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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御苑。
所谓的“南御苑”，便是汴京有名的四苑之一：玉津园。
苏轼有诗云：“承平苑囿杂耕桑，六圣勤民计虑长。碧水东流还旧派，紫檀南峙表连冈。不逢迟日莺花乱，空想疏林雪月光。千亩何时耕帝藉，斜阳寐历锁空庄。”这一首诗，道出了玉津园在四苑中地位——这座规模宏大的园林，从惠民河引水入园，再放水入惠民河下游，水利条件极好，因此玉津园中的青城，也是宋朝皇帝藉田之所。这里“柳笼阴于四岸，莲飘香于十里。屈曲沟畎，高低稻畦，越卒执来，吴牛行泥，霜早刈速，春寒种迟，舂红粳而花绽，簸素粒而雪飞”，园中不仅千亭百榭，树木成荫，芳花满园，而且使用的军卒，都来自吴越地区，穿着也是南方人的打扮，说话亦是南方人的口音，竟完完全全是一副江南乡村的景色，出现在了汴京城南。
除了青城藉田外，玉津园同时还是皇帝接见契丹朝贡使者，赐宴射猎之所。并且，这里也是皇家动物园之所在，“养象所”之内，喂养了几十头大象，以及其他的种种珍禽异兽。单单是给那几十头象种植茭草的土地，就多达十五顷。这种规模，却不是汴京动物园可以相提并论的。只不过，玉津园虽有佳景，却极少向普通百姓开放，以至于宋人写诗说：“君王未到玉津游，万树红芳相倚愁。金锁不开春寂寂，落花飞出粉墙头。”又有人作诗抱怨说：“长闭园门人不入，禁渠流出雨残花。”
不过这一切到了熙宁十年的时候，便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虽然玉津园依然极少对百姓开放，但是皇帝却特许司农寺的官员们，进入青城，进行研究试验稻种等工作——他们虽然不懂得杂交，却从能经验中知道要选择优良的种子，可以有更好的收成。至熙宁十一年，虽然玉津园依然不开放，但是皇帝又将一部分珍禽异兽卖给商人，直接促成了汴京动物园的创立。
这些小小的变化，虽然在当时看来微不足道，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意义深远。
不过，此时的皇帝赵顼，并没有想到这些。
按照惯例对契丹使者赐宴、射猎之后，赵顼将户部尚书司马光单独叫到了他小憩的“莲榭”。
户部尚书是一个事务比较繁忙的职位。而同时还领导着《资治通鉴》书局的司马光，一方面要应付这个庞大帝国的繁琐事务，绞尽脑汁地同时维护着国家的财政与普通民众的利益——这几乎是一件能让人发狂的工作；与此同时，他还要挤出大量的时间，来编撰《资治通鉴》。而以司马光近乎偏执的严谨性格，他对自己的这两件工作，都是不会容许自己有任何轻忽之处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司马光的气色居然相当不错，实在不能说不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
有好事者曾经对这此事进行过观察，得出的结论却各不相同。养生家认为这是因为司马光有规律的生活与健康的生活习惯所致；唯心论者则认为这是司马光能有机会一展所长，精神自然奋发；而人才论者则归功于司马光领导下的两个好团队——户部与《资治通鉴》书局的作风出奇地一致，都表现出同样的严谨、条理、重视细节、不惧繁琐。
也有人比较过户部与工部——在宋廷兵吏户工刑礼六部中，兵、户、工三部是最有活力的，但是兵部的职权虽然有所增强，但始终受到枢府的种种限制，因此作为相当有限，所以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户部与工部，拿这两部来比较，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工部尚书苏辙十分开明，又有唐棣、蔡卞这样两个非常年轻的员外郎，其低层官吏，绝大部分都是学院派进士或者学院派出身，几乎每个人都通晓格物学，因此工部可以说是现在宋廷最为积极进取的机构，也是六部九寺中技术官员最多的机构。有人夸张的说，只要有足够的钱，大宋没什么能阻止工部那帮狂生。但若公正的评价，工部大部分官吏在只地方上干过一任甚至一任也没有做过，地方行政经验不够丰富，却是他们最大的缺陷，因此工部也是被门下后省批驳得最多的机构。
而户部在这一点上，远胜于工部。在司马光的领导下，户部渐次起用了一大批老成持重的官吏，同时也吸收了一些有学院背景的新进士，因此户部的风格表现出稳重而不失积极，严谨而不太古板的特点。而且户部的绝大部分官吏，都有极其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对各路的情弊心知肚明，于是更懂得何者应当纠正，何者只能暂时回避，处置更显得轻重得宜。也因此，使得司马光在朝野中威望日隆。人们当然不会知道，这其实是宋朝的幸运，因为司马光还没有十几年潜居洛阳对政治不发一言的压抑经历，自然也没有机会变成“司马牛”。此时的司马光，在保守与稳健中，依然还有他开明的一面。
