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信念

　　破晓社的成立和它的社歌

　　“破晓社”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民主运动的产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慨。成都华西协和高级中学（以下简称华西协中），是一个具有民主空气的教会学校，长期担任校长的吴先忧是无政府主义者。青年学生是政治的晴雨表，不少学生以壁报的方式来反映自己的心声，坚决反对内战。

　　华西协中有不少的壁报。陈先泽和我在学校办了一个叫《破晓》的壁报，引起了同学的注意。同时引起注意的，还有一个叫《野笳》的壁报，主要成员有罗介夫、罗泽甫（即罗洛）和余文正。这两张壁报的成员思想接近，互相关注，这是以后联合起来成立破晓社的基础。方家祥是“独立大队”。

　　正在这个时候，昆明爆发了有名的“一二·一”“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华西协中的进步同学积极声援，参加了成都的游行。余文正、方家祥、罗介夫、罗泽甫、陈先泽、李国辉（即李致）等六人，在“一二·一”运动中相识，感到志同道合，发起成立破晓社。同时，吸收了华西协中以外的华英女中的冷离（原名钟谦铮）、协进中学的刘波以及王存贞参加。

　　谈到破晓社的成立，需要提到陈先泽的四姐陈先华、未名团契以及贾唯英。陈先华四姐是华西大学学生，她介绍陈先泽和我参加未名团契。未名团契是燕京大学和华西大学两校的进步学生组织，核心人物是中共地下党成都工委委员贾唯英。陈先泽和我在未名团契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这对我俩的一生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而贾唯英对以后成立的破晓社，不仅关怀备至，并给予直接指导。

　　六位发起人，在一起写了“破晓社社歌”的歌词。

　　那是一个夜晚，大家坐在华西大学的草坪上，沐浴着月光，逐字推敲。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应该说，歌词是我们的宣言。“打从‘一二·一’走向自由的日子，打从专制的魔窟到民主，誓和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战斗一刻不停息”，是我们的政治“纲领”。“我们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是我们成长的道路。无论是政治“纲领”和成长道路，都十分明确，经得起时间考验。

　　1947年，部分破晓社成员合影，当时绝大多数都未满二十岁

　　校际间的学生组织

　　破晓社逐渐扩大，成为跨校的学生组织。

　　未名团契的方信瑜介绍她的妹妹、华美女中的方信嘉和刚离开空军幼年学校的萧祥衡参加。

　　必须提到《学生报》和贺惠君。《学生报》是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派刘文范来成都创办的，与川康特委委员王宇光同志有密切联系。贺惠君是《学生报》的成员。破晓社成立后，我们的壁报定名为《破晓》，受到广大同学的欢迎，有一次却被三青团的成员偷偷撕掉。我们满怀愤怒地写“大字报”表示抗议。《学生报》及时地报道了这个事件，并对破晓社表示支持。这种支持来之不易，我们十分激动。陈先泽和我急于与报社取得联系，《学生报》的通信处是四道街8号。在一天黄昏，我们找到了这个地方。这并不是正规的报社，而是一个公馆。看门的老大爷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冲里面叫了一声：“幺小姐！”接着出来的便是身穿旗袍的贺惠君。我们要买报纸，她说没有，请我们留下地址。不久，贺惠君把报纸送到我家门口，而且坚决不收钱。以后回忆这一次交往，贺惠君说：“来了两个小青年，一胖一瘦，嘴里还含了棒棒糖。”

　　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各界在较场口集会反对内战，国民党特务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全国开展了声援“较场口”事件的“二一〇”运动。破晓社成员在贾唯英的鼓励下，积极参与了这次声援活动。

　　大家分头去联系自己熟悉的朋友。陈先泽和我去找贺惠君。这一次不是站在大门口谈话了，而是被请入客厅。我们一起参加了声援活动，并参与成立“成都市中学生联合会”。可惜这个联合会缺乏群众基础，没能经常开展活动。好在有破晓社，陈先泽和我提出，介绍贺惠君参加破晓社，她欣然同意。从此，地下党领导下的中学生的两股力量，破晓社和学生报，在斗争中汇集在一起。

　　韦其珉原与《野笳》几人同班，后跳级考上四川大学，是破晓社初期唯一的大学生。运动中他回华西协中联系，由余文正介绍参加了破晓社。1946年秋，韦其珉又介绍詹大风、王德愚（王竹）、文国绪参加。这样，华西协中共有十名破晓社成员。

