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高缨

　　一

　　我是在1942年春认识高缨的。

　　当时，我们同在成都航空委员会子弟校读书，校址在五世同堂街。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大多数是“下江”人，逃难来四川的。学校抗日的气氛很浓。每周星期一全校大会，都安排高年级同学轮流报告时事。我们班（高小第四期）的级任老师叫吕渭渔，经常鼓励同学努力学习，不当“东亚病夫”，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我有次去他的寝室玩，看见他把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英文。美术老师穆义清则是进步的中华剧艺社的舞台美术设计。代理音乐老师教我们唱《打回东北去》。音乐老师叫杨霜泉，也教我们唱抗日歌曲，她年轻漂亮，教学生正确发音，引起学生对音乐课的兴趣。

　　为了丰富学生生活，进一步引起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学校举办了音乐比赛。男生独唱，我们班推举石家忠当代表，他得了第二名。得第一名的叫高洪仪，是高小第三班的代表。他的声音圆润，富有感情，形象可爱，唱了一首反映中国人民苦难的歌曲《流浪》。就这一次比赛，高洪仪成了全校的“知名人士”，大家都认识了他。

　　这个高洪仪便是日后的作家高缨。

　　二

　　高小毕业后大家各自东西，1950年初夏我才与高缨重逢。

　　那时抗日战争早已胜利，接着又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成立了新中国。我在青年团重庆市工委突然看见一个同志，很像高洪仪。彼此都从少年长成了青年，变化很大，但那个昂着头唱歌的少年形象，一再从我眼前闪过。我大胆地叫了一声：“高洪仪！”

　　他回过头来，微笑地看着我，似乎显得很意外。

　　“我是成都航小的，比你高一班。你当年独唱得第一名，对吗？”

　　果然是他，我们紧握着手，无比高兴。

　　高缨在团市工委青工部，我在学校部。工作部门不同，见面时间不多。但从交谈中知道，我俩都出生于1929年12月，我比他早几天。航小毕业后，我留成都，他去重庆。他进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我上了民主力量较强的华西协和高级中学。我们都投入民主运动，在四十年代中期入了党。这些相似的经历，使我们有了共同语言。

　　1961年，高缨（右）和李致在四川省医院合影

　　三

　　歌颂丁佑君，使我和高缨在感情上大大地靠近了。

　　1950年9月，我从《西南青年》月刊上读到丁佑君的事迹。这个年纪不满十九岁的姑娘，成都市女中的学生，瞒着家庭考上西康革命大学，随解放大军进入西康省。当时匪患猖獗，在征粮的过程中，丁佑君不幸被俘。她面对敌人，忍受严刑拷打和人身侮辱，毫不屈服，最终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我为她高贵的品质流了不少的眼泪。

　　那时我在青年团沙磁区工委做学校和少年儿童工作。寒假，树人中学的少先队员开展活动，请我去讲故事。我把在报刊上看到的有关丁佑君的材料汇集在一起，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感受，给孩子们做了一个报告。丁佑君的事迹使孩子们极为感动，他们一边用心听，一边放声大哭，高呼口号。这事一传开，从中学到大学，从沙磁区到其他区，许多团、队组织都邀请我去讲《党和人民的好女儿——丁佑君》。

　　丁佑君的英雄事迹，深深打动了高缨的心。他的长诗《丁佑君之歌》于1951年春发表在重庆的文学期刊《大众文艺》上。他满腔热情地歌颂丁佑君，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共鸣。

　　高缨和我在群众中传播丁佑君的事迹。我做的丁佑君的报告依据的是报刊上的报道，尽管真人真事很感人，但有它的局限性。例如丁佑君被关在敌人的碉楼里，她想些什么，我不能编造。作为文学作品，诗人高缨则可以根据真实情况加以艺术想象。下面这几节诗

