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二

　　八、推诚——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

　　【原文】

　　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天地之所以长久，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圣贤的德业之所以能广大长久地行于天下，都是因为一个“诚”字。所以说，诚影响着世间万物的生死存亡；不诚，就没有一切。

　　诚求印及印文 清

　　【原文】

　　人必中虚，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心一定要虚空，内中没有丝毫牵缠，然后才能真实无妄。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要欺骗人，一定是心中还装着别的东西，有了私心，又不敢告诉别人，于是只得编造假话骗了。如果心中没有丝毫私念，又何必欺骗人呢？他所以要自己欺骗自己，也是因为心中还有其他杂念。知在于好德，私心在于好色，如果不能去掉好色的私心，就不能不欺骗自己好德之知了。所以说，诚就是不欺骗。

　　【原文】

　　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著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著于读书也。一有著，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不说假话的人，心里就没有私心杂念。没有私心杂念的人，就是心中虚空的人。所以，天下的至诚，就是天下的至虚。应当读书的时候，就一心读书，不要想着去会见客人；应当会见客人的时候，就一心会见客人，心里不要想着读书。心一想别的事，就有私念。心头一片虚空，没有任何杂念，事情发生时就去应接，事情没有发生时，就不去想着它发生，应接事物时没有杂念，事情过去了就不再牵挂，这就是所谓的虚，也就是诚。

　　【原文】

　　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应当永远追求诚心，以虚心处世，心诚则志气充实专一，即使历尽磨难，也不改变其原则，终有顺理成章、获得成功的一天。虚心，则不会矫揉造作，没有私心，最终可以为大家所谅解。

　　【原文】

　　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我湘淮各军，若果纪律严明，节概凛然，华尔亦必阴相许可。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体，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纵不能倾情倒意，为我效死，亦必无先亲后疏之弊。若无自立推诚二者为本，而徒以智术笼络，即驾驭同里将弁且不能久，况异国之人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认为用兵之道，最重要的是自立，而不是依靠别人。驾驭将官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推诚，而不是耍权术。湘淮各军，如果真的纪律严明，气节凛然，美国人华尔的心中也必会赞许。依附强大而不依附弱小，这在人与万物都是一样的，中国与外国也是一样的。以自立为根本，以推诚为运用，渐渐地就能使他人为我所用。即使不能让他们全心全意为我效死力，也必然不会有先亲近而后疏远的弊病。如果不以自立和推诚这两条为根本，而光用智谋和权术去笼络别人，即使是驾驭来自同乡的将官也无法长久，何况是去驾驭外国人呢？

　　【原文】

　　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今大难之起，无一兵卒供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历岁稍久，亦未免沾染习气，应切戒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军营中应当多用朴实无华、没有什么心计的人，这样，风气就容易纯正。如今，国家有了大难，却无一兵一卒可真正供调遣使用，这实在是因为官气太重，心计太多，淳朴荡然无存，真心实意缺失。湘军组建起来之后，凡是官气重、心计多的人，一律不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难免沾染上不良习气，一定要严加防范。【原文】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机之际，其神情之飞越，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将领轻浮圆滑，一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神情慌张，动摇军心；而他们圆滑的言辞，又足以混淆是非。所以，楚军历来不喜欢任用能言善辩的将领。

　　【原文】

　　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军事是极质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今天说的话，不可因为有小的利害冲突而明天就变卦。

　　军事是非常实在的事情，二十三史中，除了班固、司马迁所著史书以外，其余的著作都是文人凭主观想象的，他们不知道兵器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打仗是怎么一回事，只会以浮华的辞藻、不实的语言随意编造，根本不值得相信。

　　【原文】

　　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共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正话和实话，多说上几句，久而久之，人们自然都能理解你的心意，即使直话也不妨多说几句，但千万不可将攻讦别人当作直话，尤其不可以在背后攻击别人的短处。驾驭将领最重要的是推诚，而不是玩弄权术。

　　【原文】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之道，最重要的是以忠诚二字倡导天下。当天下大乱时，人们都放纵物欲，彼此都使奸诈的手段，相互吞并，以阴谋诡计来争夺胜负，自己想尽办法谋求安全，而把别人置于最危险的境地。怕难避害，不肯出一点点力来拯救天下的危难。忠诚的人奋起匡正时乱，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天下百姓谋利益，除去虚伪的恶习，崇尚朴实，自己历尽危难，而不要求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去患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把死看成远游回乡一样，无所顾忌，无所惊悸。于是大家都以他们为榜样，也都以苟且偷生为耻，以避事为可羞。我们家乡的几个君子，鼓舞了大家，经历九年的奋战，平定了大乱，这岂不是朴实与推诚的效果吗？

　　凡说话不切中要领，又不承担责任的人，他的部下就肯定不会服气。

　　【详解】

　　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词。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办团练后给湖南“公正绅耆”第三封公开信，信上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做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服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徵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在政治上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努力实施“诚”。在围攻金陵之战中，曾国荃呕心沥血，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氏兄弟的手中。当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长江时，可急坏了曾国荃。于是曾国荃上疏皇上，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说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剀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义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就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

　　七艘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树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尽管曾国藩处处想体现自己的诚，但这么做却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朝廷命他带湘勇剿捻，当时，湘勇多不愿北上，纷纷逃归，或要求请假，锐气全消，甚至哗变丛生，曾国藩只能勉强凑足九千人，因而攻捻主力不能不是淮军。湘、淮军的私属性质，使他一开始走上攻捻战场便考虑到了自己对淮军的控制能力，因此，他调李鸿章弟弟李瀚章办理营务。他直截了当地在奏稿中说：“臣此次驰赴山东，随带楚勇无多，所有潘鼎新、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四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臣拟带甘凉道李瀚章前往总理营务处，庶几上下交孚，呼应又灵。”同时，他请调李鸿章的另一个弟弟、候选郎中李昭庆至徐州练马队，将来作为游击之师，“为国家干城之士”。这些举措是为了笼络李氏家族。曾国藩剖心地说：“吾近年专以至诚待之。”但是李鸿章并不领情，他要求派李昭庆驻防济宁，而以驻济宁的潘鼎新部改作游击之师，直接干预曾国藩的指挥大权。曾国藩无奈，写信给李昭庆说：“防兵、游兵，阁下须与令兄少泉宫保详细商议，乃有定计。”而李昭庆以母亲身体不好为由，竟不请假自归。曾国藩在同一封信中只得说：“就目下已成之局而论，贵军分驻济、徐、台庄三处，只好暂作防兵。”同时，他还开导李昭庆说：“阁下年富力强，器局闳达。鄙人本欲倚以办贼，又以两会兄同领封圻，而淮勇诸军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诸李中无一人身临前敌，与同艰苦，恐无以服诸将之心而塞天下之望。是以专欲阁下勉为其难。”但李氏兄弟坚持固请，李昭庆甚至以不再统军相要挟。曾国藩于是给李鸿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这种军事调动，因“目下风波危险，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以公事而论，……若非鄙人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而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敢复问？”这样一番大义私情，才算把李鸿章的这场干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但是，李鸿章的干预不限于胞弟之请，据刘体仁《异辞录》载，他还暗中反对河防之策，给其部属刘秉璋写信煽动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后来，李鸿章竟又置曾国藩命刘铭传坚防沙河的军令不顾，代他请求休息。曾国藩忍无可忍，才向李鸿章宣布：“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时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李鸿章这才稍有收敛，但心依然不死，写信给潘鼎新说：“湘军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

　　而且，纵观曾国藩一生的行事，也并不是时时处处都以诚为原则的。这最明显地体现在攻破天京后纵兵劫掠和处死李秀成这两件事上。天京攻破后，御史贾铎在京城中发难，奏请朝廷命曾国藩等将太平天国的金库查明，报部备拨。这是对曾氏兄弟极为凶狠的一招，使他们几无招架之力。无疑，太平天国的大量金银珠宝，在幼天王等仓皇逃命的时候，是不可能悉数带走的。湘军入城后，或者对这些积存已抢劫一空，再也无法“报部备拨”；或者虽尚有劫余，却不愿上缴，以中饱私囊。不管是哪种情况，如果真相大白，曾氏兄弟不但功被过抵，而且声名俱裂。七月十一日，清朝廷根据贾铎的奏折，在廷寄中指责曾氏兄弟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员申儆，勿使骤胜为骄。庶可长承恩眷。”这话中之话，言外之意，路人皆知。但是，对贾铎的指控，确又无懈可击，连曾国藩自己在奏折中也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但是，曾国藩一则说“乃十六日克复以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二则伪造李秀成的口供，说“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三则说，令湘军将士将所刮金银退出，则“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曾国藩所指陈的这三点，破绽清晰都是不值一驳的。幸而，清朝廷此时因不愿与曾氏的关系弄得太僵，才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廷寄中说“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轻轻的几句，把事情敷衍了过去，为曾氏兄弟暂时解了围。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俘获李秀成之后，没有解京献俘，却于十七天之后匆匆将李秀成杀了。于是众口喧腾，咸谓曾氏兄弟专横跋扈，杀人灭口，种种指摘，充塞朝廷内外，使得曾氏兄弟无以招架。

　　金陵各营获捷战图 清

　　为解金陵之围，忠王李秀成于同治元年闰八月，亲率大军60万，攻打清军刘连捷各营，清军将领曾国荃率军增援，双方相持46天，终将李秀成击溃。

　　本来，曾国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报捷折中曾向朝廷请示道：李秀成、洪仁达“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按理，曾国藩应待朝廷“定夺”后行事。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饮宴了一通之后，便将他凌迟处死了。把李秀成槛送京师，当时是各方面的共同意见，连曾国藩本人也记述道：“日来在事文武，皆请将李秀成槛送京师，即洋人戈登、雅妥玛等来贺者，亦以忠逆解京为快。”曾国藩为什么既不等朝廷定夺，又拂众人心意呢？且看他的解释：

　　臣窃以圣朝天威，灭此小丑，除号之洪秀全外，其余皆可不必献俘。陈玉成、石达开即有成例可援。且自来元恶解京，必须诱以甘言，许以不死。李秀成自知万无可逭，在途或不食而死，或窜夺而逃，翻恐逃显戮而贻巨患。与臣弟国荃熟商，意见相同。

　　在另一奏折中则又解释说：

　　李秀成权术要结，颇得民心。城破后，窜逸乡间，乡民怜而匿之，萧孚泗生擒李逆之后，乡民竟将亲兵王三清捉去，杀而投诸水中，若代李逆报私忿者。李秀成既入囚笼，次日又令伪松王陈德风到营，一见李逆，即长跪请安。臣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厥后鞠讯累日，观者极众。营中文武各员，始则纷纷请解京师，继则因李秀成言能收降江西、湖州各股，又纷纷请贷其一死，留为雉媒，以招余党。臣则力主速杀免致疏虞，以贻后患。

