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曾德林

　　曾德林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好朋友、好兄长。他离世已经22年了，但和他交往的那些片断，我却铭记在心。

　　一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喜欢话剧，特别是曹禺的名著。我爱模仿某些演员，即兴表演剧中的独白；还喜欢朗诵诗歌。50年代初期，我在青年团重庆市沙磁区工委搞学生工作，我的这些特点，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会前或会后，常有学生一起高喊：“学校部长来一个！”正因为如此，个别领导认为我爱出风头，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多次发动机关同志批评我。唯有曾德林同志例外：有一次，我在青年团西南工委的晚会上，表演了曹禺《日出》中留学生乔治张的一段台词，老曾立即问我能不能演胡四？胡四这个角色是一个游手好闲的“面首”。我感到老曾思想开放，有文化，熟悉曹禺剧作。

　　由于地下党中的某些误会，在1950年的年终鉴定时，我受到团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不实事求是的、猛烈的批评和指责。这些误会发生在上级领导之间，与我这个学生党员根本没有关系，我心里很不愉快。我找1938年入党的、团市委组织部部长的老曾汇报思想。他与人为善，为我卸下了包袱，并给了我不少的鼓励。

　　曾德林夫妇

　　也是在50年代初期，我在青年团重庆市沙磁工委工作时，被选为区政府委员。区长是一个从老解放区来的同志，人很好，但可能他在部队的时间长了，工作方法比较简单，常常是自己说了算，不大注意民主程序。我向曾德林同志谈到此事。老曾鼓励我写一份情况反映。我写好交上去不久，区委书记张文澄对我说，他已看到这份情况反映，并提醒区长注意。这说明，老曾和张文澄对民主程序的重视。

　　也是50年代初期，一次在南开中学的广场上，召开公审大会，批斗一名强奸犯。到会群众极为愤慨，包括我在内，高呼“立即枪毙，誓不罢休！”老曾出面耐心解释，主张送法院审判定罪，以法律为准，好不容易才把大家说服。

　　二

　　1954年，时任青年团重庆市委书记的曾德林同志，调到青年团中央任学校部部长，到北京工作。

　　大约在55年，老曾陪同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米恰斯内为团长的访华团，到重庆访问。青年团重庆市委派王竹（青工部部长）和我（大学部部长）负责接待。谢米恰斯内突然提出要缩短参观时间，赶回莫斯科参加会议，要我们立即为他买飞机票。我和王竹深夜去民航售票处联系，一两天内都没有飞北京的航班，感到很为难。老曾认为谢米恰斯内的做法很不礼貌，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叫我们不要有负担。他直接对谢米恰斯内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还很穷，不是每天都有飞北京的航班。后来谢米恰斯内找苏联驻华大使馆帮他解决了问题。当时，我们国家奉行“一边倒”（即倒向苏联）的政策，很多人在“老大哥”面前唯唯诺诺；老曾实事求是，平等坦率，敢于直接向谢米恰斯内表达意见，不失我方尊严。

　　我就读的高中是一所教会学校，我与外国人多有接触，比较自然，加上又与老曾一起接待过外宾，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在布拉格召开第四次世界学生代表大会，老曾提议我参加。我以重庆市学联秘书长的身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在北京集训时，逢越南学生代表团路过北京。团中央联络部一时抽不出人接待，老曾派我陪同越南朋友在北京参观。

　　中国代表团的大多数成员是学生，初次参加外事活动。有几次吃饭时，外国人来找老曾说话，同桌吃饭的中国学生，全都站立起来。老曾要我告诉他们：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不必都站起来；对洋人要不卑不亢，过分礼让反而被人看不起。

　　会议期间，有几次重要的分组会，其中一次是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老曾指派我做代表参加。时逢9月2日越南国庆节，老曾又派我代表中国学生代表团，出席越南驻捷克大使馆的招待会。第四次世界学生代表大会结束后，老曾和胡启立应邀访问南斯拉夫，老曾又要我带队回国，并在途中参观了苏联的列宁格勒。

　　我在1955年，刚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事受审查，要我参加国际会议和有关活动，使我感到组织上的信任；但我也非常谨小慎微，生怕出错，几次征求老曾对我有什么意见。他不耐烦地说：“哪有那么多意见哦？”他反问我，回国后是否打算在北京停留几天；如果没有住处，可住在他家。

　　三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曾德林同志正在重庆出差。他和我一起去重庆大学和西南师范学院，听取大学生的意见。其中有对土改和肃反的一些意见，老曾并不认为是反动言论。继之，全国开展反右运动，团中央机关划了不少右派；老曾主管的学校部，一个右派也没有划，还以向党“交心”和向党“进攻”，是有区别的理由，保护了一位差点被划为右派的同志。

