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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倒有个办法。”石越谨慎地措辞着，秦观与薛奕，都曾经拜会过他，高丽的局势，他已经反复地考虑过许久。“大宋要保持对高丽的影响，不但不能停止贸易，还应当加深贸易。适当地让高丽人更深地参预到海外贸易中，是一个长期的办法。但短期内，只恐难见成效。但若白送钱财给高丽人，这却是个恶例，臣亦反对这样做。”

　　石越小心地回视了皇帝一眼，又继续说道：“臣以为，不如借一笔钱给高丽。”

　　“借？”赵顼不由反问了一句。

　　石越微微点头，道：“高丽国缺钱，借钱给高丽，可以起立竿见影之效。但这笔钱也不能白借。朝廷如今国库拮据，一文钱也不能乱花，骤然间要掏出一大笔钱借给高丽，对朝廷财计，无疑是雪上加霜。”

　　赵顼听得频频点头，却听石越又说道：“臣估算了一下，以国朝与高丽之间的贸易总额，朝廷每年借给高丽国一百万缗钱左右，便足以巩固王运之王位。”

　　“一百万缗？！”赵顼几乎吓了一跳。

　　石越毫不迟疑地点点头，又道：“一百万缗。以后借多少，可以再商议。第一笔借款，要起到作用，不妨就多一些。这笔钱虽然借给高丽，但是，该怎么花，却不能由高丽人作主。”

　　赵顼不知不觉间，便被石越的主意吸引住了。

　　“朝廷借给高丽的一百万缗，高丽国必须全部用来购买指定的大宋商品。所以，这一百万缗，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数字。朝廷也不必真的运一百万缗铜钱到高丽。”石越怕赵顼不明白，又解释道：“比如高丽国想买大宋某家商号十万斤盐，那么高丽人可以只要出二成或者三成的铜钱，其余七八成的货款，便可以从这笔借款中抵销。那家卖盐给高丽国的商号，拿着相应的凭证，再到朝廷这里来领取剩余的货款。朝廷扣除商税后，再交付货款便可。如此一来，高丽国的危机，便可迎刃而解。而朝廷借出去的钱，归根结底，还是宋人赚到了。而且，高丽人也不可能一次便将这一百万贯的借款花光，他们交易时毕竟有一个时限，国库也可以得到缓解。”

　　赵顼听到这里，精神不由一振。但凭他对石越的了解，知道石越肯定还没有说完，便只是赞许的点了点头，继续听石越陈叙着。

　　“除此以外，借钱便要有抵押，或有担保，还要定下还钱的期限。何时还钱，利息几何，这些可以由有司与高丽使者去谈判。总之不妨放宽点，但不能让他们觉得太轻易。”石越娓娓而谈，赵顼恍然之间，竟感觉到似一个巨大陷阱，送到高丽人的面前，“臣不指望着高丽人如期还款，借钱容易还钱难，自古皆然。臣以为，不妨便让高丽人以物抵债。今年高丽人借了朝廷一百万贯，明年朝廷让他们用谷物还债，高丽国这一年间，便得拼命种谷物；若让他们用人参还债，他们这一年间，便得拼命挖人参；有朝一日，陛下若要用契丹战士的头颅来抵债，高丽人亦不敢不从……这笔借款，便如同一根绳索，勒在高丽人的脖子上，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既不能让他们欠太多的债，免得逼急了他们翻脸不认账，跑到辽人那边。也不能太少，太少作用便不大。要恰到好处，便要靠利息与抵押。在他们的偿还能力之内，他们借得越多，利息越低，买货物时价格越低，要付的现钱越少；借得越少，则反之……”

　　说到这里，赵顼已接过话来，笑道：“朕看用不着这么麻烦，朝廷肯借钱给他们，其焉有拒绝之理。”他说的却是实情，自春秋战国之后，国与国之家互相借贷的事情，便几乎从未出现过。宋朝开出如此条件，对于王运来说，简直便如同天上掉肉饼一般。他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最要紧的，是朝廷有讨债的能力。”石越也笑道，“与朝廷交好，最不济，可以挖东墙补西墙，可以年复一年的借钱度日；若胆敢交恶，钱借不到了，还要引来兵戈之灾。只要他们借了第一笔钱，高丽国便从此被牢牢地绑在了陛下的战车之上。只要朝廷不逼人太甚，高丽国从此便是大宋最可靠的盟友。”