　　后一奏章所述，足见李秀成地位尊，威信高，号召力强，虽不是曾国藩所说的“元恶”，却也是“要犯”，槛送首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文武各员“纷纷请贷其一死”，曾国藩为何如此专横跋扈，拂舆论而不顾呢？至于曾国藩援引陈玉成、石达开未解京成例，更不足以凭。因为陈、石被俘，在战争时期，情况紧急，而李秀成被俘，则在太平天国既亡之后，可从容行事。李秀成会不会在途中“不食而死”，曾国藩心中更是清楚的。李秀成被俘后，连日撰写了数万言供词，不稍闲暇，并且向曾氏兄弟提出十条建议，明明白白表示：“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全收投降，而酬高厚，以对清皇上，以赎旧日之罪。”“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众，再有复变心，仍祈正国法；如办不成，亦正国法。是定我此者，实因欲保民为乐之意。”李秀成“免我兵不可再坏凡民”的欲望甚强，岂会中途“不食而死”？且赵烈文、周阆山曾审问过李秀成，李秀成“言次有求活之意”。这点，曾国藩不会不知道。所以，恐在途“不食而死”之说，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那么，曾氏兄弟为什么背情逆理，先斩后奏呢？论者咸谓曾氏兄弟深有隐私，害怕李秀成至京后的供词与曾氏兄弟连日奏章所言不符，立获欺君之罪。这应是不刊之论。例如，他们报捷说，破金陵之日杀“贼”十万，而当时城中连居民亦不过三万来人；又如奏报幼天王已死，而李秀成实护幼主逃出城外；又如奏报李秀成焚毁天王府等，而实是萧孚泗纵火；至于天京“金库”，李秀成自然更知底细……这些问题，只要有一件被李秀成在京坐实，本来处于一触即发的矛盾中的曾国藩，完全可能由中兴功臣一变而为阶下囚。言念及此，怎叫曾国藩不绕室惶惶不可终日？故兄弟熟商，力主速杀。这“熟商”二字，足见曾氏兄弟谋划甚深，然而人们却也从这二字中窥到了曾氏兄弟内心世界的某些消息。

　　更有甚者，朝廷六月二十九日关于令曾国藩“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的谕旨，曾国藩是七月初六收到的，而他却在当天将李秀成杀害了。七月二十日他才慢吞吞地复奏道：“初十日始奉将二酋解京之旨。扣算日期，臣处应于初六日接到批旨，乃驿由安庆转递江宁，致迟四日之久。臣查军机处封面及兵部火票皆注明递至江宁字样，不知驿站何处错误。应即行文，挨站查办。”曾国藩就是用这种驿站误递的技术性原因，偷偷地将他于七月初六日与谕旨对着干的行径掩饰了过去。皇帝谕旨，军机要件，谁不小心翼翼，竟敢误递？这显然是欺世之辞。清朝廷接到这样的复奏，其实早已看透了曾国藩的心，虽也于七月二十七日称“着兵部挨站严查，系何处驿站错误，即行参办”的指令，却并不见有任何人因此获罪，不了了之；而对曾国藩先斩后奏的既成事实，只好追允了。退一步说，即使曾国藩确是七月初十才接到解京的谕旨，那么，他早在六月二十三日便有“应否槛送京师”的请示，为何不等批复便一意孤行呢？口称“以忠诚为天下倡”的曾国藩，为了一己私利，对清朝廷的忠诚大大地打了折扣，至少在这件事上是如此。

　　九、雅量——言足以兴，默足以容

　　【原文】

　　有盖宽饶诸葛丰之劲节，必兼有山巨源谢安石之雅量。于是乎言足以兴，默足以容。否则跷跷易缺，适足以取祸也。雅量虽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以养之，惟以圣贤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闳深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有了盖宽饶、诸葛丰的节操，就必然拥有山巨源、谢安石的雅量。因此说话足以振奋，沉默足以含容。否则居位太高容易缺损，恰恰是自取其祸。雅量虽然是天生的，但通过努力学习也可以获得，只要以圣贤之道要求自己就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其度量自然就渊深。

　　【详解】

　　雅量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其中虽有天生的成分，如有的人生来就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有人生来就是急脾气，但它更多地还是体现着后天的品行。见到家里着火了，最心平气和的人也会急红了眼；见到别人当面侮辱自己，有几个人能做到充耳不闻？但是，那些真正有雅量的人，却往往能出人意料，忍人之所不能忍，因此也能成人之所不能成之事。所以，有雅量，这是《挺经》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师爷”。后来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缒城出，省公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闭目不语”。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物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特别能显示曾国藩宽宏大度、不计前嫌的心境的，是咸丰十年对左宗棠的举荐。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乃永州镇总兵，此人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使，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这位满人官文较为颟顸，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此事，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屈与悲苦之情：“弟性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坐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亮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桑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固早在意中。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于是，左宗棠辞别骆秉章，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初三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含沙者意味犹未慊，网罗四布，足为寒心。”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他悲伤地写道：“（此）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不独蜀道险峨，马道靡托已也”。他知“帝乡不可到，而悠悠万里，仍畏寻踪。不得已，由大别沿江而下，入涤老营，暂栖羁羽”。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参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可贵的援助之手。

　　七言联清左宗棠

　　不止如此，清朝廷接到曾国藩的上述奏章后，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们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到了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果然，左宗棠于第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廷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为什么呢？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实心实力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由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封疆大臣，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也和曾国藩的不断报功保举是分不开的。所以，左宗棠在给曾国藩的挽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十、知耻——人所以稍顾体面，冀人之敬重也

　　【原文】

　　人所以稍顾体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惰鄙弃，业已露出，则索性荡然无耻，摒弃不顾，甘与正人为仇，而以后不可救药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一个人所以稍稍顾及自己的脸面，是希望有人敬重他；如果一个人的狂傲懒惰卑鄙之情，已经暴露出来，他便会彻底无耻，不顾一切，宁愿与正人君子为仇，而从此以后此人便不可救药了。

　　【详解】

　　古人云：知耻近勇。可见知耻是一个有修养的人的重要品德。一个人，如果不知羞耻为何物，那么，他除了成为社会的公害，还能成为别的什么呢？曾国藩一生在官场中度过，阅人极多，对那些不知羞耻的人是深恶痛绝的，而从他所说的话来看，那些人起初还稍顾体面，是希望得到人们的敬重的，而当狐狸尾巴一旦露出，便会如泼妇一般，不顾羞耻脸面，专门与正人君子为仇，这也反映了曾国藩对这类人的体会至深。所以曾国藩告诫人们，做一个真正的人，知耻是必备的素质。当你身处逆境，面临人所不堪忍受的窘境时，如果你仍有羞耻之心，不自暴自弃，那你就是一个有希望的人。

　　战国时，苏秦学游说之术，想以此出人头地，却四处碰壁，受家人讥笑，但他并未因此而泄气，而是更加努力学习，以期雪耻。

　　苏秦曾经和张仪同学于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之术。学成之后便想凭自己的学问和口才，出去弄个一官半职。谁知处处碰壁，没有人理睬他的那一套。游说失败，狼狈归来，父、母、妻、嫂没有一个理他。苏秦深受刺激，这才觉得自己的学问还差得远。

　　但是，苏秦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抱负，他开始了更加勤奋刻苦的学习。他找来姜太公的《六韬》、《阴符》等兵书，足不出户，昼夜攻读。有时候念累了，眼皮粘在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就用一个锥子刺戳自己的大腿。锥子入肉，血流如注，切肤之痛使他迅速驱走了睡意，于是他又重振精神，继续攻读。相传苏秦有时读书太累了，就要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当脑袋要扑到案头上时，绳子就揪住了头发，牵痛头皮，人便又醒了。苏秦就这样头悬梁、锥刺股，刻苦用功，读熟了姜太公的兵法，记熟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并且研究了各国诸侯的心理状态。

　　经过这一番准备，苏秦于公元前334年开始游说六国，终于得到六国君王的重用，佩挂六国相印。

　　孟子认为，羞耻之心是人的本性，既然如此，它也就是判断一个人是否为人的标准。曾国藩强调知耻，大概也是从这一角度考虑的。但是，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在当今社会，能知耻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却是越来越多，所以，人们对曾国藩关于知耻的这一论述还是要多多体悟为好。

　　十一、知悔——动心忍性，知悔无咎

　　【原文】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知道自己的过失，便立即承认，毫不犹豫地予以改正，这是最难做到的事情。豪杰之所以成为豪杰，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便是在这个问题上，光明磊落，超过别人。如果能过了这一关，心里就会非常安乐，省去了许多纠葛，避免了许多遮掩装饰的丑态。

　　窃取虚名的人，将会有想不到的灾祸；包藏罪恶的人，会有意料不到的灾祸；怀有嫉妒心的人，会有意料不到的灾祸。

　　【原文】

　　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吝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吝也。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吝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愆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吉、凶、悔、吝，这四者互相循环。吉，并不一定是指祥瑞，只要办事时处置得恰当，没有人非议和鬼神的责难，就是吉。越过了这一点，就是吝。天道忌讳太满，鬼神讨厌盈溢，太阳到了中天就会下斜，月亮满了就亏缺。《易》中的爻辞常常称说贞吝，《易》的道理，是要求因时而变化，居中待变，如果死守不变，就由贞转化为吝了。做事过了头，不要说那些不义之事，就是尽善尽美的行为，完全符合道德的事情，只要稍稍过了头，耻辱也会随之而来。我在京城做官，把我所居住的房子自名为“求阙斋”，也就是怕因为盈满而招来耻辱。每个人无论贤能还是愚笨，碰到灾难都知道后悔，后悔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灾难，所以说：“震就是没有祸患，因为存有悔心。”冲击你的心灵，磨炼你忍耐的性情，这才是担当大任的基础；退身修行，这才是国家中兴的根本。自古以来成就大事业的人没有不是从殚精竭虑、觉悟事理、知道悔过中走过来的。耻辱慢慢变为灾祸，知悔则会转化为吉，所以《易》道以后悔为最善，以吝为最不善。我家的子弟，想要通过自我修养而免除灾难，特别要注重这么两句话：“不要追求快意的事情，要常常保持悔过的心态。”

　　【原文】

　　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夬”也者，“姤”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曾研究《易》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是不可能没有缺陷的。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没有总是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陷的。“剥”卦含着相对应的“复”卦，故而君子认为得到“剥”卦是可喜的。“剥”卦暗藏着相对应的“复”卦，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剥”卦，也仍然潜伏着危险。所以本来是吉的，由于吝而趋向于凶；本来是凶的，由于改悔而趋向于吉。君子只知道有悔，知道了悔，所以才忍受得住缺陷而不敢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小人时时追求完美，既然得到了完美，则吝和凶也就跟着来了。众人常有不足，而一个人常十全十美，这也是因为天道屈伸转化的缘故，难道真会如此不公平吗？

　　【详解】

　　古人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曾国藩所说的知悔，除了这个意思，还有更深的一层意思，就是对己，要时时知悔过，做错的事，就是错了，就要追悔不已，一有改过的机会，就毫不犹豫地抓住；对人，就要不顾个人面子，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任何姑息的成分。这些实际上也是曾国藩一生经历中的重要教训。

