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声高呼口号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4月22日），我被关进机关的南院。

　　上午十一时左右，我在办公室读报纸。“造反派”组织的代表通知我：中午不要回家，在食堂吃饭，饭后找你谈话。然后即有人监视。从这时候起我失去了自由。这是我第二次失去自由，第一次是1947年“六一”遭国民党逮捕。

　　吃过中饭回到办公室，并没有人找我谈话。下午一时半（这是他们预定的时间），一群人拥进来，高喊着“把李致揪出来”的口号，我被押下楼去。另一些人早等在底层的一张大字报下，声嘶力竭地喊：“打倒李致！”

　　宣布了我的“罪状”以后，立即开斗争会。原来，我的“罪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我感到十分好笑。二十年前，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在成都上中学。因为追求进步和爱好文学，读过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朗诵过天蓝、鲁藜等人的诗，和方然等有过接触。这些问题，早在1955年就经过审查，做出了“组织上无任何问题”的结论。“文化大革命”已近两年，抓不到别的问题，只好把我打成“小爬虫”。

　　要驳倒强加给我的“罪名”，轻而易举。问题是根本不允许辩护，这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一个恶习。

　　我坐的是“喷气式”，头被按得很低。我一直在想我爱人再三叮嘱的“要正确对待‘革命群众’”，心里仍然压不住满腔怒火。我入党近二十年，热爱自己的祖国和社会主义制度。我当然有缺点错误，愿意为“反修防修”接受审查，但为什么要把捏造的罪名强加在我身上？我一生（包括在旧社会十九年）没有受过这种人身侮辱。更重要的是，我认为“造反派”这些做法并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当时，我只有这个认识。然而，他们呼的全是最“革命”的口号。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直起身子大声高呼：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这里不妨“吹嘘”一下，我的确会呼口号，不仅声音大，而且有感情。解放前游行示威，我主动喊口号。解放军和地下党在成都会师，指定我喊口号。解放初没有扩音器，我常在万人集会上喊口号……我洪亮的口号声出乎“革命群众”的意料，似乎一下把他们镇住了。他们很快反应过来，立即有不少人吼叫着对我进行痛打。我头部和身上挨了不少拳头，幸好那两人重新按下我的肩、拉起我的手（因为我坐“喷气式”），“飞机”没击落，我才未被“打翻在地”。我丝毫不感到痛（绝不是“小爬虫”的硬壳保护了我），只感到痛快。我高兴自己没有屈服，洪亮的口号声表示了我的抗议。

　　接着是抄家。我那些心爱的书和照片被翻得一塌糊涂，有的被抄走。一位“造反派”在一处秘密的地方发现一个小盒子，如获至宝，打开一看却是已经过期的粮票，大失所望。抄完家，我遵命卷起一床被子和一些洗漱用具，被押进南院，并听他们宣布了《专政条例》。早来的二十几个“牛鬼”一点不奇怪我被关进来，因为运动一开始就贴了我的大字报，我是靠这些大字报成为机关的“知名人士”的。这里是一座多年没人住的西式平房，大概有四五间屋子，我所住的一间屋，连我共六人，其中有党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过去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和他同住一间屋，可惜现在都落难于此。没有椅子，没有床，大家都坐在地铺上。我脱了鞋，背靠墙，坐在被子上，两腿蜷起，手把腿抱住。这种形象可能有点像“小爬虫”。

　　我逐渐从悲愤中平静下来。已经被关进南院，这是客观事实。怎么办？按伟大领袖的教导，“既来之，则安之”。何况我已经用口号表示了抗议。我爱人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这个灾难终于落在她头上了。两个孩子昨晚还和我一起玩气球，今天放学后发现爸爸被关起来，一定很难受。儿子放学早，会先发现一切变化。女儿是红卫兵，会不会要她退出？她自尊心强，受得住另眼看待吗？我要立即看看他们才能放心。

　　找到“专政小组”的人，我说被子带少了，要回去再拿一床。南院离我们家很近，不到一百米。他们如不放心，可以跟我一道去。我这个要求得到同意。他们像对犯人一样跟着我，我走进自己的家门。

　　被抄乱的东西已经收拾好。

　　我爱人坐在窗前的木椅上看报。

　　两个孩子同在一个小桌上做功课。

　　我被损伤的心顿时得到安慰。他们经受住了这一次冲击，没有被弄得晕头转向。背着管看我的人，我真想告诉两个孩子：爸爸没有屈服，还在今天的斗争会上高呼了口号。考虑到可能引起的麻烦，只得把话压在心里。我对他们笑了一笑，眨了几下眼睛。从他们亲切的眼光，我感到一种理解。

　　这一夜我很宁静，很快入睡。

　　1996年深秋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