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三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共青团中央工作。闹“文化大革命”之时，先靠边继被夺权，进“牛棚”后又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团中央的“五七干校”设在河南省潢川县。我已写的一些文章，曾涉及干校的生活。最近又想起几件事，尽快补记，以免遗忘。

　　牛与犁地突击队

　　1969年刚去干校不久，我就与牛打交道。

　　当时，我还没“解放”。“革命群众”开会，往往让我去看牛，看一头大公牛。当地的农工说，这事很简单，用绳子把牛拴住，绳子很长，让牛吃周围的青草就行了。我守了一个多小时，果然如此。偶去寝室加开水，仅几分钟时间，回来一看，牛突然不见了。找遍四周，亦不见踪影。我怕背“破坏生产”的罪名，十分着急。一位农工领着我走了好几里，才发现这头公牛在与母牛调情。农工说，这家伙发情了，见母牛走过，从绳子挣脱出来就追。我想，这是动物的生理现象，只要牛没失踪，就随它去吧。

　　1970年初，校部决定种水稻，我们排成立了犁地突击队。排长出生农家，犁地是把好手，他领下这一光荣任务。我们班所有成员全都成了突击队员，我自然也在内。但真会犁地的人，只有排长杨爽和焦某。我和其他人一点不会，决心从头学起。当时，无论做什么事，一定是大批判开路。有位女同志在开展大批判时，连古代造字的仓颉也批判了。她慷慨激昂地说：“男字，上面是田，下面是力，难道只有男的才能犁地么？”我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连一共有六头牛，名为大牯子、小牯子、豁鼻子、小豁鼻子，其他两条的名字不记得了。牯子者，公牛也。而豁鼻子，则是断了鼻梁之牛。大小牯子，体壮力大，由杨爽和焦某使用，他俩是犁地的主力。其余的牛，无固定人使用。而我却固定使用大豁鼻子，因为它年老体弱，理当分给原来的“当权派”。

　　牛很温驯，任何时候去牵它，它很快就站起来，犁地时也很努力。但牛并不愚笨：无论上下午，上班的时候牛走得较慢，犁地人得举举鞭子；下班的时候，却走得很快，犁地人要小跑才能跟上。特别是几头牛在田或地里同时劳动时，若要休息最好同时休息。如有一头牛先休息，其他的牛必定要怠工。它知道争取平等待遇。牛休息的时候，一般要在地旁吃青草。这时总有不少蝇子趁机在牛背上叮它，牛尽力用尾巴去赶蝇子，但无济于事。这使我想起某个别有用心的人，人家在劳动在学习在工作，但她就是要缠着叮着，你甩也甩不掉。就这一点，我十分同情这些牛。

　　在杨爽和焦某的带领下，全班同志较快学会了犁地的技术。大家最喜欢一起犁一块宽大一点的地，杨爽带头，其余的按牛体力大小依次跟在后面。这种方法，人和牛都有兴趣，干得很欢，往往提前完成任务。有一次，犁地的时候，突然下大雨，当时大家热情很高，一定要坚持犁完地，又喊又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所有队员全身淋湿，甚至哆嗦，仍精神百倍。犁完地以后，全班人员集合在一起。连长出来讲话，赞扬我们敢“在风口浪尖锻炼自己”，说明我们走“五七道路的态度很坚决”，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战士”，等等。大家很快地换了衣服，然后集中在寝室吃中午饭。杨爽找出一瓶酒，叫每人都喝一两口以驱寒气。我也喝了两口。因为长期没喝酒，这两口酒竟使我大醉，又哭又笑，还说了些胡话。杨爽是个好人，让我多睡了几小时，下午没叫我上班。我怕酒后失言，问过焦某，他说我讲的全是“豪言壮言”，这才让我放心。不过，他又说下雨时犁的地，起不到松土的作用，完全是形式主义。

