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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拖古烈又吩咐了南面房知事一些事情之后，后者便告辞离去。为免启人疑窦，韩拖古烈自是不便相送。南面房知事一走，他便端了几盏蜡烛到书案之上，打开札子，细细。就算是在军心涣散的局面下，通事局南面房还是恪尽职守的，这份札子中，的确收罗了许多的紧要军情，包括宋朝宣抚副使、京东路转运使蔡京已经水陆兵马两万余众，向沧州进等机密军情。
南面房还打探得清楚，蔡京是奉南朝皇帝密旨行事，而齐州都总管府宋球则仍奉石越之令，并没有北上。因此蔡京率领的两万余众，其中只几个指挥，不足千人的禁军，其余都是所谓的“京东兵”。那是战争开始后，蔡京在京东路征募的厢兵，其中还有许多受招安的寇贼。虽然大宋是承平之世，然而京东绿林，在宋朝也算是赫赫有名的，不过，这些绿林豪杰，先是被李清臣严厉镇压，后又被蔡京剿抚并用，如今已是十去其九，余下的都是些小寇，已经难成气候。此次蔡京两万余人马，其中一半以上，倒是绿林出身。因此这两万余“京东兵”其实是乌合之众，倒是不足为惧。然而南面房获得到的消息，是皇帝已令蔡京兼领沧州一切兵马，其目的可能是救援霸州。一旦蔡京的京东兵与沧州的海船水军、禁军、教阅厢军，以及霸州的宋军合兵一处，声势大振。对辽军的东翼就会形成威胁。
除了蔡京的情报，还有许多让韩拖古烈头皮麻的事：汴京风传石越在大名府操练环营车阵；宋夏达成协议，陕西其余宋军还可能东援；宋朝决定在各地增建数个火炮作坊；段子介可能在组建一支奇怪的军队……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也是当年萧佑丹要特别组建南面房的原因——汴京是一个奇妙的地方，任何在别的地方被拼命保守的秘密，在汴京，总会被莫名其妙的流传出来。不过，司马梦求的确不可小觑，他深知要除去汴京的细作几乎不可能，便朝准了南面房的最大死穴出招——要从汴京将情报传回大辽，平时并不困难，但在战争之时，却绝不容易。在宋辽交战之时，北上的人是极少的，他只要沿着大名府防线严守各条南北交通孔道，南面房便形同虚设。就算他们什么都打听得到，若不能及时传到辽军那里，却也毫无意义。
韩拖古烈一个字一个字的着这份札子，一面在心里掂量这些情报的意义，与自己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放在一起，权衡着利弊得失。过了许久，他终于将札子小心收进一个匣子之内，站起身来，整了整衣冠，走到门口，大声唤道：“来人！”
一个随从连忙跑过来，才朝着韩拖古烈行了一礼，已听他朗声吩咐道：“去请韩侯与萧将军过来。”
那随从慌忙答应了，一路小跑着，往韩敌猎与萧继忠住的院子跑去。
韩拖古烈这次前来汴京，为了表示诚意，特意送还了在深州之战中被俘的几名宋军将领，其中便包括姚兕之子姚古。投桃报李，韩拖古烈一抵达开封，宋朝就释放了萧阿鲁带的义子——漠南群牧使萧继忠。辽国风俗，于这种被俘甚至投降之事，都并不太以为嫌，只要是略有所长，归国之后，照旧信任甚至重用都是有的。这一点上，契丹倒是颇有匈奴遗风。因此，宋朝既释放萧继忠，韩拖古烈便将萧继忠安置在使团之内，与韩敌猎一道，倚为臂助，凡有重要之事，无不与之商议而后行。
此时随从唤来韩敌猎与萧继忠，韩拖古烈让二人坐了，自己坐在上位，手里端着一盏茶，一面轻轻啜饮着，一面在心里斟酌着将要说的话。
“此次咱们多半是要白来一次了。”良久，韩拖古烈终于开口，缓缓说道：“宋人恐非真心议和。”
“这亦是意料之中的事。”韩敌猎与萧继忠的表情都很平静，韩敌猎抿着嘴一言不，听萧继忠说道：“南朝今非昔比，朝廷轻开边衅，是启无穷之祸。兰陵王若不能在河北击败王厚，大辽之祸患，才刚刚开始。以下官之见，南朝之所以议和，不过是因为两军僵持，对其有利。况且他们到底亦无必胜的把握，便抱着万一之心，来试试议和。若条款有利，谈成了亦可，就算谈不上，于他们亦有利。”
