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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 坎坷湘军

曾国藩全书 黎娜 24203 2021-04-06 13:51

  篇四 坎坷湘军

  一、岳州城首战败北

  1.组建湘军

  曾国藩出山,湖南巡抚张亮基奉旨劝谕有很大的功劳,但曾国藩到长沙没多长时间,张亮基便调往武昌署湖广总督,布政使潘铎暂时接替了他的职位;同时,原云南布政使徐有壬被调职担任湖南布政使,原衡、永、郴、桂道陶思培则被升职担任湖南按察使。他们与曾国藩的关系都不怎么好,尤其是曾国藩的“越权侵官”,使他们对曾国藩进行讥讽、掣肘,甚至打击。不久因潘铎病归而接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对其手下人与曾国藩之间的龃龉也不闻不问。这种明争暗斗令曾国藩的处境非常孤苦。曾国藩后来在八月十三日给朝廷上了《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离开长沙回到了故乡。在乡间沉思了几天的曾国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奏明在案”,他现在之所以要转移到衡州,正是为了保证原有的“查办土匪”计划顺利进行。要在衡州将农民暴动进一步地镇压下去,曾国藩在当时确是这样想的,但他却没有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期内的原因和内心活动告诉咸丰皇帝。

  如果把湘军作为一个总体或者集团来对待,那么,湖南新宁应该是湘军的发祥地;如果把范围缩小到由曾国藩创建,并由他指挥的那一部分湘军,那么,湖南衡阳则是它的发祥地。

  背洋枪的湘军 清

  从曾国藩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从衡阳出征的时候结束,他在这里待了整整五个月的时间。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因为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应酬与牵制,烦恼也少了许多,在那里一心一意地训练他的湘军。咸丰三年十月,太平军西征军围攻武昌,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正在衡阳练兵的曾国藩接到了清廷谕令,“赶紧督带兵勇炮船,驶赴下游会剿”。曾国藩则以“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而舟师还没有守备为理由,借此机会申请“截留粤饷四万馀两,作为筹备炮船之费”。这里指的“船”是木板船,由他在衡阳、湘潭所设的两个船厂自造;而“炮”,则是六百尊洋炮,那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奉命为他先后买到的。经过半年的努力,当时的湘军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水陆两师加起来有一万人之多,其中水师十营,共有五千余人,前、后、左、右、中有五正营,此外又有五副营;陆师也是五千余人。水师中包括一艘拖罟、一艘快蟹、五十艘长龙、一百五十艘三板艇、一百二十艘钓钩船、一百余艘辎重船,船上一共配备有五百七十多门炮。

  在刚刚开始创立的时候,曾国藩并不知道筹措水师需要做哪些工作,于是就四处咨询,按照广东水师的样式,设置拖罟、快蟹、长龙等,开始了他的编创工作。后来,长沙有个叫黄冕的人给曾国藩提议道:“长江上下千里,港汊极多,敌船容易藏匿。因此,最好每营都添十艘小战船(即三板),这样就便于在港汊中搜寻敌船。”曾国藩对此非常赞同,于是就开始对水师的编制进行了如下的调整:每营配制快蟹一艘、长龙十艘、三板十艘。人员配制如下:快蟹配二十八名桨工、八名橹工;长龙配十六名桨工、四名橹公;三板配十名桨工。正是这样的水师配制,才能够使曾国藩日后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取得胜利。

  2.岳州之役

  曾国藩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湘军水陆两师的训练之中,却不曾想到,在这个时候,全国的形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853年3月19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一举攻克南京,将将军祥厚斩杀,同时也斩杀了两江总督陆建瀛等,拥众百万。几十万清军见此阵势,不战而败。太平军定都南京一个多月后,分别派出军队,一部分用于北伐,另一部分则进行西征。西征军共五万人,兵分两路,于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将庐州攻克,安徽巡抚江忠源因不愿落入太平军之手而投水自尽;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西征军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曾国藩的座师吴文在这场战役中死去。接着,西征军又一举将武昌攻克,并于咸丰四年正月再次进入湖南,接连攻占岳州、宁乡、湘阳等地。太平军直接威胁着省会长沙。

  为了控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咸丰帝诏命曾国藩立即调动他的湘军,前往武昌,从而缓解了军事上的紧张局势:“此时惟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迅速顺流而下,直抵武昌,可以扼贼之吭。此举关系南北大局,甚为紧要,该侍郎应能深悉紧急情形,兼程赴援也。”

  此时,曾国藩所训练的水陆两师的总人数共一万人,其中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各营的带领营官分别是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水师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余人,编列字号,将五百个人编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各营的带领营官分别是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褚汝航是水路的各营总统,陆师则统统接受塔齐布的率领。“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他们所准备的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甚至连军队中所需的器物,打造这些器物所需的工匠,他们也一并带了去。曾国藩的水师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当初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沿湘江而下长江,直接到达金陵,沿途船夫纷纷携带着船只加入了太平军,大江上下,遮天蔽日的风帆到处都有太平军的旗号,清军水兵还没开始战斗,便溃不成军。湖北巡抚常大淳颇有见地地于咸丰二年冬上奏道:“寇水陆攻武昌,船炮充斥。闻湖南大军有广西炮船,江南水师有广艇炮船及中小号炮船,请调集大江上下游,乃可制遏贼势,断其粮运。”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和他真是“心有戚戚焉”,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专门写了一篇奏折《请筹备战船折》道:“该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奕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区域,城池莫不残毁,口岸莫不蹂躏,大小船只莫不掳掠,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兵勇但保省城,亦不暇兼顾水次,该匪饱掠而去,总未大受惩创。若今为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在这里曾国藩精辟地分析了作战双方的实战状况,并由此而得出结论,即必须对水师加倍重视。不仅如此,曾国藩在创建湘军之初,就从战争的全局考虑,认为“先肃清水面”是首先要做的,然后才可以把安庆、芜湖、金陵三重镇逐一攻克。

  广东仿制的西洋战船图 清

  这种船后来被曾国藩大规模仿制,构成湘军的主要战船类型。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认真地对待水师建设,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军事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则是从长远的战略方针出发来考虑的。他在衡阳“鸠工购材,试行造办,成造样船数只”,但是因为“工匠太生,规模太小,不足以压长江之浪,不足以胜巨炮之震”,此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后来湖南巡抚将水师守备成名标送来,同时也送来了广东绘制的拖罟、快蟹船式,湘军才又仔细琢磨,依据快蟹船式重新造船,又把商船改造成为长唇的宽舷,“又推五日竞渡船意,为短桡长桨如蛇足,以人力胜风水”。不久,曾国藩又将造长龙战船的任务委派给同知褚汝航在湘潭制造。这样,曾国藩的水师便具有了初步的规模。他从衡阳发兵出征时,所配备的船只已经有“拖罟一号、快蟹一号、长龙五十号、三板艇一百五十号,皆仿照广东战舰之式,又改造钓钩船一百二十号,雇载辎重船一百馀号”,大概有五百七十多门炮配备在船上,已经具有了初步的规模。但和有数万只船的太平军水师比起来,其规模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太平军的船队均由民船、商船编成,对于运输有益,但是在战斗方面却不行,虽然经过简单的改装,却没有很强的战斗力;而湘军的战船却是专门为战争所造的,便于战斗。与此同时,湘军战船上配备了上千尊洋炮,都是从香港购买来的,而太平军战船多用土炮,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湘军水师对于操舟、作战、施用炮械等技能,在衡阳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一些训练,且在衡阳、湘潭两处设有船厂,对旧船进行修理,同时为补充船队也制造新船。湘军水师的组织也都非常的严密,因为太平军水师不对自身建设多加重视,所以这方面也根本无法同曾国藩的水师相比。两军经过长期的较量,特别是发生在咸丰四年四月的湘潭之役,同年八月汉阳河之役及同年十月田家镇之役,太平军水师三次都失败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湘军水师则因此而在长江称霸,也就成为了曾国藩最亲信、最可依赖的力量。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起,带领水陆两师出发,浩浩荡荡,进驻长沙。该地的绿营根本不能同其威猛的军容相比。这些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坚韧自励的结果。