“爱卿。”赵顼的目光在司马光身上游移，忽然间泛起奇怪的想法：刚刚他赐司马光座，却被司马光坚决拒绝，于是他马上知道无论他怎么样，司马光是绝对不会坐的。司马光站在那里，能让他感觉到，他就是君主，司马光就是臣子！君臣之别清清楚楚。虽然皇帝也清楚的知道：司马光这样的人，服从的其实并不是他赵顼，他服从的只是他的信仰。司马光会随时拒绝自己不合理的诏命，不惜以生命抗争，但是却永远都会承认自己是君主，而他是臣子。
——其实很多的士大夫，都是如此。
他们并不服从某个具体的君主，在君主的意志之上，有更多让他们信服的东西存在，他们毫不犹豫地为了那些东西与君主抗争，不惜生命。他们也有自己的意志，并会为此坚持。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会让你感觉到，君就是君，臣就是臣。
既便他们指着你的鼻子痛骂，他们的口沫溅到你的脸上，他们失望得恨不得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他们依然会认为，你就是皇帝，他就是臣子。
而石越不是这样的。
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石越身上，石越虽然也会委婉地谢绝，但只要皇帝坚持，那么石越一定会坐下。而他坐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隐隐的感觉，与众不同的感觉。不知道是什么，但绝对与众不同……
——这一切，以前赵顼只是隐隐约约感觉，但在此刻，他的心中，忽然间无比清晰。他明白了那种感觉——当石越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无论他是跪着、站着、坐着，无论他是微笑、平静、严肃，无论他是奉承、沉默、进谏……他都是平等的。
这一瞬间，赵顼对自己突然冒出来的想法感到无比的诧异。
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这么荒唐的想法。
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石越与他所有的大臣都不同，哪怕他向自己低头，在石越的心里，也一定认为他与自己是平等的！
皇帝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怎么可能？”他使劲的摇了摇头，试着把这种怪异的想法从自己的脑海中驱除出去。君君臣臣，皇帝与臣子，怎么可能是平等的？赵顼笑了起来，他在嘲笑着自己的胡思乱想。
司马光被皇帝奇怪的表情吓了一跳，“陛下？”
“喔？”赵顼回过神来，自失地一笑，开始他的召见：“卿可知朕召见卿，是为了何事？”
“臣愚昧。”司马光心中是明白的，但是这三个字却自然而然的脱口而出，仿佛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一样。
“朕是有一件大事，想问问卿的意见。”赵顼温声说道。
司马光微微垂首，认真地听着。
“是关于石越的任命……”
“恕臣愚昧。”司马光抬起头，目光闪烁着，“陛下，石越不是陕西路安抚使么？”
“这……”赵顼一时语塞。停了一下，才吱唔道：“朝中有人以为石越不宜再任陕西路安抚使。”
“陛下！”司马光朗声问道：“可是因为石越才不足以胜任么？”
“非也。”
“可是因为石越德不足以担当么？”
“非也。”
“那是朝廷有胜过石越的人选？”
“非也。”
“陛下。”司马光再次将头微垂，目光投向皇帝龙袍的下摆，沉声道：“臣待罪服侍陛下有年，陛下之志，臣固知之。陛下锐意开拓进取，欲承太祖、太宗之遗志，以臣之愚，是以为操之过急。若陛下能暂缓此心，不以武功为念，则是大宋之幸。臣自当竭心竭力，以微末之学，为陛下拾遗补缺，不敢有丝毫懈怠。若是如此，则臣以为，安抚使之职可罢废。以石越之才，当留于陛下左右。”
赵顼一时无语，心中隐隐有点后悔来听司马光的意见。
司马光没有理会皇帝的感受，微微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若陛下之志不可变，则臣以为，惟知人善用，方能遂陛下之志，否则必有元嘉之遗恨。”
听到这句话，赵顼的后悔立时抛到了九霄云外。
“陕西接连大胜，朝中大臣皆有轻夏国之心。然则臣敢问陛下，夏国果真不堪一击么？当仁宗朝时，国家内有名臣，外有名将，以范韩之材，亦不过缨城自守耳。臣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夏国虽无复元昊之盛，然亦其举国皆兵，岂可轻视？其近岁虽遭数挫，然根本未动，若果真轻易之，则臣以为必有骄兵之败！”