　　林彪、江青以劳动改造迫害干部，这是他们的罪行。但劳动毕竟是愉快的，只有那位平常调门最高的“造反派”害怕劳动，经常借病不出工。每天，大家赶着牛去犁地，一路有说有笑，有的还骑在牛背上。春风扑面，身心爽快。有一次，焦某骑在牛背上，神气十足，有人与焦某开玩笑，在牛背上狠抽了一鞭。牛一跑，焦某摔在地上，作痛苦状。杨爽让他回去休息，他却回连部写文章，吃病号饭。这个农村长大的焦某，早看穿“文化大革命”的实质，经常用各种办法消极对抗。不过，焦某的确很能干。有一次，他与我一起犁一块地，你追我赶，速度很快，中间休息，两头牛累得原地不动。看着两头累了的牛，我感到歉意。干部缺乏养牛经验：天天让小豁鼻子劳动，却不知它身怀有孕；一天早上，突然发现它生了一头小牛，这才给它放产假，让它休息几天。

　　在“五七干校”劳动。胡启立（后排左三）、李致（后排右一）

　　犁冬水田却很艰苦。天没亮就得赶牛下田。当地的老乡多次告诫，要天亮太阳出来，水不冰人，才能赶牛下水田。可是有关领导听不进去，仍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勇往直前。我每早下水田，两脚抽筋，要痛得麻木了才能开始劳动。次年探亲回成都，一位骨科医生就预言要得后遗症。果然，年逾古稀，风湿加退行变化，举步维艰。此系后话。

　　总的来讲，我们连队的牛饲养得不错。饲料足，农忙时还加点豆浆。附近生产队的农民很羡慕干校的牛，常把母牛拉来配种。当我们放牛时，他们把母牛牵来。干校的两头壮公牛一见生产队的母牛，便迫不及待地与之合作。我们本着支援贫下中农，也不收费，人、牛皆大欢喜。为了牛圈的清洁卫生，一位女同志建议，每到午夜要依次给牛把尿，行之有效。这样，每到夜深人静，全连皆可听见“尿，尿，尿尿尿……”的声音，抑扬顿挫，宛如牧歌。

　　干校的土地是“大跃进”时围湖造田的产物。尽管大家努力犁地，育秧、薅秧，加强各种田间管理，但水稻刚扬花，一场大雨，白露河水泛滥，淹了水田，谷穗上有许多脏泥。男女同志穿着短裤下田洗谷穗。这样一洗，秋收时颗粒无收。大家感到这种无效劳动，实在是浪费人力物力。军代表一贯提倡学员“自找苦吃”，面对这些损失，说：“应算政治账，不能算经济账，无非是交点‘学费’罢了。”

　　犁地突击队就此结束，我们班改育苗圃。

　　一天，从校部归来，发现众人围观什么。原来在阉割大牯子和小牯子的睾丸。与牛打了很久交道，实不忍心，快步离去。

　　学会犁地，也是本事。第三年去参加农村整党，农民见我能犁地，另眼相看。而我，通过当犁地突击队员，才知鲁迅所说“孺子牛”的精神。我童年时过分调皮，人称“五横牛”。以后，有个笔名叫司马横牛。现在，愿丢掉“横”字，甘当孺子牛矣！

　　当了半天“阿姨”

　　这是一个小插曲。

　　1969年底，根据“副统帅”的一号令，所有家属（无论老小）都“一锅端”到干校。除了有“五七”中小学校让学生读书外，还在校部办了一个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由一些不适宜在大田劳动的女同志担任。

　　开初，大家不知道“五七干校”是“中央文革”迫害干部的产物，劳动热情很高，乐于自觉改造。女同志也如此。妇女是“半边天”的理论，“凡是男的能办到的事，女的也能办到”之类的口号，十分流行。无论什么劳动，一些体强力壮的女同志都要参加。我们二八连的犁地突击队，就有三位女同志。

　　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改造了一两年，“革命群众”对“五七干校”这种做法开始有意见，劳动热情显然不如初期了。开玩笑时常说，某某人病了，医生开了一剂药，叫“离湖散”。干校在潢川县的黄湖，离湖散即要调出干校。这些话，“革命群众”可以说，因为矛头“只能向上，不能向下”。我们是“文革”前的“当权派”，装作没听见。