　　“最可靠的盟友？”皇帝不由得哑然失笑，他笑着摇了摇头，却不是否定石越的建议，而是在感叹着。司马光对于财政的看法，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对于国家财政来说，的确是重要的。但是，司马光依然过于谨慎了，除了裁并州县，汰减一部分官员，是由他主持的。此外诸如军制改革裁汰老弱兵士、整编禁军；发行交钞等等较为积极的财政措施，都与司马光没多大关系。凡是涉及到财计上的问题，司马光都没有太多的办法。在皇帝看来，他的户部尚书，只知道一味的保守与谨慎。这与赵顼的性格，无疑不太合拍。但是皇帝也需要司马光，一方面司马光的存在，有极重要的政治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司马光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狠拉缰绳，将狂驰中的奔马勒住，以免跑得太快，而掉下悬崖。所以，皇帝让司马光掌握户部，却将太府寺始终交到理财较有手段的石党和新党手中，不让旧党染指。

　　在皇帝看来，石越是一个永远不会让自己失望的人。他总能找到巧妙的办法，来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点很重要。赵顼胸中的雄心壮志，在即位十八年后，不仅没有熄灭，反而越燃越旺。他需要有才干的大臣，特别是在有事之时。

　　但赵顼的身体并没有配合他的心情，因为精神突然的亢奋，他忽然急促地喘息起来。

　　“陛下！”石越心头浮过一片阴云，声音竟有点颤抖。

　　“朕没事。”赵顼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出三个字，又停了好一会，仿佛在积蓄力量，方又说道：“今日便先议到这里。卿回去好好想想，朕想给六哥、七哥找个老师……”

　　石越没有想到的是，自十七日琼林苑接见，直到七月二十日，皇帝竟然都一直卧病不起。虽然这对宋朝政府的运转来说构不成太大的影响——宋朝的政治传统与新官制的精神，都不太需要皇帝处理具体的庶政，皇帝真正需要的，只是掌控高级官员的任命，以及充当最高的裁决者；但是，皇帝的健康与否，依然关系到政局是否稳定。两府宰执大臣经过商议后，决定不顾各国使臣在京这一事实，公布皇帝的病情。这一看似极为自信的举措，其实已经表露了宰执们的担心——他们害怕皇帝突然崩驾，如果不事先公布病情，就可能引来许多的猜疑，对于以后的朝局十分不利。尽管邸报与《新义报》上发布的病情，经过了许多的修饰，但是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皇帝病得已经极严重了。

　　而紧接着，又有两种流言，开始在汴京流传。第一个流言，是据说皇太后与皇帝正在给太子寻找合适的儒士当老师，太子赵佣，很快便要出外到资善堂读书。这个流言流传很广，很快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注意，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太子的老师，这明显便是飞黄腾达的捷径。而另一个流言，却只有极少数与禁中的内侍关系密切的官员才知道——据说，皇太后瞩意的资善堂直讲，是白水潭学院院长、《汴京新闻》总编桑充国，以及白水潭学院明理院院长、著名的理学家程颐。没有人知道这个流言是何处传出来的，但人们都相信它与禁中的内侍有关。这个消息是如此的宝贵——如果皇帝崩驾，不到十岁的太子继位，高太后显然会垂帘听政。迎合皇太后的意思，是博得皇太后好感的重要方式。而且，这是不要担任何风险的——桑充国与程颐可以说是当今天下没有做官的儒士中，声望最高的两个人。他们道德高尚，掌握着清议的力量，学生遍布天下朝野，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两个人当资善堂直讲，品德、才华、资历，都不会有任何质疑。

　　他们之所以没有立即上书举荐，仅仅是因为皇帝没有明发诏旨。病榻上的皇帝，精神格外的脆弱，而且也似乎更容易动怒——三天之中，他唯一处理的朝政便是，不顾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接受了一直告病的文彦博的辞呈，让文彦博以太傅的身份判大名府，拜韩维为枢密使。

　　这不是一次平常的任免。

　　权力格局的脆弱平衡，随着皇帝的重病，文彦博的出外，已经开始破裂。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这个时候，皇帝没有明发诏旨要替太子选师傅，你却不知好歹的上书，这不明明是咒皇帝死么？

　　但这个沉默却并没有更长地维持下去。

　　二十一日，去西京濮安懿王陵园献祭回京的金紫光禄大夫、景城郡公赵仲璲上表，请皇太子出外至资善堂读书，并荐布衣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