“倘若宋人果真是心怀叵测，咱们亦不会让他们占到多少便宜。”韩拖古烈淡淡说道，“吾请韩侯与萧将军前来，是要商议吾等接下来的应对之策。”
韩敌猎与萧继忠对视一眼，都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子。
“和议之事，是果真彻底无望，还是尚存一线生机，我亦拿捏不准。日前范尧夫亲口对我说道，南朝又做了极大的让步，我大辽在河北所获财物，南朝不再要求归还。如此一来，大辽归还被掳宋人，亦无不可，只需要南朝交一点点赎金，使我大辽军士没有怨言，和议便能达成。”
“南朝的条款中，还有罢兰陵王一事……”韩敌猎轻声提醒道。但他话音方落，萧继忠已在一旁低声笑了起来。韩拖古烈亦只是意味深长的看了他一眼，却没有回答他。韩敌猎看看萧继忠，又望望韩拖古烈，心中立时大悟——大约只要能在其他条款上谈拢，不损失大辽的实质利益，韩拖古烈等人，只怕正是要借宋朝之力，将耶律信赶下北枢密使的宝座。因此这一条，在韩拖古烈等人看来，根本便算不得什么阻碍。
想明白此节，韩敌猎顿时略觉尴尬，轻咳了一声，又说道：“还有一事，或是末将杞人忧天，只恐宋人虽然今岁同意议和，缓过气来，便要兴兵报复。”
“那是另一节了。”韩拖古烈不曾回答，萧继忠已经笑着回道：“和议也好，战争也罢，说到底，仍是要实力说话的。我大辽既然无力灭了南朝，那它迟早有一日，总是要缓过气的。若我们没有实力，亡国亦是活该。否则，又何惧他报复？只不过自取其辱而已。韩侯可能一时没想明白——皇上同意议和，那便是皇上认为我大辽没有把握一口吞掉王厚；南朝同意议和，说白了，亦不过是他们亦无战而胜之的把握。”
“萧将军说得极是。”韩拖古烈接来话，缓缓说道：“天底下所有的和议、盟誓，皆是建立在实力均衡之上的。若我大辽主暗臣佞、政事不修、甲兵不治，一纸誓书，尚不及一张草纸。南朝若如此不智，妄想兴兵报复，那便再打一仗，他们便会心甘情愿的接受和议。”
韩敌猎听着韩拖古烈说出这番话来，气度雍容，掷地有声，不免大出意料。他一向追随其父在军中，虽然天性聪明，可这等政略策谋，却毕竟极为陌生。以往他只道韩拖古烈是个文臣，使宋已久，故此不愿意与宋朝交恶。但他这次随韩拖古烈南下，一路之上，路过许多宋军驻地，见到宋军都是行伍严整，纪律井然，而且人马众多、兵甲精利；至于所过州县，虽逢战争，到处都是逃难的流民，可是城市之内，仍是秩序井然，市面繁华，由南方运来的各种物资，更是堆集如山；而宋朝的官员到处搭棚设帐，救济灾民，与他们打交道的官员，个个都显得十分精明能干……这些最直观的感受，令韩敌猎感触颇深。特别是他与南朝的拱圣军、骁胜军皆交过手，虽皆取胜，但对于宋军的战斗力，亦颇为忌惮。平常与同僚议论，总觉得大约这便宋军最精锐的禁军，余者皆不足道。然而这次南下之时，路过永静、冀州，所见宋军，看起来竟然丝毫不逊色于拱圣、骁胜二军，这给他心理上的冲击，实是远过旁人。他早已经开始在心里面怀疑耶律信动这场战争的正确性，只是对韩拖古烈这些主张与宋朝通好的人，仍然有“未见其是”的感觉。直到此刻，听到韩拖古烈与萧继忠的议论，韩敌猎颇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本是十分聪明的人，只是因为年纪尚小，又恪于成长环境所限，如韩拖古烈与萧继忠所说的，虽非什么高深的大道理，可他却也的确从未如此考虑过。不过此时他却是一点即透，举一反三，于许多事情，他亦看到更加透彻。又听到韩拖古烈的这一番话语，至此方觉面前的这个男人，实是称得上大辽的奇男子，非寻常文官可比。