　　曾国藩从帮办湖南全省团练开始，就用木质关防，关防上所刻大字为“钦命帮办团练查匪事务前任礼部侍郎之关防”。咸丰五年（1855年）八月秋补缺，又换“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自出征以来，得到皇上的命令，“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因此，外界讥嘲甚多，有人讥讽说：“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有人指责说“不应称钦差”；有人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岁月既久，关防屡换，往往被人“疑为伪造”。部将出差外省，外省地方官不予信任，对盖有关防之公文不予理会，甚者竟将湘部出差外省的官员关押，加以侮辱。曾国藩仔细观察局势，认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曾国藩伸手向清政府要督抚的官位，并不仅仅为个人争地位，主要是为湘军争权利，争政治待遇。按照清朝的惯例，曾国藩带的兵如此之多，作战能力又远较八旗、绿营为强，立下的军功又如此之大，授予巡抚，功赏过薄，不足塞其欲壑，若授予总督，则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又为朝廷所不甘。而恰在此时，胡林翼等已攻占了武昌，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自咸丰七年四月何桂清接替怡良为两江总督后，江南大营日有起色，正在进攻镇江，捷报频传。所以清廷便决定将长江上游战事责成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将下游战事、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与和春的身上。认为这样处理，定操胜算。因此，断然拒绝了曾国藩干预朝廷用人大政，并撤销了他兵部侍郎的职务，将他开缺在籍守制，削除了他的兵权。同时命署理湖北提督杨岳斌总统外江水师，惠潮喜道彭玉麟协同调度。这样的结果致使江西湘军很快陷入了涣散状态。后来，胡林翼虽然一度派人往江西统率湘军陆师，依然无济于事，而且李续宾兄弟对清政府削除曾国藩的兵权也极为不满，心怀退志。

　　毫无疑问，曾国藩被削除兵权，瓦解了湘军的斗志，涣散了湘军的士气，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使江西湘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清军的力量在消衰下去。如果这时太平天国的内部不发生杨、韦事变等一系列大的变故，就能用兵长江上游，重开根据地。但是，咸丰七年翼王石达开已决心出走，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下降。

　　曾国藩被削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讽、嘲笑与责骂，却获得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拥护，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七月，湘军第一员大将李续宾致书曾国藩说，一旦攻克九江后，“或则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续宾何敢独行前往？虽有厚庵、杨岳斌、彭玉麟，而水陆不一，且不能咨商群帅，难言之情，愿先生有以教之。先生带出，仍当恳带我归里”。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湘军是难以得心应手的。督办江西军务的薛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湘军诸将待之帅礼。因此福兴回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这期间，在家乡守制的曾国藩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反省调整期”。他和弟弟曾国华设立了家庙，每天黎明和晚上都跪倒在父亲的牌位前，反省自己十几年从政、治军的得失，并回忆起父亲曾麟书的每一次教诲。曾国藩被削去兵权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江右军事，刻不去怀。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每每想起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憧扰，不能摆脱”。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这段时间里，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

　　胡文忠公遗集 清

　　书中汇集胡林翼的奏疏、书牍与批札等，罗列了他在整军经武、察吏安民等方面的“大政”，反映出他在贵州镇压人民起义，尤其在湖北、安徽等地对太平军作战的情况。

　　另一方面的情况则是，湘军的将领们大多已高官厚禄，由曾国藩保举的胡林翼不但早已官到巡抚，而且新加太子少保衔，李续宾已授浙东布政使，并加巡抚衔，连当年以千总应募的杨载福也已官升提督，赏穿黄马褂，而曾国藩仍不过一在籍侍郎，无地方实权，且官位低于胡、李、杨等。这使曾国藩不由得感慨系之。他在咸丰八年四月初九写信给远在江西吉安的曾国荃说：“此次军务，如杨、彭、二李、次青辈皆系磨炼出来，即润翁、罗翁亦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因此，他希望曾国荃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在这种湘军节节取胜、统领者步步高升的情势下，曾国藩已如热锅上的蚂蚁了，再也按捺不住立功成名的急切心理，难以在寂寞的山村待下去了。《湘军志》说：“时国藩久谢事，无旧军，诸名将后出，率皆起罗、王部曲，独水军犹隶彭、杨，而杨载福已升提督，官品高于国藩，由是负沉滞重望，亦郁郁不自得，更欲以和辑收众心，颇悔前者所为。”正在这时，清廷谕江西巡抚耆龄令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等部驰浙江、在清军聚集浙江，互不统率、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清廷亟需要物色一名“声威素著之大员”，来统率各军，才能“措置裕如”。胡林翼早在咸丰七年十月就奏请起复曾国藩，朝廷未许，这次，又继给事中李瀚章等之后，趁机再次奏请复起曾国藩，故清廷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的上谕，根据胡林翼的说法，写了萧、张、王等皆系曾国藩旧部，所带勇丁，得曾国藩调遣，“可期得力”的话。

　　由于上述多种因素，曾国藩便不再考虑自己说过的统兵者非位兼巡抚不可的意见了。他于咸丰八年六月初三接到上谕，初七便第二次墨上道。咸丰帝看到他的《恭报起程日期折》后，于七月初五朱批道：“汝此次奉命即行，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显然，他对曾国藩这次没有讨价还价是颇为满意的，故着意表彰他奉命即行。

　　十二、知足——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厚我

　　【原文】

　　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忧。今我家方全盛之时，而贤弟以区区数百金为极少，不足比数，设以贤弟处楚善、宽五之地，或处葛、熊二家之地，贤弟能一日以安乎？

　　凡遇之丰啬顺舛，有数存焉，虽圣人不能自为主张。天可使吾今日处丰享之境，即可使吾明日处楚善、宽五之境。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之处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盛衰要看气象，气象兴盛则虽遭受饥饿也快乐，气象衰败则虽然能饱食也感到忧虑。现在我家正处在全盛之时，而贤弟认为区区百金，数目极少，不值得称道，假如贤弟处在楚善、宽五或葛熊家的境地，贤弟能有一日安心吗？

　　一个人遭遇到丰厚、艰啬、顺利、舛乖都是有天数的，即使圣人也无法自主。天可以让我今天处于丰厚通达的境地，也可以让我明天处于楚善、宽五那样的境地。君子在处于顺境时，常常战战兢兢地觉得上天待我过厚，我应当用我的余财去添补别人的不足；君子在处于艰啬之境时，也要战战兢兢地觉得上天待我过厚，并不是事实上真的丰厚，而是与那些比自己还艰啬的人相比，真是过厚了。古人说的要与那些处境不如我的人比较，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原文】

　　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惟家亦然。当其隆时，不劳而坐获；及其替也，忧危拮据，而无少补救，类非人所为者。昔我少时，乡里家给而人足，农有余粟，士世其业。富者好施，与亲戚存问，岁时馈遗襁属。自余远游以来，每归故里，气象一变。田宅易主，生计各蹙，任恤之风日薄。呜呼！此岂一乡一邑之故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天道五十年一变，国运也随之改变，家庭也是如此。家庭兴盛时，不劳而获；等到衰败时，忧虑拮据，而没有办法缓解，似乎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我少年时，家乡的人家家富足，全有余粮，从而安居乐业。富有的人喜欢施舍，亲戚之间互相慰问，每年都不要忘记馈赠。自从我远游归来，每次都感到情况有变化。田宅变换了主人，生活越来越困难，互相接济的风气也没有了。啊！难道只是一乡一邑如此吗？

　　【原文】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金钱和田产，最容易助长骄气逸气，我们家中千万不要存钱，也不要买田。你们兄弟要努力读书，决不会没有饭吃的。

　　【原文】

　　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安可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生逢乱世，居家之道，不要有多余的钱财，钱财多则终究会带来祸患，又不能过于安逸懒惰，如果从新屋到老屋，一定要走着去，不要坐轿骑马，又要常常去爬山，也可以锻炼筋骨。官宦人家，如果不积聚钱财，就会让子女们觉得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一天不勤劳，就会有饥寒之患，这样，子女就会渐渐懂得勤劳，知道通过什么办法自立了。

　　【详解】

　　知足常乐，这是中国人妇孺皆知的常识。可是，生活在社会上的人，都是贪得无厌者多，知足不求者少。曾国藩深知贪得之弊，所以一力倡导知足。在他看来，只有知足，对现在处境感到满足，不去苛求什么，才可以避免无妄之灾。

　　中国传统之所以倡导知足，是因为中国哲人认为，如果保持幸福的状态，远比去谋求幸福更为重要。所以他们总是小心谨慎地保护着他们所得到的幸福。于是，他们就为我们留下了例如“知足者常乐”、“知足不辱”，“有福者莫享尽”之类的话，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如何珍惜得到的幸福，而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宗旨，就是凡事不可发挥到尽头，适可而止。

　　曾国藩一生自奉清俭，所以在名声钱财问题上看得很开，常常告诫家人，对之不应过分追求，因此，在子弟没有做官时，曾国藩又常常教育他们正确对待权位和富贵，他对那位有几分傲气又有几分贪财的九弟的反复开导，最为突出。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敬业精神；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勉励弟弟须有临深履薄的畏惧之情。同时，他时时刻刻地考虑后路，写信给在乡间的澄侯，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已，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还特地在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时，作寿诗十三首相赠。其一云：

　　已寿斯民复寿身，拂衣归钓五湖春。丹诚磨炼堪千劫，不借良金更铸人。

　　这依然是教他要兢兢业业，临深履薄，看透“万事浮云过太虚”的现实，放眼未来，经过千磨万炼，将自己再铸金人。对待做官如此，对待钱财，曾国藩也反复教育子弟不要贪，认为“祸咎之来，本难逆料，然唯不贪财、不取巧、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人为财死，不贪少祸，这两点都是被自古以来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所以，他告诫儿子说：“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关系颇大。”为什么事小而关系颇大呢？因为，“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钱多则易骄，则易奢，则易淫逸，则易放荡，最后必然导致家败名裂，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财者为将败之征。所以，曾国藩如《朱子格言》所说“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一样，反对家中积钱，反对买田起屋，他说：“银钱、买田最易长骄逸气，我家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弟弟要在老家黄金堂买田起屋，他却写信告诉他们说，这也是“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去年沅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为隐虑”。那么，自家有了钱有了物，如何办？他认为，须多多积善修德，赈济穷困，“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朱子格言》）。他捐钱买义田，救济同姓同里的贫穷者，还经常接济穷亲戚。道光二十四年，他俸银尚不多，却写信给六弟和九弟说：你们的“岳家皆孤儿寡妇，槁饿无策。我家不拯之，则孰拯之者？我家少八两，贤弟试设身处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有钱人家，花那么点钱，如流水，如粪土，无所谓，而无钱人家得那么点钱，未必遂为债户逼取，渠得八两，则举室回春”。所以遇事应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是曾国藩“仁者爱人”儒家思想的具体化。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是，曾国藩自己不求财，却对别人尤其是九弟曾国荃掠夺财富的行为加以包庇和纵容，这实在让人费解。金陵攻破后，湘军在金陵城内，“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悉数归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曾国荃是这一滔天罪行的魁首。他于金陵攻陷的当天就进了城，与他同时进城的赵烈文见各军入城后疯狂掠夺，肆意烧杀，一片混乱，“惟恐事中变，劝中丞（指曾国荃）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这说明曾国荃是有意纵容的。第二天，赵烈文拟出四条禁令，中有“止杀”一条，国荃坚不同意。至第七天，曾国荃虽然张贴了告示，但诸将均相应不理，“惟知掠夺，绝不奉行”，曾国荃一律听之。他本人不仅有部下来“孝敬”，“获资数千万”，“悉辇于家”，而且席卷了太平天国的金库。这年七月十一日，清廷下令追查天京贮金的下落，是言之有据的。赵烈文对于曾国荃等人的贪婪是愤愤不平的。后来，他旁敲侧击对曾国藩说：“沅帅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取也。各员弁，自文案员至外差诸人，则人置理簏，有得即开簏藏纳，客至则倾身障之，丑态可掬。”曾国藩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倒是他的满女曾纪芬说得坦率：“忠襄公（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这不正是活生生的老饕形象吗？曾国藩自己也在信中说：“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话虽说得极委婉，但“取与之际不甚斟酌”，却是事实，只是曾国藩在公开的场合不便如此说，只能在家中这般窃窃私语。