  咸丰四年二月,曾国藩率领约两万人马的水陆两师,从衡阳启程,开始着手准备东征的事情。途经长沙,当年的官场对手们看到此时的曾国藩如此风光,个个都来巴结奉迎,握手言欢,说了不少旗开得胜之类的恭维话。曾国藩在长沙城只停驻了两天,就再次出发向岳州去了。

  当时石达开的堂弟石祥祯守卫岳州城,领有三万人马。曾国藩率领军队行进,当走到离岳州城还有三十里远的时候,探马来报,说岳州城里太平军已经消失了踪影。曾国藩心里十分高兴,以为太平军一定是对湘军的声势感到害怕,所以就望风而逃了。这样,曾国藩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岳州城。初战告捷后,曾国藩立即就将功劳报给了咸丰帝。

  曾国藩的这份奏折表明,他当时无疑已经头脑发昏了,认为胜利得来得如此之易,领兵打仗,不过如此。在他的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全体湘军滋生了一种骄傲情绪,因而产生了麻痹心理,由此招致了紧接下来的失败。

  曾国藩占领岳州后,王、李续宾带领一共有一千名湘军的两个营向武昌进发。一路上风平浪静,众士兵连一个太平军也没有看到,湘勇们因此便放松了警惕。这天夜里,他们宿营在羊楼司,根本没有派遣夜间巡逻兵。谁知到了半夜,罗大纲亲自率领五千名太平军士兵,从周围的山里冲出,呐喊着向羊楼司冲杀。湘勇们从梦中惊醒,还没有做抵抗就丢掉了几百条性命。王、李续宾于忙乱之中只好仓皇南逃。

  祸不单行,三月初七日,岳州一带狂风大作,掀起了洞庭湖汹涌的波涛,泊在水面上的湘勇水师根本无法对付如此的大风大浪,因此溺死了许多人,同时许多船只严重损坏,战船、辎重船漂沉二十四艘,撞伤数十艘。军心不免动摇。接着,就在太平军于临湘羊楼司大败王部后,三月初十日(4月7日),太平军就把岳州攻占了。曾国藩在太平军的浩大声势面前,不敢进行长时间的战斗,只好带着随从自岳州城中仓皇出逃。幸好水师船只前来接应,跑到船上的曾国藩才逃过了此劫。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命令部队暂时退回长沙,恢复军心,以再做打算。

  面对败绩,曾国藩已经感到没有颜面面对皇上,因为上次的奏折中自己已夸下了海口。充分考虑之后,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两份奏折,第一份奏折就是《岳州复失水勇退回长沙防剿折》。

  这份奏折的主笔人是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曾国藩后衔会奏的。当然,身在长沙的骆秉章,对于当时接战的实际情形并不了解,是曾国藩给他提供了具体情况。从这份奏折中,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已经彻底掩盖了兵败的狼狈情形,而只是具体描绘了湘勇奋勇杀贼的情形,这样,退出岳州城的原因是因为粮草和枪弹不够,已无法再守城;败回长沙,是因为要保卫长沙的安全。反正咸丰帝自己并没有到过前线,也只好听任曾国藩说了。

  第二份奏折名为《岳州战败自请治罪折》。对于曾国藩的两份奏折,咸丰帝显得十分宽宏大量,虽然他严厉指斥了曾国藩,但同时又给了他将功赎罪的机会:“曾国藩奏水陆各军接仗情形,并自请治罪一折,此次岳州水军虽获小胜,惟因陆路失利,以致贼匪复行上窜。曾国藩统领水陆诸军,调度无方,实难辞咎,着交部严加议处。仍着督带师船迅速进剿,克复岳州,即行赴援武昌,毋得再有迟误。曾国藩所统各勇为数过多,既须剿办粤匪,又须搜捕土匪,即如所奏,有拔赴平江、通城者,有拔赴临湘、蒲圻者,又有不能依限前进者,散布各处,照料既不能周,剿捕自难得力。一有败衄,人无固志,似此何能力图进取?此时肃清江面专恃此军。曾国藩初次接仗即有挫失,且战船被风沉损多只,何事机不顺若是?现在湖北待援孔亟,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

  接到上谕以后,曾国藩自己反倒觉得非常惭愧。因此,他驻兵长沙城外,没有脸面再和城内的官绅打交道。这时唯有一种想法充斥他的大脑:如何抓住时机,将所有的太平军全部消灭,一来洗雪心中的愤懑,二来也可以让自己不再在皇帝和湖南官绅面前丢颜面。

  二、靖港战败,投水自尽

  1.一意孤行

  石祥祯率领的太平军将士在岳州战役中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同时对湖南境内的各股反清势力也是很大的鼓舞。在这大好形势下,太平军做出了向长沙进军的决定。为了给夺取长沙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太平军决定先将离长沙九十里的湘潭和离长沙五十里的靖港这两个地方攻克。在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下,清廷绿营军纷纷逃窜。湖南的清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投奔曾国藩的湘军。而在岳州之战中惨败的湘军,死伤七八百人,又被曾国藩淘汰掉了一千余人,因此,只剩下七八千人可以供曾国藩调动。所以当时太平军的作战方略是:首先将曾国藩的湘军歼灭,再攻取长沙城。

  曾国藩听说了太平军水陆并进,将要逼进省城的消息后,大惊。这时太平军的陆军已散落地分布到岳州、湘阴各地,他们的战船也密集在了临资口、樟树港、乔口、靖港等处。由于连续多日北风凛冽,大雨不断,水军不能去剿灭太平军。曾国藩把各陆水军布置在靖港港外,建好坚固的炮台,以等待时机攻打。

  《湘军记》内文 清

  湘军制度建构来自于明朝戚继光的“戚家军”,对后来的军事变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本书是王安定奉曾国荃之命撰写,书中详记湘军始末,宣扬曾氏勋迹,以湘军为纲,附述他军战史,体例采用编年,取材多依据奏章遗稿和逸事佚闻。