韩拖古烈却不知道韩敌猎心里面在想些什么，见他不再说话，以为他是接受了自己的看法，又继续说道：“故此若从此事看来，和议之望，仍未全然断绝。不过……”他沉吟了一会，方才又说道：“不过，南朝石越，貌似忠厚，表面上观他行事，总是光明正大，不肯去使阴谋诡计。然我在南朝亦颇有些时日，知道此人有时狡诈似狐。他宣台的谟臣，如折可适、游师雄辈，皆是南朝智谋之士。尤其他幕府之中，还有一个潘照临潘潜光，智术绝人。虽说此人如今已不在石越幕中，然这等事，外人又如何能知真假？因此，这一切若是石越的诡计，亦是说不准的事！”
“那大林牙之意？”萧继忠倾了倾身子，问道。
“此正是我要与二君商议的——若是为了我等身家性命考虑，我等便应该辞了南朝朝廷，归国。这亦算不得有辱使命，毕竟如今看来，说南朝非真心议和，当有七八成的把握。最起码，南朝国内仍有争议。便是南朝皇帝，从我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中，亦可知他是不愿意议和的。有这许多掣肘，纵使石越是真心议和，变数恐怕也不会太少。”
萧继忠与韩敌猎皆听出他言外之意，一同问道：“若不为我等身家性命考虑呢？”
“然若是为了大辽计，我等便还当冒一冒险。”韩拖古烈断然说道：“我可设法，去试探一下南朝君臣，逼出真相！只是如此一来，万一南朝果真是假议和，吾等很可能会被南朝扣押，沦为阶下之囚。虽然我以为有石越在，我等亦不必过于担心。只是这仍有极大的风险，石越虽然威望颇高，可在南朝，便是皇帝亦不能说一不二。变数仍然是有的。”
他说完，望着二人，却见萧继忠犹疑的望了韩敌猎一眼。他知道萧继忠做阶下囚已经有些日子了，自然不想再在汴京继续被囚禁，只是此事他虽然不乐意，却总是不便反对，因此这件事情，韩敌猎的意见，便至关重要。韩拖古烈虽然可以独断专行，可是这等大事，他仍是希望能上下一心，方能免生他变。
却见韩敌猎沉默了一会，才抬头望向韩拖古烈，说道：“若我等果然在此沦为阶下囚，南朝只怕亦很碓守住这个秘密。此事用不了多少时日，便会传得天下皆知。”
韩拖古烈听他这么说，不由愣了一下，方点头笑道：“韩侯说得不错，以南朝的行事，他们再有本事，亦瞒不住这个消息。晚则十日，快则五六日，河间府必能听到流言。”
“那吾辈更有何惧？”韩敌猎沉声说道，“大林牙试一试亦好，果真南朝是假议和，咱们便断了这个想法，好与它战场上分个高低。若万一真有一线希望，南朝是真心想要议和，那就是两朝之幸。”
萧继忠万不料韩敌猎如此说，顿时瞪大了眼睛，却也只好随声附和，道：“韩侯说得极是。”
韩拖古烈见二人都表态支持，亦颇觉惊喜，笑道：“既如此，便要连累二位。我等便在这汴京多留几日！”
商议妥当之后，接下来两天，韩拖古烈便专心奔走，希望可以见一次宋朝皇帝。他知道韩维、范纯仁都不好对付，要实行他的计策，自然赵煦是最佳的目标。然而，即使他是辽国特使，要求见宋朝皇帝，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禁中的赵煦，此时正处在一种既得意、又恼怒的情绪当中。
他采纳陈元凤的献议，给韩忠彦下了一道手诏，责以君臣之义。果然，不出陈元凤所料，次日赵煦便收到韩忠彦谢罪的札子，韩忠彦坦承了设计假议和以行缓兵之计的事实，但他大包大揽，将从头到尾的所有责任全都揽了下来，宣称瞒着赵煦完全是他的主意，石越只是勉强接受。而他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汴京人多嘴杂，难守机密，非敢有意欺君。但他仍自知罪不可赦，甘愿伏罪，自请辞职，并请赵煦落。
这份洋洋万言的札子，让赵煦心里面五味杂陈。
他的确是有几分得意的，得意的是，他那些老谋深算的大臣们，到底欺瞒不住他。他决心通过这件事，敲打敲打他的几位重臣，让他们知道他是位聪明睿智的明君，便如汉昭帝、汉明帝那般，年纪虽轻，却不是底下的人可以欺瞒得住的。
他也有一些轻松，轻松的是，既然确定是假议和，那么他就避免了与石越这些重臣的一场大冲突。他的国家还处在战争当中，他需要臣子们和衷共济，他也需要石越这个宣抚使。
