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红三方面军各部加强整训和物资准备的同时，总指挥李剑生又做了两件事。一，便是大弄人才。或是他自己亲自出面、又或是让各级主官出面，纷纷在根据地各地招聘人才。包括能够制造火药和枪支的匠师，会织布的巧妇，识字的伙计，有技术的民间医生，等等，都纷纷做工作找过来，然后按部就班地编入各对应部门。二，便是大招新兵。按他自己的理解，自己所部的长征，那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与其让这些年青人留给国党部队，不如先期招走。
不得不说，何长明为的苏区zf，以及李剑生为的红三方面军，在这个根据地的影响是巨大的。仅仅一个多月，到得1934年8月中旬，李剑生各部便招收到大量新兵。当然，这中间包括了很多的专业人员。李剑生大喜，按原计划分别编入各部。至于新兵，在整个根据地又招收到4000多人。李剑生也一并编入近卫师。至此，刘立民的近卫师总编制达到10个团。李剑生让刘立民将这些新兵和老兵打乱混编，然后立即投入到整训中。他知道，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还好，因为此前的缴获令人惊喜，战士们基本上都做到了人手有一支武器。
不过，最让李剑生想不到的是，8月初，那个商人商其德，竟然亲自找到他。因为一直受到他的支持，李剑生亲自接待了他。原以为又是给自己部队送来了粮食或是药品，后来才现，商其德这次送过来的，却是一个大活人！而且是一个美丽的大活人！
这个美丽的大活人不是别个，却正是他的女儿商芷媛！
这当然让李剑生大为惊讶！
要知道，他的部队中，倒不是没有大学生，但数量却着实是少，而且全部是男性，且多为技术人员。商芷媛则是众所周知的女大学生！他有些弄不明白，商其德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让自己的女儿参加红军！因为，在他李剑生看来，就凭眼下的环境，这位商人应该没有这样的觉悟！当然，若商芷媛真的参加，他当然是欢迎的。
细细一交流，才知，却是自己部队的行动感染了商家。商芷媛自己要求加入红军部队的。当然，征询父亲的意见时，商其德初时犹豫，后来想通了一点，不但同意、而且很支持，这才有了今天的情形。李剑生见他们父女俩都同意，那当然好，便让劳珏和沈莺将商芷媛接了下去安排，然后亲自送商其德离去。望着商其德的背影，李剑生很是感叹，要知道，自己部队有女大学生来，那真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大事，至少可以证明自己部队的做法是不错的，连这样的人物都来了。又感叹，这商其德真是难得的开明人物，这么样地帮自己的部队。
这里，却不得不说，李剑生有些托大了，因为在这一点上，他有些误会商其德了。事实上，商其德帮李剑生，一方面当然还是感恩，二方面他确实能从李剑生手中赚到钱，三方面他也确实比较开明。不过，他再开明，却也并没有开明到让自己的掌上明珠参加红军部队来。只是，自己女儿提出意见后，做商人出生的他认为，李剑生所部不图钱财，则“必有大志”，遂同意下来。在这里，这个商人出生的商老板，多多少少有些古时候吕不韦“战略投资”的意味！当然，他女儿在这个方面与他是不是一条心，那就不晓得了。
就在商芷媛加入李剑生部不久，商芷媛的几个同学，也受商芷媛的邀约，积极加入李剑生所部。至于根据地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女大学生、女中学生加入。李剑生一听，正好，便让将这三十多名女大学生和女中学生统一整编，成立红三方面军军政学校，由这些人担任教员，负责对方面军各级指战员进行教学。当然，李剑生打算成立的方面军艺术团，也将由这些人充任。
事实上，这些女大学生是第四批加入李剑生所部的女性战士了。第一批，便是劳珏等20多个瑶家阿妹了，现在全部成了野战医院忠实、能干的护士了。第二批，便是加入到被服厂的妇女同志。这一群人，大多有纺织、浸染的技术，是李剑生特招的，共160多人。第三批，便是李剑生所部招收的女兵。这些女兵是武装型的，与男战士一样佩带武器，并可能参与作战。这些女战士共有120多人，大多是跟着丈夫、又或是父亲一起参加红军的，另有一部分是普通农妇。来自后世的李剑生没有偏见，又相信毛伟人“妇女能顶半边天”，便也热情地接待了，并统一编为娘子连，直接隶属于警卫团。李剑生的方面军警卫团本就是加强团编制，这一回新招了一些兵，又加编了一个机枪营，这次再加编了一个娘子连，整个一旅级单位了。不过，李剑生仍旧称为警卫团。
至此，李剑生所部，女兵达350人，如果再加上一部分也在部队的其他红军将领的妻子，女兵总人数达到惊人的380多人！当然，这些红军将领的妻子全部在后勤战线，包括被服厂、武器研制所和炊事班。
不说李剑生各部在加紧整训和物资准备。却说中央苏区的日子，按历史上的轨迹正常展，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使整个苏区和红军的方向出现问题;大量优秀的指挥员在“肃反”中被错杀，红军的实力大不如前;作战指挥的“短促突击”让大量的红军战士以劣势装备直接与精锐的敌人打阵地战，伤亡惨重;又因为围剿的国党部队采取的新战术，让苏区的日常供应几乎枯竭，包括战略物资奇缺;苏区一些干部的生活作风腐化、办事方法简单粗暴，破坏了红军的整体形象，使一些老百姓离心。如此，在经过长达一年时间的战争后，至1934年9月，红军付出重大伤亡后，仍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
就在这个时候，一份关乎红军生死的绝密情报摆到了红军总政委周伟人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