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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纯入主滑台之后，当即向北魏宣布，“我们本来想用七万匹布帛向贵国借道的，没想到你们的守将竟然连钱也不收就让道给我们了。”
北魏国主拓跋嗣得到消息后，立马派相州刺史叔孙建和将军公孙表率领大军从河内气势汹汹地开到枋头，随即又派兵渡过黄河。
就在滑台城下，他们当着城上晋军将士的面，将尉建斩首，投尸黄河，以向晋军示威，然后再让人责问甘纯为何入侵。
甘纯让人回复道，“我们奉大将军范逸之之命，由黄河前往洛阳，原本是为扫墓而来的，并不是要与你们魏国为敌。你们的守将自己离去，我看到滑台是空城一座，这才进驻的，晋魏两国向来是友好邦交，我们会记住贵国的友谊，总会报答这借道之恩的。”
在姚苌、慕容垂主政的前些年，北魏和东晋的确曾建立过外交关系，可这个关系近些年却已名存实亡了。
后秦国侵略洛阳时，当时的雍州刺史就曾写信给北魏，要求派兵增援，并以洛阳城相答。
可惜北魏国的军队来得太慢了些，他们见到姚崇率领大军占据了洛阳之后，便默默地回去了。
从此，北魏和东晋就相隔着后秦国，两国也再没有过国书的来往。
前些年，范二曾寻求与后秦结盟，虽然这事没有成功，但也算是就此与北魏的关系彻底撕裂了；而在去年，北魏国主拓跋嗣娶姚兴之女为后，他们也算是就此建立了同盟。
如今东晋的大军是为了征伐北魏的盟友而去的，又怎么可能与他们友好呢？
对于甘纯的解释，叔孙建显然不会满意，于是直接面见范二，对他问起了同样的问题。
范二答曰，“第一，洛阳是我们晋国的故都，如今被羌人侵占很久了，我们这次是来收复洛阳来的。其次，我国历代先皇的陵墓长期沦落异国，无人清扫，我们早就计划要重新修整祭祀。第三、桓氏宗族、司马休之父子、王绥兄弟等我国的败类，逃到北方之后，后秦不但不遣返，将他们收留，甚至还给予资助，成为我国的隐患。因此，我大晋如今兴兵讨伐羌人，实属理直气壮的正义之举！只是在讨伐过程中，我们需要暂借魏国的道路通行一下，并不敢破坏我们之间传统友谊。”
范二之语，是有些强词夺理的，因为司马休之当初投奔的是南燕而不是后秦，王纵、王绥兄弟则是逃往北魏而不是后秦。
这一番话真真假假，看起来算是有理有据，不但给足了北魏面子，还让拓跋嗣有了台阶下，所以叔孙建、公孙表所率的军队很快又退回了黄河北岸。
晋军频繁调动，关东各城纷纷失守的消息，甚至都不用陈留公的急件，就很快传到了长安。
关东以北的领土，相当于如今的后秦国三分之一的领土。
这一大片土地受到威胁时，后秦国主姚泓当然不敢怠慢，立即将几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召集了起来，开始商量起大计来。
后秦皇族中最具远见卓识的东平公姚绍，第一个建议道，“根据最新的消息，晋军如今已越过了许昌，关东的局势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咱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收缩兵力，巩固根本！雍州的安定镇既偏远又孤立，与都城难以相互救援，我看不如将它暂且放弃，将那儿的百姓全部南迁，以充实京畿。这样一来，咱们便可一下就补充十万精兵，即使范逸之和赫连勃勃一起对我国入侵，咱们至少还能保住关中！否则的话，晋军进攻豫州，夏军进攻雍州，咱们现在正的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应付他们，这样腹背受敌、疲于奔命，最终将一处都保不住！”
姚绍话音刚落，左仆射梁喜就反对道，“如今镇守安定的齐公姚恢具有很大的声望，岭北尽皆归心。而且夏军多次屠戮岭北，安定的百姓早与赫连勃勃结下了深仇大恨，咱们利用民心来死守残暴的夏军，夏军想攻克安定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只要保住了安定，夏军就无法轻易越过岭北而迫近长安。而如果放弃安定，夏军马上就可以打到郿城，如今关中的兵力足以抵抗晋军来攻，实在用不着调动岭北之兵，先削减自己的手足。”
姚泓听了双方的意见，迟疑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决定采纳梁喜的意见，不撤安定之兵。
王镇恶和毛德祖此时已在成皋顺利会师，姚洸的求援信也送到了长安。