而除了得意与轻松之外，赵煦的心里面，还有一些担忧。陈元凤所指出的和议有可能达成的危险，让赵煦一直在心里面感到不安，万一石越弄巧成拙，他又当如何？就算是兵不厌诈，可是大宋是堂堂天朝上国，翻脸也是需要找个好借口的。仓促之间，这个借口上哪去找？
但是，无论是得意也罢、轻松也罢、担忧也罢，所有的这些情绪，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他心中的恼怒！
石越、韩忠彦们欺瞒自己，欺他年幼而瞧不起他，这些都可暂时放到一边。让他愤怒的是，在被揭穿之后，韩忠彦竟然还在袒护石越！而这个韩忠彦，不仅是被他父皇当年认定为社稷之臣，便在赵煦心里，也是相信他绝对忠于自己的！自英宗皇帝入继，濮王一系承绪大统以来，韩家父子两代，三朝都是定策元勋！
帝王之术是什么？大宋朝的家法是什么？他的宰执大臣们水火不容，固然不行，那会令国家无法正常运转，政令难以推行，朝中陷入党争；可是，更加危险的，却是所有的宰执大臣都一条心！这比宰执大臣之间誓不两立更加糟糕。因为如此一来，便容易乾坤颠倒，太阿倒持。君权轻而臣权重，危害的，是赵家的江山社稷！
与他的祖先们不同，赵煦是不介意朝中有朋党的。从小的耳濡目染，还有桑充国、程颐的苦口婆心，让他从心里面接受了“君子亦有党”这样的思想，朝中大臣分成新党、旧党，甚至石党，都不是大事。
可是，如果朝中皆成一党，或者一派独大，那赵煦就会感觉到背脊上的凉意。
前些日子，他还听苏轼讲论本朝政事，苏轼是评价熙宁年间的变法之事，可他却无意中一口揭穿了大宋朝的一项国本。按苏轼所言，本朝自太宗以后，常行“守内虚外”之策，内重而外轻，故此大宋之患，与李唐不同，李唐之患在藩镇权重，而大宋之患则在宰相权重。本来已经是内重外轻，若不分宰相之权，而只顾恢复汉唐之制，那么宰相便会凌驾于皇帝之上了。故此祖宗才要将宰相之权一分为三，夺掉宰相的兵权与财权，分给枢密院与三司使。苏轼本意当然是极赞熙宁之变法，改善了内重外轻的局面，虽然恢复了宰相的财权与部分兵权，却又增强了参知政事的权力，使得左右丞相难以独揽大权……
便如他们的对手所攻击的，苏家兄弟所学，亦所谓“蜀学”，实际接近于纵横家之学。如程颐便曾经直言不讳的对赵煦说，苏家兄弟，与其说是儒生，不如说是纵横家。甚至连桑充国，在赵煦询问之时，都不得不承认，苏轼的文章固然是执大宋之牛耳，可他的学术，却难称“圣人之学”。赵煦知道，桑充国虽然祖籍开封，可是桑家曾经避居蜀地，也算是蜀人，熙宁、绍圣朝的蜀人，凡是识文断字的，十之，都视苏家兄弟为天人一般。他两兄弟一为参政，一为内相，可以说“天下荣之”，至于本乡之人，更不用提。
书生学者们很在意苏家兄弟之学不是“圣学”，可赵煦于这方面，倒不甚在乎。儒家也罢，纵横家也罢，有时候只怕纵横家的话，还要更加一针见血些。对赵煦来说，苏轼对本朝政治的这番分析，实是颇有独到之处，令他印象深刻。
如今他已经将天下大半的兵权交付石越之手，而倘若韩维、范纯仁、韩忠彦都与石越沆瀣一气，那他这个皇帝，又该往哪儿摆？
这件事情，倘若韩忠彦将一切赖到石越身上，把自己撇个干干净净，赵煦还不会担心，可是，韩忠彦的举动，与他所期望的，却完全是背道而驰！
这时候的赵煦，已经完全不在乎石越、韩忠彦的假议和究竟是为了何事。
被心中恼怒的情绪驱使着，占据着他脑海的，是另一个计划。
他本可以将韩忠彦谢罪的札子扔到御前会议，然后他就可以知道，哪些人知情，哪些人被瞒在鼓里——被隐瞒的人，心里面一定会有一种被侮辱、轻视的感情，这是容易分辨出来的。若是被瞒了依然为石越与韩忠彦说话，那肯定便是二人的党羽无疑。但赵煦心里面也很清楚，他若然这么做，便是将事情闹大了。到时候肯定会引起一场很大的风波，而他也将骑虎难下，至少要将韩忠彦罢相贬官，才能收场。
可在这个时候，如此处置，绝非明智之举。赵煦对韩忠彦仍然抱有期待，他还是希望能保全韩忠彦，以观后效。
