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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马政之低效，在熙宁年间的宋朝官场上，也是罕见的。每个牧马监，每年数以十万贯计的国帑投入进去，空占着成千上万顷的草地，供给军队的战马却少得可怜。说宋朝不重视军队建设，绝对是冤枉的，被讥为“重文轻武”的宋朝，军费开支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所有文官政府中最高的，几乎可以肯定的说，它的这个纪录，不仅仅是空前，而且必然绝后——然而，宋朝的问题是，大量的军费，便如这马政一样，被贪污、浪费，却收不到应有的成效。
石越几乎是自入陕之日起，便决心要改革马政。但是马政是国之大事，牵涉的范围，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民政。其中更有一大批既得利益阶层——石越本来想从沙苑监私卖马匹给蓝家的弊案打开一个口子，来改革马政，但是查了几年，都不得要领。这中间层层庇护，利益纠缠，石越纵是个木瓜，也可以知道一二了。何况他竟是个天生的能臣，这几年处理庶务的才干，连李丁文、陈良、刘庠这些人都很是赞赏的。
本来马政的事情，因为这座冰山实在深不见底，石越也不免投鼠忌器。他的政治资本并非不雄厚：有皇帝的宠信，有士大夫中的威信，有民间的支持；在党派上，不仅得到许多庆历老臣的支持，旧党中有支持他的，新党中也有亲附他的，而且隐隐还有自己的派系；在政务上，他守杭抚陕，在中央主持改革，其推行的政策可以说影响到大宋的每一个角落，若论到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力，连王安石都得自叹不如。在军事上，倡导军制改革，对西夏接连取得两场大捷——自古以来，都是军功最重，以文臣而有如此军功，皇帝纵心有疑忌，但亦忍不住要倚为干城，而在朝廷中，他说话的份量无形中也提高了许多。
但是，纵是有如此资本，面对着沙苑监弊案后隐藏的黑幕，也不禁要迟疑，要权衡。牵涉的文臣过多，难免会激化党争；而牵涉的武将过多，则甚至有可能激起兵变。石越在暗地里也咬牙切齿了好几回，但政治是现实的。不顾一切的蛮干，既便是在你的力量足以压倒一切之时，也并非最佳之选择。因为对手是绝不会坐以待毙，激烈的冲突下，必然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就是要懂得权衡这一切。在石越看来，其实政治与商业并无本质的区别，无非是“成本、收益、风险”六字真言，只不过政治买卖的对象无所不包，远比商业的对象要广泛。而能否在这六字真言中找到一个最佳的点维持平衡，便是判断一个政治家素养的唯一标准。
石越并不希望过早的激化各个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这并非是他认为收益比不上成本，而是认为风险过大，这种程度的收益还不足以让他去冒如此巨大的风险。
而大多数时候，他也不喜欢蛮干。
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就换一条路好了。
在兴修水利、改革驿政、重定户等这一系列措施推行后，被财政紧张逼得喘不过气来的石越，终于不得不想方设法节流。而被搁置的马政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进入石越的视野。
石越推出的措施，完全是因为没钱而逼出来的。
但是他推行马政改革的时机，也算是恰到好处，至少比起几年前要更加合适。
“马政的事情若说起来实则很简单。学士上的劄子，其实是想让朝廷放下牧马监这个大包袱。故此请朝廷恩准，将陕西一路所有牧马监，全部转为民营马场，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
