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屋的灯光

　　“牛棚”的生活很单调：学习、交代和劳动。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当时年轻，要我交代什么，大多记得，实事求是写清楚，也不复杂。所以没有多少心理负担，中午晚上按时休息，一般都能很快入睡。但这也成了我“不开展思想斗争”的“罪状”，因为我居然没有失眠。“革命群众”批判我，我只好说：“《专政条例》规定要按时作息。”

　　其实，我的情感哪会没有起伏？

　　我非常思念我的爱人。我们相爱在1947年。当时她在重庆大学读书，我因为参加“抗暴”运动，被学校暗中开除，成了一个待考的穷学生。她为我补习数学，我向她宣传革命。以后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满以为从此“一帆风顺”，谁知不久即遇坎坷。1955年肃清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我被隔离审查半年之久。她从不怀疑我有问题，可是审查结束后，她却病倒了。

　　经过不断地敲打，我“夹着尾巴做人”，努力工作，后被调到团中央机关。很快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爱人仅仅为所在单位的党总支讲了几句公道话，便受到冲击。我十分担心她。每到下班时间，我站在厨房窗口，望着一条狭窄的小巷，这是她回家的必经之路。我只要一看她的脸色，便知道她当天的情绪。如果她没能按时回家，我就会坐立不安。

　　我被“揪”出来以后，我爱人反过来开导和安慰我。她要我相信党，但我长期信任的许多中央领导人已被打倒，党组织也停止了活动。她要我相信群众，但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谁敢站出来主持公道？她劝我先写好检查，以便将来争取早点“解放”，我说：“人家不解放你，你写多少次检查也没用；如果要解放你，应付一下就过去了。”难怪“革命群众”说我是“老运动员”，用北京话说：没治了。

　　“牛棚”在机关的南院，离我们家住的中楼很近。可能是我的“臭知识分子”恶习未改，有一天突然想到作诗，刚想了两句“相距不到百米远，相见如隔万重山”，就被“专政小组”成员叫走了。他们批判我“五一节”晚上，居然站在室外看礼花！这是事实，当时我去厕所，正赶上放礼花，我曾停步观看。但更重要的是，我在看家里的灯光。我家在中楼二层有一间半屋子，外间大一点，住着两个孩子，我和爱人住在里面的半间。只要看见两间屋子都亮着灯光，我就感到家里平安无事，我想象孩子在玩儿，爱人在为他们做饭。于是，我的心得到片刻的安宁。

　　啊！小屋的灯光，我的希望！

　　一天晚饭后，我突然发现家里大屋有灯光，小屋没有。这是什么原因？我爱人是在大屋里，还是没有回家？这个悬念使我“心神不定”，什么事儿也做不成。半个小时以后，我向“专政小组”报告去小便（这是《专政条例》规定的），走出房门来往中楼一看，小屋仍然没有灯光。难道我爱人真的出事了？我必须立即了解情况。

　　“没有粮票了，我要叫家里给我十斤粮票。”我提出了要求。

　　“专政小组”成员站在南院门口监视着我。我几个快步走过去，高叫着爱人的名字。她居然答应了，打开窗户望着我。原来她在家，她在家！

　　“我要十斤粮票。”

　　她下楼给我粮票时，我低声告诉她：“以后你一回家，马上把小屋的灯打开，免得我担心。”

　　立秋以后，北京的天黑得很早。天还没有全黑，家里的灯就亮了。一看见里外两个屋子的灯光，我就得到安慰。小屋是我的世界和归宿，我只有在这里得到理解和爱。

　　《毛主席语录》第二百六十三页：“情况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随着秋凉，南院没有暖气，所有“牛鬼”都搬到有暖气的大院北边平房。二十几人合住一间大屋子，仍睡地铺。为防止自杀，屋顶一盏一百瓦的电灯通夜长明。这些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可是现在看不见小屋的灯光了，我心灵上和家里唯一的联系中断了。