  三月二十四日,大风刚刚有所平息,曾国藩便命令各营水师驶入靖港,如此反复,共击中了船中以及岸上的太平军共二百多人,击沉了三只船,另外还有一只火药船。太平军知道省城水陆两边都防守甚严,不敢公然闯入,便想由陆路绕过宁乡,直接向湘潭进攻。曾国藩先派湘军营官伍宏鉴、魏崇德、郭鸿翥率领湘军近千人建立营房,以防止太平军的进攻,并嘱咐这些营官,因为太平军的气势极为嚣张,所以一定要防守谨慎,但不要主动出击,待到塔齐布率兵到达时,再筹划进攻追剿的事。

  三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分三股力向魏崇德所在的营进攻,湘军在营内向太平军施放枪炮,击毙了几十名太平军。接着太平军分十几路,形成四面围逼之势。湘军奋力拼杀,杀了百余名太平军。但太平军越来越多,越来越勇,湘军死亡至数百人,败退下来。

  三月二十六日,塔齐布率领一千三百余名士兵前去增援,太平军闻讯后连忙撤退,直奔湘潭而去。塔齐布、周凤山听说了这一消息,也绕道直奔湘潭。但就在三月二十七日,塔齐布还未到达湘潭时,太平军就发动了攻打湘潭的战役。

  作为湖南省一个重要城市的湘潭,物产丰富,城内粮草充足,但却只有五百人在守城。因此,只要太平军一攻湘潭,湖南巡抚骆秉章就必定会从曾国藩那里搬救兵,这样,就可以在湘潭城下将湘军一举歼灭了。咸丰四年三月二十七下午,率领着七千人马的太平军将领林绍璋赶到了湘潭城下。当时守卫湘潭的长沙协石营守备崔宗光在此之前根本没有得到半点消息,当他得知兵临城下后,仓皇之中率领五百守兵匆匆赶上城头。但这些守兵根本没有任何斗志,一见拥有如此浩大声势的太平军将士,全部都不战而降。于是,太平军没有多久便攻克了湘潭城。

  湘潭之失,可把骆秉章给急坏了,他赶忙亲自找曾国藩,希望他能够把湘潭夺回来。但是,当时曾国藩因为求功心切,和骆秉章的想法有些不同。他的想法是:朝廷给他下达的命令是要他到武昌去,岳州之败,他忍辱退回长沙,已经感到非常没有面子,此次如倾巢对付湘潭的太平军,胜利了倒还可以,一旦失败了,还有何脸面再活在世上?况且太平军分兵攻打湘潭,就必然会在岳州一带造成军势上的弱势,若能乘虚越过岳州,前往武昌,在皇上面前岂不是可以挣回面子?而且,若先攻湘潭,不免会让人感到曾国藩这一招是退避之举。但是曾国藩手下的幕友陈士杰、王运等人却大多和曾国藩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湘潭是大商埠,军需所资,先把湘潭夺下是理所应当的;若是先北上攻克武昌,失败了再退到省城去,便是置自己于死地。陈士杰持此主张最力。他告诉王运:“今独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若不顾根本,但图进取,一败俱死矣。”王运向曾国藩转达了这一意见,曾国藩才恍然大悟。陈士杰不但自己对曾国藩力加劝说,而且约请杨载福、彭玉麟一同向曾国藩上书攻湘潭的好处所在。恰恰这时,十营水师的营官都来见曾国藩,他们一致力谏曾国藩攻取湘潭。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才做出了一举攻克湘潭的决定,于是派补用副将塔齐布、蓝翎守备周凤山率领一千三百多人进军湘潭,又派候补知府褚汝航等五营水师前往。同时决定第二天自己亲自领两千多人增援。

  正当曾国藩一心一意将心思放在攻克湘潭上时,当天晚上,突然接到了长沙县乡团士绅的报告:“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曾国藩对这一消息感到有些心动,认为:“潭城贼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亟应乘机攻剿,俾贼逆首尾不能相顾。”于是临时把计划变更了,在第二天卯刻率领大小四十多只战船,陆勇八百名向靖港进发。靖港位于湘江、资水交汇的地方,对岸有铜官山,六朝时曾经设置了铜官,所以才有“铜官渚”的称号。曾国藩随水师督战,坐船到达距铜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但曾国藩手下的将领李元度却极力劝阻曾国藩不要再这样做,他认为,现在湘军的精锐部队已经被调往湘潭去了,攻打靖港,那应该是湘潭之战胜利后的事情,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坐等军情发展,然后再另做打算。然而,已走火入魔的曾国藩对李元度的劝告置之不理,认为靖港太平军只有几百人,跟拥有近五千士兵的湘军无法相比,以五千人去对付几百人,根本就是以石击卵,胜利必定是属于他的。因此,他不再为此事与手下幕僚商议。他此举决心非常大,甚至将一份遗疏和一份两千多字的遗嘱交给李元度,如若他死了就把遗疏交给湖南巡抚,让他上陈给皇帝,同时把遗嘱转交给他的弟弟们。

  四月二十八日中午,曾国藩率领湘军水陆两师及五千多名当地的团丁浩浩荡荡赶到了靖港,然而,在进入靖港之后,在街上连太平军的影子都没发现。正在纳闷之际,他们就遭到了一阵密集炮火的攻击,部队立即就乱了阵脚。这时,埋伏在铜官山的两万太平军才从山上直奔下来,湘军吓得溃不成军。与湘军同来的团丁还没有和太平军兵刃相接,便望风而逃,带动湘军陆师也向后奔逃。因为中了敌人圈套而气恼万分的曾国藩见部队不战自溃,便离船登岸,来到浮桥桥头,插了一面旗帜在那里,手执宝剑,高喊:“有退过此旗者斩!”但是,湘勇们为了求生,根本就顾不得自己的统帅说了些什么,他们仍纷纷后退,并争先恐后过浮桥逃命。因为争抢过于剧烈,结果浮桥桥板毁坏,桥上人因此跌落水中。看到陆师溃不成军,水师便不等号令,纷纷升起船帆,四散逃去,一边还胡乱地朝岸上开炮。曾国藩在同月给自己弟弟的家信中是这样描述此事的:“所可恨者,吾于初二日带水师五营、陆勇八百至靖江攻剿贼巢,申刻开仗,仅半顿饭久,陆勇奔溃,水勇亦纷纷奔窜。二千余人,竟至全数溃散,弃船炮而不顾,深可痛恨!惟钓钩子未出队者,略存子药炮位,而各水手亦纷纷尽散。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余船竟无一水手,实为第一可怪之事。”

  此次靖港之战曾国藩的失利完全是因为不小心掉入了太平军设置的圈套。太平军算知曾国藩自岳州败后,一心只想求得战争的胜利,所以故意在靖港设下埋伏。靖港位于沩水流入湘江的入口,水流很急,船只有靠很大力气才能逆流而上。河的对岸是铜官山,山上茂盛的树林对设埋伏非常有利。因此太平军乘岳州之胜后一举拿下了靖港,当曾国藩准备进攻靖港时,他们在表面上只看到了几百太平军,而两万人马的太平军大部队正隐藏在铜官山中,等着好好打一个大胜仗呢。

