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个天才

　　——会见歌德

　　德意志王公们虽不足道，但德意志精神的火炬却光芒四射。“我在这里只得到一样东西可以带回巴黎，那就是：你们将愉快地怀念我。”皇帝临别的晚上，对魏玛的知识界说了这些话。在魏玛和埃尔富特，他曾与这些德意志真正的王公一起度过了几个晚上——这些知识界的王公，只有天才，并无王室门第。他自己也是没有王室血统的天才，只有与他们在一起，他才感到自在。尽管这两个星期里他所经历的许多事，徒然加深了他对人们的蔑视，他对日耳曼精神却敬佩有加。其实，德意志文学巨匠的作品，他所知不多。不过，他知道他们的声誉，知道他们在德意志和自己的帝国——法兰西共和国中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他们找来。

　　两年前，在波茨坦，他曾召见过米勒。最能显示他们会谈重要意义的，莫过于这位历史学家对此事的缄默。米勒是普鲁士籍的瑞士人，历史学家，在普鲁士供职。皇帝思维敏捷，善于将所掌握的材料分门别类。因此他无须玩弄辞藻，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令所有历史学家，尤其是眼前这位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不出三分钟，这两位就认真地讨论起深层次的历史问题。

　　皇帝谈到塔西陀概述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几个重要发展时期，他热情地谈道：当罗马文化衰落时，希腊文化却借助基督教复兴了起来。拿破仑越说越起劲。希腊的战术真妙，当希腊被罗马的武力征服后，竟能找到办法在文化事业上恢复了其统治地位。在耶拿战役后不久，拿破仑居然对在普鲁士供职的大学者谈到这一点，表达了他的认同和挑战。皇帝越来越和蔼，还劝米勒写写有关拿破仑丰功伟绩的历史——他从未要任何法国人进行过此种写作。接着又谈到所有宗教的基础、宗教的需要。“谈了很久，”米勒写道：“它涵盖了所有的地区和国家……他谈兴越浓，嗓音却越低。最后我不得不靠得他很近，房间里其他人都听不见他说了些什么。至于所谈内容，许多我将永远不会透露。”

　　从这个坦率记录中不平凡的结论，我们不仅可以推断出这位严肃历史学家的谨慎，也看到皇帝在学者面前滔滔不绝独白似的发言，是如此坦率。

　　如今在魏玛，他特别关注年老的维兰德，拿破仑把他比作伏尔泰。但当维兰德把小说与历史混为一谈时，他就批评道：“像你这样博学多才的人，应该知道如何区分小说与历史，把两者混同，往往会引起混乱。”

　　他们又谈到了比文学批评更严肃的事。当维兰德为自己误用历史一词辩解时，举出了品德和德行作例。皇帝以惯常的率直批评他说：“可是，难道你不知道那些只在传说、寓言中阐发美德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吗？最终他们都认为美德只不过是个传说、寓言而已。”

　　拿破仑又回到塔西陀的话题，因为他经常敏锐地注视着这位罗马史学家，他仿佛有些像当今的德·斯塔埃尔夫人，可能会在巴黎沙龙中兴风作浪，并从此一路批评下去。拿破仑在一间现代的会客室里，发表了关于人类活动的宏论：“塔西陀未曾充分研究过事物的原因和内在的动机。他对人类行为的神秘性和心态的调查不够深刻，以致未能给后人留下不带偏见的评价。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如实地反映人类和民族，参照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我曾看到人们捧他，因为他要使暴君害怕人民，但那对人民将是不幸的！可能我使你们讨厌了？我们来这里并不是谈论塔西陀。看，亚历山大皇帝翩翩起舞，跳得多优美！”

　　维兰德一直就在等待这一时刻。在一篇精心准备的讲稿中，他为这位古罗马人辩护，以对抗面前的这位新罗马人。因而到最后，凡是聆听了他讲话的魏玛名流及其他旁听者，都不禁狂喜，眉飞色舞。

　　皇帝仔细倾听。众人都望着他，在琢磨他会说些什么。他会有礼貌地退出辩论？拿破仑，就像身处战场一样，在思考对手刚才的突然袭击，是基于什么信息？如何才能最好地挡住进攻？无疑，维兰德刚才的讲话绝不是没有准备的。但是这位老先生怎么偏偏会在这个话题上发动进攻？忽然，这个日理万机、曾与成百上千人谈过话的皇帝，想起了两年前与米勒的那次谈话。

　　“我真是碰到了强手，”老学者发表了他的长篇演说后，皇帝说道：“你充分利用了你的有利材料。你是不是与我在波茨坦见到的米勒先生通信？”

　　在场的人都笑了，包括维兰德。这位偏爱机智甚于爱自己的老学者坦率地承认：

　　“是的，皇上，是他告诉我，你不喜欢塔西陀。”

　　“那我就不能认输。”皇帝说道。他又回到他的希腊与基督教思想，并更大胆更痛快淋漓地作了发挥，因为他看到这位睿智的老维兰德是个怀疑派。“而且，”他用手捂着嘴，靠拢对方，低声说道，“是否真存在过这么个耶稣，还是个问题。”

