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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二百三十六（灭佛有因）

　　后秦僧人，为名僧鸠摩罗什的弟子，曾助道安译律藏，又讲《正法华经》和《光赞般若经》，听众常达千人，后随鸠摩罗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译经，为译场中重要人物，除译有《妙法莲华经》外，尚著《法华义疏》，并注《中论》，卒年七十。

　　南北朝僧人，俗姓崔，清河人，十岁便以博见而驰名，少年出家为僧，曾赴庐山师事慧远，后赴长安师事鸠摩罗什，晚年居建康道场寺，不同意竺道生顿悟成佛说，主张渐悟说，南朝宋元嘉中圆寂，世寿七十一岁，著有《辩宗论》、《十喻序赞》、《胜鬘经序》、《涅槃经序》、《修行地不净观经序》等。

　　南朝宋僧人，俗姓范，十六岁出家，师事鸠摩罗什，为其门下四哲之一，后赴建康弘法，居东安寺，受到宋文帝刘义隆的礼遇，在其教化下，宋文帝亦信佛。著有《老子略注》、《无生灭论》，译有《涅槃经》等。

　　后秦僧人，汲郡林虑人，十二岁出家，云游四方，博通内外诸典，后入长安，从鸠摩罗什译经，并讲新译之《菩萨戒本》、《中论》、《法华》等，受到鸠摩罗什的赞许，曾代表僧众与师子国入华婆罗门学者辩论，获得胜利，从此名声大著。

　　南朝宋僧人，俗姓范，十六岁出家，师事鸠摩罗什，为其门下四哲之一，弘法，居东安寺，受到宋文帝刘义隆的礼遇。在其教化下，宋文帝亦信佛，著有《老子略注》、《无生灭论》，译有《涅槃经》等。

　　后秦僧人。汲郡(今河南汲县)林虑人，十二岁出家，云游四方，博通内外诸典，后入长安，从鸠摩罗什译经，并讲新译之《菩萨戒本》、《中论》、《法华》等，受到鸠摩罗什的赞许，曾代表僧众与师子国入华婆罗门学者辩论，获得胜利，从此名声大著，晚年居彭城弘法，弟子三百，问学者千余。

　　著有《法华经》、《金光明经》、《十地经》、《大品般若经》、《维摩诘经》等义疏，世寿七十四岁。

　　后秦僧人，俗姓傅，北地泥阳人，出身官宦之家。

　　初为长安大觉寺僧，师事弘觉法师，后为鸠摩罗什的弟子，受秦王姚兴的重用，委以“僧正”之职，负责整肃僧尼戒行，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位“僧正”。

　　东晋僧人，受戒于庐山慧远，受学于长安鸠摩罗什，后秦国主姚兴命其为僧官，充任悦众知事，二十八岁圆寂。

　　唐代僧人，世称牛头六祖。亦称“道钦”，俗姓朱，昆山人，二十八岁时，始发心入道，礼玄素禅师为和尚，从居鹤林，修习牛头禅法。

　　后得其旨，乃赴余杭径山，结茅独处，僧俗闻其名，来参学者甚众，德誉遐彰。

　　后秦僧人，俗姓马，扶风人，十三岁出家，负笈至长安师事鸠摩罗什，后避战乱，在淮南寺中仍讲《涅槃》、《大品》诸经不辍。又与颜延之、何尚之等为友，谈儒论佛，十分相得，著有《实相论》、《明渐论》、《申无生论》等。

　　后秦时僧人，姓氏不详，京兆人。十岁出家，从师受业，初学《观世音经》，后读《法华》一部，十八岁，博读转多，与僧叡相善，受具足戒后，造诣愈深，禅律经论兼通，秦主姚兴甚为钦重，及鸠摩罗什入关，译出经论，导并参与详定，又精研众典，博采真俗，著成《成实义疏》、《三论义疏》及《空有二谛论》等。