　　此事虽然令人费解，但是反过来想一想，曾国藩之所以提倡知足，只是怕不知足会遭来灾祸。

　　十三、仁爱——人能求仁，则万物同春

　　【原文】

　　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如果追求仁，人们就会感到愉快。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之气而成形体。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源，如果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那么，就违背了这同一的根本。至于做大官，享受优厚的俸禄，高居于百姓之上，则有拯救百姓于痛苦之中的职责。读圣贤的书，学习古人，粗略知道其中的大义，要有启蒙还不知大义的人的责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养百姓，就大大地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张载像

　　儒门教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人们要追求仁，而其中最急切的，就是自己若想成就事业，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要想显达，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几句话。已经成就事业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如同富人东西本来就很富裕，并不需要去向别人借；已显达的人，继续显达的途径很多，好比是身份尊贵的人，登高一呼，四面响应的人就很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业让自己显达的呢？如果能够推己及人，让别人也能成就事业，能够显达，那么，就像万物同春一样美满了。后世谈论追求仁的人，没有超过张载《西铭》的，他认为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广济天下苍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当的事。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人，否则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只能算贼。如果人们真的如张载所说的那样，那么使天下的人都成就事业，都能够显达，自己却会任劳任怨，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原文】

　　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是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礼者，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陌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带兵之道，用施恩的方法不如用仁的方法，用立威的方法不如用礼的方法。仁就是自己要想建立的就让别人也建立，自己想要发达的，就让别人也发达。对待部下，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子弟一样，一心希望他们能够发达，能够建功立业，这样，他们就知道感恩戴德了。礼就是无论人多人少，无论是大还是小，不敢有所怠慢，安泰但不骄横；衣冠整齐，举止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威严但不凶暴。做事恭谨有礼，对待部下庄重，在不知不觉之中，常常保持凛然难犯的样子，这样，部属就感觉到你的威严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两条，即使蛮夷之国都可以畅行，还会有什么军队不能治理好呢！

　　【原文】

　　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习，人人成才，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

　　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带兵，就像父亲带儿子、兄长带弟弟一样，没有钱财，没有得到保举，都是小事，千万不能纵容他们因扰乱百姓而坏了品性，因为嫖娼、赌博、吸食大烟而损坏了身体。如果他们个个好学向上，人人都成了才，那么，不仅他们自己感恩戴德，他们的父母也会感恩不尽。

　　爱护百姓是治兵的第一关键，必须天天三令五申，看作是军队的生命和根本，而不可将它看作是一种表面好看的文饰。

　　【详解】

　　孔子说：“仁者爱人。”仁也就是爱的意思，曾国藩强调仁爱，这也是《挺经》中必不可少的，因为你只有有了爱人之心，别人才有可能爱你、助你，使你实现自己的理想。

　　曾国藩作为一介书生，最终走上带兵打仗之路，所以很自然地就选择传统的以仁爱带兵这一方法，而且事实也证明他的这一方法是极为成功的。曾国藩在戎马倥偬中，极为重视爱民，声称“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又自号其家曰八本堂，八本之一是“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作《劝诫州县》说：“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所以，必须“重农以厚生”，又作《劝诫营官》说：“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居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匪无殊矣。”所以，必须“禁骚扰以安民”。甚至在咸丰八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他还于十一月初六在建昌前线作《爱民歌》，共八十句，给湘勇制定了不许扰民害民的规矩。

　　然而，使人深思的是，曾国藩一方面标榜仁爱，一方面又被人称为“曾剃头”，意即杀人像剃头一样。这应该说暴露了他本性残忍的一面。

　　咸丰二年底他刚出办团练，就对友人说：“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他在上咸丰帝的奏折中更表明决心说：“不敢不威猛救时”，“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所以只几个月，在湖南便盛传他为“曾剃头”，令人侧目。过了八年，正当湘军围攻安庆之时，他给正在前线指挥的曾国荃写信，叫喊：“目下收投诚之人，似不妥善，如挤疖子不可令出零脓，如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以假仁慈误大事。”他甚至承认自己是以杀人为业。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似乎发现了良心一样，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者痛下工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曾国藩写了《爱民歌》和《解散歌》，确实一本正经，堂堂皇皇。可是湘军果真不扰民、解散胁从吗？须举一个例子。咸丰十一年五月初二，太平军败于安庆城外之赤冈岭，其中三营在苦战后投降。第二天，曾国藩闻讯，立即写信问曾国荃：“其已降之三垒，已杀之否？”第三天，他听说投降者已全部被杀，立即给曾国荃打气说：“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党为之大衰。平日或一克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真可喜也！”当那个同样杀人不眨眼的曾国荃稍流露出一点悔意，曾国藩立即对他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尤可愤慨的是曾国藩对湘军屠城的肯定与鼓励。他兴奋地说：“（李续宾在攻克九江后，对太平军）屠戮尽净，三省官绅士民同为称快。”咸丰八年五月初五，他鼓励正围攻吉安的曾国荃说：“当稳围稳守，虽迟至冬间克复，亦可无碍，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如似九江之斩刈殆尽，则（克城）虽迟亦无后患。”后来，湘军在攻占安庆、苏州、金陵时，都疯狂地屠城，仅金陵一处，“三日之内，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显然，这些被杀者不仅包括大量胁从，还包括大量和平居民，甚至有不少在政治上基本拥护清政府的地主、士人及其家属。

　　所以，儒家提倡爱有差等，即不是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地爱，爱的只是自己阵营中的人，而对非自己阵营的人，尤其是反对自己的人，则决不宽贷。曾国藩的行为大概也只能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了。

　　十四、严明——法立令行，整齐严肃

　　【原文】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

　　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坐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剜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古人用兵，首先明确立功有赏、有罪受罚的原则。

　　挽救浮华之弊的最好措施，便是质朴，在长期的恶习积存之后，必须采取刚猛的措施予以纠正。

　　医生在治疗疮毒严重的病人时，必须把溃烂厉害地方的腐肉割去，以便能让新肉生长。今天的老弱残兵，也应当进行淘汰，好比割去腐肉一样，然后进行严格的训练，以促使新的力量的产生。如果不采取这两种办法，武备的松弛，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了。

　　【原文】

　　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司马迁所说的循吏，只不过就是法立令行，能顾全大局而已。后世专门崇尚仁慈恩惠，或者把施舍小恩小惠的人为作循吏，这就失去了循吏的本义了。为将之道也要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首要任务，而不看重施小小的恩惠。

　　【原文】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临别，深言御下宜严，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则严不中礼耳。

　　吕蒙诛取铠之人，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警众耳。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过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立法并不难，难的是依法行事。只要订立了一项法令，一定要实实在在地去执行，而且必须持之以恒。

　　九弟临别之时，特别强调驾驭部下应当严，办事应迅速。我也深知治军和管理官吏，首要的就是严，担心的只是自己的见识有限，以致严得不合法度。

　　吕蒙杀了用斗笠遮盖铠甲的人，魏绛处死了驾车乱行的仆人。古人这样做，难道是为了沽名钓誉吗？而是假如不这样处置，就无法警示部下。

　　近年来，我管理部将太宽厚了，又与诸将相隔遥远，当面临危险时，弊端百出。现在我才明白古人所说的立威胜过偏爱，人数虽少，也能取胜的道理，反之，就只会招致失败。

　　【原文】

　　人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钱银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人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惭愧。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主把生杀予夺的大权，交给将帅，好比是东家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了店中的伙计掌管。如果保举将帅过滥，就是不爱惜君主所给予的名号和权位。这就好比店中的伙计把财货贱卖浪费一样，也是不爱惜东家的财货。介之推说：窃取别人的钱财，就称作盗贼，何况自己贪天之功呢？我则把这句话稍加改动：窃取别人的财物，尚且被称为盗贼，何况是假借君主所给的权位、名号，来谋取一己的私惠呢？我身居高位，却不能力挽此种不良风气，深感惭愧。

　　【原文】

　　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江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淆，而几不能自立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惶惶无依之象。推而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据我观察，自古以来大乱的时代，必定是先混淆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也就随之产生。屈原之所以激愤投江而不后悔，也是因为对当时的是非颠倒感到万分痛心。所以说：兰芷已变得不芳香了，荃蕙竟变成了茅草！又说：随时俗而从流，又怎么能没有变化呢？悲伤是非越来越混淆，几乎到了无法自立的地步。后世如汉、晋、唐、宋的末年，也是因为朝廷先把是非混淆颠倒，然后小人才能得志，使君子有惶惶不安、无所依托之感。由此推想到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也是必定因为是非不正，然后才使其政绩没有什么可值得赞赏的。

　　【原文】

　　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者有不得行者。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不可辞之责。顾亭林先生所谓匹夫与有责焉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赏罚这种事，要看自己权力地位的大小高低，有的行得通，有的行不通。至于维护是非的公正，则是我们大家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顾亭林先生所说的匹夫有责。

　　【详解】

　　曾国藩这里所说的严明，主要是就治军而言的，曾国藩作为书生治军，注重军纪严明，这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因为纪律严明，历来就被认为是治军必不可少的。

　　曾国藩治军严明主要表现在对队伍的严加约束上，在这方面，曾国藩可谓六亲不认。如湘军初建时，纪律涣散。尤其是靖港之败，练勇大批溃散，即使在湘潭之役中获得胜利的水陆勇也到处抢劫，携私潜逃。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四月二十日（1854年5月16日）在家书就这点作过较为详细地记述：“水勇自二十四五日成章诏营内逃去百余人，胡维峰营内逃去数十人。二十七日，何南青营内逃去一哨，将战船炮位弃之东阳港，尽抢船中之钱米帆布等件以行。二十八日，各营逃至三四百人之多。不待初二靖江战败，而后有此一溃也。其在湘潭打胜仗之五营，亦但知抢分贼赃，全不回省，即行逃回县城。甚至战船送入湘乡河内，各勇登岸逃归，听战船漂流河中，丢失货物。彭雪琴发功牌与水手，水手见忽有顶戴，遂自言名册上姓名全是假的，应募之时乱捏姓名，以备将来稍不整齐，不能执册以相索云云。鄙意欲预为逃走之地，先设捏名之计。湘勇之丧心昧良，已可概见！”他们应募入伍，本来就是为了发财，所以不少人隐名埋姓，另捏假号。这些人的战斗力自然不可能很强。曾国藩对这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若将已散者复行招回，则断难得力。”因此，他自岳州、靖港、湘潭之役后，立即着手整顿湘军，凡溃散之勇不再收回，溃散营哨的营官哨长也一律裁去不用，连他自己的弟弟曾国葆也在被裁者之列。经过整顿，水陆各勇仅留五千多人。与此同时，他调罗泽南、李续宾带所部湘勇回长沙，又令在战斗中英勇可靠的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大量招募新勇，新增数营，湘勇很快又扩大到一万来人。他还向广东、广西奏调水师兵勇，广东派出东登州镇总兵陈辉龙带水兵四百名、炮一百尊，广西派升用道员李孟群带水勇一千名，来湘会合。又在衡阳、湘潭分设船厂，新造战船六十多只。