“朕固知之。”
“既如此，陛下便不当问石越当居何职！”司马光毫不客气的指斥道：“石越安抚陕西，虽屡用兵，然皆得大胜。陕西诸将，服其调遣；西夏君臣，惧其威名。朝廷无意西事则罢，若有意于西事，则陕西舍石越而谁？若是朝廷轻易换人，继任者必有胜石越之心，此人之常情。其若以为‘石越能为之，吾亦必能为之’，则大事去矣！此等殷鉴，史不绝书。陛下焉能不惧？臣虽愚，亦知舍近而求远，舍必胜而行险，非智者所为。以陛下之明，当知取舍。”
司马光纯粹站在国家的立场来分析，赵顼在心里也不得不承认，石越的确是陕西安抚使的最佳人选。但是，若单为此事，赵顼不问司马光，也能知道。
他苦笑道：“卿之所言，朕亦知之。”
司马光心里十分明白皇帝疑虑的是什么，但是皇帝不好意思说，他自然更不方便说，略想了一下，司马光欠身道：“陛下可知魏武三诏令？”
“那是偏激之辞。”
所谓“魏武三诏令”，是指魏武帝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分别颁布的三份惊世骇俗的求才令，在这三份诏令中，曹操指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并且公开询问天下有没有“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有没有“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人，他要一并笼络，而成其霸业。
曹操的这种取才标准，自然不可能得到赵顼的认同，至少是不可能得到他公开的认同。
但更让赵顼奇怪的是，身为儒家门徒的司马光，居然会举出魏武三诏令的例子来！
他看了司马光一眼。
但司马光并不在意皇帝的误会，“确是偏激之辞，不足为法。然臣以为，德才兼备之士自古不易得，故魏武帝舍德而取才，是其知天下之事，固难两全，不得不有所取舍尔。自古以来，才智过人之士，皆难免招人疑忌。陛下若欲进取，亦不能不有所取舍。”
赵顼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原来司马光要说的，并不是什么“魏武三诏令”，他说了这么多，实是想说“才智过人之士，皆难免招人疑忌”这句和“魏武三诏令”八杆子打不着的话。
“朕是想保全石越。”赵顼迟疑半晌，终于半吞半吐的点明了自己的担心。
“陛下果真欲保全石越，只须……”
西夏。兴庆府。
这个曾经兴盛一时的军事强国的都城，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紧张的味道。官员们穿棱往来，交头接耳，有些人在选择，有些人则在观望，很多人都敏感地觉察到变化即将到来。
局势看起来非常不妙。
朝廷派遣密使向吐蕃请求和亲，被董毡断然拒绝。不仅如此，董毡还大肆宣扬，恶毒地嘲弄西夏。这件事情让西夏颜面扫地，若是换在以前，这就是战争的开始。但在此时，除了加深西夏的窘况以外，兴庆府没有人敢提出“报复”二字。
自谅诈以后，西夏对吐蕃就没打过胜仗，何况现在？这种自取其辱的事情，连梁乙埋都知道不必去做。
惟一让西夏人稍稍安心的是，与辽国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
最核心的许诺只有一样：如若夏国遭到宋朝侵略，辽国会出兵帮助。
但是，包括夏主秉常在内，也有一部分西夏将领在怀疑辽国是否会兑现自己的诺言。其实，绝大部分的西夏将领都只相信抢劫，而不会相信承诺。对他们而言，战争等于抢劫，诺言毫无意义。人们不过是在努力地骗自己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夏国与辽国结盟了。如此而已！
对于西夏国而言，这有点象一个溺水的人，拼命地要抓住每一根稻草。
也许，这份协议真正的作用，并非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得到了辽国这样强大的国家的保护承诺，梁乙埋的地位，至少在表面上，是再次稳固下来了。
所以，当五月份，萧佑丹满意的回国之时，国相梁乙埋亲自送出百里，临别之时，还拉着萧佑丹的手，赌咒发誓，许诺一定会出兵夹击杨遵勖。
但是兴庆府空气中的紧张味道，却并没消失。
人们还在等待。
虽然只是一丝希望，但是西夏的君臣们，还是希望出使大宋的李乾义，能够带回好消息。
同是在五月。
当梁乙埋与萧佑丹道别的时候，李乾义一行，终于回到了西夏，进入了仁多瀚的辖区。仁多瀚留李乾义休息了一个晚上，次日便选派了一千骑兵，在仁多保忠的率领下，护送着李乾义，前往兴庆府向夏主复命。
李乾义到达兴庆府的那一天，是五月十五日。 北宋风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