　　我爱人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她每天去机关和回家，不再走那条狭窄的小巷，改走经过大院出门。我们住的平房碰巧看得见大院，当然不可能每一次都能看见她，但聊胜于无。退而求其次，我还能要求什么？

　　一天下午，成都有人来找我外调。他们坐着提问，我站着回答。屋外就是大院空地，隔着玻璃窗看得很清楚。大约三点左右，我爱人从外面回来。我在回答问题，没有特别关注她。可是，半小时以后，她竟然提着一个大手提包出去了。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下两腿发软，差一点站立不稳。只得用手扶着身前的桌子。

　　“怎么不回答问题？”外调人员问。

　　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把外调人员应付过去。晚饭我毫无食欲。我非常想念前一段被关在南院的日子，那里可以看见小屋的灯光。现在找不到任何借口再去那边望一下了。八点到十点，无论报纸和“毛选”，我都读不进去。整夜睡不安宁。第二天，儿子没有到南院玩儿，更增加了我的担忧。尽管我不迷信，居然也用一种简单的方式（翻《新华字典》）来“打卦”。一次不如意，就“三打二胜”，再不行就“五打三胜”，直到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实际上是在消磨时间。天啊！谁能帮助我了解家里的情况？

　　晚上，“专政小组”成员叫我们去洗澡。每次去五人，我和被打成“黑高参”的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彦一批。到了澡堂，大多数格子已经有人了，空气中弥漫着水蒸气，哗哗的流水声淹没了说话声。我突然发现儿子也在洗澡，但我不敢主动接近。

　　“大家挤着洗。”李彦大声招呼，“李致，到你儿子那里去！”

　　真是求之不得，我立即到了儿子身边。很久不和他在一起，感到十分亲切。我把水龙头拧到最大，抓住时机立即问他：

　　“妈妈呢？”

　　“集中学习去了。”

　　“回不回家？”

　　“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一早上去。”

　　“为什么要她去？”

　　“所有人都集中学习。”

　　我小声地问了三句，儿子小声地回答了三句。这六句话排除了我的疑虑，心里的大石头顿时落地。我帮儿子擦背，摸了摸他淋湿的头。儿子，此时此刻，我只能以此来表示父亲对你的爱。你的三句回答对我多么宝贵，谢谢你！

　　我和我爱人一贯相互为对方着想。我们有一床毛毯，睡觉时用来调整冷热。入秋后，她把毛毯交给儿子带给我。我想到她也需要，让儿子把毛毯带回家。而我爱人又叫儿子把毛毯给我送来。这件事使我想起一九五九年困难时期，食品匮乏，我们在成都街上买了一块“高级”点心，相互推让要对方吃，而谁都不肯接受，于是把点心放在地上，以为对方会去拿，结果被一个陌生人捡起就跑。现在互让毛毯不过是互让点心的继续罢了。可是“专政小组”却大为怀疑，这个“黑帮”和他的家属在搞什么鬼？他们把我叫去质问，又反复检查毛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只有按惯例把问题“挂”起来，加倍警惕，以观后效。

　　节气大雪是我的生日，儿子一早给我送来一件新毛衣。大小合身，是我最喜欢的深咖啡色。在我关进“牛棚”以后，我爱人担负起全家重担，按月给我母亲写信、寄生活费用，照料两个孩子，还要对付机关“造反派”的干扰。这件毛衣是她每天晚上在小屋的灯光下，一针一线为我织成的。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少妻子因为丈夫被打成“黑帮”，赶忙划清界限。我却没有这样的后顾之忧。我确信，即便我成了叫花子，她也会跟着我去讨饭。穿上爱人亲手编织的毛衣，寒冬里一身温暖。我突然想到：我要终身穿着这件毛衣，将来——那时还是很遥远的事──离开人世时，愿它裹着我的身体一起火化。

　　为了患难与共的爱人，为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为了远在四川年迈的母亲，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在“牛棚”再也看不见小屋的灯光，但它在我心中却永远没有熄灭！

　　1996年10月26日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