姚泓遂派遣越骑校尉阎生率领三千骑兵前赶援救，武卫将军姚益男统领一万步兵协助守卫洛阳，又派遣征东将军、并州牧姚懿南下驻屯在陕津作为声援。
吏部郎懿横觉得如此处置不妥，秘密向姚泓进言，“姚恢在姚弼党人叛乱时，曾为陛下建下大功，而陛下即位以后，他并没得到特别的封赏。现在让他镇守安定，就如同被置于必死之地，又不能参与中央决策，他心里能没有怨气吗？而且那里的百姓都认为安定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孤城，想迁回长安的人十有七八。要是姚恢鼓动几万思归心切的军民叛乱，回师长安，不就成为国家的大灾难了？臣认为，现在应该将姚恢调回来，以抚慰其心。”
在姚愔、尹冲等人造反冲击皇宫失败后，姚泓曾命姚恢处死姚弼一伙的重要成员——安定太守吕超；姚恢这道命令迟迟没有动作，很久之后才将吕超杀死。姚泓因此怀疑姚恢也参与了姚弼的阴谋，而姚恢也为此深感不安，悄悄聚集私兵以图自卫。
两人的关系，虽名为君臣、兄弟，实则是互不信任的。
听了懿横的谏言，姚泓只是叹了口气，摇头道，“姚恢如果怀有作乱的想法，如今召其入京，只能加速灾祸的到来罢了！”
镇守洛阳的陈留公姚洸，此时正看着各地送来的文书，其内容不是面面告急便是处处失利，他顿时便觉得头昏目眩、方寸大乱起来。
除了向长安发出求救信之外，姚洸此时算是彻底失去了思考能力。
倒是宁朔将军赵玄向他提出了一条建议，“如今晋朝的入侵部队已深入我国的疆土，各地人心恐慌，都无固志。而且我军人数太少，敌军兵力又多，很难与他们正面对抗。如果我们出击，在野外迎战晋军，一旦失利，大势一去就再也不可挽回！方今之计，最好是将外地的守军撤回，放弃所有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固守金墉城，等待朝廷援军。只要金墉城不被攻破，晋军绝对不敢越过我们西进潼关，而我们正可以凭借坚城，以逸待劳，等待晋军的士气慢慢衰竭，再寻找取胜的机会。”
中国古代有几座著名的都城，其西北部都建有一组巍峨壮丽的高台。
与普通建筑相比，这些高台建筑等级较高，影响也相对大一些，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是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
历史上最为人称道的这类高台，首当曹魏邺城的“铜雀三台”，另一处则是汉魏洛阳城的金墉城；金墉城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它和邺城的铜雀台一样，也是南北向排列的三座建筑，并且设在城的西北隅。
《水经注谷水》称这组建筑于洛阳城，“谷水又东，逸金墉城北。魏明帝于洛阳城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起层楼于东北隅，晋宫阁名曰‘金墉’，有崇天堂即此地。”
洛阳为天下名城，东汉末年历经浩劫，宫室尽毁。
曹魏立国后，开始着手修复洛阳古城。
汉魏洛阳城从魏文帝曹丕时代开始营建，至魏明帝曹时基本宣告完工，建成后的洛阳城重新恢复了天朝都城的风貌，道路系统完备、城池坚固高大，俨然一派皇城风貌。
和东汉时期的都城不同，魏晋时期的洛阳城增添了一座卫城——金墉城。
金墉城北靠邙山，南依大城，城垣宽厚坚实，地势险要，是整个都城的制高点，俯瞰洛阳，易守难攻。
魏明帝当初修建此城，是为了避险防乱，安身立命之用。
但命运弄人，金墉城没有成为一座保卫之城，反而成了一座监狱城——作为魏晋时期的“政治监狱”，它的用途接近于英国的伦敦塔，或法国的巴士底狱。
曹魏嘉平元年，司马师废魏帝曹芳，将其囚禁到金墉城；咸熙末年，魏主曹奂被迫“禅让”于司马炎，连同“魏宫故人”一起被迁往金墉城。
到了西晋末期，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专权，将杨太后废掉囚禁在金墉城；赵王伦掌控大权后，将贾南风废掉也囚禁在金墉城。
后来赵王伦篡位，干脆把晋惠帝也关到了金墉城，赵王伦的大逆不道引起了八王之乱，他们打进洛阳后，将晋惠帝从金墉城迎出来，却把赵王伦关了进去......
作为关押政治犯的场所，金墉城的防卫措施还是修建得极为完善的，姚洸若是按赵玄的建议行事，虽未必能挫败晋军，但起码可以多坚持更多的时间。
或许，说不定他真的能够等到援军。 东晋大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