　　有一天，排里通知我：幼儿园的老师休息时间少，意见很大，校部决定定期给她们放假，派男同志去顶班。我们连得去一人。许多男同志不愿意去，连部决定派我去担此重任。我一贯喜欢孩子，又做过少先队工作，没等排长说服，就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第二天，我在八时半前赶到幼儿园。其他连队也各派了一人来，但几乎一来就声明自己“不会带孩子”。我说：“没关系，我来牵头。”颇有佘太君的“我不挂帅谁挂帅”的气概。“杨家将”的故事是伟大领袖一再肯定的，我不必担心将来为此会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其他几位同志也乐于我牵头，没人像“一月风暴”那样想夺我的权。

　　到了九点，一共来了二十几个孩子。因为一个阿姨都没来，孩子们有点莫名其妙。

　　“小朋友，阿姨平常太累，今天让她们休息。”我说，“今天，我们的功课很简单，做游戏。你们愿不愿意？”

　　小朋友高兴地齐声回答：“愿意！”

　　我立即指挥：“愿意翻跟斗的在这儿排队！”所有小孩儿，不分男女，全排队了。他们依次来到我身边，我把他们一个个地抱起来翻跟斗。他们笑了，显然很快乐。

　　接着又玩老鹰抓小鸡和过去我玩过的一些集体游戏。可能是平常管得比较严，一旦做游戏，小朋友都有兴趣。没有人捣乱，没有发生纠纷，而且不断地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只是老叫我们为“阿姨！”

　　“我们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问他们，“我们的头发是长的吗？看见我们嘴边的胡子没有？要叫叔叔，叫老师。”

　　大家都笑了。

　　玩儿得起劲，时间过得很快。十点，小朋友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吃点心和水果，有的还喝了水。这些事，由其他几位男同志办了，我休息。他们也高兴，感到人人都为孩子做了贡献。

　　“阿姨，吃了点心又玩儿什么？”

　　我问：“谁是阿姨？连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分不出？”大家又笑了。我请一个小女孩儿来摸我的下巴，她摸了以后宣告：“有胡子！”

　　吃了点心，孩子们要求我讲故事。我知道的故事，几乎全与“封资修”有关，不敢讲。听见他们爱大声喊叫，我临时编了一个童话。大意是说，乌鸦和喜鹊的声音本来是一样的，都好听。但参加一次音乐比赛，喜鹊的嗓子保护得好，没有变哑，比赛得胜；乌鸦一天到晚大声喊叫，嗓子就变哑了，比赛失败。我问：“小朋友，你们愿意当喜鹊还是当乌鸦？”

　　“当喜鹊！”

　　“很好！不愿当乌鸦，就不要大喊大叫。”

　　到十一点半，家长来接孩子回去。临别时，有几个孩子依依不舍地问：“阿姨，你们明天还来吗？”我答：“我们几个叔叔得听校部的命令。”放学后，我漫步回队部。排长问：“任务完成得如何？”我答：“女同志能做到的事，男同志也能做到。”这是对“半边天”理论的补充。

　　与孩子们一起生活，我感到十分愉快。孩子们单纯，不必担心有谁背后戳你一刀。可是仅此一次，再没有派人去支持幼儿园的工作了。听说，幼儿园的老师嫌我们去打乱了她们建立的秩序，好几天都难于恢复。我想，我们冲破一下死板的气氛，可能在无意中做了一点“教学改革”。

　　有一次去干校小卖部买东西，听见一声熟悉的叫声：“阿姨！”

　　原来是幼儿园的孩子。我向他瞪眼，摸摸自己的下巴，表示有胡子。他望着我笑了，笑得那么天真那么甜，可爱极了！

　　翻脸不认狗

　　潢川县产狗，品种不错。县里卖狗皮褥子，质量很好。我们所在那个连队，有一只狗叫黑犬。它是原农场喂的，有粮食定量，长得身强力壮，颇像猎犬。那时，生产落后，人的粮食不够吃。附近生产队有不少小狗因没吃的，常主动跑到干校来。也有些小狗是战士在路上发现，把它们带回来的。