　　赵仲璲是现任濮国嗣王、宗正寺卿赵宗晖的儿子，皇帝赵顼的堂兄。因为赵宗晖年老体弱，赵仲璲近十年来，受诏担任祭礼之职，在宗室中辈份虽然不是很高，却德高望重。说话极有份量，新官制后，宗正寺卿一直由英宗的兄弟们依次接任，但此时实际主持宗正寺事务的，却是赵仲璲。因此连皇帝也要敬他三分。

　　赵仲璲的奏折，仿佛正是坐实了之前的流言。不待皇帝批复，顺水推舟举荐桑、程为资善堂直讲的奏折，竟如雪片般地飞进禁中。

　　“荒唐！荒唐！荒唐！”听着陈衍转叙着外面的流言，高太后直气得浑身发抖。让桑充国与程颐担任资善堂直讲？高太后想都没有想过。她或许还听说桑充国的一些事迹，但程颐在士林中名气虽大，高太后却也仅止是听说这个名字而已。而这一切，居然还是“承太后之意”！

　　“这宫里头，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竟然胆大包天到敢出去造谣！”

　　“娘娘，老奴以为，空穴来风，必有其因。定是有人想着让桑、程二人，当太子的师傅，才出此奸计。”陈衍壮着胆子说道，他总觉得这事背后，有着巨大的阴谋。但却到底不敢胡乱开口。

　　“你是说桑充国和程颐？”高太后迅速地反应过来。没有非常的富贵，怎么敢行此非常之事？连皇太后都敢利用。

　　“老奴不敢妄言。”陈衍是极小心的老，借给他一个胆子，他也不敢妄言。

　　“桑充国、程颐不过是两个布衣，有什么本事支得动这么多官员？又有什么本事使得动赵仲璲？”高太后冷静下来，沉吟道，“果真他们能差得动这许多官员举荐，他二人想进资善堂，也不是太大的难事，何苦要出此下策？”高太后到底也是个聪明人，立时便想到，桑、程果真想要进入仕叙，方法多的是，纵算是想做帝师，也犯不着出此下策——只要不是太愚蠢的人，肯定都能知道，皇帝若有万一，倘是太子即位，那么实际主政的，一定是她高太后。得罪了她又能有什么好处？区区两个资善堂直讲，她随便找个借口，便可打发了。桑、程二人她虽不深知，但二人素有虚名，亦不至于利欲熏心至此地步。

　　但若这背后之人，并非是桑、程，又会是谁呢？

　　想帮桑、程的人，倘使蠢到这种地步，便断断想不出这样的妙计来——胆大到算计起皇太后，还能差动赵仲璲上表，这不是愚昧之人所能使出来的手段；但若说是桑、程的仇家，想设计陷害他们，用这样的手段，也未免太不可思议了一点。

　　难道是为了六哥？

　　高太后心里一动，向陈衍问道：“桑充国、程颐之品行，外间风评如何？”她话一出口，便即后悔，赵仲璲一封奏折，能让这么多随声附和，这二人的名声，还能差得了去？

　　果然，便听陈衍回道：“回娘娘，这两人，都素有刚直之名。程颐的几个得意弟子，在朝中做的都是御史、给事中。”

　　高太后亦不由得糊涂起来。桑充国她是知道一些的，白水潭学生弟子遍天下，而程颐的门人能做到御史、给事中，那也不是寻常布衣可比。这样两个人，声誉又好，又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为人还正直——这不是为了太子好么？难怪外间这么容易便轻信这谣言。但既是为太子好，却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显然也非正人所为。

　　“太子身边有奸人。”一个念头顿时浮了出来。高太后心里仿佛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但哪怕在陈衍面前，她也不肯表露分毫，只淡淡说道：“你去召赵仲璲，我要见见他。”

　　陈衍迟疑了一下，看了高太后一眼，小声回道：“娘娘，景城郡公现在在睿思殿。”

　　“桑充国、程颐究竟是怎么个好法，朕倒要听听堂兄亲口说说！”赵顼一双深陷的眸子，冷冷地望着赵仲璲，仿佛要穿透他的内心一般。

　　赵仲璲避开了皇帝的目光，恭谨而又坚定地说道：“桑充国、程颐负天下大名十余年，此二人，品行、学问、声望皆上上之选。明代遗贤，是宰相之失。官家虽不能用，何不留予子孙？臣以为，以此二者辅东宫，必能使东宫亲贤臣远小人，成为一代明君。”