民间富商豪绅，竞拍买下牧马监，每年只要能保证以市价供给军队规定数量之战马，则朝廷可免其税务，否则可加以惩罚。战时朝廷要租用驮马，亦只按价租马便是。
如此亦算是官民两便。但凡陕西、河东、河北之牧马监，固然不如西夏、契丹，然亦是水草丰盛之处，果真用心经营，善配马种，再不如意，亦会比今时要好。只要能保证供马，花费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多更好的马，于朝廷亦是好事。陕西实行之后，若行之有效，将来还可推广至全国。每岁朝廷由此节省下的国帑，至少亦有十余万贯。“陈良娓娓而谈，条理甚是清晰，”然出人意料者，是此事在朝廷竟久不能决，异议者甚众。学生将所有异议归纳起来，其要者不过四条：一是以为商人重利轻义，不可信任，马政是军国之重，不可寄之于商人，持此议者甚众。这一桩事，还得多谢桑长卿，《汴京新闻》联合《海事商报》连续数月，刊发了上百篇文章，驳斥此类成见。两报援引古今事迹，力证商人因为重利，反重信用，有时更为官府所不及，且军器监改革，民营之军资较之官府作坊，物美而价廉，更是现成的例证。最后吕吉甫与王禹玉建议仿汉代盐铁会议之例，在白水潭召开会议，两派公开辩论，甚至连皇上都御驾亲临。最后朝官被辩得哑口无言，桑长卿与诸学院的士子们大出风头，此事才算暂告一段落……
陈良所说之“白水潭会议”，是宋朝建国百年来的一大盛事。石越自是早已知道，但此时听陈良说起，亦不禁脸露微笑，心中依然在遗憾自己没有机会亲临会场。自从汉昭帝盐铁会议、汉宣帝石渠阁会议、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以后，中国历史上已经太久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了——皇帝亲临、朝野官员学者共聚一堂，互相辩论政策、学术上的异同，以求达成一致，辩论之时没有人能以权势身份压人，只求以理服人，辩论之后将所有言论结集出版，公布天下，传于后世。
对于这样的场景，石越以往读史书之时，常常心向往之，不料当生活中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之时，自己却失之交臂，只能靠读着白水潭会议后出版的《义利集》来想象当时热烈的情形。
陈良歇了一口气，又继续说道：“其余三条则执论者皆不多。一是以为将所有牧马监官吏一体裁汰，过于不近人情；一是以为牧马监不止供应战马，亦担负平时牧养战马之责，一旦转为民营，此事必须解决；一是以为马政之不振，是由地理位置使然，纵然转为民营，亦不见得会更好，只恐反而坏事，且为政务在简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异论，皆不足道。枢府已颁明军令，马军须牧养战马，以精练马技。且朝廷亦可将一些战马寄养于马场，付预费用，计其支出，总要好过如今之牧马监。故此，皇上终于下定决心，准了学士的《再论马政劄子》，其意也是想看看陕西一路施行之效果如何。毕竟全国牧马监，陕西一路只占少数。但是，朝廷却又加了一个尾巴，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
石越微微叹了口气，侧过头去，却见李丁文微微睁开眼睛，二人四目相交，心照不宣的交换了一下眼神。朝廷加这个尾巴，内里涵义是十分丰富的。一个马政，不知道牵扯上了多少官员，虽然白水潭会议辩论失败，让皇帝下定了决心，而那些既得利益者迫于舆论，亦不得不退步，但是他们毕竟不肯轻易吐出这块肥肉的。在技术上设置一个小小的障碍，只许陕西籍人经营陕西路之马场，立马就将汴京、江南、蜀中那财大气粗的富商们挡在门外，从而除去了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他们一定是自信在陕西路内，无人能竞争过自己的。而只要马场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经营得好，利益是自己占了；经营不好，则是石越的马政改革失败。到时候推动重来，又可以吸吮国库的钱财。而在皇帝方面，肯定也不愿意见到江南的富商们到处伸手……