  曾国藩见战事已经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便混在侍卫中匆匆上了拖罟,盲目地随着溃船退回到来时的地方。不料,天公不作美,西南风突然刮了起来,本来水流就十分湍急,这会儿要想逆流行舟更是不可能。曾国藩眼见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耳边又听到有人到处在喊“活捉曾剃头”,心中想着此次败绩真是有生以来的奇耻大辱,觉得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便步出船舱,两眼一闭,向湘江跳去。身边侍卫根本就来不及对他进行阻拦。

  正当曾国藩行将一命呜呼之际,一个人从船尾座舱中跳了下来,一把抓住了曾国藩,并将他拖上船去。此人名叫章寿麟,字价人,虽然是曾国藩的幕僚,但却有着出众的武艺。原来,李元度等人见曾国藩执意攻打靖港,又将遗疏和遗嘱都交给他,料定曾国藩在靖港获胜则已,如果不胜则只有死路一条。但曾国藩一死事小,他一手操练的湘勇及手下的幕僚又要去投奔谁呢?于是便悄悄地嘱咐章寿麟注意曾国藩的一举一动。

  曾国藩被救上船后,心里感到非常恼火,便指着章寿麟骂道:“你来干什么!”为欺骗曾国藩,章寿麟只好说:“我是来报信的,刚刚接到战报,说湘潭那边的战争已取得胜利。”曾国藩明明知道他说的不是真的,但此时的他既然有台阶可下,也便不再说什么了。

  此时,太平军在湘军炮火的阻拦下,已无法对曾国藩的逃军进行追击,曾国藩就借此时机,万分狼狈地逃回了长沙市郊南湖港。

  2.心灰意冷

  曾国藩于靖港战败投水自杀,幸而被救,仓皇逃回水陆洲。然而,就在逃回水陆洲的这天傍晚,巡抚衙门西花厅里,正在举行着一场盛大宴会,给陶恩培饯行。前几天,陶恩培接到上谕,被提升担任山西布政使,限期进京陛见,要到山西接任职务。陶恩培的得意之情自是溢于言表。一来升官,二来长沙是兵凶战危之地,离开自是好事了。出席宴会的官场要员,以及在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殷勤地向陶恩培致意。只见觥筹交错,奉承话不绝于耳。到处都向人们展示着荣耀、富贵、享受与升平。正当骆秉章又要带头敬酒的时候,一个戈什哈匆匆进来,告诉了他们靖港之役的战况。骆秉章不免感到震惊。陶恩培却分外快活起来。他是蒙恩荣升,而曾国藩却是兵败受辱。孰优孰劣、孰是孰非,完全呈现在世人面前。骆秉章的酒杯在半空中停了下来,陶恩培主动把杯子碰过去,微带醉意地说:“中丞,难道这很意外吗?说实话,这早已是我意料中事。曾国藩这种目空一切的人,怎么可能不彻底失败呢!”

  骆秉章苦笑着将酒喝尽,心想,你陶恩培从今以后就不在长沙这种鬼地方了,你可以说风凉话,谁又来管我呢?看来长沙被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想起去年那些日日夜夜都担惊受怕的日子,骆秉章心里不免产生了害怕的感觉。鲍起豹喝得醉醺醺的,满脸通红,他将手里的鸡腿放下,嚷着:“怎么样,诸位,曾国藩这个人早就被我看透了。一个书生,没有一点本事,却总是目空一切,瞧不起别人。上百万两银子抛到水里不说,现在把太平军也引到长沙了,这还让我如何实施自己的用兵计划?”

  说罢鲍起豹突然站了起来,对身边的亲兵大声吼道:“传我的命令,将城门关闭,加强警戒,准备香烛花果,明天一早我就得到城隍庙里把菩萨请来。”

  听着鲍起豹下达的军令,西花厅里骤然笼罩上了一层紧张气氛。才过了几个月的平安日子,现在战争却又要打起来了,大家再也没有心思喝酒吃菜,叽叽喳喳地开始讨论战情。干瘦的老官僚徐有壬非常气愤,他说:“练勇团丁,剿点零星土匪尚可,跟长毛交战怎么会胜呢?我去年有意将他们和绿营区别开来,免得让绿营兄弟脸上过不去。若不加区别,一体对待,大家说说,朝廷还有何颜面?他曾国藩还不满,还要负气出走,还要在衡州大肆招兵买马,想要把绿营军给取代了,真是不自量力!也是朝廷一不小心被他给骗了,结果弄成这样,真是把我们湖南文武官的脸都丢尽了。”

  唯独左宗棠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他既为鲍、陶、徐等人的中伤而感到闷闷不乐,也对曾国藩如此不争气感到恼火。忽然,鲍起豹又冲大家嚷道:“骆中丞,我们联名弹劾曾国藩吧!此人在湖南待了一年多,好事未办一桩,坏事却做了那么多。这种劣吏不弹劾,今后还有谁对朝廷尽忠呢?”

  陶恩培、徐有壬马上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骆秉章稳重,他认为鲍起豹的行为太过鲁莽:“曾国藩兵败之事,自然会有朝廷来管。至于弹劾一事,我们现在不必急于此事,待朝命下来后再说吧!”

  左宗棠坐在一旁感到非常生气,心里骂道:“这班小人可真会落井下石!”

  看看时候不早了,陶恩培想如果今夜不走的话,万一长毛围住了长沙,他就无法脱身了。如果城被攻破,自己再不小心身亡,那就冤枉透顶了。他站起身,对骆秉章和满座宾客拱了拱手,说:“恩培在湖南数年,感谢各位的关照,今日离湘,我实在是不忍心,而且现在就要开始战争了,真恨不得朝廷收回成命。恩培真希望能在长沙和全城父老一起与长毛决一生死。但是事已至此,今夜就得启航。恩培对各位的深情厚意感激不尽,就在此与骆中丞、徐方伯、鲍军门和各位告别了。”

  说罢,陶恩培竟掉下了几滴眼泪。不知是因为感动于陶恩培的深情和忠心,还是因为害怕即将到来的战争,有几个高级官员都偷偷地洒下了几滴眼泪。骆秉章说:“分手也不能在这里,我们都一起把陶方伯送到江边的船上去吧。”

  当灯笼火把、各色执事前后簇拥着几十顶绿呢蓝呢大轿走到江边时,曾国藩正呆呆地在船舱里坐着,望着北流的江水出神,心里却在盘算着另外一件事:湘潭并没有胜利的消息传来,看来湘潭之战大概也失败了。长毛确实会打仗,难怪他们会在两三个月时间里,从长沙一路到江宁都畅通无阻。突然,他看到迎面浩浩荡荡走来一列轿队,心里觉得奇怪:如此浩浩荡荡的队伍深夜来到江边,看来是湘潭之战大获全胜,骆秉章带着文武官员们一起都来向他表示祝贺的。自从岳州败北逃到水陆洲已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除了左宗棠来过几次外,他还没有接受过一位现任官员的拜访。徐有壬、陶恩培等人好几次到江边送客,都到了他的船边,也不肯多走几步来拜访他,想不到今夜大出动。但他又不大相信,对康福说:“你到岸上看看去,可能是骆中丞他们来了。消息确实了,就上船来告诉我。”

  康福走后,曾国藩赶紧把帽子戴上,把靴子穿好,收拾停当。一会儿,康福进舱了,带着一脸的怒气说:“骆中丞倒是来了,但却不是为了来看我们。”

  “他们为什么要到江边呢?”曾国藩不理解,既然不是向他来贺喜,深夜全副人马到江边,却又为何呢?