　　邱令纾是华美女中学生，她读了《破晓半月刊》，写信自荐参加破晓社。文国绪介绍文国英参加。李致在1946年秋介绍成都县立女中学生、四姐李国莹参加。

　　贺惠君介绍庄焕仪、殷里蓉参加。庄焕仪当时已经工作，是一个小职员。同年秋天，贺惠君又介绍华美女中的尹静、李朝壁、钟宁、孙汉甫参加。这样，华美女中共有七位成员。

　　1946年冬，贾唯英介绍成都市女中黄桂芳、谭静涵、蔡尔雄、张桂华参加。贾唯英对先泽和我说，要打破“小圈子”。

　　1947年初，破晓社重庆支部成立。除当时在重庆的王竹、李致、罗介夫、冷离和孙汉甫以外，重庆大学学生丁秀涓参加。

　　破晓社共有三十位成员。新入社的成员，一般在大会上做自我介绍，并表演节目。为加强联系，成员之间互相进行个别谈话。《家信》即在本子上写下自己的心里话，大家传阅，是我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

　　时代需要刚直不阿的人。大家崇拜楚国诗人屈原，破晓社成员自愿姓屈，各取单名，以兄弟姐妹相称。除推选确定大哥（余文正）、大姐（贺惠君）外，其余的排行“抓阄”决定。社歌中有“我们永远热爱这个‘家庭’（后改为‘团体’），但愿它长久生存”歌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李晓芸由贺惠君的朋友变成破晓社的朋友，而且是“终身制”。

　　遗憾的是李朝壁、萧祥衡、冷离、方家祥、王竹、贺惠君、罗泽浦、罗介夫、殷里蓉、庄焕仪等十位兄弟姐妹，已经先后逝世。女婿李晋铭、章文伦、黄同喜也乘鹤西去。我们对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将永远思念和缅怀他们。

　　热爱这个团体

　　破晓社的聚会，没有人想缺席，迟到的也不多。

　　聚会吸引人，主要是两方面：

　　首先是会议的内容。当年我们在一起，学习《大众哲学》和《新民主主义论》。纪念鲁迅和演鲁迅的《过客》，作家陈翔鹤（华西协中教师）还应邀讲话。讨论时事，大多时候由方家祥主讲。请从解放区来川的杨慧琳同志介绍解放区的情况，跳秧歌舞。大家都有自己最喜爱或印象最深的活动。

　　形式生动活泼也是吸引大家的因素。那时大家都是十几岁的青年，怕说教、怕枯燥、怕套话。破晓社的多数活动采用文艺形式，读书、唱歌、朗诵、做游戏、旅行等，就是后来周总理提倡的寓教于乐的形式。这些符合青年特点的自我教育的形式，使我们既受了教育，又玩得高高兴兴。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参与了那几年的由地下党领导的各种学生运动。如“一二·一”运动、声援“较场口”事件、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社会是个大课堂，斗争使我们增加智慧和才干。“一二·一”运动后我们曾遭受挫折：在一次全校学生表决中，我们仅有五十二票支持，处于劣势。感谢罗介夫写了一首诗，叫《我们有五十二票》，它鼓舞了我们的士气，让我们不要气馁。可惜，当时我们不懂团结大多数群众，只顾少数人往前冲。我在“抗暴”运动后被校长暗中开除，只有校董加拿大人士云从龙出来为我说话，没有群众起来保护。以后，我和罗介夫、冷离、孙汉甫考上西南学院，离开成都去了重庆。

　　1948年，破晓社仍很活跃，陈先泽、方家祥、詹大风在四川大学广场和新新新闻大厦，演出了反对法西斯统治为主题的活报剧《八根火柴》。年底，为保存力量迎接新中国成立，根据地下党成都市委书记洪德铭的意见，破晓社停止活动，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学校或单位，去发动和组织群众。尽管我们对破晓社有深厚的感情，但都乐意服从党的决定。这是战略转移。破晓社成员注意联系群众，在自己的学校成立了类似破晓社的社团：华西协中成立了大家读书会，成县女中成立了驰风社，华美女中成立了橄榄社，市女中成立了布谷社，使“破晓”的工作大大地跨进一步。大家在斗争中成长，有不少兄弟姐妹先后被吸收成为地下党员或地下社员。这也是破晓社的一个贡献。

　　我们正是这样“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的。

　　历史的嘲弄

　　1949年底，大家欢天喜地迎接成都解放。

　　解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工人农民翻了身。大家有了工作，热忱为人民服务，生活也有了保障，我也是受益者之一。但也有困惑：从《国际歌》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变成《东方红》的“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带着这样的疑问请教领导，被告知“万岁”类似苏联的“乌拉”，只是欢呼之意；或被斥为“缺乏阶级感情”，才提出这个疑问。年轻人有独立见解，爱发表意见，也为领导所不悦。后来终于明白，我们这类人是“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不仅如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政治运动不断。1955年，反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破晓社有不少成员受波及，严重的还被隔离（即软禁）、被搜查。幸好地下党领导人、原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等同志，为破晓社作出了是“进步组织”的结论，才幸免于难。1957年，破晓社有五六人蒙冤。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打成“反党小集团”，被开除党籍或团籍，受尽折磨。这以后，只有夹着“尾巴”做人，当“驯服工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走错一步路。

