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内经》一书自古以来被中医遵从为经典著作，凡学习中医者莫不将其作为学问的根基，诊疗的依据，说理的工具。历练《内经》，面壁功深，先师应运而生；及锋而试，施之临床，橘井名医辈出。千百年来，中医学术不断推陈出新，枝繁叶茂，流派纷呈，均根之于《内经》。要想在中医事业上有所作为，成为中医的佼佼者，舍《内经》不顾，岂不是弃网求鱼，指雁为羹？

　　现存隋代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对其作了分类重纂，内容相对比较完善。至唐朝王冰对其按篇目次注，因而内容相对比较完整。北宋林亿等作了新校正，从此以此本广为流传。

　　《内经》之所以成为中医最古老的经典著作，除了因为其年代久远之外，更主要的是该书内容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内经》为十数代人的集体创作，千锤百炼而成。后世医家、学者多认为《内经》一书中的篇章及内容，最早可能出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晚可能出于秦汉时期，可以说现存《内经》一书已经不是最早成书、命名时的原貌。因在其成书后的较长时期，正值群雄割据，兵火战乱，人尚不堪其苦，况且书乎。虽其中多有编纂，终不免有绳断珠散，泼水难覆的尴尬。但由于时代的不断进步，认识的不断提高，往往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使其更为完美。现存的《内经》一书，既不可能是某一医家所为，也不可能是某一个朝代的医家群所为，而是从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间将近500年之间的医家、学者们的集体创作。可见《内经》不是仓促之间的作品，是无数医家、学者从临床上升到理论，又从理论返回到临床，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实践，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锤炼，几番风雨，几朝春秋，从而造就的医学结晶。激流千里，大浪淘沙，其完美性得到中医界的公认；春风化雨，恩惠所及，其有效性得到中华儿女的普遍认同。可以说，《内经》本身的科学内涵是几百年之间临床实践予以证明了的，是在人体上发现，又在人体上反复实施后的结果，这是其他学科很难达到和完成的过程。在随后几千年的岁月里，中医学者又将如此进程不断反复，成就了中医既博大精深，又贴切人群实际的特点，其真理性无需多言。

　　《内经》一书，历来考证、校勘者颇多，医家、学者虽然历经艰辛，笔耕心路，淌漾书海，锱铢计较，某篇出于某个时代，某字是否有误，却也看法不一，孰对孰错，终难一统，其中难免有遗憾之处。但中医历来重临床，广大中医医生、学者，还是应该在《内经》基本思想指导下，踏踏实实在临床和理论中来回升华，认真体验，逐步提高。即使其中确有变动，只要没有影响文字的通顺，医理的一致，且与临床实际相符者，无论该篇原先出于什么时代，文字先后有何许不同，只要集之现存《内经》之中，就应该认为该篇、该字句属于《内经》；若与临床不符，与《内经》基本理论不符，则即使存于《内经》书中，面目不难辨清，它不过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浮光一现而已，学者心知肚明，何须担心烦恼。由于历史的原因，完全恢复原貌，事实证明已经不可能，也没有任何必要。必须强调，现存的《内经》，已经是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成长、成熟后，就是这个样子。其中即使有“的”、“之”之改，先后之争，有如美容、美发，自有专门者进行，静等佳音即可。

　　二是《内经》内容广泛，是古代多学科知识与医学的完美结合。自然科学对医学的形成和促进，起着巨大的作用。如《内经》中的主要医疗治疗手段之一，就是使用九针。从砭石为主，到使用铜针、铁针，就需要冶炼术的高超技术。现在，中国考古学家已经在河南省的灵宝县发现了距今5000年的人工开采铜矿的遗址，基本上证明了中国的铸铜工业起源于黄帝时代的史实。中国最早的铁制品出现于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地的两座国君墓中，时间距今约3400年。其中的铁剑是用高温块炼法铸成。中医将炼铜、炼铁的技术，进化为炼针技术，以替代砭石，使用于医疗活动之中。到《内经》成书的时代，针灸针已成为“官针”，可见医学的发展与冶炼术的成就之间的关系是何等密切。还有，现存的资料表明，中国的炼丹术最早见于秦始皇，即公元前220年左右。至汉朝，炼丹术在实践上已经有相当地发展。大约公元150年，东汉的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成为第一本为炼丹术立论的著作。魏伯阳运用易经和道家学说为炼丹建立了两大理论：“阴阳相须，同类合体”和“炉火用卦”。其后，东汉末年的狐刚子为炼丹术在具体操作上作了重大补充。至汉末晋初，炼丹术又依靠道教的建立，为炼丹家树立起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内经》中小金丹的命名、组方和使用，说明当时的炼丹术已经为中医所接受，并有所创新。后由葛洪、陶弘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将炼丹推向一个新高潮，并将其运用到中医学中。至唐孙思邈，他还从炼丹术中取得一些医学上的成果，都足以说明炼丹术和中医学已经有了密切联系。另外，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生活在公元前7000多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老祖先就已经开始发酵酿酒了，发酵酿酒地点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内经》13方中就有5方使用了酒，也可见一斑。如此相关，不胜枚举。