  “据说因为陶恩培荣升山西布政使,在巡抚衙门里举行的宴会刚结束,骆中丞、徐方伯等人亲自来把他送到船上。”

  原来是死神而非救星,这位“重病之人”再也提不起精神来,颓然倒在船舱里,吓得康福忙把他背到床上。曾国藩想到自己辛苦到如此程度,亲自出征,尽忠国事,等待他的却是失败、冷落,陶恩培嫉贤妒能,安享尊荣,尸位素餐,却官运亨通,甚至还得到了提拔。不平、愤怨、失望、痛苦,一时全部涌上胸膛。他失望地睁开自己的眼睛,对康福说:“帮我叫贞干来!”

  曾国藩口中的贞干即曾国葆,曾国葆的贞字营在这次战斗中死伤最重,听到大哥叫他,便无精打采地走进曾国藩所在的船舱,走到床边问:“大哥,你现在感觉好一些了吗?”

  “你带上几个手下,一起去城里买一副棺材来。”

  曾国葆听到此言大感吃惊,带着哭腔说:“大哥,你千万不能再想不开了,你要想开点!”

  曾国藩鼓起眼睛大吼道:“你还嗦些什么,叫你去你就去!”

  与大哥相隔十七岁的国葆对兄长的敬重甚至超过对父亲的敬重。他尽管打心眼里不愿意,也不敢跟大哥说个“不”字,只得说声“好,我就去”,就从船舱里退了出去。出舱后,他马上将此事告知康福、彭毓橘,吩咐他们务必寸步不离守着曾国藩。

  曾国藩坐在舱中,透过船上的窗户,望着江边,那里灯火通明,满面春风、一脸得意的陶恩培与各位送行的文武官员、名流乡绅一一拱手道别;下人们,一担接一担地把各衙门和私人送的礼物抬到陶恩培的坐舱中去。陶恩培的大小老婆们,一个个披红着绿、花枝招展地被人搀扶着走上跳板,一扭一摆地向船舱里面走去。半个时辰后,陶恩培才慢慢地走到了甲板上,众人皆道“珍重”,于是官船缓缓启动;然后,一顶接一顶的绿呢蓝呢大轿气派十足地被抬着进了城里。此时的曾国藩已万念俱灰,甚至已经下定了死的决心。但既然他是奉了皇帝的命令才这么做的,就不能不把兵败之事向皇上和盘托出。以下就是他所写的遗折:

  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恭具遗折,仰祈圣鉴事。臣于初二日,自带水师陆勇各五营,前经靖港剿贼巢,不料开战半时之久,便全军溃散。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今日殉难。论臣贻误之事,则一死不足蔽辜;究臣未伸之志,则万古不肯瞑目。谨具折,伏乞圣慈垂鉴。谨奏。

  写完后,他又把奏折仔细检查了一遍,改动两个字;稍做思考之后,又在奏折后面附了一片,对塔齐布的盖世英勇大加称赞,说他深受士兵们的爱戴,请皇上把重任委派给他,并将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等人一一推荐给皇上。

  遗折遗片写好后,曾国藩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他想起还有几件后事应该向弟弟交待,于是又在另一张纸上写道:

  季弟:吾死后,赶紧送灵柩回家,愈速愈妙,以慰父亲之望,不可在外开吊。受赙内银钱所余项,除棺殓途费外,到家后不留一钱,概交粮台。国藩绝笔。

  写完遗言,曾国藩感到心里轻松了许多。

  就在这时,左宗棠也坐着蓝呢大轿跟在藩司徐有壬的绿呢大轿之后,他本不想跟大家一起把陶恩培送到江边,只是因为想看看靖港败退下来的湘勇是否改变了原有的阵营,因此才跟随骆秉章出城。他看到水陆洲一带破烂的帆船、桅杆以及稀疏的灯火,心中甚是不忍,决定明早再单独前来安慰曾国藩一番。猛然间,他见前面有几个人抬着一口黑漆棺材向江边走去,在旁边却是曾国葆在指挥这一行人!他心里一惊,难道曾国藩已经一命呜呼?不然,为什么亲自监抬棺材的人竟是曾国葆呢?他吩咐停轿,待后面的轿队过去之后,他便命令轿夫飞速奔向曾国藩的大船。

  曾国藩见进来的人是左宗棠,跟他打了声招呼。左宗棠见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这才放心了,开门见山地质问:“你在白沙洲投水自杀,这件事是真的吗?”

  曾国藩并没有否认此事。

  左宗棠又问:“我方才见贞干指挥人抬了一副棺材冲江边方向走来,这副棺材是为谁预备的?”

  曾国藩斜着眼睛回答:“当然是留给鄙人自己用的。”

  左宗棠心头突然升起一股无明业火,大叫:“好哇!你可真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曾涤生,为什么你不要做大丈夫,却做出愚夫村妇才做的事。你若真的死了,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你,我会劝说伯父大人不让你埋在曾氏的祖坟里。”

  曾国藩万万没想到,左宗棠不但不劝慰他反而给他一顿痛骂,训得他无地自容,就反问道:“你为什么说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左宗棠一屁股坐在曾国藩的床边,声色俱厉地说:“二十八岁你就进入了翰林院,三十七岁授礼部侍郎衔,官居二品,诰封三代,你所享受到的皇帝的恩情,如天地之深厚,河海之深长。太平天国犯上作乱,朝廷有难,你接受皇上的命令,开始训练团练,指望你保境安民、平乱兴邦,刚刚出师,你却因为一点点挫折而有自杀的想法,置皇上殷殷期望于不顾,视国家安危为身外之事,你的忠又在什么地方呢?”

  左宗棠像 清

  听过左宗棠的一番言论,曾国藩身冒冷汗,惨无血色的面孔开始有了些红晕,却依旧微闭着两眼,躺在床上什么话也不说。左宗棠继续说:“令祖星冈公多次说过,男儿的奇耻大辱便是懦弱无刚。你将祖训书之于绅,发愤自励,同时也以此勉励自己的弟弟们。京中桑梓,谁不知道你曾涤生自强不息奋斗了这么多年,是曾氏克家兴业的孝子贤孙。现在受了一点点的挫折就不想活了,这不就是懦弱无刚么?上有为你伤心的老父,下有因你而失望的子弟。你死之后,有何颜面见九泉之下的星冈公?令尊大人在你出山前夕,庭训让你将孝转化为忠,实望你为国家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使芳名千古流传,使曾氏门第世代有光。要是你今天自杀了,使父、祖心愿化为泡影,那么你又怎么称得上是孝子呢?”

  左宗棠的一番话表面上是谴责,实际上却是对曾国藩的信任,说得浑身僵冷的曾国藩渐有活气。他曾经自比为今世诸葛亮,是因为对自己能够建功立业、流芳千古有充分的信心啊!他从心里感激左宗棠的好心,但嘴上的话却依然有气无力:“国藩自尽,实因兵败,我也是不得已呀!”