“还真是敢小看我石某人啊！”石越在心里冷冷的说道。“只要准了马政改革劄子，此事便操于我手，我还不信陕西这么大地方，还找不到几个合适的人来经营马场。”石越是绝不能容忍马政改革被破坏的——将牧马监转为大规模的马场，在石越而言，也不仅仅是改革马政这么简单，这还是他雄心勃勃的改善整个陕西生态环境计划中的一环。陕西的疲弊，除了当时现实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很大原因，便是千余年来的过度开发，耗尽了陕西的元气。在石越看来，将陕西由农耕生产方式，逐步转变为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是恢复陕西生态的关键。熙宁年间的陕西，相比起一千年后的陕西来说，还是大有可为的。将保护生态的关键地带，逐步转变为牧场，防止农业带来破坏，留给子孙后代的陕西，完全可以重现它“天府之国”的美誉。若从这个角度来说，陈良现在所耗费心血而努力的，还不仅仅是百年之计，而是千年大计！
“学士事先已有钧令，凡涉嫌沙苑监案的家族，要尽量避免让他们竞拍下牧马监。”陈良无奈地苦笑道：“但将这些人排除之后，学生却发现，整个陕西路，竟找不出几家有资格又愿意来竞拍马场的人家了。陕西一路的风俗学士是明白的，清白持家的士大夫的确也有许多，但是大多不喜货殖，讲究的是诗书礼义传家。让他们力耕、垦田、淤河、兴修水利，他们不会后人，但是让他们从事货殖、经营马场，却是多半不屑为之。且平心而论，最适合经营马场的几家，反倒是与沙苑监案有牵涉的几个家族……”
石越听到这些话，虽然明知是事实，脸却不由自主似的沉了下去。
“子柔的意思是，我绕不开这些人？”石越冷冰冰地问道。
“学生是以为，至少，学士绕不开卫家。”陈良并没有因为石越不喜而有所畏缩，照样直言不讳。
“啪”地一声，石越一掌重重地拍在桌案上，桌上茶杯乱晃，茶水溅得到处都是。
陈良毫不退缩，一双眸子直视着石越。
李丁文微微睁开双眼，望着二人，半晌，方淡淡说道：“公子，小不忍则乱大谋。行大事者，岂能无容人之量？”
“是容人还是藏污纳垢？！”石越讥讽地说道，“卫家不过一土财主，凭什么便非得俯仰其鼻息？”
“为行大善，有时候必须忍小恶。”李丁文严肃地说道：“且公子所言差矣，卫家非土财主可比。且不论其家世背景，单是卫棠与《秦报》今日之影响，便是不可轻视者。汴京之人，能视桑家为土财主否？”李丁文说话全不客气。
石越转过头，久久注视着李丁文，心中实是恼怒异常。但即便是盛怒之时，他心中也有一丝清明，知道自己恼怒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李、陈二人，说的都是事实。这等事情，若是才来那几年倒也罢了，那时候夹着尾巴做人，尚且要战战兢兢，每晚睡觉之前总要“三省吾身”——不过省的是当天的言谈举止，有没有什么失漏，会不会授人以柄，生怕有半点不妥，自己生死荣辱事小，一腔抱负却只能付诸东流，因此若以当时之心情而论，倒是平常。但时至今日，他以朝廷重臣、宠臣的身份，负安抚一路之重，石越在陕西可以说过惯了一呼百诺的生活，但即便在声望日隆之时，如日中天之时，面对着极为厌恶的“恶势力”，也不能为所欲为，实在让人心中有如憋着一股闷气，左冲右突，却无处发泄。自己自以为巧思妙策，要将陕西这些地头龙戏耍一把，不料到头来，还是要寻求与他们合作……
“卫棠！卫棠！”石越恶狠狠的念着，他心中仿佛有个魔鬼探出头来，用充满诱惑力的语调说道：“你有这个权力除去挡在面前的石头。只要你挥挥手，权力、阴谋……没什么不能绕开的，没有什么要妥协的。应当是他们怕你，向你妥协，而不是相反……你应当向他们展示你的权力与手段！”