　　湘军经过这次整顿之后，更加兵精械足，“规模重整，军容复壮”，水陆两师共达二万之众。

　　湘军正因为诸将在曾国藩的严格教诲下，“虽离曾国藩远去，皆遵守约束不变”。因为曾国藩在湘军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结合起来，将军法、军规同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亲友关系来掩饰、调剂、补充上下尊卑关系，以减少内部的摩擦与抵触，使下级与士兵乐于尊重官长，服从官长，为官长卖命。

　　但是，从历史事实看，曾国藩的严明还是分情况的，如对曾国荃的种种贪行他还是睁一眼闭一眼。为此，他与好友彭玉麟几乎闹翻。

　　彭、曾二人虽然关系甚笃，几无内外之分，但也时常因事生怨，矛盾不休。如柳寿田事件，以及彭力劝曾国藩杀掉曾国荃，以正视听，就是明证。

　　柳寿田，早年曾任曾国藩的随从，后来转入曾国藩的亲兵营，又转入彭玉麟统率的水师，是曾的心腹耳目。他深知彭玉麟与曾国荃不和，故常散布有曾无彭的言论。同治三年秋冬之际，彭玉麟借故将柳寿田割耳撤职，并且不许他离营前往金陵。曾国藩十分气恼，去信诘责彭玉麟将柳寿田撤职一事，指责其目无长官，越俎代庖。信中言辞激烈——“故意重责割耳，谓非有意挑衅，其谁信之？”“此等举动，若他人施之阁下，阁下能受之乎？阁下于咸丰十一年冬间及此次皆劝鄙人大义灭亲。舍弟并无管、蔡叛逆之迹，不知何以应诛？不知舍弟何处开罪阁下，恨之如此？”“（你还到处攻讦我）将兵紊乱，鄙人在军十年，自问聋聩不至于此”。

　　长期以来，由于曾国藩的袒护，曾国荃嚣张跋扈，盛气凌人，所部吉字营更是无恶不作，在天京城中烧杀抢掠。为此，彭玉麟曾两次力劝曾国藩要大义灭亲，从全局考虑，杀掉曾国荃，以正视听。但每每都被曾搪塞之，并由此对彭心生不满。

　　由此可见，由于种种因素，如人才难得、形势所迫、亲情牵缠等，治军时要真正做到严明确实是极为困难的事，而曾国藩能做到这一步，也实属不易了。

　　而在当时的湘军中，真正以治军严明著称的当数彭玉麟，可以说是得曾国藩严明之真传。

　　彭玉麟归隐后，因为查江旧居已坏，在郡城东岸买小楼自居，题名曰“退省庵”。常往母亲墓地及查江家庙，布衣青鞋，不设侍从。补制满，仍不出任官，种树灌园，有终老之志。但自彭玉麟归隐，长江水师规制渐坏，弁勇横行抢掠，朝野有人认为水师可废。清廷下诏彭玉麟再出视师。彭玉麟出山后即劾罢营哨官百余人，于是江湖肃然。尤其是他不顾情面劾退了名将黄翼升。彭玉麟勇于负责，有功不贪，常轻舟小艇，往来倏忽，不独将佐畏之如神，即地方官也望风震慑，民间不轨之徒及作奸犯科者辄互相惊吓曰：“彭官保来！”立即奔逃不敢出，威声震动数千里。朝廷对他倚任更重，凡有大事都交他处置，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刘坤一，湖广总督涂宗瀛、两广总督张树声，皆朝廷倚重大臣，经言官劾奏，皆命彭玉麟察核。

　　彭玉麟刚介绝俗，颇有豪气，尤善饮，经常咯血而酒不废。中年黜妻屏子，没有姬侍，只有一二个老兵供事其旁。对待部下旧将如同布衣子弟，而纪律极严。他的弟弟久客州县，服食鸦片成瘾，正巧军中严禁食烟，旁人告知此事，彭玉麟大怒，立杖四十，并斥之曰：“不断烟瘾，死不相见。”他的弟弟感愧自恨，卧三日已濒死，竟绝不再服，复为兄弟如初，以旧习商业，令行盐，致赀巨万，一无所取，其弟亦豪迈挥霍，恤贫笃义。家人流落江淮的，全部收养，岁散万金。

　　彭玉麟尤恶浮华，厌绝请送之类官场旧习。治军广东时，民士恐饷粮不继，共募银十七万送军中，彭拒而不受。辞官之日，众以金排万人姓名于二伞上，价值万金，彭谕令各还其主，且戒其奢。断案严肃，恒得法外意，所杀必可以正民俗。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娼女饮酒作乐，而使妻行酒，其妻不从，遂抽刀割其腹，街巷汹汹，事情闹到院司，正聚议所以处置。彭赶至后，说：“此易耳。”遣人召来，但询名姓居址，即令牵出斩之，民众大欢。忠义前营营官、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劫其友张清胜妻，清胜知悉后，秘密留居密室，出伪券索要偿债，但逃走，升营将。州县官因为在谭祖纶管辖地方，置之不问，因诉于彭玉麟。彭玉麟先闻黄州汉阳道路藉藉，欲治之无端，得清胜词，为移总督，先奏劾谭祖纶，且遣清胜赴武昌对质。朝廷下诏，令彭玉麟与总督即讯，谭祖纶令人将张清胜从轮船上挤下溺死。又行贿张妻、父母及妾刘氏反其狱，忠义营统将方贵重用事，总督昌言诱奸无死罪，谋杀无据。彭玉麟知谭祖纶根据盘固，不可究诘。适总督监临乡闱，立即至武昌，檄府司提祖纶至行辕，亲讯，忠义营军倾营往观。祖纶至，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到公开他的罪行，支离狡诈，及谋杀踪迹，祖纶伏罪，立即令就岸上正法，一军大惊。江宁有个秀才，妻有美姿，当时李鸿章督两江，他的远亲弟弟称“四大人”者喜爱她，假传太夫人命，诱入署中，逾月不令归。秀才侦知其情，请之不能得，上控到县也不理，控到府也不理。秀才知无处诉，于是得痴病，终日喃喃不绝口，讲的就是妻子被霸占的事。彭玉麟一日停舟西门，在茶馆遇见秀才，问他原因，并说：“你没有听到老彭来了吗，何不告诉他？”秀才问老彭在哪里，彭玉麟指示停舟的地方，并代为他写告状词。第二天，秀才果真前去呼冤，彭玉麟令侍从召秀才入见，秀才抬头仰视，见彭玉麟是昨日茶馆中的饮客，大喜过望。彭玉麟见状也笑，把他的诉状拿过来，并安慰地说：“明天在家等候你的妻子回来吧。”秀才言谢而去。

　　彭玉麟立即拿着呈状词拜见李鸿章，纵论巡江之事，言谈之间，好像不懂法律的样子。故意问：“假使有人诱奸百姓的妻子，应当如何处置？”李鸿章说“当杀”。彭玉麟又问：“假使有官吏诱占百姓的妻子，法律应当如何处置？”李鸿章也说“当杀”。彭玉麟又问：“今天假如有封疆大吏的子弟诱占百姓的妻子，法律又如何裁处？”李鸿章似有所悟，勉强答应“当斩”。这时彭玉麟从怀中拿出诉状，呈给李鸿章，并说：“公能执行法律，今天的事就算罢了，否则当上奏朝廷。”李鸿章看完诉词，脸色大变，走下案桌来对彭玉麟说：“这件事我确实不知，但劣弟为母亲宠爱，请用私人的礼节，稍微宽大处理可否？”彭玉麟说：“你刚刚说完当斩，如果不上奏朝廷，是不是私情太重了？”李鸿章说：“请缓其死可以吗？”彭玉麟答道：“其他都遵命，这件事不敢答应。”李鸿章不得已，招呼他的弟弟出来，将呈状扔给他，他的弟弟读完呈状，异常害怕，叩头请求不要处死。李鸿章勃然大怒道：“已经为你求情了，不能活，立即自裁吧。”他的弟弟说：“请拜别老母可以吗？”李鸿章转请彭玉麟，彭玉麟应允，但在庭中等待。过了好久，也不见李鸿章的弟弟出来，彭玉麟逼迫李鸿章立即处死他的弟弟。李鸿章对身旁的人说：“去见四大人，让他把我的箱子揭开，摘取朝珠上的东西（鹤顶红，沾舌即死，凡一二品则有之），舐之即可，不要想活下去。”侍从进到内室，不久里面哭声大作，四大人已经死了。彭玉麟于是谢罪而去。第二天，秘密前往秀才的宅院，他的妻子已经归来，秀才的痴病也痊愈了。

　　彭玉麟所到之处，访知文武贪官，非杀即参，人们称他为“彭打铁”。因此，凡听到他要来，当地官吏无不头痛。但彭玉麟来往无常，没有一人能事先知道。自从接受巡江大臣的任命后，不但水师赖以整顿，即使东南数省大小官吏，也不敢过于贪酷，真是国家不可缺少之人！

　　十五、峻法——一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

　　【原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既然世风日下，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志，平时制造谣言，希望天下不安而自己可以从中作乱，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蔑视官长。不拿严厉的刑罚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将来就没有办法再来收拾了。因此才致力采取残酷手段，希望来挽救这败坏至极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懂得杀人，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疲弱的人民。牧马的人，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牧羊的人，去掉乱群的羊就可以了。治理民众的方法，不也如此吗？

　　【原文】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其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具有精细的用心，去实行威严凌厉的事情，务求使受惩罚而死的人没有怨言，使其他活着的人们知道警戒，这样内心才能获得安宁。具体的处置方法，应该宽的有两个方面，应该严的也有两个方面。应该宽的两方面是：一是对待银钱要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在充裕时，即使数十万上百万的钱也掷之如粪土；在穷时，宁可自己艰苦也要解囊而分润。另一方面，不与他人争功，遇到胜仗，把全部功劳归于他；遇有保举的事情，则用丰厚的奖励笼络他。应该对他严格的是：一是礼节要少而平淡，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交情不要过密；二是要讲明是非，凡是他的部下有与官方争斗，而又恰巧发生在我们的辖境之内，又有来诉告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毫不推诿，请他严加惩治。应宽的是利，是名；应严的是礼，是义。这四方面都考虑全了，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什么悍将是不能相处的。

　　【详解】

　　曾国藩主张峻法，与他当时所面临的形势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他认为“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提倡严刑峻法是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古人主张：“乱世用重典”，即在乱世之时，必用严刑峻法。曾国藩深通其中三昧，于是，在按受帮办团练大臣时，他定下的方针是四个字：“严刑峻法。”他对咸丰帝陈述道：“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又说，对于这些土匪，“遇有形迹可疑，曾经抢掠结盟者，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即正法”，“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他并且向咸丰帝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与忠心：“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全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这个奏折，是曾国藩狰狞面目的第一次大暴露，是他墨从戎后宣布的第一个大政方针，而这个大政方针又立即得到了咸丰帝的支持，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这道朱批，使曾国藩有恃无恐。他在《与各州县书》中，公开指责以往的地方官镇压不力，“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因为他们“搜其巢穴，有拒捕之忧；畏其伙党，有报复之惧；上宪勘转，有文书之烦；解犯往来，有需索之费”。在给友人的信中，他的指责更加锋利：“三四十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侍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岂复可暗弱宽纵，又令鼠子蜂起？”不能“宽厚载福”，不能“暗弱宽纵”，曾国藩的屠刀已是呼之欲出了。他一再向友朋和僚属表示：他决心“自别于畏死者之徒”，大干一场，“师武健严酷之为，以力振疲荼懦忍之风”，“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已”。