　　当时的社会科学，从“诸子蜂起”到“独尊儒术”，也都反映在《内经》的经文中。道家“无为”的思想，在《素问》“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生气通天论”等篇章中多有介绍。道学思想中的三分法，反映在《内经》中，就有阳分为太阳、少阳、阳明；阴分为太阴、少阴、厥阴。而且三者出现“开、阖、枢”的关系。中医五行观的出现虽然与古人生活的很多方面相关，但据有关研究，也是与“三”有关，其主要是从方位观察而来，也就是以方位为主要观察点而形成了五行的诸多内容。三分法在观察方位的时候，有东、西，就有中原，有南、北，也有中原，因此在中原点上出现重合，两个中原点变成了一个点，使分之为六，合之为五，三加三就与五相一致了。方位就成了东、西、南、北、中。看起来是五行，实际上是六行。《尚书》、《左传》、《大戴礼》等著作，就在五行的金、木、水、火、土上加上谷，说的就是六行。土与谷既是五行中的分点，又应该是阴阳三分法中的相互重合点。这里要注意的是，道学思想一旦进入医学领域之后，就成了中医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有了中医学的含义，就不仅是哲学、道学等思想的简单反映，而成了中医学本身的诉求。另外，儒家思想就更加直接书写在经文中，如《素问》中的“著至教”、“示从容”、“疏五过”、“徵四失”，“至真要大论”，《灵枢》中的“师传”等就明确反映了儒家君子自强不息，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有为”思想，其中包含了王道与霸道，仁者与智者，忠孝与方技，格物与致知，天理与人欲，礼乐与食味等相关的内容，以及重视君臣佐使关系等。这些思想不仅在古代医学活动中起着巨大作用，就是现在仍然可以使人耳目一新。中医之所以能够历久不衰，屡挫不折，不能不说是中医生存于中国这块土地，与中国人的智慧、文化关系密切，根基深厚，源远流长有关。

　　三是《内经》内涵深刻，医学思想主要建立在宏观四维空间认识上。《内经》强调医学上的天人相应观，动静相召观，经脏一体观，藏内象外观。这四种观念不仅贯穿在《内经》的经文中，影响了中医的诊疗思想，而且可以从宏观角度对疾病与人的关系作最深刻地认识。尽管疾病千变万化，花样翻新，也如同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在中医看来，必有解决的办法——“总有一款适合您”。中医能达人之所不及，治疗疑难怪症，疗效往往好得出奇，多得益于《内经》的这些观念。

　　天人相应观是指人生活在天地之中，天、地、时间、社会、群体等外界的一切变化均会影响人体，人体会因此出现相应的变化，所以称天为大宇宙，人为小宇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惟贤人上配天以养头，下象地以养足，中傍人事以养五藏。”《内经》因而“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人类以此与外界适应和协调，从而使人体处于最好的生活状态和最有利的生存环境，并因此得到不断的进步和提高。所以《内经》研究养生调神、生气通天、五运六气、异法方宜、宝命全形等，认为人只有随时随地与外界环境相适应，才有长寿的可能。虽然我们不能完全了解宇宙，不能完全了解机体，也还不能完全了解疾病，但天人相应观指出，人类自身有天人相应能力，后天假若又能依据我们已经获得的天文、地理、人文知识，去主动调动、协调这种相应能力，追求天人相应，犹如《内经》所说的“真人”、“至人”、“圣人”、“贤人”一样，就能享尽天年。天人相应还说明，可以通过外界环境以及时间的变化来推测人体的健康状态，在医疗行为中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认识自己的舞台。这是以四维空间为基础的研究，是以人为本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又以医学的方式运用到人类自身，是古今以来研究成果最好地反哺。我们通过“取类比象”、“以天喻人”，就能解读人体内的变化，有所发现，有所作为。

　　动静相召一词见于《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中：“动静相召，上下相临，阴阳相错，而变由生也。”所谓相召，即互相关照，联动协调。动静相召说明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二者既矛盾又统一。有如“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所说，没有动，就不可能亢，但亢为太过，则会产生伤害，故需制，使其相对协调，达到“以平为期”才能“生化”。从静到动，又从动到静，万物才能不断生长，变化。如在体虚之时，阴阳处于低位协调，属于相对平静状态，若要使身体逐渐强壮起来，就必须使阴阳某一方先动起来，以阳带阴，或以阴促阳，才能使阴阳走向高位，进行新的协调，达到新的平静状态，如此反复。人体处于阴平阳秘的时候，应该是处于“以平为期”的平静状态。但这种平静，绝不是静止，不是死水一潭，而是波涛不惊。如出现完全静止状态，则会进入《内经》所说的“不生不化，静之期也”的“神机化灭”状态。静中有动，事物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阴生则阳长就是动的结果。但是这种动，不是亢动，超出了阴阳之间的协调能力，不能相对平静，就会出现阳杀则阴藏。可见动静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动或静。一方面，《内经》说：“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强调了动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很强调，“过则为淫”的“淫邪”的影响，强调了太过、不及都为淫，既强调了动中求静的观念，也强调了静中求动的观念。历史证明，《内经》的这种思维方式运用于理论上，就能使中医学术不断出现新的思路；用于养生上，就能达到调养气血，颐养天年的作用；用于临床上，就能对一些疑难病、危重病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