人一旦拥有支配他人的力量，就很难抑制住去使用它的冲动。
使用包括权力在内的暴力手段去压迫他人达成自己的目的，永远是最简单、最痛快的行为。
但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越是最简单、最痛快的手段，便越是要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人类极容易沉浸于其中，而无法自拔。维持社会良好运转的规则也会被击得粉碎，接下来便是一步一步走向残酷与血腥的相互斗争，报复与反报复。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当司马光要将新党大肆贬斥偏远之地的时候，范纯仁就清醒的意识到，从此大宋的政治斗争将走向更加残酷的方向。而历史亦果然如他所料，恶性的循环一旦开始，就难以阻止，从此新旧党争愈演愈烈，宋朝也在这党争中丧失元气，最后走向亡国。到了那种时候，既便有程颐这样的人进行自我的反省与反思，但是却也无能去阻止历史的惯性。
除掉卫家只是举手之劳，大规模的铲除陕西所有不顺眼的士绅也不是难事。但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没有让人信服的证据，在既有的规则下去打击对手，而是依赖于权力与阴谋去打击敌人；敌人同样也会不惮于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自己。他石越可以对付卫家，别人难道就不敢对付唐家、桑家？
人人都知道旧的社会规则有许多的问题，特别是阻碍到自己时，更加会怒不可遏。但是在破坏了旧的规则之后，又会怎么样？
建设永远都要比破坏难上上百倍。
养成良好的社会传统需要上百年，甚至是数百年，但是破坏起来，却不过需要几十年，甚至是十几年。
“程颐说得对，嫉恶太甚，亦是一弊啊！”石越的理智还有说话的机会，“石越，你付出这么多努力，可不是想要个历史重演的结局！”
“这个‘长安君’，与卫洧、卫濮，毕竟有些不同。”陈良从容说道，“《秦报》这几年之间，鞭挞贪官污吏，直斥时政之非，在蜀中、关中、晋地都有相当的口碑。便在驿政改革、改革户等、兴修水利等事上亦立场鲜明，支持学士。且卫棠能重金礼聘陆佃为《秦报》总编，对陆佃信任有加。又派遣记者，前往延绥、环庆、熙河诸边塞之地采访，向国人介绍国朝边境及西夏、吐蕃之真实情况，使国人头一次了解真实之边疆，而不再是听信那些荒诞古怪之传说……仅此一事，三大报皆竞相转载，《秦报》与卫棠名扬天下，卫棠赢得‘长安君’之美誉，亦并非幸致……”
石越此时已平静下来不少，卫家不仅与沙苑监弊案纠缠不清，而且牵涉到与高遵裕等边将走私，至于其他贿赂官府，谋取暴利之事，更加数不胜数，这些事情石越心里十分清楚。但是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切实的证据，而卫家的关系，牵扯到已故的太皇太后的母家曹家、当今皇书名太后高太后的母家高家、皇帝的亲弟弟，有“贤王”之名的昌王程颢、大宋数得着的几大官宦世家之一的韩家的韩绛，且卫棠声名鹊起后，更是交流满天下……这样的家族，的确也不是什么“土财主”，不是可以随便入罪的。
而另一方面，石越也清楚陈良说的都是事实。卫棠与他的《秦报》，在政治立场上，是开明的，对自己颇多声援——甚至卫棠本人也一惯是以石越的学生自居的。逢年过节，卫棠总要恭恭敬敬地派人送来礼物，或者亲自来府问安，只不过石越以方面大臣，不能私自结交地方豪贵为由，从来没有收过他的礼物，然而卫棠却亦是一直执礼不废。当然，石越也知道陈良口中的卫棠，只是卫棠的一面——在另一面，石越确信卫棠此人绝非所谓的“君子”。他站在传统的陕西士大夫之立场，大张旗鼓的非议石越重视商业的作法，却无视他们卫家却因为陕西商业的繁荣而受益良多的事实；他道貌岸然的批评陕西走私猖獗，但他们卫家却是陕西最大的走私家族；石越下令将官妓组织起来，每日在勾栏公演曲目，靠售卖门票获利，更是被《秦报》大加讥讽指摘，认为石越是在败坏风俗，是“儒教之罪人”，甚至因此还导致了御史的弹劾与一场报纸上的口水战；至于因为私妓业日渐繁荣而指责石越缺少作为的言论，更是《秦报》上最常见的——尽管卫家父子一样购买门票去勾栏看官妓们公演，一样无所忌讳地出入场所……