　　他致书湖南各州、县绅耆，示谕办好团练，对于“素行不法，惯为猾贼，造谣惑众者告之团长、族长，共同处罚，轻则置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其有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根，聚众滋事，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在私人信件中，这样的“指令”也是连篇累牍，如，“闻下游逃兵逃勇纷纷南来，省中当严兵以待，不使其入城乃善，其尤桀悍者，当斩一二人以威众”；如，对于“粤匪、土匪”，“若非痛加诛戮，与草剃而禽杀之，则悍民不知王法为何物”；如，“闻有并非楚勇、并非湘勇随之以去者……尤须认真访查，斩数人以惩其余”；如，“严缚匪党，动与磔死”等。他在长沙鱼塘口自己的寓馆内设立审案局，委派候补知州刘建德、照磨严良浚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他还窃窃自诩道：“巨案则自行汇奏，小者则惟吾专之，期于立办无所挂碍牵掣于其间，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在给僚属的信中，他自述道：“国藩以前月下旬于寓中设审案局，十日内已戮五人。”他设审案局是在咸丰三年正月下旬，到六月十二日，他即向咸丰帝报功说：“臣设局以来，……一经到案讯明，立予正法。计斩决之犯一百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仅据曾国藩自己供认，五个月中，他直接杀死了一百三十七人！约平均每天杀死一个人！并且经他“批令无庸解省、就地正法者，不在此数。又如安化蓝田串子会匪，前经札饬湘乡知县朱诒密往掩捕，捕获九十二名，其陆续正法者，亦不在此数”。他这样大规模地残杀，竟使湖南“文法吏大哗”，就更不必说普通人民的惶恐与仇恨了。

　　十六、拂逆——借人之拂逆，磨砺我之德性

　　【原文】

　　处逆境之道，惟西铭“无所逃而待烹，申生恭也。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等句，最为亲切！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对待逆境的方法，只有《西铭》中所说的“像申生那样无处逃遁就束手待烹，像伯奇那样勇于追随而顺从命令”等话，说得最亲切。

　　【原文】

　　外境之忤，未可滞滤，置而遣之，终履夷涂。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外界困境的侵扰，不可常存心中，而应把它排除，这样，终究会走上坦途。心要安定，气要静定，精神要安适，身体要泰定。

　　【原文】

　　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奸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古人办事，也往往有人干扰阻挠，这种违拗的情况，代代都有，人人难免。因为厌恶别人违拗自己的心意，定要别人顺从自己，便设法诛除异己，这是权奸的行径。听任其违拗自己，借此砥砺自己的德性，培养自己的耐心，委曲求全，并且以没有敌国外患，反而造成亡国为虑的，这就是圣贤的用心。我正可以借助别人的违拗，来磨砺我的德性，这就差不多了吧！

　　【详解】

　　《挺经》的主旨就在于在逆境中顽强挺立，等待机会的到来。因此，处逆境之道当属《挺经》的核心内容。曾国藩把逆境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大的逆境，它关系到生死存亡；一类则是比较小的逆境，它关系到事情处理的顺遂与否，这也称为拂逆。

　　在逆境面前，曾国藩为什么会主张“无所逃而待烹”呢？这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此，我们将特别提一下曾国藩两次自杀的经历。同治三年（1864年），新组建的湘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得了岳州，但不久又被太平军夺回。岳州之役后，石达开之堂弟石贞祥与林绍璋率领的太平军乘胜进击，夺得距长沙城北仅五十里的靖港，三月二十七日又夺得距长沙城西南仅九十里的湘潭。王运后来分析道：“当是时，寇若从湘潭上游乘春水攻省城，及从靖港乘北风来攻，皆不过二十刻。”与此同时，衡州、永州、郴州、桂阳及两粤诸地本已很活跃的会党，更加活跃起来，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闻风响应，从乱如归，东南大局不堪想”。当此之时，省城内外，官府上下，日夜惴惴，“闻吹角及火光，皆自惊”，因而昼闭城门，自断饷道。曾国藩于是于三月廿四日（4月21日）集众计议，各部将都说：“入城坐困，宜亲督战。”湘勇经岳州、宁乡两次挫败，阵亡七八百人，又淘汰千余名，加上林源恩所带一营远在平江驻防，留在省城及其附近者已为数不多。以为数不多的练勇对付强大的太平军，当然不能同时兼顾靖港、湘潭两处。那么首先指向何处，当时出现针锋相对的意见。有人建议先夺取靖港的太平军大营。曾国藩因为多次接到出省援鄂的上谕，也觉得若能败靖港太平军，便可沿江北向；而且，若先攻湘潭，不免有退避之嫌。但是幕友们多不同，认为湘潭是大商埠，军需所资，理宜先夺取湘潭；若攻靖港大败，再退回省城，便是置自己于死地。持此主张最力者是陈士杰。他对王运说：“今独可悉兵援湘潭，即不利，犹得保衡、永，图再举；若不顾根本，但图进取，一败俱死矣。”王运把这个意见转告曾国藩，曾“即大悟”。陈士杰不但自己向曾国藩“尽其说”，而且约请杨载福、彭玉麟“俱陈上攻（湘潭）之便”。恰恰这时，“水师十营官皆至，推彭玉麟定所向”。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才下决心先攻湘潭，于三月二十八日派补用副将塔齐布、蓝翎守备周凤山带一千三百余人向湘潭方向增援。次日，又派候补知府褚汝航等管带水师五营逆湘江而上，夹击湘潭，并且约定由曾国藩于第二天自带五营继进。

　　当天晚上，突然长沙县乡团的士绅来报：“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曾国藩一听，立即动了心，认为“潭城贼被官军水陆痛剿，专盼靖港之贼救援，亟应乘机攻剿，俾贼逆首尾不能相顾”，于是变更计划，在第二天卯刻率领大小战船四十多只，陆勇八百名向靖港进发。靖港为湘江、资水交汇之处，对岸有铜官山，六朝时曾置铜官于此，故称铜官渚。曾国藩随水师督战，座船到达距铜官渚二十里的白沙洲。

　　出发前，李元度极力劝阻说：“兵之精者已调剿湘潭，早晚捷音必至。此间但宜坚守，勿轻动。”曾国藩不听，李元度和章寿麟都请求同行，他也不同意，并且将一份遗疏和一份两千多字的遗嘱秘密交给李元度，托李元度在他死后将遗疏交湖南巡抚代陈，遗嘱则请交他的弟弟们。又说：“营中军械辎重，船百余艘，子善护之。”曾国藩大有孤注一掷之势。岂料，四月初二（4月28日），湘军船队刚接近太平军军营，就被密集的炮火轰击，不敢近岸，乃急令后退。却因风大水急，难以逆水而上，只得牵缆徐行。而缆绳又不断被太平军的小队砍断，水师因此大乱，溃散一半，船炮也失去三分之一；陆师八百名与团丁合军进击时，因团丁见太平军旗号便反奔，陆师也随之溃逃，争夺浮桥，桥坏板浮，坠水者百余人。曾国藩见这兵败如山倒的情形，手持利剑，站在桥头，立下令旗，大喊：“过旗者斩！”但湘勇都绕旗而过，抱头鼠窜，无可收拾。申刻开仗，仅半顿饭久，陆勇溃散，水勇亦纷纷奔窜。“二千余人，竟至全数溃散，弃炮船而不顾”，“红船之水手仅存三人，余船竟无一水手”，且“贼船直犯帅舟，矢可及也”。曾国藩在这种情况紧急、情绪悲愤的境遇中，乃投水自尽。随行标兵三人拖拉，曾国藩鼓眼吹胡子大骂，标兵无奈。正在曾国藩水将灭顶之时，座船后舱跳出一个人来，一手把他拉上岸。此人叫章寿麟，字价人，长沙人，亦在曾氏幕府供职。曾国藩出战前，陈士杰、李元度估计，如曾国藩兵败，必死，乃由章寿麟潜藏于曾氏座船船尾。此时，曾国藩见到章寿麟，依然尊严不减，怒道：“你来干什么？”章寿麟随口编出话来说：“湘潭战事已经胜利，特来报捷。”他给了曾国藩一个下台的阶梯。曾国藩穿着湿衣，蓬头跣足地回到了长沙市郊南湖港。第二天早晨，左宗棠缒城出，到船上会见曾国藩时，他的短袄上泥沙犹在。左宗棠劝慰他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他“嗔目不语”，只在纸上写明所存军械、弹丸、火药的数量，叫左宗棠代为检点。

　　靖港之败的消息在长沙传开后，人言藉藉，纷纷指责曾国藩无能。存政使徐有壬尤惊恐万状，绕室徘徊，直到第二天天亮仍不止息。他与按察使陶恩培一起给巡抚骆秉章发文，请求弹劾曾国藩，并且罢遣湘勇。只因骆秉章认为此举不妥，才罢了此议。本来，曾国藩办团出征，因触犯了某些官僚的尊严和权益，常遭讥讽和冷遇，他在家信中诉苦说：“今年（指咸丰四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此四弟、季弟所亲闻者。”自有靖港之败后，“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朝野唾骂，“为通省所鄙夷”。即使是他的一些同窗好友，也多敬而远之。他邀请郭嵩焘专办湖南捐输，郭嵩焘“引嫌避怨”，不肯与他共事；他勉强邀请刘蓉来省，刘蓉不久亦设辞归去。他写信给诸弟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加冯树堂、郭云仙等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现除李次青外，诸事皆兄一人经手，无人肯相助者。”他的萧条孤苦可谓至极了。

　　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因奏请以杨健入祀乡贤祠而被降二级调用。自靖港归省后，弃舟上岸，独居城南妙高峰上，想起自己的处分，又想起自己成师以来，初战失利于岳州，继而挫败于靖港，悲观至极，料必被朝廷科以重刑，乃写好遗折和遗片，谓自己“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日殉难”。只待填写自裁的日子了。只是由于身旁友人多方劝慰与鼓励，尤其他想起父亲曾麟书屡屡告诫他“尽心王事，无以身家为念”，这才打消了自裁的念头。他父亲的信中有云：“儿此出以杀贼报国，非直为桑梓也。兵事时有利钝，出湖南境而战死，是皆死所，若死于湖南，吾不尔哭！”时人闻者，肃然起敬，传为美谈。当然，曾国藩没有去演这幕自裁的悲剧，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派去湘潭的队伍屡获胜仗，太平军死伤四千余人，炮械、战船也损失不少，败退岳州，主将林绍璋被革职。塔齐布等的这一胜利，给曾国藩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悲中有喜，他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能够继续上游。他笑着对幕友说：“死生盖有命哉！”