  左宗棠瞪了一眼曾国藩,对他的辩白根本不予理睬,依然侃侃而谈:“从四处赶来投在你麾下的一万水陆湘勇,他们都是你的子弟,他们对你的依赖之心有如子女对父母,幼弟对兄长一样,眼巴巴地盼着你带他们攻城略地、克敌制胜,希望自己也能有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机会。现在,你看看孤苦无依的他们,要是你对他们全然不顾,使湘勇成为无头之众,你水陆两师的士兵只能落魄回乡,过无穷无尽的苦日子。这一年多来的辛苦都白费了,功名富贵也将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作为湘勇的统帅、子弟的父兄,又怎么可以说你有仁义之心呢?众多朋友,在你的邀请之下,放弃自己的事情来做你的助手,郭筠仙募二十万巨款资助你。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图的是你平天下巨憝,建盖世勋名,跟着你的人也才能沾着光,青史上留个名字,也不枉变个男儿在人世间走了一遭。你如今想一个人一了百了,却不想因此会扰乱了多少朋友的心。你的义又何在?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八个字,要是你今天撒手西去了,便如同铜打铁铸,你曾涤生的大名就永远离不开这个污点了……”

  左宗棠还没有说完话,曾国藩霍地从床上爬起,紧握他的双手说:“古人云‘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然汗出,霍然病已’,我今天就是这个样子啊。国藩一时糊涂,幸亏吾兄对我如此责骂,否则险些做下贻笑万世的蠢事。眼下兵败,士气不振,还请吾兄给我指条出路。”左宗棠微露笑容说:“宗棠深怕仁兄因为一时的气愤而做下傻事,所以不惜忠言逆耳。涤生兄,我想你一定是因为看见今夜江边送陶恩培荣升而心情变得更郁闷。其实,这些不算什么,像陶恩培那样的行尸走肉,根本就不被我左宗棠放在眼里。且不说他今日只升个布政使,即使他日后当了宰相,也无非是一个会做官的庸吏罢了。太史公说得好:‘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如果没有干出一番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让英名永载史册,再高的官位又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呢?至于世俗的趋炎附势,我们只需冷眼旁观,更不必放在心上。孙子云:‘善胜不败,善败不亡。’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不可怕,一蹶不振才是最让人害怕的,人应该学会不屈不挠。昔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高祖还不是数次惨败,最后垓下一战,自刎的人却是项羽。诸葛亮刚开始辅佐刘备的时候,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几乎没有地方可以容身,最后才造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这些都是仁兄熟知的史事,依我看来,今日靖港之败,谁又能说不是为日后的大胜作准备呢?此刻湘勇虽然溃不成军,异日或许能够灭洪杨、克江宁呢!”

  慷慨激昂的议论,意气风发的神态,使曾国藩感到勇气似乎增加了百倍。他握着左宗棠刚劲有力的双手,许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左宗棠摸摸口袋,突然有件事浮上心头,说:“昨日朱县令来长沙,说他前些日子见到了伯父大人。伯父大人临时提笔写了两行字,让朱县令带来给你。我今日幸好把它拿了过来,你拿去看吧!”

  左宗棠把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条从衣袋里掏了出来。曾国藩看时,果然是父亲的字迹:“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父亲的教诲,更令曾国藩感到无比心酸:今日若真的死了,还有什么颜面去见列祖列宗!他颤抖着重新把父亲的手谕折好,放进贴身衣袋里,心情才感到轻松了一些。

  左宗棠所说之辞虽然大大触动了曾国藩的心思,但曾国藩却依然“死志未改”,因为一是所处的太过残酷的境地,作为一个奉理学为圭臬的士子,就算是他的脸皮再厚,也觉得没有颜面再在这个世上活下去;二是靖港惨败,朝廷肯定会严加追究,说不定朝廷定的罪会让他生不如死。因此,曾国藩左思右想之下,还是一心一意地想死。于是,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在长沙妙高峰行馆拟写了给咸丰帝的遗折。

  然而,吉人天相,也是曾国藩不该就此命丧黄泉,正当他准备好一切谢天下的工作,准备自裁时,塔齐布所领的收复湘潭的军队居然让人意想不到地十战十捷,将林绍璋的太平军给打败了,从而一举收复湘潭,太平军死伤几千人,湘军所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一下子就把曾国藩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很快将他从失败的阴影中拯救了出来。

  三、转败为胜

  1.攻克城陵矶

  经过了靖港之战的失败和湘潭之战的胜利,曾国藩吸取了不少经验,同时也得到了许多教训,对湘军进行了重新的整顿,用有生气的兵员代替素质较差的兵卒,同时赏功罚罪,使湘军又焕发出原有的生机。恰巧在这个时候,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谕旨:“曾国藩添募水陆兵勇及新造、重修战船,既据奏称已可集事,则肃清江面之举,仍借此一军,以资得力。塔齐布胆识俱壮,堪膺剿贼之任。着骆秉章即饬统领弁兵迅速出境。曾国藩与该署提督共办一事,尤应谋定后战,务期确有把握,万不可徒事孟浪,再致挫失也。”于是,曾国藩便遵照咸丰帝的命令,带兵出征。

  经过整顿后的湘军战斗力果然增强了许多。加上曾国藩在打了两次败仗之后也摸索出了一些用兵之道,所以此次出征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心遂意。自咸丰四年五月曾国藩带兵从长沙出征以后,至七月一日,接连攻克了常德、澧州,并再次攻占了岳州城,曾国藩因此感到一些欣慰。这次胜利让咸丰帝也极为高兴,他在上谕中称:“此次克复岳州,大获胜仗,湖南逆踪业就肃清,江路已通,重湖无阻。即着塔齐布、曾国藩会督水陆兵勇,乘此声威,迅速东下。力捣武汉贼巢,以冀荡平群丑。”曾国藩见水师接连获胜,便带领手下战将陈辉龙到了岳州。这时太平军虽然屡次遭到失败,但仍盘踞在城陵矶下游一带,又在汉口布置了数千只战船,连绵数十里。

  城陵矶在岳州和武昌两地之间,处于川湘交界之地,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当时太平军的秋官又正丞相担任城陵矶的守卫,而攻打城陵矶的清军水师,有一部分归曾国藩直接训练和掌握的,另有山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也统领着一营的清军水师,广西保升道员褚汝航统领的另一营清军水师,由广西保升同知夏銮统领的清军水师一营,广西升用道员李孟群统领的一营,加起来共有四千多名水军。其中李孟群营有广西水勇一千名,陈辉龙营有四百多名的广东水兵,剩下的以湖南人居多。但这些人大多归曾国藩管制。这批水师虽然船多械足,但在经过了几次战斗之后,军队之中骄傲的情绪逐渐滋生。曾国藩因为大部队还没完全到达岳州,所以故意放慢进攻的步伐,以等待时机。塔齐布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但陈辉龙因为自四月下旬到达这一带后,便因船炮不齐、粮饷不足坐等了两三个月,待到启程后,又因为风大而耽搁住了,他特别着急,想快点儿把太平军斩尽杀绝。褚汝航、夏銮也都怂恿曾国藩出兵,并且要求一同前往。曾国藩觉得陈辉龙已经在水师营中干了四十多年,经验极其丰富,一定是瞅准了进攻的最佳时机。并且褚汝航他们也是多次建立战功的名将,每次都善于把握时机。