在某种程度上，石越承认卫棠是个聪明人。石越自己为报纸的言论自由立下的法令，被卫棠充分利用。对于石越，他一半高调赞扬，一半高声反对，从而让支持石越的人轻易不能抓住他的把柄，却也讨得了反对石越的人的欢心。《秦报》凡是批评石越之政策行为，都是从礼法道德的高度下手，以不动声色地替《秦报》最大的读者群——陕西路的士大夫们代言，博取他们的欢心。而在另一方面，卫家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石越带来的好处，并且以一种“小骂大帮忙”的姿态，来避免过于激怒石越及他的追随者。
对于这样的一个卫棠与《秦报》，石越的确也有点无可奈何。在第一次见卫棠之时，石越绝对想象不到，那个年青人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可以迅速成长成一个几近完美的“政客”——他的确拥有适合他转变的家世，但是石越还是隐隐觉得在卫棠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既没办法了解，亦没有这个精力去关心这些事情。
“……况且，学生以为，陕西巨室实多以卫家为马首，学士抚陕，当以安抚之上；且若昌王见怪，总是不便……”
石越不耐烦地挥了挥手，道：“子柔的意思，我已经知道了。”
但仅仅是知道，是不够的。
“学士，马政之事，实是拖不得。”陈良礼貌而又坚决地说道，“朝廷于马政之事并不放心，有传言要派石得一来秦……”
“那个阉竖？”石越冷笑道，“子柔是自何处听来的？”
“长安街头巷尾，多有风传。只怕亦不能不防。”陈良亦不甚自在的道，“国家诸内侍，以石得一为最可恶者。无论士夫民间，稍有小事，便密报于上，以此邀宠。所幸皇上甚少让他离京。此番若让石得一来陕，还不知要惹出多少是非。若马政能在这阉竖来之前停当，则少去许多烦恼。且大战在即，亦容不得拖下去……”
“石得一。”石越不屑地撇撇嘴，但终是没有说什么。倒是李丁文眉毛一扬，欲要插话，似乎从眼缝中觑见石越神色，嘴唇只微微动了一下，终于也没有说什么。
“便照着子柔的想法去办罢。”石越还是决定接受现实，“子柔你再去一次沙苑监，看看能不能将之扩大一点——稍大一点的牧马监，可以分割成两个或三个马场。你再挑几个人去一次延绥，沿边大族中，便没有对马场有意者？”
“是。”陈良总算松了口气。
折可适本是呆不住的人，在驿站没多久，因听到驿站的人与旁人说起当天晚上，长安的官妓要在一处叫梨花园的地方公演《剑舞》——这本是宋朝有名的歌舞故事剧，演的是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之事，其间从汉高祖斩蛇起义、项羽设鸿门宴说起，贯穿许多关于剑与舞的故事，十分精彩。折可适素来久闻这曲目的名声，只是府州虽然也有军妓、官妓，但毕竟是偏远地方，无法与内地大郡相提并论，竟没有妓者会这个舞蹈。加上又听说当晚之舞戏，是长安第一名妓董乐娘亲自挑台扮公孙大娘，更是勾得折可适好奇心动，非去不可了。
傍晚时分，折可适从驿站租了辆骡车——长安的驿馆，怕犯了帅司衙门的禁令，没有人敢租马匹给私人。好在折可适生性洒脱，也并不介怀，只坐着骡车到了梨花园，只准备看戏。不料，待他大摇大摆下了车来，竟是大吃一惊——梨花园前面人山人海，车马停满了整整一条巷子。他从下车的地方走到梨花园的门口，几乎要走半里路，而这半里街道之上，却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男女老幼。
折可适几曾见过这等场面？他又从来没有过“买票”的概念，也不知道要在何处买票，只好询问车夫。