　　曾国藩第二次投水自尽则完全是由于湘军的骄傲造成的。咸丰四年（1855年）湘军由于几个月在岳州、城陵矶、武昌、罗家墩等地连战连胜，很有一股骄气和锐气，水勇赤膊短衩，手持刀枪，露立船头，急流东下。同年九月水陆两师先后从武昌等地拔营起行，一路攻克大治、兴国，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水师在蓟州获胜；十月初一、初四、初五（11月20日、23日、24日）陆师在半壁山大战告捷，逼太平军移屯下游之富池口。半壁山对岸为田家镇，在长江之北。太平军在此驻有重兵，约四万多人，且在江面上横亘铁锁链四道，铁锁链系在船、排之上，船上置枪，排上安炮，同时铺沙贮水，以防火弹延烧。铁锁链上游有战船三四十只，铁锁链下游约六十里处，则屯集各类大小船只。田家镇沿岸上下六七里，都安有炮台，统由燕王秦日纲管带。湘军根据“先攻南岸，次攻江西，然后合攻北面”的战略部署，十月初在半壁山获胜后，于十月十三日（12月1日）发起了新的进攻，斩断了江上铁锁链，焚烧了太平军船只四千多只，其所夺船五百多只，也一并烧毁。驻田家镇的太平军因而下撤。与此同时，在田家镇上游的蕲州，由曾凤传、陈玉成率领的太平军本与魁玉、杨昌泗尚相持不下，闻田家镇失守，也于次日深夜弃城东撤。此次田家镇之役，湘军的屠杀极其残忍，曾国藩自供道：仅仅南岸，“自半壁山以至富池口，中间沙州数里，前此初四、初五之战，尚有千余贼尸未收，至于焚溺半死之贼，复混杂于沙际水滨，残骸堆积，断肢漂流”。至于江面上，“申酉之际，追至三十余里之武穴地方，乃纵火大烧，烟焰蔽天”，“又三十里至龙岸，时已三更，凡烧船约四千余号，百里内外火光烛天，皆该逆历年听掳民船，同归浩劫”。

　　田家镇之役，使太平军于九江、安庆之上游顿失屏障，水师损耗殆尽，西征的计划再次受挫。而在湘军方面，“自有此军以来，陆路杀贼之多，无有过于初四之战，水路烧船之多，无有过于十三之役”；加上，北路桂明之绿营虽被朝廷明令归曾国藩节制，但行动迟缓，节节逗留，军功无几，屡遭上谕谴责，故湘军营哨弁勇此时更多骄慢之气，几有不可一世之概。正因为如此，它的挫败必然接踵而来。十二月十二日（1856年1月29日）水师在小胜之后冒险突进，一百二十多只轻便战船载着两千多水勇，尽除鄱阳湖口障碍，驶入湖内。当时，只听一阵锣响，湖口两侧的太平军奋勇齐出，飞速设垒设卡，断了这大队水师的退路，使实力雄厚、一时所向无敌的湘军水师从此被截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其在长江者，“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李孟群、彭玉麟只得放弃这些笨重船只，退逃上游。

　　田家镇及蕲州战图

　　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56年2月11日），曾国藩因田家镇之胜，奉到上谕，“着赏穿黄马褂”。然而，就在这天晚上，大败于长江水面上。三更，九江林启容与小池口罗大纲的太平军，各抬数十只小船入江，乘夜黑地暗，冲入湘军船帮，进行火攻。湘军大乱，纷纷挂帆上驶，“自九江以上之隆坪、武穴、田家镇，直至蕲州，处处皆有战船，且有弃而逃者，粮台各所之船，水手尽行逃窜”。曾国藩坐上舢板督阵，号令不许开船，可是令不行禁不止。仓促不及逃亡的战船被焚百余条，曾国藩的坐船也被俘虏，“文案全失”，连皇帝奖赏他的黄马褂、白玉四喜扳指、白玉巴图鲁翎管、玉靶小刀、火镰等件，均成为了太平军的战利品，曾国藩见自己手中的赌注已失，痛心疾首，再次投水自尽，又被幕客派人救起，送入罗泽南陆军营内。他还欲效春秋时晋国先轸之例，策马赴敌以死，被罗泽南、刘蓉等力劝乃止。事隔四年，至咸丰八年十二月，他犹余悸未定，感叹“吉凶同域，忧喜并时，殊不可解”！

　　正是因为这两次自杀经历，让曾国藩得出了“死生由命”、“吉凶同域”、“忧喜并时”等宿命论观点，既然一切由命，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此后曾国藩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再也没有想过去一死之了。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一认识，才促成了他最后的成功。

　　自曾国藩两次自杀以后，他接下来遇到的最大逆境是湘军三河之败。

　　1858年，太平天国重整朝纲，各路军师在枞阳大会之后，陈玉成、李秀成指挥的大军于8月收复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市），9月25日在滁州乌衣镇歼清军江北大营三四千人，9月26日在江浦县小店歼清军江南大营援师五千人，进而在浦口向江北大营进击，歼敌一万多人，使江北大营溃不成军；又乘胜克复江浦、六合、扬州、天长等重镇，使金陵与大江以北的交通得以恢复。同时，陈玉成部由潜山指向武汉，石达开大军进入湖南省境。在太平军击破江北大营前后，湘军李续宾率部从湖北猛攻安徽，连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县，其势汹汹。但当他进攻太平天国的后勤基地三河镇时，陈玉成、李秀成、吴如孝会同捻军张乐行共十余万人，挥师驰援，切断了湘军的退路，被誉为“所向无敌，立于不败之地”的李续宾部六千多人于11月5日全部被歼，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被击毙。胡林翼哀叹道：“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

　　曾国藩日夜忧伤，给在乡间的弟弟们写信说：“金陵大营去冬即有克复之望，今年六七月间贼势尤极穷蹙。八月间，逆匪忽破浦口，德钦差营盘失陷。又破江浦、天长、仪征三县。扬州被围，并有失守之说。南京之贼接济已通，气势复旺。天下事诚有非意料所及者！”

　　与此同时，江西建昌、宁都一带由于战争仍频，千里赤地，疫病流行，传染到了兵勇。先行入闽的张运兰部三千多人便“留八百人在建昌养病”，萧启江部病者一千三百五十六人，吴国佐部病者不下八百人，刘长佑部“患病尤众，几于十人而九，不复能以成军”，“行军数日，长夫病困，锅、帐、弹药、沿途抛弃”。这就大大减弱了江西省内湘军的战斗力。

　　凡此种种，使曾国藩异常郁闷。他写信给儿子说：“军情变幻不测，春夏间方冀北贼指日可平，不图七月有庐州之变，八九月有江浦、六合之变，又有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四年冬间相似，情怀难堪！但愿尔专心读书……则余在军中，心常常自慰。”从此，曾国藩再不唱一年内肃清太平军的高调了，而且“公愤私戚，意绪瞀乱”。他“因久住建昌，无所作为，欲拔赴湖口，又恐闽贼来窜抚、建，进退两难，寸心终日纷扰，屡次占卦，亦智略不足”。

　　但是，曾国藩仍然是镇定的，头脑是清醒的。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分析了建昌东面的福建连城一带、南面江西信丰一带与北面景德镇一带的太平军的情况。三处虽均距建昌在五百里以外，但连城太平军人数少，“闽事不足深虑”，赣南太平军则“尚有畏避官兵之意”，且有开赴湘南的趋势，只有“景德镇之，无论东犯广信，西犯湖口，皆为莫大之患”。患在哪里？他认为，在江北三河溃败、安庆撤围的情况下，“若使南岸彭泽、湖口复有蹉跌，则九江亦且岌岌可危”，湘军在整个战场上很可能糜烂于一旦。因此，他强调，“就大局而论，景德镇情形又较重于南路”。于是他立即将自福建折回的张运兰部调至景德镇，与统带饶防兵勇的刘于淳汇合。舍东舍南而图北，是曾国藩很重要的一着棋，为他后来进军安徽、包围金陵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曾国藩一生大半时间是身处官场之中，遭受的拂逆可谓数不胜数，这些拂逆有来自同僚的，有来自部下的，而更多的则是来自上司的。那么，在这众多的拂逆面前，曾国藩是否真的做到了“圣贤之用心”呢？

　　在此，我们举出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第一个是曾国藩兵陷江西的例子。

　　咸丰六年，在江西战场上，虽然先后有三支从湖北、湖南赶来的援军，但曾国藩部已被强大的太平军打得晕头转向，在军事上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昔日陷岳州、夺武昌，连帆东下的军威荡然无存。时过一年多，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仍不无遗憾地说：“前在珂乡二年，毫无功效。”

　　在政治上，曾国藩在江西的两年也处于相当困窘忧郁的境地。咸丰帝既要利用他，又不信任他。大臣的进谗与讥评，固不待言，即使以江西巡抚陈启迈为代表的地方官吏也认为曾国藩越权侵官，故意与之倾轧，多处掣肘。曾国藩要在江西重建水师，陈启迈却说江西本省毋庸设立；曾国藩请河南候补知府刘于浔设立船厂，陈启迈一会儿写信说，江西要在厂内取去若干船只，一会儿又写信说，不复需用。曾国藩调罗泽南部会攻湖口，陈启迈却调他防景德镇，旋又调他西往义宁，回头又调往湖口，曾国藩几次都复信屈从。当时太平军已占领义宁，江西官军往援，被太平军打败。知州叶济英、粮储道邓仁坤请求罗泽南率众援助，陈启迈“以泽南客军，当还攻九江，又与曾不能相能，不肯言用。客军固请，乃许，然中止者数”。最令曾国藩难堪的是，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在县内办团与太平军为敌，被曾国藩看中，曾两次与陈面商，拟带他至军营效力，陈启迈当面含糊其辞，背后却命按察使恽光宸以彭寿颐正与彭才三打官司为由，将彭寿颐投入监狱，严刑凌虐。曾陈两人针锋相对，几至不能容止。曾国藩气急败坏，再也不顾自己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的情分，于咸丰五年六月二十日（7月23日）上了一本《参奏江西巡抚陈启迈折》，指控他有虚报战绩、欺君罔上，朝令夕更、反复无常，保举不公、练团解体，徇庇下属、纪纲废弛等四大罪状。于是咸丰帝将陈启迈和恽光宸革职查办。虽然曾国藩出了一口气，但是接手的江西巡抚文俊并不因此与曾国藩和衷共济，依然对他排挤歧视。王定安评论说：“曾文正以客军羁江西，外逼石达开、韦昌辉诸剧寇，内与地方官相抵牾，其艰危窘辱，殆非人所堪。”这还是仅就曾国藩与地方主要长官的恶劣关系说的，即使与省中一般的文武官僚、绅士、良民（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曾国藩也是不敢亲近、不能亲近、隔阂重重，以致处于孤立困厄的境地。他丁忧回藉后，仍然对此不能忘怀，给正在吉安前线的曾国荃写信说：“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而获咎（万轩是也）。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曾国藩的一腔衷情，娓娓诉来，想曾国荃读了，一定曾为阿兄暗抛怜悯之泪。

　　粮饷是军队的大事。无饷则勇溃，有钱便卖命，这是湘军的特点。而曾国藩驻江西两年，在筹饷这件事上也是困窘忧郁的。湘军的饷需原先完全由湖南供应。在出征鄂、赣之后，后方越来越远，转运艰难，常有无以为继之虞。因此曾国藩在兵败湖口、退守江西后，立即上奏朝廷道：“今贼匪占踞汉口，臣军远隔下游，粮道已断，四川、湖南之饷，不能远解来营，即去岁准陕西饷下欠二十万两，亦不复解至臣军矣。仅恃江西捐项，臣等水陆万余人，殊不足以资接济。相应请旨饬下江西抚臣陈启迈于四年漕折项下，每月酌拨银两以济臣军。”朝廷批准了他的这一请求。据曾国藩自己估计，他在江西的两支陆师和一支水师每月需银九万两，但是陈启迈总共只给他数万两漕折银，而且“借此挟制，三次咨文，迭次信函，皆云不肯给饷，以此掣人之肘而市己之恩”。

