蹬三轮

　　我过去只会骑自行车，不会蹬三轮。

　　1967年秋天，“造反派”中的一个成员突然责令我蹬三轮。当时，我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工作。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多了。我作为一个杂志社的当权派早靠边站。每天，除了无休止地交代自己的“罪行”，便是被强迫劳动改造。开初是打扫机关大楼第六层的走道和男女厕所，后来那个自称为老干部的“造反派”，嫌我的任务轻了，便责令我一周去买两次糨糊。为什么要买糨糊？主要是“打派仗”要贴很多大字报，不仅浪费许多纸张，一周得用四五百斤糨糊。买糨糊的地点在朝阳门内大街，离机关所在的正义路比较远，必须蹬平板三轮车去。我以为自己从小就会骑自行车，而且技术不错，蹬三轮大概不成问题。没想到这完全是两回事：当我第一次骑上三轮车开始蹬的时候，三轮总是向右转，简直无法控制。我怕撞着行人，便下来推着三轮车走。去的途中，车上是两个空木箱，虽然吃力，还可以对付；买好回来，两个木箱装满糨糊，推得全身衣裤湿透，精疲力竭，第二天几乎站不起来。怎么办呢？去要求换一种劳动吧，但又立即打消这个念头。我读过鲁迅的书，我愿意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宁肯累坏身体，也不去求饶。

　　凡事最好采取积极态度。我决心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学会蹬三轮。我这样考虑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目的。那个时候，林彪、江青这些反革命，叫嚣着把所谓的“牛鬼蛇神”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鲁迅笔下的阿Q都懂得“世事须‘退一步想’”，我不免也想——如果我真被定成什么分子，被开除公职，怎样生活下去呢。我不会自杀，又不愿卖身投靠，那就蹬三轮吧。我愿意以此为生，以供养年迈的慈母和患难与共的妻子。尽管有人说我“修透”了，但我坚信自食其力并不可耻。有了这些想法，当我第二次把三轮推出机关大门时，心情完全不一样了。当然，光有决心还不行，得想点办法。先这样吧：去时空箱，力争蹬着三轮去；装满糨糊回来暂时推着走，以免发生危险。可是刚一上三轮车，就控制不了，只得下来，下来以后又不甘心，就再骑上去。有两次竟撞在机关的院墙上，把两个空木箱都震掉下来。我下车把三轮扶正，把木箱抬上平板，忍不住对着三轮车说：“人家说我老右倾，这不符合事实。你一走就固定向右转，不听指挥。我看，你才真正是一个‘右倾分子’哩！”说完自己也觉得好笑。我不愿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悲剧角色，又高高兴兴地骑上去。

　　不知经过多少次失败，我终于学会蹬三轮了。不管来回，都敢骑过北京市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我心里充满了愉快，敞开上衣，低声哼着歌曲，享受着一个劳动者的幸福。这在机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能“认罪”，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时，我对三轮车产生了歉意；因为我骂过它是“右倾分子”，其实是我没有掌握它的规律。“给你平反吧，有错就改。”但接着又感到心酸：谁又来给我们这些人平反呢？

　　有一个小孩曾帮助我蹬三轮，他是机关同志的孩子，最多有十岁，长得较高，大家叫他小王

　　。每当我星期三、五出车的时候，他总悄悄地跟在我后面，先跳上平板坐着，然后缠着要我同意他蹬一段三轮车。我看见过他在机关院内蹬三轮，技术比我好得多；不过毕竟年龄小，我仍不放心。最后达成协议：在人少的小胡同，他可以蹬一段，但要绝对听从我的指挥。我们合作得很好，既满足了他的愿望，我也稍有替换，能喘一口气。每当蹬到八面槽和东四南大街口这两个地方，我们就停下来休息，我请客，一人吃一个冰棍。看见他满头是汗，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也很高兴。他是机关少有几个没有和我“划清界限”的人之一，我不能不真心感谢他。

　　好景不长。1968年4月22日，我被关进“牛棚”，完全失掉自由。同屋的人不许交谈，吃饭来回得整队，出外劳动有监督，去大小便先得向“专政小组”成员报告。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只有在失掉自由的时候，才懂得自由的可贵。那时，我非常向往进“牛棚”前的一周两次蹬三轮的生活：在那几小时，我终归是自由的；还可以在途中看看大字报，了解一些社会动态。

　　啊！什么时候，我才再有机会蹬着三轮，自由、愉快地经过王府井大街呢？

　　1981年11月6日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