　　一位是征服者，一位是诗人。他们两人中一个正当盛年，在革命理性教条的废墟上重振基督教信仰的统治者。另一位则是年高德劭的诗人，一个拿破仑不久之前还比作伏尔泰的异教徒；他主张以理性抗衡基督教，是被征服国家的一员；由于年老体弱，他不得不多次扶着椅背而立。年轻的皇帝向后者低语，可能世上从未有耶稣降生；而老者在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公认为是德意志人中最机智的。他将向皇帝显示，在知识界，日耳曼人完全可以抗衡法国人，无分上下高低。他即刻答道：“我知道有些傻子怀疑耶稣是否真正降生过，那同怀疑恺撒是否真有其人同样荒唐，或是怀疑皇上，今天是否还活在人间。”

　　这样，以法国式的俏皮，维兰德既维护了日耳曼的礼貌与机智，又维护了耶稣的历史性和真实性。皇帝不想随便表态，他把话题岔开，拍着诗人的肩膀说：“妙，妙，维兰德先生！”接着他提高嗓音对全场的听众谈到基督教的价值：它是国家的一个屏障。虽然他很想再与维兰德谈下去，后者却表示他太累了，站不动了。这样，老人的疲倦，过早地结束了准备两张椅子就可延续下去的有意义的谈话。

　　这番谈话的旁听者之一是歌德。

　　几天前，在埃尔富特，皇帝与歌德谈了一小时的话。他们两人在一间屋里，按拿破仑旅行中的习惯，那也是他用早餐、接见人、指挥、谈哲学和签发命令的场所。他们的谈话是两个天才的汇合，是势均力敌的思想的碰撞和平衡。在相互和解的过程中，两位当今的伟人共同探讨世界大事。对话中，两人并未流露多少内心的思想，最多只能算是互致敬意而已，歌德从大自然中学到一切，因而能在人类实际生活中去验证他原先的想象。他认为这次与皇帝的谈话是他平生的大事之一。他在回忆录中也是这么写的。就皇帝而言，他并未如此评价。

　　十年来，歌德一直关注皇帝的业绩，并为之惊叹不已。暮年时，他对拿破仑说了许多意义深刻的话。一个世纪过去了，还没有人超过歌德，比他说得更透彻。另外，拿破仑对歌德并不真正了解，尤其是，他并不知道歌德对他的敬佩，因为这位诗人一向只对友人透露这种感情；甚至现在，他仍缄默少言。虽然皇帝曾几次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该书所激起的心情完全是当年少年不知愁的无病呻吟。这位头发灰白的诗人地位如何？德意志境内知晓者不超过百人，法国更几乎无人知道。由于其在他本国都不出名，因而皇帝对他所知甚少，只知他曾写了几本杰出的书，此事也只有他的亲友们知道。在耶拿战争时，歌德在萨克森大公手下任部长，而皇帝恰巧不喜欢那个大公。因此当拿破仑召见歌德时，他对歌德的期望值不会比对米勒、对维兰德高。

　　像拿破仑与歌德这样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对方的短长。那天，拿破仑坐在一张大的圆桌上用早餐，右边是塔列朗，左边是达武。拿破仑一抬眼，看见诗人正在过道里，便邀请歌德进来。皇帝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怔住了：站在面前的是一位六七十岁，潇洒、俊逸、精神矍铄的老人。歌德正当雍容、宁静的年龄，精神的和谐达到高峰，而且稍纵即逝。拿破仑敬佩得不知该说些什么，几乎是自言自语，他惊呼：“好一个人才！”

　　这是一支刺穿人心的金箭，照亮全场；这是真知灼见者的高论，这不是评价，而是备受感动的第一印象——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正因为这个世界统治者不知道，在他面前的也是一位世界统治者，他发出了过去从未对任何人发出的感叹，后来再也没有这种表示。这是天才惜天才，神祇般的血缘关系。这也有如遨游天际的两种自然力；浮云裂处，互相认了出来，各自伸出胳臂，直到指尖相触及；接着，时间之雾又把他们分开。这千载难逢的机遇，自从第欧根尼与亚历山大大帝会面以来，还没有任何会见堪与这次会晤相比较。

　　歌德的谨慎使他在很多年里并未记录下这次会谈；后来即使记下，也不十分完整。其他人的回忆也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片断。

　　拿破仑称赞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并补充说：“我不喜欢这小说的结局。”

　　“我完全相信您的话，皇上。您更希望小说没有结局。”

　　皇帝冷静地接受了这近乎威胁的隽语。他接着又批评这个故事，说维特的爱情并非这场不幸的唯一因素，野心也起了作用。诗人笑了（歌德曾在两封信中提到此事——他很少在皇帝面前如此放肆），承认这批评是公正的；不过他又说，艺术家使用一点读者都觉察不出的小技巧，总是情有可原的。