　　1964年4月，我调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工作。我原以为是老曾推荐的，后来得知不是。老曾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了解少年儿童部有位“打手”，一贯借政治运动中整人，他不会调我去《辅导员》杂志。同年，共青团“九大”以后，《红岩》作者罗广斌来北京，用自己的稿费，请曾在团重庆市委共事过的一些老同志，吃了一顿饭。“文革”中，有大字报“揭发”团中央有个“四川帮”。当时，曾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曾德林已调教育部工作。教育部的“造反派”，来“压”这批老同志“揭发”老曾。有一天，老曾的夫人罗玉淸，来团中央机关看大字报，我关心地问起老曾的情况。罗玉清说，她看了这些老同志的大字报，都是应付了事的；只有一个人，把自己和老曾私下闲聊的话，上纲上线地作为“罪行”揭发出来。

　　“文革”中，“造反派”批判“团中央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涉及到学校部工作和曾德林同志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说，在“又红文专”问题上，只强调“专”而忽视“红”，证据是老曾说过，“如果只‘红’不‘专’，那就成了大红灯笼，里面是空的”。二是说，1957年提出的“培养青年学生良好的意志性格”，脱离了“政治大方向”。我一直认为团中央学校部强调的这两点，既正确又很重要，根本不是什么修正主义。现在更用不着来辨别是非了。

　　老曾对巴金一贯尊重，对打倒巴金，十分不满！1973年，我悄悄去上海看望巴老，转达了老曾的愤慨，对巴老是一种安慰。

　　四

　　1973上半年，曾德林同志从教育部“五七”干校，调任重庆大学党委书记。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由“四人帮”把持的党中央，却不许群众开追悼会，先是电话通知，后又发正式文件。违背中央禁令，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曾德林同志顶着巨大压力，坚持召开追悼会，公开表示自己一人承担全部责任。1月18日，重庆大学为周总理举行了追悼会，老曾宣布大会开始，他带领大家默哀、向总理遗像三鞠躬、致悼词。所有校党委成员，站在他的身后；全校的师生，聚集在他的面前。团结广场一片寂静，只有哀乐和老曾的声音在回荡；还有人们胸前的白花、臂上的黑纱，诉说着对总理的思念。我女儿当时在重庆大学读书，寄了一张她在追悼会上的照片回来。

　　五

　　表面上看起来，老曾很严肃。

　　老曾很爱读书，学识广，且又直率；与人交谈，一旦对方念错字、引错成语、或错说知识，他会立刻当面纠正。很像川剧《巴山秀才》的秀才所说：“头可杀，血可流，别字不可不纠。”但只要多与老曾接触，就会感到他亲切，平易近人，而且很幽默。老曾幽默的表现之一，是脱口而出的打油诗。我们在布拉格参加世界国际学生大会时，会议往往开得很长，最后一次竟白天晚上连轴转，开了24小时。老曾做了一首打油诗，第一句是“洋人开会不知疲”，可惜我忘了后面三句。60年代初，团中央发生了几件趣事：一是传达室把台湾自治同盟来联系工作的人，当成“台湾”那边来人了，很紧张；二是有人把画家齐白石与团中央的丁磐石混为一谈；三是刘文学牺牲后，有人竟然问刘文学受表扬后，是否骄傲了？老曾为此作打油诗：“台湾来人吃一惊，白石老人今复生，文学如今骄傲否，不学无术实可悲。”70年代，几位同志的老伴患更年期综合症，有时爱发脾气，老曾分享他的经验：“只要她脾气发，便用沉默回答，为免事态扩大，耳朵说pa就pa。”他还解释：考虑过用“微笑”回答，但怕被挑剔为“笑里藏刀”；尽管“沉默”也可能被误会为就是“抗议”，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沉默”比较安全。

　　老曾也有“调皮”的时候。与朋友打麻将玩，他或偷牌，或在洗牌时把四张“听用”放在自己一边，随时可以“和”了。好在当时打麻将不赌钱，只是游戏，他这种手法终被揭穿。还有一次聚会，老曾多喝了一点儿酒，略有醉意。让他稍事休息，他倒上床，把两只鞋抛在地上，一只鞋朝上，一只鞋朝下，他随口说了“顺卦”两字，让大家好笑！

　　我女儿和老曾也有接触。60年代初，老曾到成都，我带着女儿陪老曾参观草堂寺，老曾对女儿说：去看“豆腐爷爷”（杜甫）。女儿尚小，对草堂的诗词对联没有兴趣。豆腐爷爷长着胡子，豆腐伯伯（指老曾）太过严肃。后来女儿去重庆大学读书，到松林坡看望校长曾伯伯。初时只觉得罗阿姨和蔼可亲，逐渐发现了曾伯伯的“豆腐心肠”，再加上在周总理追悼会上曾伯伯表现出的勇敢和担当，到毕业时，她已是十分热爱曾伯伯。她“估到”校长伯伯赋诗勉励留念。老曾也不含糊，题七律两首送她，鼓励她在科学的春天里，继续“攻关不怕难”。