  七月十六日辰刻,陈辉龙、褚汝航、夏銮分别带领各自的清军水师向城陵矶进发。这时李孟群还未到达岳州,但他的前队广庆水兵,也跟随着陈辉龙的部队。左营彭玉麟、右营杨载福也准备好进行援助。这时还风平浪静,等到了城陵矶时,恰好与太平军遭遇。陈辉龙等一起向太平军发起进攻,枪炮齐发,轰毙了数十人,烧毁了太平军的数只战船。这时风势已大,广东提标水师右营游击沙镇邦,对水师最忌讳的事情全然不顾,乘风追击。陈辉龙见风势愈大,即插旗收队;又害怕游击沙镇邦的炮船有危险,便又督催拖罟赶往救护。没想到船太大,竟在旋涡激流中搁浅。两广兵勇也被风吹得七零八落,互相拥挤。太平军的战船就在这时候突然杀出来,将它们重重包围。广东弁兵的战船以及广西何越王廷的船只,都前去救护,又因风力太盛,互相拥挤在了一起,无法使用枪炮。当太平军的船只逼近时,兵勇陷入重围,进退不得,被杀伤了许多,余下的都跳水得以逃生。陈辉龙、沙镇邦都已经阵亡。褚汝航见陈辉龙情况危急,出于情义,便赶去相救。无奈太平军的兵力越来越强大,清军渐渐有些支撑不住。褚汝航赤手空拳杀了几名太平军,夏銮也与太平军进行正面交锋,均被重创,落水殉难。广东署千总何若沣、广西带勇侯选府经唐亚,一同遇害。这时提督陆营虽带领部队到达了城陵矶,但无法渡过港口,所以无法前去救援。清军水师大败,死伤无数,并且损失了几员大将。

  此次水师失利,咸丰帝严厉斥责了曾国藩,据称,咸丰帝看完奏折以后,感到非常愤怒,他指责:“曾国藩系在水路督战,于陈辉龙出队时,不能详慎调度,可见水上一军,毫无节制。即治以贻误之罪,亦复何辞?”“惟曾国藩前经革职,此时亦不必交部严议。仍责令督饬水师将弁奋力攻剿,断不可因一挫之后,遂观望不前。”

  不过,虽然话是这么说的,此次水师在城陵矶打了败仗,指挥不力的曾国藩应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但他的指挥不力并不是没有原因,首先是没有足够丰富的水师作战的经验,其次是对手下的将领过于依赖,认为他们毕竟也统带了几十年的水师,从心理上认为他们在具体作战方面一定胜于自己,所以在驾驭时不免放任了他们。不过,曾国藩由此也得到了不少的好处,首先就是这些清军水师统领战殁后,他便依靠水师一统天下;其次就是他认识到在任何时候所依靠的人只有自己。并且陆军最终攻克了城陵矶,所以咸丰帝也没有过于责备。

  2.平定湖北

  攻下城陵矶后,咸丰四年七月中下旬,湘军水师沿江扫清了太平军的残部,攻占了蒲圻;接着乘机攻占了沿江的重要港口,在距武昌六十里的金口安营扎寨。塔齐布、罗泽南率领的陆军,在八月下旬,攻下了武昌远郊的纸坊。曾国藩准备进攻武汉。长江、汉水把武汉分割成了三部分,其中数武昌的位置最为重要,攻打武汉,实为攻打武昌。

  湘军水师出巡图 清

  共有两万名太平军驻守在武昌,拥有几千只船舰,并且还在武昌城外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程。但是这些船舰都是由民船改装而成,并不适合作战。而且武器装备简陋,用的都是土炮,也缺乏有经验的将领。再加上太平军已两次遭到惨败,信心极其不足。

  而湘军的情况则与之恰好相反,总兵力在两万左右,武器装备也甚为精良,而水师虽在城陵矶惨败,但陆军却获大胜,并最终攻下了城陵矶。曾国藩此时也是信心十足,增加了水师的兵力,使船舰更加坚不可摧。

  根据双方的特点,结合武汉三镇的形势,曾国藩制定了水师作战的详细计划,采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军事战略。他派水师清理江面,把太平军与武汉三镇的通路给切断了,再与陆军联合,用炮火向太平军的营垒发起进攻;陆军的绝大多数力量来攻击武昌,魁玉带领的湖北兵围攻汉阳。八月二十一日,水陆两军同时向太平军发起进攻。水师共分两路,他们发挥火力优势,将太平军的五百多艘船舰击毁烧尽;塔齐布率领的陆军将洪山攻下,使位于武昌南面重要高地和“陆路汇总之处”得到控制,罗泽南率领的军队也在同一天将花园营垒攻下。这时,守城的太平军混乱极了,许多人纷纷弃城逃跑。第二天,清军水师又击毁了数百只船舰,攻下了武昌和汉阳城外太平军的所有大小营垒。黄再兴大为吃惊,不敢恋战,第三天凌晨便弃城出逃。汉阳守军也在同一天弃城东走。第四天,水师又乘机对未撤离的汉水太平军船队进行围攻,数千只船舰,有的被烧毁,有的被击沉,无一能够幸免于难。

  短短的四天中,湘军中只有二百多人伤亡,却一举将武汉重镇攻下,使太平军损失了二千多艘船舰,数千名士兵。代价如此小,却战绩辉煌,实在出乎意料。如此大胜,使整个满汉统治阶级甚受鼓舞。这次胜利,从武汉三镇掳掠了大量财物,许多湘军将领和士兵得以加官晋级,更以为太平军已是日薄西山,没有几天活儿头了,他们便把从军作战当作风险小而又可以名利双收的捷径,所以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的战役中,图谋有更大的收获。

  曾国藩也信心倍增,他辞谢了署理湖巡抚的任命,全心全意带领军队东下,并制定了从三路进军的计划,他准备先破田家镇,再进攻九江。三路军马先后在九月上、中旬发动进攻。在长江北岸,魁玉、杨昌泗带领的绿营军为主力,但这一军队素质较低,太平军把他们堵在了蕲州一带,动弹不得。塔齐布、罗泽南率领的两军是南路湘军的主力,分别向兴国和大冶两地进犯,既使东进没有了障碍,又使武昌南面的防御工事得到巩固。接着两军向半壁山和富池口分头进逼。中路的水师偶尔与太平军的舰队战上几个回合,不分上下。

  田家镇、半壁山是太平军的防守重镇,湘军东下九江也必须途经这里。太平兵在田家镇设有重兵防守,并在那里修筑了坚固的土城;同时在半壁山派重兵防守;江面上有两道连接两处的铁链,小船和木排布置在江心,木排上设有木城,里面有重兵防守。太平军在这里集结了大约有四万人,并派燕王秦日纲亲自率领。虽然太平军兵力强盛,部署严密,但后方力量却十分薄弱,秦日纲不敢主动攻击,只是一味地消极防御,处境十分尴尬。