　　至南朝宋孝武帝升位，遣使入关征请，导欣然应诏，至于京师中兴寺，孝建初，敕于瓦官寺开讲《维摩经》，后辞还寿春，卒于石涧寺。

　　东晋、南朝宋僧人，俗姓王，河内人，初从长安梵僧鸠摩罗什，专意于《十诵律》，被人喻为“持律第一”的释迦牟尼大弟子优婆离，后应吴人之请，在闲居寺说法，据传身边常有异香飘散，吴人视为神异。

　　北魏僧人，曾入鸠摩罗什译场，得其所译《成实论》，赴彭城开讲，听者如云。

　　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元宏专程去白塔寺，听其讲《成实论》之义，门徒辈出，名著者有僧渊、道登等，为北方《成实论》学派的重要人物。

　　佛教术语。指鸠摩罗什门下的十位高徒：道生、僧肇、道融、僧叡(以上亦称“什门四圣”)、昙影、慧严、慧观、道恒(以上八位亦称“什门八俊”)、道标、僧正。

　　仓央穆嘉听了刘晓泊精彩的讲述，拍手称快，道：“刘先生对佛家真是了解甚多啊，不去修佛法可惜了，若是刘先生真的修了佛法，以刘先生的聪明才智，定能够修的大乘境界。”

　　听了仓央穆嘉的话，众人哈哈大笑。

　　白夜行跟风笑道：“是啊，晓泊，你倒是不如去修佛算了，哈哈……”

　　刘晓泊无奈道：“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我刘晓泊又怎能负了各位弟兄？”

　　说完，刘晓泊看向仓央穆嘉，问道：“高僧莫不是也是梵僧鸠摩罗什的子弟？不然如何认识凉州鸠摩罗什寺的僧人？”

　　仓央穆嘉闻言，眼中露出一丝落寞，随后摇摇头道：“我本是长安城的僧人，拜在名师之下，奈何因为太宗时期师傅犯了大错，师傅门下一脉的弟子全部都死于非命，只有我被我家主人狸猫换太子，死里逃生。至于我如何认识鸠摩罗什寺的僧人，这说来就话长了。”

　　“哦？”刘晓泊道：“如何说来话长，不妨说来听听。”

　　仓央穆嘉道：“前秦时期至隋唐时期，灭佛扬道历经两次，而佛家在中土当时也在当时的屠杀下，遭到了灭顶之灾。”

　　佛教传入中国中原地区一般认为是于汉明帝时。

　　佛教自传入中土以来，曾几度辉煌。

　　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在南北朝时期，起初佛教极度疯狂，贪奢淫欲，大肆宣传割肉饲鹰、铁钩挂体、剥皮书经、烧身供佛等残忍行为，当时百姓对佛教极端狂热，如有人当着大众面前割取自己身上的肉去喂鸟，遍体流血却颜色不变，又有僧人自以铁钩挂体，燃点千灯，一日一夜，端坐不动，在这样的狂热下，唐朝的僧尼道众、庙宇寺院也是远多于今天。

　　然而盛极必反，佛教的发展，给寺庙和僧人带来巨大的钱财利益，加上佛教寺庙往往享有免税，田地，女婢，奴隶等贵族特权，这造成了当时中原财富向佛寺的极大集中，严重影响了中土帝国的发展，所以就有官员说“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

　　另外，由于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还拥有大量仆役，女婢。

　　在人力劳动匮乏的情况下，佛家不用劳服役的情况对帝国的发展和兵马造成的影响更加明显。

　　寺院钱财力量的过分发展，终于引起了中原世俗朝廷官员的强烈不满，而僧侣不守戒律霸占田产鱼肉百姓的行为更积累了大量帝国矛盾，种种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激烈时，导致通过政治手段加以解决。

　　当时佛教史上所谓“二武一宗”之难，也就是这种矛盾斗争激化的结果。

　　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

　　在宰相崔浩的劝谏下，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魏道武帝、魏明元帝、魏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寇谦之早年就热衷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

　　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以期使后魏帝王容易接纳。

　　魏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从此笃信道教。

　　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

　　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起义，有众十余万人。

　　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