那车夫听到他相问，竟是呆了一下，不可思议地反问道：“官人不曾事先买票么？”
书名“还要事先买？”折可适也呆住了。
车夫这才知道这个外地人竟是什么也不懂，但折可适虽然穿着便服，可他却是亲眼见到是帅司的人将他送到驿馆的，因此也不敢轻慢，连忙耐心解释道：“董乐娘是长安头牌，平素一般人想见她一面也难，但凡她上台演戏，总是要预先买票定座的。官人这些时候才来，依小的看，也只好打道回府……”
折可适听到这话，不禁大为扫兴。正要败兴而归，抬头又了看了一周围，忽然计上心来。
他向车夫笑道：“你先去回去，既来了，我不如到处走走。”
“那官人要记得早点回驿馆。长安虽放宽了，但子时以后，仍是要宵禁的。”车夫好心提醒道。
折可适点头示谢。待车夫调转车头走了，他又左右观察了一下，沿着梨花园的围墙，专往人迹少的僻静处走去。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折可适从地上捡了一颗石头，轻轻扔进院中，自己在墙外听了半晌，见里面并无动静，当下将袖袍一挽，竟翻起墙来——以折可适的身手，区区一座梨花园的围墙，怎么拦得住他，自然是轻松便翻了进去。
军旅生涯，虽然只是马上的生活，但是对于鸡鸣狗盗之事，似乎也颇有助益。他从后花园一路观察地形，小心避开生人，没用得多久，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前面的戏楼之中——此处也是人山人海，肩踵相接，三面楼的楼上楼下，戏台前的平地上，都坐了各色人等，而过道之中，还挤满了站着人群，折可适便往人群中一挤，津津有味地看起戏来——折可适是世家子弟，平素里看戏观舞，总是人家郑重其事的相请，或者一群将领，或是一堆士大夫聚集在一起，哪里曾如今日竟要翻墙逃票，与一群市井小民挤在一堆，连个座位都没有——但偏生折可适还觉得甚有趣。
此时那戏台上，两个舞者正在一同唱着一曲《霜天晓角》，折可适细听歌词，却听唱的是：
莹莹巨阙，左右凝霜雪；且向玉阶掀舞，终当有用时节。唱彻，人尽说，宝此刚不折，内使奸雄落胆，外须遣豺狼灭。
“终当有用时节。”折可适只觉歌声悦耳，歌词中意，不由轻声哼唱着。
戏台上两个舞者唱罢，便是乐部唱曲子，舞者舞起一段《剑器曲破》来。只见衣带飘扬，剑光耀眼，柳腰莲步，渐欲迷人，看人眼花缭乱，台下顿时响起一片叫好之声。
两个舞者舞罢，二人分立两边，另有两个穿着汉朝服饰的舞者出来，在戏台中间一张摆着酒案的桌子两边对坐。“竹竿子”拿着竹竿拂尘上前来，清声说道：
伏以断蛇大泽，逐鹿中原，佩赤帝之真符接苍姬之正统。皇威既振，天命有归，量势虽盛于重瞳，度德难胜于隆准。……
折可适便知道接下来便是演鸿门宴了。此时虽然离唐装出场的公孙大娘尚远，但折可适却已是心驰神往，完全融入到戏中的世界了。如此不知过了多久，忽然间，只见到满座一齐鼓掌的鼓掌，叫唤的叫唤，便见两个汉装舞者徐徐退场，进场两个唐装舞者，其中一个却是女子，折可适只听到旁边有人不断地叫着“董乐娘”，便知那个女子是眼下的“长安第一名妓”董乐娘了——宋代民俗，卖身者为娼，卖艺者为妓，要当得上“长安第一名妓”的称号，必然要才貌艺三绝。折可适也想知道这董乐娘长得是何模样，连忙定睛仔细望去——只觉得那董乐娘，粗看起来，其实相貌也是平常，虽然也可称美貌，但这种程度的女子，妓者中并不少见；但细看第二眼，便觉得她一只鼻子生得甚是可爱，倒似是用冰雕用玉琢就一般，便是放到她脸上，便是绝配，绝半点瑕疵，而若是换到别的女子脸上，却总要损了几分颜色。折可适虽然早已娶妻，但平生半在倥偬，少近女色。忽然间见到如此佳人，只觉心中一动，不竟得生出几分难得的怜香惜玉之情。
只见那董乐娘手执短剑，端立于裀席之上，观其神态，便仿若一个大剑客一般，眉宇之间，竟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仿佛举世之间，莫逢敌手，茫茫天地，难觅知音。然而自其浑身上下，又找不到一丝一毫的骄傲自得之气，你看她是平和的，但是试图接近之时，却觉得她的高高在上，她便然在风尘之中，亦只得仰慕之。
