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到唐山开平一带勘测，发现此地蕴藏有丰富矿产，而且质地优良，就在第二年八月派唐廷枢筹办矿务局，并拟定《直隶开平矿务局章程》，招商集股。

　　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开平矿务局在直隶（今河北）唐山开平镇成立，这是清末官督商办的大型新式采煤企业。

　　矿务局成立后，光绪四年（1878年）开工凿井，用机器采掘；光绪七年（1881年）全面投产，雇工3000人，当年产煤3600余吨；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增加到73万吨。该局不断扩充设备，改善运输条件，光绪十二年（1886年）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后来还购买了一艘运煤船。该局产煤主要供应轮船招商局和天津机器局，也大量销售市场，获利甚厚。到19世纪末，总资产已近600万两，是洋务派所办采矿业中成效最为显著的。

　　光绪十八年（1892年）唐廷枢死后，由江苏候补道张翼接任总办。因盲目扩建，耗资过巨，大借外债，致使外国垄断势力渗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张翼将矿务局实行中英合办，改名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在英国注册，矿权逐渐被英国人霸占。

　　中国兴办电信事业成立电报总局

　　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奏请筹设津沪电报线，在天津成立官办的津沪电报总局，委派盛宣怀为总办。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津沪线完工前，津沪电报总局正式命名为中国电报总局。

　　早在1869年，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和挪英电报公司联合组成大北电报公司（总部设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次年，该公司为将电报线路从日本展设到中国海岸，成立大北中国电报公司，开始在香港、上海之间以及上海、长崎之间铺设海底电缆，并擅自将电缆接通至上海租界。1871年，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从印度铺设海底电缆至香港。1877年，清政府开始自办有线电报。

　　津沪电线通报后，从光绪八年（1882年）三月起，中国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招股集资，以充经费。十二月，李鸿章设苏浙闽粤电线，第二年，两江总督左宗棠奏设江宁至汉口的长江电线，都由中国电报总局办理，于光绪十年（1884年）建成。同时为扩大招股，又将总局由天津移到上海，一方面与外商公司交涉折冲电报利权事宜，另一方面统筹各路电线的架设，陆续建成干线多条。光绪二十年（1894年）开始，盈利显著增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奏准电报收归官办，自己兼任总办，引起商股的反对。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中国电报总局为上海电政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邮传部收赎了商股。电报总局的设立，使中国新式通讯业得以产生，从而改变了延续了2000年的驿站通讯方式。

　　詹天佑修筑铁路

　　詹天佑（1861年～1919年），字眷诚，江西婺源人。同治十一年（1872年）作为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幼童生赴美国留学，188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从1888年起，他参与和主持修筑多条铁路，成为中国铁路工程的先驱。

　　詹天佑先后参与修建、勘测和主持修建的铁路路线有：京奉铁路、江苏铁路、京张铁路、张绥铁路、津浦铁路、洛潼铁路、川汉铁路、粤汉铁路和汉粤川铁路等。1905年～1909年，他以总工程师的身份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全长200多千米，是第一条由中国人勘测、自行设计和施工的铁路。詹天佑克服种种困难，以有限的经费、高超的技术，用复式大功率机车前引后推及大坡度“之”字线展线，越过了险峻的八达岭；并采用新工程技术，减少了工程数量，缩短了工期，节约了费用，受到中外人士的高度赞扬。此外，詹天佑还勘测设计并主持修筑了中国自建的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以及主持了粤汉铁路和汉粤川铁路的修建工程。

　　1909年，詹天佑获清政府工程进士第一名。在1916年，他获香港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此外，詹天佑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工学字汇》，另外还著有《京张铁路工程记略》等著作。

　　陈启沅

　　陈启沅（约1825年～约1905年），近代民族工业先行者，字芷馨，广东南海人。1854年，他出国至南洋，遍历各埠，在安南（今越南）或暹罗（今泰国）看到法国式的“机械制丝，产品精良”，萌生创办缫丝厂的念头。1873年回国后，在故乡南海简村开办名叫继昌隆丝偈的缫丝厂。起初规模很小，丝釜不过数十个。后采用锅炉热水蒸气煮茧，并使用蒸汽动力和机器传动装置，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所缫之丝，粗细均匀，丝色洁净，弹性较大，售价也较高。19世纪80年代初，南海一带已有丝厂多家，并出口缫丝。

　　状元实业家张謇

　　张謇（1853年～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清朝末年的状元。他不愿做官，决心以兴办实业来救国。

　　1895年4月，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结束中日战争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除了割地、赔款、开辟商埠外，还有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内地开办工厂的条款。为了抢在外资在内地设厂之前创办一些工厂，张之洞委派张謇在通州集资兴办纱厂。经过张謇的一番努力，到1899年5月在南通建成大生纱厂。大生纱厂投产后，得到了官府的支持。该厂投产后不但较快地站稳了脚跟，经受住了洋商、洋货的竞争，而且年年盈余。大生纱厂创办成功，是张謇生平的一件大事，它也鼓励了一些有钱人投资办厂。

　　为了发展生产，张謇又陆续开办了一批企业。张謇还参加投资了很多公司，成为名噪东南的实业家。

　　可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好景并不长久。1970年～1922年间，各盐垦公司连续遭遇自然灾害，加上用人不当、经营不善，使大生纱厂负债愈重。加之国内军阀连年混战，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对华经济压迫加剧，到1923年，一向盈利的大生纱厂转为亏损。

　　张謇虽曾有“失败不要紧，第一要失败得光明，第二要失败后有办法。大家打起精神，决心再来打一个败仗以后的反攻，不要馁，不要退”的打算，但这个决心未及实现，他就在1926年8月24日病故于南通，终年74岁。张謇兴办实业的历程，成为中国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一个缩影。张謇是位清末从封建士绅转化过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他在兴办实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引导和促进作用。 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