  综合双方实力以及形势发展情况,曾国藩做出了先以主力部队进攻兵力较少的半壁山的决定。在上次防御中,太平军利用地形的险峻以及防御工事的坚固来对付清军,但这次他们变通了策略,转而采取在营垒之外进行野战的方法。十月一日,当罗泽南率领的军队行到半壁山前二三里处时,太平军便前去主动迎击,驻扎在田家镇的大营也派军队渡江前去援助。经过一天大战,太平军死伤无数。而罗泽南率领的湘军却注意审时度势,虽太平军多次来营前求战,罗泽南却命令全军休整,第四天才与太平军开战。秦日纲虽然亲自率领军队,但并不能挽回败局,反而死伤更多,以致于丢掉了半壁山大营。罗泽南与已攻占昌池口的塔齐布军联合起来,收复了南岸;接着湘军水师又在十三日向太平军大举进攻,使太平军的江边防守被击破,焚毁了数千艘船只。

  半壁山被破、江心铁链也被清军摧毁,驻扎在田家镇的太平军一下子就失去了战斗的勇气,加上蕲州的太平军也听到消息而撤军,于是,太平军只好将田家镇主动放弃,沿江东撤。

  攻克城陵矶、平定湖北以后,曾国藩在以后的日子里感到无限风光,自此以后,屡攻屡克、屡战屡胜的他大有一鼓作气将金陵拿下的攻势。

  四、九江战败,再次自杀

  1.九江危机

  九江是长江上的重镇,在保护南京方面的作用非同小可,因此,洪秀全非常重视保卫九江的工作。当时林启容是九江的守将,领有一万人马,严密把守九江。为了确保在战斗中不把九江丢掉,洪秀全又命令翼王石达开带领四万人马奔赴九江增援。而当时的湘军是在九江上游驻扎。离九江十里远的竹林店,一共驻扎有两万人马的水陆两师。一是因为前一时期屡屡在战争中取胜,二是湘军水师装备精良,所以虽然湘军的兵力并不如太平军,曾国藩也并不怯阵。

  但是,由于林启容守御得法,湘军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攻下九江,并且伤亡惨重。因此,曾国藩急于摆脱目前的困境。当时的水师统领彭玉麟给曾国藩献上一计,提出以小股部队继续攻战九江,大股部队则从九江绕过去,以湖口和梅家洲为攻击目标,为湘军东进打通道路。

  湖口是长江中的一个码头,鄱阳湖在它的南边,长江在北边,梅家洲是一个江心沙洲,它正对湖口,梅家洲与湖口之间的江面是一般船只通行的地方。

  湖口战役 清

  曾国藩认为彭玉麟的建议比较符合时宜。然而,令曾国藩遗憾的是,石达开对湘军此举也并不是没有料到。当时有一万名太平军驻守在梅家洲,而湖口周围有大批太平军水师埋伏在那里。咸丰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湘军水师与太平军水师在湖口江面开始了一场搏斗,太平军水师在遭受一些损失后,掉转船头驶向鄱阳湖。当时湘军水师的二百艘舢板便全数出动,在太平军水师的后面进到了湖中。正在此时,只听一阵炮声,在鄱阳湖口的太平军船队便将鄱阳湖进入长江的出口给封锁住了,同时许多炮弹也一齐轰向湘军水师的船队。至此,湘军水师才知上了太平军的当,但是既然已经被断绝了回路,便索性将船划向鄱阳湖的湖心。于是,湘军水师便被截为内湖和外江两股,而这给湘军水师造成了致命伤。因为由长龙、快蟹与舢板两部分组合起来才是湘军水师的原貌,当这两部分合在一起时,笨重的长龙、快蟹的作用和躯体一样,起着基地的作用,而快捷灵活的舢板则好比触须,它的作用在于攻击和护卫,而如今,舢板失去了躯体,长龙、快蟹失去了护翼,这意味着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到他们头上。

  果然,曾国藩很快就遇到了灾难。就在因为田家镇取得胜利而奉到上谕“着赏穿黄马褂”的当天晚上,即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湘军在长江水面上吃了一计大败仗。三更,太平军在九江林启容与小池口罗大纲的带领之下,各抬数十只小船入江,趁着昏暗的夜色,冲入湘军船帮,进行火攻。阵脚大乱的湘军纷纷悬上船帆向上游驶去,自九江以上到隆坪、武穴、田家镇,直至蕲州,处处皆有战船,甚至还有人弃船而逃,水手都从船上逃走了。曾国藩坐上舢板督阵,号令不可开船,可是根本没有人听他的命令。仓猝之中有数百条来不及逃亡的战船被烧毁,曾国藩的坐船也被俘虏,所有的文案全部丢失了,皇帝奖赏他的黄马褂、白玉四喜扳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等物件,全都落入了太平军之手。曾国藩见自己手中的赌注消失殆尽,感到非常痛心,于是,他又重演了靖港之战失败后的一幕。只见曾国藩冲出船舱,便向江中跳去。

  然而,上天却又为他创造了一次奇迹:正当曾国藩于绝望中跳入长江时,恰逢水师统领彭玉麟驾驶舢舨路过这里,于是就救他上船。

  在被送到罗泽南统率的陆军营内之后,一心想寻死的他还想仿效春秋时晋国的先轸,骑上马追赶敌人,以死赴敌,在罗泽南、刘蓉等人的努力劝告下才没这么做。事隔四年,至咸丰八年十二月,他还感到心有余悸,感叹人世间事往往是吉凶同在,喜忧掺半,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2.上奏精明

  关于九江之败的具体情形,曾国藩在给皇帝的两封奏折中做了具体的阐述,它们是:《内河水师三获胜仗折》及《水师三胜两挫外江老营被袭文案全失自请严处折》。从这两份奏折的内容看,一是曾国藩已经不再像靖港之战以后的他那样畏惧失败;二是在奏折中很巧妙地交替描写胜败的场景,让咸丰帝无法对此次战役的实际情况和失败的严重程度有很好的把握。

  正因为曾国藩这两份极有水平的奏稿,所以他文中请求皇帝把他交给刑部严加处理的要求咸丰帝并未予以理睬,咸丰帝的上谕中就明确表示了这一点:“水师锐气过甚,由湖口驶至姑塘以上,长龙、舢舨各船与外江师船隔绝,以致逆氛顿炽,两次被贼袭营,办理未为得手。曾国藩自出岳州以后,与塔齐布等协力同心,扫除群丑,此时偶有小挫,尚于大局无损。曾国藩自请严议之处,着加恩宽免。”

  在此,我们不难发现,曾国藩在战场中“长于策略,短于指挥”,也正因为如此,他两次亲自指挥的战斗均以失败告终,尤其以靖港之败与九江之败最为深刻,而且两次都差点让他送了命。但是,九江之败是发生在湘军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之后,因此,它对曾国藩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九江之败却破坏了曾国藩夺取南京的计划。而且,自此之后,曾国藩坐困江西,他的军事生涯也大不如前,这对他来说可谓是深刻的教训。 曾国藩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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