那“竹竿子”将拂尘搭在一只手上，在一边抑扬顿挫地说着：伏以云鬟耸苍壁，雾縠罩香肌，袖翻紫电以连轩，手握青蛇而的皪，花影下游龙自跃，锦裀上跄凤来仪，逸态横生，瑰姿谲起。领此入神之技，诚为骇目之观，巴女心惊，燕姬色沮。岂唯张长史草书大进，抑亦杜工部丽句新成。称妙一时，流芳万古，宜呈雅态，以洽浓欢。
一段念完，“竹竿子”将拂尘一甩，退至幕后。便听乐部开唱曲，和着乐曲，董乐娘与另一个舞者便舞起剑来。这一番剑舞，在旁人看来倒也罢了，虽然赢得一阵阵喝彩之声，但平常之人，亦不过是看个热闹。但在折可适，却是大吃一惊——他看到那董乐娘一击一格，一撩一架，虽是为了赏心悦目而加了许多好看却无用的变化，但是从她的步法与手腕的动作，折可适却可以肯定董乐娘是会真正的剑术的。
其实妓女会武艺，甚至精擅骑射，在宋朝并非是稀罕的事情。汴京教坊，有不少妓女，其射技便是寻常的禁军士兵，都是望尘莫及。但折可适此前接触过的歌妓，却都是只会诗画歌舞，从未有过如董乐娘这般，似乎竟是受过严格的剑术训练的，自然是大感讶异，对于董乐娘这个女子，竟也生出前所未有的好奇心来。
《剑舞》表演完后，又有当时人孔三传首创的诸宫调杂剧，而最后压轴戏，却是一剧《千里送京娘》，由董乐娘来扮京娘——这个故事，本来是流传于民间的传说，说的是宋太祖的英雄事迹，但是当时毕竟是宋朝，虽然是替宋太祖歌功颂德，但若说是宋朝之事，则只怕没有人敢演一条盘龙棒打出八百座军州的好汉赵匡胤。因此那编写剧本之人，便想了个主意，竟将此事强按在了唐太宗的头上。一般看客，无论贵贱贤愚，却也乐在其中，虽然戏中一口一个“李公子”，但却人人皆知那是“赵公子”。而宋人写的《千里送京娘》与冯梦龙之版本，也大相径庭。其中那京娘，便不是弓鞋小脚，最后也没有自缢而死，而是在“唐太宗”即位被收为义妹，共享富贵，竟是一个大团圆的喜剧。
因为这出戏是新编的，折可适以前从未看过，此时倒也看得津津有味。而董乐娘扮演的京娘楚楚动人，反抗强人时机智贞烈，与她演公孙大娘之时，竟全然是两般模样。演公孙大娘之时，董乐娘是让人又敬又爱；演京娘之时，却是让人又怜又爱。折可适几乎想要自己跳到台上去，护送着京娘回乡了。
如此不知不觉间，便听到梨花园内的大座钟响起，竟到了亥初时分。“竹竿子”到台上做了团团揖，说了几句散场的场面话。梨花园园门大开，所有看客都陆续离场回家。折可适却挂念着想与董乐娘说上几句话——他第二日便要离开长安，下次来长安根本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他与董乐娘素昧平生，且一个武官，在宋朝也不见得有多高地位可言，以董乐娘的身份，未免便肯见他。若是一般人，便是心中喜欢，亦不会去做这种孟浪之事，怕的是自取其辱，若是被一个歌妓取笑，传扬出去，面子上挂不住。
但折可适却并不理会这些，竟是打定主意，定要向董乐娘一诉衷肠。他曾经听军营中的书记官讲过魏晋的故事。道是有一个人，突然想念朋友，便星夜前往，到了门口，却不进屋，立时折回，别人问时，他便说是“乘兴而往，尽兴而归”，如此便足矣。折可适生平极为仰慕这些古人的风范，本人的性格亦是喜欢洒脱而不拘小节。因此，他既然心中喜欢，便不愿留下憾事。
有了这个心思，折可适便磨磨蹭蹭，等着众人散尽，又眼看着董乐娘上了一辆马车，便悄悄跟在后面，尾随而行。好在那马车为防颠簸，驶得甚慢，折可适大步尾随，倒也跟得上。只见那马车在长安城中东拐西弯，跑了有半个时辰，终于驶进一间院子中。此时夜色已深，只有院子前面有两盏昏暗的灯光，折可适远远望去，却看不清是什么所在。只隐约听到有几个人低声说话，还有一人的声音竟甚是耳熟。折可适更觉得奇怪，借着夜色掩护，悄悄走近了过去，顿时大吃一惊，几乎叫出声来。好在他反应甚是敏捷，立时便用手将嘴死死掩住。 北宋风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