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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瘦弱的白猫，悄无声息地走在码头的石板路上。

　　四月的上海正是春雨时节，天气时而晴，时而阴，时而下雨。码头里，停泊着一艘千吨级的军舰，舰桥上悬挂的青天白日旗随风飘动。军舰的阿姆斯特朗主炮炮口在隆隆的机械声中，缓缓扬起，对准了上海市区。

　　愈来愈昏暗的天空笼罩着这个疲惫的城市，突然一发红色信号弹带着诡异的声音，飞上了阴云低垂的云端，瞬间照亮了天空。

　　远处，南京路上的人们看见一颗信号弹晃晃悠悠地升到空中，突然照亮开来，将头顶的整片天空染得通红通红的。

　　忽然，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传来，一辆汽车稳稳地停在路边。汽车副驾驶上坐着的正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他铁青着脸，望着窗外，车窗外的信号弹映红了他的脸。

　　汽车司机看了看车窗外列队跑过的大批士兵和不断涌过来的示威群众，又回头看了看汪寿华，犹豫了一下说：“青帮打伤工人纠察队几十人，这个时候去赴杜月笙的宴请，太冒险了……”

　　汪寿华下定了决心，说：“躲不掉的，开车吧。”

　　司机劝道：“周总指挥不会同意你的决定。”

　　“嗦什么，开车！”汪寿华看着前方，眼神里充满了坚毅。

　　司机重新启动汽车，车子沿着南京路，疾驰而去，汪寿华的脸在汽车的马达声中渐渐远去。

　　上海华格臬路上有一幢引人注意的豪华公馆，平日里公馆前后的道路便没什么行人，有些行人宁可绕远也不愿从这幢公馆门前经过，因为这里是上海赫赫有名的“杜公馆”。此时的杜公馆隐匿在树荫中，静谧无声。几名黑衣保镖在院内来回警戒着，黄昏中静悄悄的公馆显得有些神秘莫测。

　　一辆汽车打破了这份静谧，汽车行驶到杜公馆宽阔的门前停了下来，汪寿华坐在车里目视前方，黑衣保镖走上前拉开车门仔细地检查了一番，随后打开大门，让汽车驶进杜公馆。

　　开大门的黑衣保镖拿起门岗的摇柄电话报告说：“进去了！”

　　汽车在门厅前停下，汪寿华下了车，抬头看了一眼天又看了一眼杜公馆，似乎看到了什么。

　　杜月笙手下的一名亲信此刻赶紧迎了上来，含笑而立。

　　汪寿华问：“杜先生呢？”

　　杜月笙的亲信说：“先生在里面，等您很久了。”

　　汪寿华抬手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不屑地说：“我是准时到达，而且，还早了三分钟……”

　　“唉唉……请……”杜月笙的手下尴尬地笑了笑，弯下腰卑微地将汪寿华引进公馆里。

　　与静谧的杜公馆相比，此时上海宝山路上的天主堂外可谓是人声鼎沸，嘈杂万分。大批士兵荷枪实弹，设防严密。教堂外的马路上铁丝网、拒马林立，俨然是一副大战在即的架势。

　　行驶过来的工人纠察队的轿车和卡车均被拦在最后一道封锁线外。轿车上下来几个人，他们穿过铁丝网，走近天主堂。领头人正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周恩来。

　　二十六军的副官斯励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的，是周恩来的学生。他见到周恩来过来，立刻从不远处的台阶上急奔下来，立正敬礼：“周主任！”

　　周恩来看着斯励问：“斯励，这架势，是针对我周恩来吗？”

　　斯励表情尴尬地回答：“周主任别误会，局势不稳，我哥说必须保证老师的安全。”

　　周恩来严肃地看了一眼斯励，带着一个副官跨上台阶走进天主堂大门，斯励不敢多问，紧紧地跟随在周恩来身后。

　　周恩来和副官走进教堂后，身后的大门立刻被关上了，随行的工人纠察队员被阻挡在了门外。

　　周恩来径直走到二十六军副总指挥斯烈面前坐下，质问道：“斯烈我问你，二十六军是北洋的军队，还是国民的军队？”

　　斯烈语气淡定地回答：“是国民革命军。”

　　周恩来看着斯烈，质问道：“那就应该遵循孙先生的遗嘱，枪口对准反动军阀。为什么你要背道而驰，缴工人纠察队的枪！”

　　斯烈回答：“工人纠察队属行帮武装，今日工人配枪，明日农民也要配枪，军队还有何用？”

　　“工人武装起义，推翻上海的北洋，对革命功不可没！”周恩来的眼神里透着一股英气与威严。

　　斯烈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

　　周恩来问：“命令？你是说汪精卫下过命令？”

　　斯烈回答：“不是。”

　　周恩来双眼盯着斯烈，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继续质问道：“那是谁？”

　　斯烈张了张嘴，却是欲言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