　　欠饷、缺饷给曾国藩带来的不止是个人的苦恼，更主要的是军事上的恶果。咸丰七年初，毕金科部驻饶州，因久未领粮饷，面有菜色，多次索饷亦无结果。后来，“有司者责君，能破景德镇，军食可图也”。鲁莽的毕金科于是率领饥疲之勇千余人，贸然骤攻景德镇，陷于太平军的包围圈中，死于阵前，全军亦随之覆没。这件事对曾国藩的刺激很大。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曾国荃攻占景德镇后，到毕金科战死的地方去凭吊，并令人立碑。后来，曾国藩又特作《毕君殉难碑记》，其碑铭说：“人心之贼，一矢或伤。内畏娼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郁极思伸，矫首砥天。徒飞无翼，或坠于渊。渊则有底，愤无已！”这与其说是追悼毕金科，不如说是曾国藩在江西两年的自伤自叹。

　　可见，在严峻的挑战面前，曾国藩那种“动心忍性，委曲求全”的圣贤用心是无法发挥的，因为，粮饷是军队的生命，岂可一忍了之。

　　幼天王遭擒图清

　　天京失陷后，幼天王在李秀成等的护送下出城，转至安徽、浙江等地，拟往江西会合李世贤、汪海洋等部再图中原。但在转至江西玉山之际，为清军所袭，后被俘虏，一个月后，在南京殉难。

　　第二个例子是天京攻破后来自上司甚至朝廷的猜忌、怀疑、防范甚至威逼。金陵攻克以后，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方山居民于城外逮住，解交曾国荃军中。部将萧孚泗等为了冒功，却呈报是他们派兵拿获的，并且把解送李秀成的乡民们绑起来拷问，勒索李秀成随身所带金银珠宝。与这事有关的将领兵弁，不是曾家的亲戚，便是邻里乡亲。曾国藩兄弟明知萧孚泗等人胡作非为，大损湘军声誉，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置之不问。而这事传到外面，众口喧腾，曾国藩兄弟又成为众矢之的了。

　　当时朝野都以为李秀成是太平军高级将领，理应献俘京师。而曾国藩兄弟却因为李秀成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解到北京，湘军一切不太合法的事迹，势难掩饰，又将贻人攻击口实，生出无数波澜来。因此不顾朝旨的勒令，同僚的劝阻，“先斩后奏”，迅雷不及掩耳地先把李秀成杀了，然后再向清廷解释原因，清廷也只好承认既成事实，然而攻讦曾国藩兄弟的流言满天飞，诸如“杀人灭口”、“专横跋扈”之类的指摘，不一而足。甚至有人认为李秀成并没有死，曾国藩所杀的只是替身而已。清朝为此还特地派大员到南京进行明查暗访。

　　更有一事，也使曾国藩十分难堪，金陵城破之后，曾国藩根据曾国荃报告，曾向清廷奏报：城内太平军，或擒斩，或自尽，或追杀，无一漏网。幼主洪福则死于乱军之中。不幸几个月之后，江西巡抚沈葆桢却奏报擒获自金陵逃出的幼主洪福等一干太平天国高级领袖。据供同时逃出金陵的太平军余部，不下数千人。

　　这一来，足以证明曾国藩从前的奏报是虚伪不实的了。至少应负“失察”之过。要不是有克复金陵、荡平大乱的大功，这“饰词入奏，铺张战绩”的欺罔罪名，曾国藩兄弟是逃不了的。虽然清廷不便明显地加罪，而来自各处的冷讽热嘲，也是够使人难堪的。第二年起居注官蔡寿祺竟因此事弹劾曾国藩。是否出于清廷的授意，不得而知。但蔡寿祺以一个小小的起居注官，居然敢弹劾功业正盛的总督大臣，倘非“见风使舵”，是难以想象的。如此则清朝朝廷对于曾国藩的信任程度，已足可使人怀疑了。

　　清廷对于曾国藩兄弟明加封赏，在骨子里却是疑忌横生、猜防备至。这对于一生以克己自持，谦退为怀的曾国藩来说，并不难接受，能小心翼翼地挺下去。可是天生火爆脾气的曾国荃，就咽不下这口冤气了。

　　首先，他向清廷托病，奏请开缺回籍调理，清廷略示敷衍之后，竟谕令“照准”，连一句表示安慰的话都没有，仅赏给人参六两而已。

　　曾国荃感到满腔冤愤，无处发泄。当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初，曾国藩由安庆再到南京，住进刚修建完成的总督署时，群僚毕贺，冠盖云集。曾国荃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厉声指责清廷功高赏薄，是非不分，一时声泪俱下。曾国藩在旁劝止不住，窘急得无地自容，尴尬万分。

　　曾国藩受到的猜疑更多也更早。靖港之役他跟骆秉章、鲍起豹会奏湘潭之胜与靖港之败，请奖赏立功之将，而曾国藩自己则另外备一个专折，痛陈错误，自动请罪。折中有“请将臣交刑部从重治罪”之语。不料清廷在获悉这个湘境空前大捷的好消息之余，竟会革去曾国藩的礼部侍郎职，责成其戴罪“剿贼”，甚至咸丰皇帝还御笔朱谕，加以嬉笑怒骂，盛词相责。

　　打了七八年烂仗，做了七八年黑官，仗要你打，钱我不出，连一个像样的名义也不愿给。始终是以前礼部侍郎、前兵部侍郎的名义“剿贼”，弄得曾国藩哭不得，笑不得，进不得，退不得。

　　清王朝中不少大臣忌妒曾国藩的大功而向慈禧进谗，如祁隽藻辈即引曾国藩少年时渡洞庭湖诗“直将云梦吞如蔼，未信君山铲不平”句，强调曾少年便有帝王思想，便以刘先主自诩，以诗为证，入情入理。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湘军的兵力使清朝奈何不得，只好加以羁縻，同时曾国藩又善于自咎，一定会兴大狱，或是兵戎相见了。

　　自湘军兵抵金陵起，曾国藩心理反应日趋紧张。引退之念，皆始于同治二三年间。而决心之坚，则成于江西争饷的败讼，从中嗅到朝中亲贵大臣倾挤之意。而且此案之外，朝廷故意发布言官对曾国藩之弹劾，尤使曾国藩恐惧。故三月之称病辞官，自成因于多方复杂因素。

　　金陵克复不久，传闻湘军杀戮抢劫，虏获无算。因此有御史贾铎之弹劾，弹劾尚不足畏，而朝廷则借题发挥，将贾铎弹章饬谕曾国藩，明旨追查实情，显然示以警戒。

　　同时，科尔泌亲王僧格林泌通知江宁将军富明阿，自扬州防地赶至金陵，一面视察湘军行动，一面探询李秀成是否假冒顶替。富明阿于七月十八日会见曾国藩，住于舟中，暗中查看湘军一切行径。朝廷对曾国藩之猜疑，对湘军之防范，表露至为明显。

　　在这种种拂逆面前，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动心忍性”的圣贤用心，不断地表白自己不愿官居高位的心迹，只是让人感到过于悲凉。

　　第三个例子是曾国藩剿捻防线崩溃之时。针对当时捻军呼啸而来、呼啸而过的特点，曾国藩摒弃了僧格林沁前堵后追的疲劳战术，而代之以千里布防之法，但他辛苦筑就的千里防线却在一夜之间被捻军冲破，从而使他再次成为攻讦和参劾的中心，“山东、河南民士习见僧王战者，皆怪曾国藩以督师大臣安居徐州，谤议盈路”。致使他寝食难安，“病盗汗舌蹇之症”，日益加剧。随后，他奏请两江总督李鸿章携带两江总督关防，驻扎徐州，“专顾本辖之徐、海、淮、泗各府，并与山东抚臣商办山东军务。……俟东路军务稍松，仍当回驻金陵或驻清江，竭力筹饷，乃足以固军心而维大局。并请旨饬下湖北抚臣曾国荃，遇河南紧要急时，携带关防，移驻南阳府，与河南抚臣商办军务。豫事稍松，仍当回驻德安，或回武昌，兼筹饷顷”。

　　清政府很快就批准了他的请求，但谕旨中却申饬道：各省巡抚自应协商防务，联络声势，“迅扫狂氛，惟曾国藩总理师干，尤宜统筹全局，毋得去诿地方督抚，致军事漫无纪律”。

　　朝廷的谴责使曾国藩心里大为不悦，僧格林沁“剿”捻四年有余，最终导致全军覆没。而自己“剿”捻不满二年，胜负难分，捻军突破了贾鲁河防线，并不意味着河防之策不可行。仅凭这一点即遭严厉申饬，于情于理都令人难以服气。由此也不难看出清政府对他态度的冷淡。一时间曾国藩心灰意懒，他已做好了卸任的心理准备。

　　此前，曾国藩已请假一月在营调理，再行续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观望清政府对他做出的反应，同时也为他或开缺或留任做调整法码。

　　续假已满，曾国藩便按照原订计划奏请开缺：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牍，皆难细阅。是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其长。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讳饰而不肯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信颇深，而必遽求离营，不顾君心涣散，是负恩也。臣不敢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惟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散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无忝。

　　曾国藩摆出种种理由，请求开缺，但一句“臣以散员留营”则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表示了他想留栈的寓意。此时，他仍对清政府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或许会像以往历次战败那样，朝廷降温旨以慰留，使其继续“剿”捻，直到将“剿”捻行动坚持到底。但当谕旨降下，却颇使曾国藩心寒，此次并非温行，而是严厉地申饬。

　　可还没等曾国藩将“三请四请”奏疏发出时，他又接到了寄谕：

　　着再赏假一个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曾国藩俟调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一次，以慰廑系。

　　朝廷冷硬的态度，使曾国藩且忧且惧。陈请开缺时，是以病体难支为理由，将钦差与两江总督一并开去的，因为他知道岂有不堪“剿”捻重任却可为两江总督一职的道理？但如果一旦不能回任两江总督，摆在曾国藩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这两处都不是曾国藩所愿去的。回家休养，这意味着他将从众人瞩目的位置上消逝，“大凡才大之人，每不甘于岑寂，如孔翠洒屏，好自耀其文彩。林文忠晚年在家，好与大吏议论时政，以致与刘玉坡制军不合，复思出山。近徐松龛中丞与地方官不合，复行出山。二人皆有过人之才，又为本籍之官所挤，故不愿久居林下”。而自己能否与地方官友好相处，这一点曾国藩没有信心。驻京养病，他将成为政客们的众矢之的，在仇人、政敌的攻讦之中，他将无法获得片刻的安宁。他不由得慨叹：“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俱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一连几天，曾国藩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善策。此时，他大有看破红尘之感。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又接到了朝廷谕旨，暂缓赴京陛见，令其回两江总督任，由李鸿章接任饮差大臣，办“剿”捻事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曾国藩总结出来的这套对待拂逆的方法更多地属于道家哲学中以柔克刚的内容，显得过于被动。然而，在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乱世之中，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高明的处置办法吗？

　　引人深思的是，曾国藩不仅把逆境称为逆境，而且把顺境也称为逆境，因为他要求自己在顺境中看到逆境，这大概就是他一生成功的关键所在吧。他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又开导曾国荃说：“极盛之时，每虞蹉跌，弟当格外小心。”“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来自官场内部的忌刻、疑谤与攻击，多于来自敌对阶级的真枪实弹。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同治五年十二月，他总结自己走过的路程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咸丰三年、四年）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咸丰五年、六年）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掉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咸丰八年五月，曾国藩自省说：“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而从历史事实来看，曾国藩也是过分自责了。 曾国藩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