　　老曾调往重庆大学的那年，我也从团中央“五七”干校，调回家乡成都，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当时，重庆市隶属四川省，老曾常来成都开会，每次也必到我家畅谈。我妻子丁秀涓做四菜一汤招待他，老曾很喜欢吃，认为既可口又节俭。

　　六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出版了不少好书。每有好书，我必寄曾德林同志。老曾对此充分肯定，并给以鼓励。他在一封来信中说：“贵社迩年大干快上，质与量迥异昔时，想见阁下更劳瘁也。”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在彭总身边》一书，写了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上和会后的遭遇，十分感人。老曾读后，立即写信给我：“《在彭总身边》收到，已连夜阅读一遍，不禁再次泛起万千感慨之情，限入无限沉思之中。是谁之过欤？是谁之过欤？……年来我在各种场合发表了许多愤激之词，爱憎溢于言表，许多人以为我已淋漓尽致，无所保留了。其实，我更多的时间和情愫是‘沉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真理不仅没有完结，也不是坦露在表层，需要探索啊！”我理解老曾这封信的含义，更加尊重他。

　　1982年，曾德林同志调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副部长。

　　1983年，我调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负责振兴川剧的工作。当年，川剧晋京演出，老曾来看了几场。他历来喜欢川剧，认为川剧的文学性强，他多次说：“《柳荫记》不亚于英国莎士比亚的悲剧，《评雪辨踪》可与法国莫里哀的喜剧比美！”老曾的评价，体现了他广泛的文学知识。

　　1992年，我和老伴经香港去美国探亲，惊闻老曾患肝癌，十分担心。第二年归国，择道经北京再回成都，意在能与老曾见上一面。可惜到北京后才知道，几天前老曾在罗玉淸陪同下，去上海治病，错过了相见的机会。好在我们保持了通信联系。

　　作家艾芜、沙汀在1992年末先后逝世。在他们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分别写了回忆二老的文章，并寄老曾。他在回信中说：“沙、艾二老同时出道，几乎同时齐名，声誉同隆，创作等身，不但是蜀中双杰，亦中国文坛之双子星，几乎同时陨落，实令人惆怅不已！我虽同他们无多接触，但解放初期在渝的党代会、人代会上亦小有结识，加上读过他们一些作品，我的印象是二老虽是名家，但为人特别朴实无华，真诚童真，正如你的文章所说，谦虚，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我看他们的为人和著作，是的的确确的真善美，毫无矫饰。这是读了你情真意切的忆文的一点随想，见笑。”

　　老曾谈到了他的病，信上说：“我病情尚称稳定，但此病到底非同小可，精神准备更严峻的时刻到来。现在中西药都吃，加上适当锻练，自觉无甚不舒服，只是被药物所苦，常感烦恼矣！林妹妹（指林黛玉）句云：未学会吃饭，就学会了吃药；我则每日汤药两大碗，西药、丸药、补药一大堆，吃药量超过了吃饭量，苦啊！”听起来老曾是在“诉苦”，我却感到他的乐观和幽默。因为这封信一开始，他就“责备”我把地址写“混乱”了。他说：“‘北京市三里河南沙沟’写对了，‘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具体的地址就写错了，……投递员是不能光凭‘正确的大方向’投递的。”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时上面常以“大方向是正确的”，来掩饰各种错误。

　　原共青团重庆市委青工部部长易难，因病于1995年1月3日在成都逝世。1月10日，老曾来信表示“悲痛逾桓”，这是他的绝笔。

　　老曾一共给我写了11封信。以后，我把原件送给玉清，留作纪念。

　　七

　　1995年9月28日，曾德林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

　　我和秀涓给玉清同志发出悼念老曾的信。

　　玉清同志：

　　曾德林同志逝世，我们全家感到极大的痛苦。曾德林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几十年来，老曾是我们的好领导、好兄长和好朋友。我们不仅从他那儿汲取教益，还从他那儿得到友谊。92年我们在美国得知他患病，93年初我们绕道北京回川，就是为了看望他。但恰遇你送老曾到上海治病，失之交臂。这两年，由于你知道的原因我们无法到北京，但无时不关心老曾的健康。现在他走向任何人（包括我们）都不能避免的自然规律，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但我们实在舍不得他。没有向老曾告别，这是终身遗憾！我给小元打电话，拿起话筒，声音就哽咽了；草拟唁电，泪水模糊了眼睛，看不清纸和笔。想安慰你，但找不出任何语言可以减轻你的痛苦。玉清，你是老曾的妻子，你最理解他。此时此刻，他一定期望你坚强、健康，面对现实，勇敢地生活下去！众多的老朋友也这样期望你。我女儿昨天离开成都，她永远不会忘记她的曾伯伯和老校长。

　　老朋友们都期待你到成都来。

　　李致 秀涓

　　9月30日 泪书

　　2018年1月6日终稿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