因此，他很谨慎的，只将韩忠彦的札子，送到了左相韩维与枢使范纯仁处。
不出赵煦的意料，韩维与范纯仁很快递上了札子，请罪、辩解、表明自己将待罪在家，辞相听劾。然后，赵煦遣中使召二人到禁中面对，表示慰留之意，并将所有的罪责，全部顺水推舟的推到韩忠彦头上，然后又宽宏大量的宣布他也不会过于责怪韩忠彦，并表示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在这种局面之下，韩维与范纯仁亦只有叩头谢恩，感激于皇帝的英明与宽厚。这还是赵煦即位以来，头一次对他的宰执大臣们占据如此明显的优势。
然后，他顺水推舟的提出了两个任命——拜参知政事工部尚书吕大防为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拜前兵书章惇为参知政事工部尚书。
自赵煦登基以来，六部尚书之中，一头一尾的吏、礼两部，便长期空缺，皆以侍郎掌部务。当日高太后尚在时，石越曾经上表，推荐吕大防为吏部尚书，但未被采纳。此事赵煦当时也是知道的，并且他心里面亦很清楚，吕大防是个不折不扣的旧党，石越并非是喜欢他而荐他掌吏部，只不过是因为希望借此拉拢、安抚旧党。而高太后也并非不喜欢吕大防而未采纳，只是因为宋辽战事方起，她需要借助吕大防在工部，与苏辙一道掌管财权，相比而言，升吏部尚书并非急务，倒可以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做为赏功，将吕大防拨擢到吏部尚书的位置，更能增其威信。
然而高太后未能等到这一日，便已逝世。
而赵煦却势难再耐心等下去，事实上，他本人更是一点也不喜欢吕大防。然而此时，他却不得不借助吕大防——原本，吏部他是希望能交给韩忠彦的。可现在情势却改变了，拨擢一个他不喜欢的人掌管吏部，是他迫不得已之下的一箭双雕之计。为了召回他颇有好感的章惇，他需要拨擢吕大防来拉拢、安抚旧党势力，至少使他的宰执大臣们无法反对；此外，尽管他不喜欢旧党，可是，在新党一时难以恢复旧时气象之前，他也需要增强旧党的声势与力量，借此制衡石越。
不出赵煦所料，在他一面占据着心理优势，一面还拨擢吕大防做为一种妥协的局面之下，韩维与范纯仁虽有几分勉强，但还是接受了章惇复起的变化。为了安抚二人，亦为了翰林学士草诏与给事中书时减小阻力，赵煦又主动表示，章惇暂不回京，以参知政事工部尚书的身份，再兼宣抚副使，仍在河间，协助石越主持河间、雄、霸一带军务；同时，他又顺势提出，使田烈武兼知河间府事。
韩维与范纯仁心里面正担心章惇此人野心勃勃，回京后平生事端，又觉得他在河间足以信赖，因此虽然明知道皇帝这一手有分石越之权的意思，但他们都知道章惇也曾经依附过石越，对石越多少有些敬畏之意，便也不反对。总之与其将这个大麻烦带到汴京来，倒不如送给石越自己去领受好了。至于田烈武以武人做亲民官，虽然近数十年比较罕见，但如今是战时，从权亦无不可。
赵煦亲政之后，凡是有何主张，十条里面倒有七八条要被大臣们驳回，往往心里憋了一肚子气，还要忍着听他们婆婆妈妈的劝谏。他皇帝做了七年，何曾有一日象今日这么快活过？几件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命，竟然如此顺利的得到韩维与范纯仁的支持。
他心里面免不了要自觉自己手腕纯熟，处事十分得体，颇有些自鸣得意。不过他也知道韩维与范纯仁也不是好惹的，他这是打了二人一个措手不及，但若是自以为是拿住他们什么把柄，这两人恐怕都是吃软不吃硬，弄不好就让自己碰一鼻子灰，讨个老大没趣。因此既得战果，赢了第一局，他也就见好便收。
甚至在韩维与范纯仁回府之后，他又遣中使去二人府邸，表彰二人功绩，赏给韩维一件隋代的绿瓷琉璃、一根鹤骨杖；赏给范纯仁一条玉带、一方金雀石砚。做完这件事后，赵煦又亲自给韩忠彦、石越各写了一道手诏，恩威并施，安抚二人，既严厉责怪他们举止失当，又表示谅解他们的苦心。