　　初到“五七干校”，很多人一时不能适应过重的劳动，加上没有文娱活动，生活很枯燥。这些小狗，给大家增添了不少欢乐。

　　每到吃饭的时候，连队的五六只小狗分别围着大家。除了少数怕狗的女战士外，人们总是一边吃饭，一边逗小狗玩。这些小狗，一般静坐在人身旁，等候人给它们东西吃，并不吵闹。但如果久不给吃的，它们会用爪子拨弄人的腿，提醒人不要忘记它们的存在和要求。有的人故意高举吃食，让小狗直立，或教小狗作揖。食堂中，小黑、小胖的叫声不断……

　　我那时刚从“牛棚”放出不久，尚未“解放”。“革命群众”为划清界限，一般不与我说话。我也习惯这种孤独。但小狗不知人世险恶，总要和我亲近，特别是那只名叫小黑的。一见我就从老远跑来，在我前面摇头摆尾，像一个滚动的圆球，既亲切又好玩。我也在自己的定量内给它多剩点吃的。当我被分去看防洪的“幸福闸”水闸时，特意把小黑带上。看闸需要两人，但“革命群众”常被连部叫回开会。幸福闸离连队约十里，四周渺无人烟，我虽胆大，一个人也免不了有些担心。幸好有小黑陪伴，形影不离；不是同类，胜似同类。

　　当然，我对小黑也倾注了感情。

　　刚去看闸的那天，为小黑准备狗食。时已黄昏，却忘了点马灯。记不清砍什么东西，一刀下去，砍在我左手的中指头上，大半个指甲盖被砍掉，鲜血长流。我赶快用手绢缠着指头，举着左手跑回连部医务室。小黑似乎感到我为它受伤，紧跟我跑，无法把它赶走；后又跟着我一起回到水闸。

　　看闸期间，有较多的时候和小黑在一起，我似乎回到童年，尽情逗它玩儿。我不禁想起鲁迅在《狗的驳诘》中“狗”的一段话：“……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狗，就是这样的动物。

　　干校有六七个连队，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的狗。说也奇怪，所有连队的狗，都不咬北京来的干部，而一见农民就叫。一次校部开会，附近生产队的干部就此提出意见。校部认为，这严重影响了干校与贫下中农的关系，下令一个连队只准养一两只狗，多的一律捕杀。只是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可怕的命令。

　　看完闸以后，我又回大田劳动。

　　一天上午，我回连队取工具。队部旁边有条跃进渠，还有片小树林。一群人向小树林跑来跑去，好像在执行某种政治任务。又看见几位战士悄悄把一只狗藏在寝室里。我不由自主地跑去小树林，看见一只花狗被吊死在树枝上。很显然，一场对狗的屠杀开始了。

　　小黑呢？我找不到它，也不敢叫它，怕给它引来横祸。

　　我去大田劳动，心却平静不下来。吃午饭时听说一共吊死了六只狗，包括企图藏下来的那只花狗，统统埋在小树林。只有黑犬安然无恙。那顿饭，食之无味，特别沉闷。一想起小黑平常总坐在我身边，用腿来拨弄我，心里颇为难过。

　　小树林，几乎每天都得过几次。一看埋狗的坟堆，我仿佛听到那些可爱的小狗在喊冤：“人啊，平常我们这样亲近，你怎么一下就变脸了？”我怕听这声音，再不去小树林。

　　粉碎“四人帮”后，读到巴金《随想录》中的《小狗包弟》。其中讲到一个艺术家与狗的故事。这位艺术家与邻居的狗相处很好。“文化大革命”期间，艺术家被打得头破血流，一条腿也给打断了。认识的人看见他都掉开头去，只有小狗仍对他十分亲热，用脚爪在他身上抚摸，别人打它都没有用。最后专政队用大棒打断小狗的后腿。艺术家被关了几年又被放出来，他买了几斤肉去看望小狗，而小狗早在被打伤以后，哀叫三天就死了。巴老就此写了他的叫包弟的小狗，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没保护好它而自责，并向包弟表示歉意。

　　巴老的文章促使我想起狗的这场灾难。

　　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自古以来有许多义犬的故事。而那疯狂的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却发生那样一场对狗的屠杀。当然，那时人都自身难保，何况狗乎！

　　人是最难理解的。狗啊！你也得警惕。

　　2002年2月至8月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