　　“打从‘一二·一’走向自由的日子”，这是我们追求的“自由的日子”吗？

　　“打从专制的魔窟到民主”，这是我们渴望的“民主”吗？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审查破晓社，我交代我们的社歌，说明它的政治目的和成长道路。造反派说：“你们当时就这么‘进步’？少给自己搽脂抹粉了。”

　　真是“秀才”遇到“兵”（红卫兵），对牛弹琴，欲哭无泪。

　　在这种年代，破晓社不需要活动，也不可能活动，何况它早已“不存在”。如果我们聚在一起，唱起社歌，而我们追求的自由民主，全是“资产阶级”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心里该是什么滋味？我们困惑了，历史竟是这样的嘲弄人。

　　信念与重聚

　　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改革开放，开始了国家民族真正的转折。

　　人人看见变化，不需我来举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破晓社的成员重新开始聚会。有的活动还得到四川省和成都市党史研究室的支持。《成都市党史资料通讯》刊登了破晓社的史料。现在，破晓社成员一年全体聚会一次。我们在一起讨论人生中带共性的问题，或追忆青年时期的理想和斗争，或高唱当年的进步歌曲，或探讨老年的健康和生活，以激励大家保持晚节和欢度晚年。大哥余文正年龄最大，早在一九八四年离休；到今年为止，当年破晓社最小的成员也年过古稀。所幸的是经历半个世纪多的考验，破晓社的成员没有一个叛徒，没有一个帮派分子，没有一个贪污腐败。离退休后，各有自己的生活安排。

　　近十年来，我写了一些我的人生，涉及破晓社的一些人和事。前不久，获全国曹禺评论奖的评论家廖全京写了一篇评论，其中谈到破晓社，我读给大家听听：

　　在李致的散文里，这种爱往往表现为一种信仰、信念。与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李致属于有坚定信仰的一代。那一代人的心目中，信仰和信念是源自人类的精神使命的。他们可以为自己的信仰、信念付出血肉之躯，为之耗尽生命。在很多时候，信仰、信念是他们行动的血书。读《再见！三哥》《大姐，我叫了你半个世纪》《十二桥前的思念》《七星岗》等这几篇文章时，我强烈地感到，与其说这几篇文章是写他做地下工作时的斗争经历和战友情谊，不如说是写他们那一群破晓社成员对信仰、信念的执着与热忱。“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一批从十几岁便追求革命的青年，除一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外，都挺过来了。”一个“挺”字，蕴含着几多起伏曲折，几多艰苦磨难，几多欢乐酸楚。我相信，信念是一种激情，它使人的一生中的所有阶段都能熊熊燃烧，信仰更是一种对人性和人生的态度。坚持信仰，就是坚持一种价值和价值观的持守和履践。这一群年轻人选择了破晓社，就是选择了一种人生大爱；同时，选择了一种人格自律。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是一种选择。

　　作家一般有浪漫主义，他的评价显然高了，但他所谈的坚持信仰信念，对我们则是鼓励和鞭策。

　　保持“两头真”

　　没有信仰的民族和人是可悲的。六十年过去了，尽管我们都七老八十，但我们的信仰、信念不会变、不应变。什么是我们的信仰、信念？我既清楚，又不清楚。清楚的是社歌里的自由、民主。这当然不是全部，至少还得有平等、文明、科学、富裕。如何才能实现全部理想，我不完全明白。团结稳定十分重要，发展是硬道理。我们期望，在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绩时，要坚决反对和制止各种腐败行为，政治改革不要停滞。转型期间，拜金主义四处冲击，信仰理想和道德观念不受重视。这使许多人（我也在内）又一次感到困惑。好在历史总要前进，人类总得进步。现在正自发地出现新的启蒙运动。我们要保重身体，把健康放在首位，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先泽说过，生活交给我们的任务正在转移，转移给年青一代（包括我们的子女和孙辈），将由他们去开始新的“破晓”。我们欢度晚年，但可洁身自律。我们可能不懂子女的专业，但可与他们建立友谊和保持对话，帮助他们做人。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支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改革，支持正在兴起的新启蒙运动。

　　马识途老人为破晓社的第六十个生日写了祝词。对联是“风雨如晦盼天明，鸡鸣不已迎破晓”。条幅是“只有渡过沉沉黑夜的人，才配享受天将破晓的欢乐”。马老希望我们这批人，能保持“两头真”：前头的“真”，是我们早期的理想和信念；后头的“真”是回到人的本性和天真。中间一段，被泼污水，被搞糊涂了。直到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才逐渐清醒。做到后一个“真”，才是保持晚节。

　　破晓社将有“第七十个生日”，我们期待那时国家民族有更光明的未来。

　　2005年9月20日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