做完这一切后，他心里更加得意，自觉自己一手棒打，一手安抚，直将朝中这些元老勋臣，玩弄于股掌之上。
然而，赵煦却不知道，他突然召见他的相与枢使，然后又是中使赏赐，又是夜御内东门小殿召翰林学士赐对、锁院——当天晚上，汴京便已骚然。人人都知道，这是将有大除拜的铁证。至次日，白麻[1]出学士院，经皇帝审阅，然后东上阁门使[2]持至尚书省政事堂，由中书舍人宣，宰执副署之后，再送至门下后省书……很快，整个汴京，人人都知道吕大防做了天官[3]，而章惇又东山再起，拜了冬卿兼宣抚副使。
至于田烈武兼知河间府事，自然没资格这么郑重其事，也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波澜——宋朝本就有许多武官刺史以上做知某府事的“故事”，其时武官刺史不过从五品而已，熙宁改制后，知某府事是正五品下，从五品武官自然做不得了，可是田烈武乃是正五品上的定远将军，资序上面，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田烈武在汴京名声甚好，此时又是战时，他的这道任命，甚至在给事中那儿都没遇到任何的阻力。
所有人睹目的焦点，都是吕大防与章惇的任命，特别是章惇的复起，让所有人都浮想联翩。
很快，再一次，汴京的街头巷尾，各种各样的流言，又开始疯长。其中赫然就包括宋廷是假议和的传言！
一天后，禁中政事堂。
韩维坐在一张圈背交椅上，一面细细着书案上的公文，忙里偷闲，还瞥了一眼正在伏案疾书的范纯仁，只见他右手持笔蘸墨，左手飞快的翻阅书案上的公文，然后熟练的在公文后面写批注、画押。韩维比范纯仁要大上整整十岁，此时不得不羡慕范纯仁那旺盛的精力。当他还在六十多岁时，他也能范纯仁一般，思维敏捷，绝不为案牍所累，即使再多的公文，他也能迅的处理完，而且件件妥当。可如今，他一份公文的时间，是以前的数倍，而哪怕只是简单的画押，很快也会觉得手腕酸痛，更让他害怕的是，他现在偶尔已经出现忘事的症状。
已经七十五六岁的韩维，久历宦情，早已历练成精。他已然位极人臣，终于在致仕之前，达到了人生的最顶点，尽管他对左丞相的位置不无留恋，可是他毕竟也不是那种贪权恋栈之人，也早已经想好，只须战事一了，他就要辞相致仕，回到雍丘去，或者干脆搬去西京洛阳，安享晚年。此前，他就托人去洛阳觅了一座园子，打算致仕之后，在园中种满他最爱的牡丹，再买几十个歌姬，过几年神仙也不换的生活。
因为一直抱着这样的心志，自韩维做上左丞相起，他便常有一种局外人的心态。尤其是高太后死后，看到咄咄逼人，一心想要有所作为的小皇帝，韩维虽然仍坚持自己做一个相的尊严与本份，可是心里面的退隐之心，更是愈的坚定。他也知道，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右丞相石越的一个挡箭牌。尽管他心甘情愿替石越做这个挡箭牌，尽管他与石越有几十年的良好私交，但是，做为一个大宋朝的士大夫，他永远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自尊与独立。他不能给后世留一个左丞相成为右丞相附庸的恶例，他的自尊也无法允许他如此。因此，他既要坚持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有时却又不得不为顾全大局而屈从石越的意志……这样的现实，更加令他时常感到矛盾与疲惫。
不如归去。
这样的念头，便在此时，再一次从韩维的心底里浮了上来。
“韩公、范公。”突然，一个令史出现在门帘外，欠身禀道：“辽国致哀使韩拖古烈来了。”
韩维“唔”了一声，见范纯仁从一叠公文中抬起头来，二人会意地对视一眼，便听范纯仁吩咐道：“请他到西厢房相见罢。” 北宋风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