　　皇帝很高兴，他在对方的文学领域里取得了一点小的胜利。话题又转向戏剧，他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评价，有如一位专注地研究悲剧的人，以一个法官审讯罪案的精神，并为法国戏剧的背离天性和真理而深感惋惜”。他对描写命运的戏剧没有好感，认为那是未开化时代的陈迹。

　　“我们今天还谈什么命运！政治就是命运！”

　　在说这些话时，他是以自己的方式，上了堂客观而实际的演讲课。他转向达武，与他讨论征购征用事宜；又与刚进屋的苏尔特说了几句，再继续与歌德谈话。他设法笼络诗人，问了一些个人问题；然后他主动地问：“你在这里高兴吗？歌德先生？”

　　歌德也懂得如何抓住政治机遇，回答道：“很高兴，我希望这几天的会议也有利于我们这些小的国家。”

　　“你们的人民幸福吗？”皇帝问道，没有注意到这种问题的措辞，好像是在对一国君主讲话——因为他经常接见各国君主。事实上，他对萨克森已不感兴趣，他琢磨：“这个天才怎样才能为我所用？真可惜，他不写历史。不过作为小说家，他可以写这次会议，或者可以写成剧本——他不管写小说，还是剧本，总比我们法国人写得好些；另外，由外国人写，价值反而倍增。”

　　他又说道：“整个会议期间，你完全可以留在这里。你可以对这出伟大的戏剧写写你的印象和观感。歌德先生，你认为这建议如何？”

　　拿破仑用这一问题结束了对诗人的“进攻”（与他一贯的独裁态度截然不同）。而诗人不为所动，歌德说：

　　“我没有古典作家的文笔。”

　　“这话说得带有政治味道，”皇帝暗自思量，不过，他说的却是：

　　“你们的公爵邀请我来魏玛。有一阵，他有些不高兴，不过，现在情绪好些了。”

　　“如果他有不快，皇上，这惩罚肯定失之于过重。不过，可能我不应对这些事发表意见。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尊敬他。”

　　“说得好！”拿破仑想道：“他比他主子强；我知道他也明白公爵是头蠢驴；我一定要让这个人为我写我的‘恺撒’传！这书在法国的效果会比赢得一场战争还大！”他说出的话是：

　　“悲剧应该是各国国王和人民的学校，诗人不可能在其他领域赢得这类桂冠。为什么你不写‘恺撒之死’，比伏尔泰那本写得更有价值、更为壮丽？这可能是你此生最伟大的杰作。这个悲剧旨在表明，要是给恺撒时间，他本可以实现他远大的计划，他本可以带给人类更多的幸福。来巴黎吧！我劝你来巴黎，在那里你可以扩大视野，可以找到最丰富的资料，从事新的创作。”

　　诗人对这个建议表示感谢，并说，要是能够接受，他一定认为自己很幸福。

　　“这无异于说，我最好离开。”皇帝思忖道。他想到最近一次与沙皇所进行的接触：“要是我再坚持，他会以为我对此事过分关心。很奇怪，他竟没有求我，甚至不想在我面前炫耀自己。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吸引过来，这是个不可腐蚀的人？他必须来这里观看我们上演的剧本。这将激起他的创作欲望，写出更好的剧本来。”

　　他高声说道：“我希望你今晚来剧院。你在那里将看到一大群王公。你认识主教亲王吗？你将会看到他坐在包厢里，睡得很甜，脑袋枕在符腾堡国王的肩上。你该为埃尔特写点什么呈献给他？”

　　这是皇帝第三次给他暗示了。歌德会接受这一示意吗？可是，诗人只是礼貌地笑了笑，坦率地称：“皇上，我从来没做过这一类事，因而我也从来无须为此后悔。”

　　好厉害！好难对付！法兰西皇帝总算领教了。说来奇怪，这位革命之子又想借太阳王路易十四的阴魂来加强自己的地位：

　　“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我们的大作家们可不是这样看待的。”

　　“毫无疑问，他们不是这样，皇上，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后悔过。”

　　“说得多正确啊！”听到这个带疑问的回答，皇帝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这确是德意志人向他所发动的进攻。因此当诗人请求告辞时，他也不再强留，会晤就此结束。这是有违朝仪的，而歌德是熟谙宫廷礼节的。

　　这两位天才会谈的结局是：对会谈仅仅感兴趣的皇帝，想有所求于这位诗人而没有成功；而诗人却又把这次谈话视作平生最伟大的会见。理由很简单：皇帝想利用诗人，诗人却无求于皇帝。拿破仑想要歌德写他，而歌德呢，拿破仑的举止使诗人得以窥视另一位天才的内心深处，因而他无须去巴黎。

　　虽然诗人并没有用诗的语言向拿破仑致意，也没有接受他的邀请，几年后，在落魄时，拿破仑却回忆起那个他曾用五个字（好一个人才）称赞过，并被他另眼相待，视作超乎时人的那个天才。 拿破仑传（全新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