　　便是高缨所写的丁佑君被关在碉楼里的思想感情：

　　我决不屈服啊决不投降，

　　青年团员的心在胸中跳荡，

　　这颗心不会辱没你啊——

　　我的父亲，我的党！

　　碉楼里越黑暗你的光越明，

　　苦难越深你的声音越响亮，

　　我知道怎样去死啊——

　　我的父亲，我的党！

　　红旗下我举手宣过誓，

　　崇高的泪花在我眼里闪着光，

　　从那天起我就属于你啊——

　　我的父亲，我的党！

　　我已经死定了，

　　但我不怕也不悲伤，

　　因为你永远跟我在一起啊——

　　我的父亲，我的党！

　　我非常喜欢《丁佑君之歌》，特别是这四小节。每讲到丁佑君被敌人关进碉楼时，我就充满激情地朗诵高缨的这几节诗。高缨的诗充实了我的报告，并使它更具感情色彩。听众被高缨的诗感动了，对英雄充满崇敬，对敌人更加仇恨。

　　高缨这首长诗获得了西南文学奖。

　　四

　　1953年，由于工作需要，高缨被调到中共重庆市委文艺处工作。不久，他又成为市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高缨每出一本书都要送我，我则是他的忠实读者。

　　我十分喜欢高缨的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

　　说来有趣。一天中午，我随意翻开小说中的一页，一下被达吉在离开她彝族父亲时所讲的那些充满了父女深情的话打动了，流出了眼泪。我是倒着章节把它看完的，然后再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我一向有雷打不动的午睡习惯，这篇小说竟使我激动得睡不着午觉。

　　《达吉和她的父亲》受到读者欢迎，后被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峨眉电影制片厂合拍成电影。以后听说有人批判小说和电影有资产阶级人性论，作为读者，我不同意。艺术作品必须打动人，为什么怕人流眼泪呢？我曾对高缨说：“不管那一套，我支持你！”这次争论很激烈，还出了一本讨论集。好在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谈到这个问题，肯定了《达吉和她的父亲》，周总理说：“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这是一部好作品。”“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便说这是‘人性论’，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周总理是文艺界的知心朋友，总是在关键时刻引导作家往正确方向前进。回想起来，很长一段时期老批人性论。不要人性，难道要兽性？“文革”就是某些人兽性大发作！这个教训真值得牢记。

　　我不是评论家。我喜欢以情动人的艺术作品。我认为，以情动人，是高缨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

　　五

　　高缨长期坚持深入生活，不断有好作品问世。源于生活，紧跟时代，贴近人民，是高缨众多作品的共同点。

　　粉碎“四人帮”时，我正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为配合给作家沙汀、艾芜、马识途等人恢复名誉，四川出版了《四川十人短篇小说选》，其中选有高缨的短篇小说《大河涨水》《小米》《鱼鹰来归》。以后又出版了高缨的长诗《丁佑君》和中篇小说《兰》。能出版高缨的作品，我和文艺编辑室的同事都感到高兴。

　　我们这一代作家和作者，道路是曲折坎坷的，既有阳光雨露，又有寒风霜雪，好在坚持过来了。粉碎“四人帮”后，高缨陆续出版了几部小说散文和诗集。收到高缨一本一本的新作，作为老友，我心里充满喜悦。我从1945年开始学习写作，1955年闹“胡风问题”时被审查，思想被搞乱，不再提笔。三十多年来，高缨一有机会，总是鼓励我不要丢掉写作，但我仍不敢再触文学这个“雷区”。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思想解放，才重新提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往事》出版后，高缨又著文鼓励。我不会忘记高缨对我的鞭策。

　　高缨是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今年七十有二，还在峨眉山市深入生活，笔耕不止。评论家陈朝红（曾任《当代文坛》副主编）长期研究四川作家，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过许多研究当代文学的评论文章。这次又写了《高缨评传》。本书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和酝酿，资料翔实丰富，对高缨的创作道路、创作方法及风格，都做了认真细致的分析，具有独到的见解，对当代作家的研究颇有裨益。朝红的工作很有价值，并卓有成效。我借此回顾了与高缨的友谊，也对朝红表示敬意。我们需要高缨这样的作家，也需要朝红这样的评论家。时间将会证明这一点。

　　2001年8月30日 四川省文联主席李致作品集（全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