　　经脏一体观是指经络一体，经络与脏腑一体，脏腑一体。所谓一体，一是指单条经络或独立脏腑与相关“功能”为一体，如心主神志，心主汗液，心开窍于舌，那么神志、汗液、舌，与心为一体；二是指经络、脏腑之间一体，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如胃为六腑之长，那么胃、大肠、小肠、胆、手足阳明经等“实体”为一体。一体的要害是：中医不仅看重某条经络或某个脏腑各自的功能或能力，而且特别重视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考虑生理或病理现象的时候，不仅只看各自的独立状态，还要看相互之间的状态和影响。在比较多的时候，甚至更重视互相之间的关系。比如肝脏疾病的时候，不能仅仅只看到肝脏本身的病理变化，而是还要考虑各种“一体”之间的影响：脾脏湿热对肝脏的影响，肾阴不足对肝脏的影响，心火亢旺对肝脏的影响等。治疗时不仅治肝脏，而且要根据其他脏器的影响而治疗他脏，并调整肝脏与他脏之间的关系。所以临床上治疗肝病，有诸如“疏达肝气”，“平肝息风”，“清理湿热”，“滋水涵木”，“培土生金”等方法。如此内容，在《素问·至真要大论篇》、《灵枢·五味》中多有阐述。另外还有考虑经络、脏腑关系的“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以及“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足者取之腘”等诸多治法。这些方法，都是从经脏一体观出发去认识人体的生理、病理，这种认识远远比从单个脏器、单条经络分别来解读生理、病理现象要高明得多，临床上效果也要好得多。

　　藏内象外观的提出，首见于《素问·六节藏象论篇》。藏象一词，现代中医学中已经运用，但由于理解的原因，往往将其混之为脏腑学说，称之为“Zang Xiang”。这可能是“藏”字，在发音中可以念成臟腑的“臟”音，二者混淆所致。在词义解释中，大家均认可为“藏内而象外”。可见藏象应该念成“Cang Xiang”，与脏腑学说的含义不尽相同。虽然脏腑是内脏的主体，但是藏象学说说的是它们内在的关系和外在的表现，不仅强调经脏一体，而且强调有“内藏”就有“外象”的内外一致性。从经文中就可以看出，如：“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其中既提到了“神”、“血脉”等内在的物质，还强调了身体内外相关的“本”、“变”、“华”、“充”、“通”，以及属性的“阳中之阳”，更强调了与外界的夏气相通。可见中医的心脏，从“内”来说，是指藏在体内的心群体，不是单指解剖学上的心脏。从“外”来说，是指这些心群体与机体外在表现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医所说的心脏，我们应该理解为心藏（Cang）。这个群体因为藏在体内，无法直接观察，只有通过外象来推测它们的变化，具有“其华在面”等外象。藏内象外观是经脏一体观的引申和外展，明确了藏内象外的观念，就可以说：中医的“藏”不是指解剖学上的单个脏器，而是一个包括单一解剖脏器在内的多内容物的综合概念，“藏”的范围远比“脏”的范围要宽得多，是从个体到群体的转归，是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化。而“象”说明“经脏”藏于内的一切变化必然反映到体表，或从体表的变化中观察出来。藏内象外与经脏一体二者相比，藏内象外更强调“象外”，经脏一体更强调“藏内”。使用黑箱理论的认识，就不必解拆身体，既有“藏内象外”，就完全可以“以外测内”，这样，照样能正确理解内脏的各种生理、病理变化，给中医学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中医能够源远流长，《内经》功不可没。学习中医，老师们无不强调《内经》的重要性，研究生的学习中，更是成为学习中医四大经典之首。我们既可以乘《内经》的小船，溯源而上，以抒发远古之悠思，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也可以顺流而下，欣赏江河之百变，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历来研究《内经》的学者不计其数，将学习心得体会留下来，总是希望对后来人有所帮助，本书也是如此。本书的部分内容，成稿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也自以为学习有所收获，下笔颇有规矩。但在后来细研重温的时候，感到其中也还有一些地方理解不深，甚至有所失误之处。所以每每再次起笔之时，都会遇到一些需要深化的问题，都有一些修改之处，可见学习《内经》之不易。《内经》中不仅文字古奥，而且其中很多表述方法、方言术语、风土人情，与现在都有很大不同，如何从今人的角度，体会历史的悠久，抹去岁月的尘埃，唤起古老的记忆，这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

　　希望学习、研究《内经》的医生、学者越来越多，并以此培养出接踵而至的中医专家，并从中解决中医发展的难题。但愿本书的解难只是大幕刚刚开启时的第一乐章，而不是闭幕时的绝唱。

　　彭荣琛 时年七十有一于北京花红楼

　　公元二零一二年八月 灵枢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