　　“明代遗贤？”赵顼哼了一声。

　　赵仲璲上表推荐桑、程，一方面是听了士字辈的几个子侄的建议，宗室中都说皇太后属意此二人——他儿子甚至言之凿凿，说是某位国公曾经亲口说，听到皇太后夸赞桑、程，众人都撺掇着他来担这个头。另一方面，赵仲璲参预宗正寺事务，免不了要管理宗学，桑、程之名声、品行，自然是如雷贯耳。他亦不比寻常宗室，别人在这等事上，只能干着急，而他论亲论贵，都是可以说说话的。而且，纵然因为多管闲事被皇帝驳斥了，却到底也是在未来的皇帝那里立了一功。在他看来，以桑、程二人的资历，做资善堂直讲，是断无不许之理的。因此这才当了这出头鸟。却不料皇帝竟如此不喜桑、程。

　　但赵仲璲的这些私心后面，却也未始没有公心。凭他的本心，亦是认为桑充国与程颐，是极合适的，而且也相信推荐这二人，于社稷是有益无害的。因此皇帝虽然不悦，他却并未乱了方寸，并不肯便此退缩了。

　　他腾地跪了下来，朗声道：“臣有肺腑之言，敢陈于官家面前——皇太子年幼，若以朝中大臣于资善堂讲读，此一派说此一派的道理，彼一派讲彼一派的注疏，于东宫实有害无益。若其只顾了互相倾轧、争宠，于皇太子又有何益？桑充国、程颐虽是布衣，然盛名布于天下，且皆讲学十余年，亦有当师傅的资历。二人为人刚直，又脱于党争之外，实是极难得者。官家若要为太子寻师傅，舍此二人其谁？臣愿官家三思之。”

　　说到这里，他略迟疑了一下，一咬牙，又继续说道：“且……且，官家若是有不讳之事，太子也须得有得力之人扶持。桑、程二人乃当世大儒，实为天下清议之领袖。二人虽为布衣，而门生遍于天下。得此二人在东宫，储君之位，谁得动摇？汉惠得商山四皓，而高帝知人心之向。伏乞官家三思之！”

　　他说完这些话，已是汗流浃背。这已经是挑得极明了，桑充国、程颐，是决计当不了权臣的，但是凭其声望与影响，若争取到太子一边，对于太子巩固大位，将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说出这番话来，却也是后果难料。这已经是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宫廷斗争当中。这可不是赵仲璲的本意。一个宗室，哪怕是宗正寺卿，对于皇帝家的家务事，也不应当知道得太清楚了。揣着明白装糊涂，是长寿的第一要诀。虽然身上都流着太宗皇帝的血，但是君臣之隔，有若天壤之别。赵仲璲心里一面是对自己强出头的悔恨，一面是对未来命运的忧惧，二者交杂在一起，全身都不由得微微地颤抖着。

　　他话说到这个份上，赵顼亦没有听不懂的。他斜靠在榻上，半睁双眼，静静地看着赵仲璲。半晌，方说道：“堂兄忠心可嘉，却是想左了一些事情。我家立国已久，人心早定，用不着什么商山四皓来示人心向背。且六哥位份早定，还有何人敢妄加觊觎？朕让堂兄代管宗正寺，是盼着堂兄以德治家，以正道服人。祖宗得此天下，是由天命德化，非是由权术算计。天命若在六哥这里，凭谁也夺不去；天命若不在六哥这里，费尽心机也守不住。朕用不着什么桑充国、程颐！”

　　“臣糊涂，臣糊涂！”赵仲璲忙不迭地叩头请罪。

　　“朕看堂兄不是糊涂，而是太明白了。”赵顼因身子虚弱，说话中气不足，语气却尖锐得象把利刃，“朕还没死，这大宋江山，作主的还是朕！堂兄莫要想得太远了。”

　　“官家……”

　　赵仲璲话未说完，便被赵顼打断，“这么些年来，堂兄每年四次，奔波于两京之间，祭祀祖宗，从未出过半点差错，也算是劳苦功高。但太忙了，看来也不是好事——朕想，宗正寺的事，堂兄暂时不要管了，还是好好读读圣人的书……”若非看在濮王赵宗晖的面子上，赵顼早就将赵仲璲赶到西外宗正司去了。

　　赵顼并不知道高太后亦是被人利用了。他不欲桑充国、程颐当赵佣的师傅，自然也有他的考虑。白水潭学院的势力越来越大，迟早有一天，会成为朝中一股极庞大的势力。他不可能解散白水潭学院，皇帝也有他做不到的事情。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白水潭学院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势力。但是，他却不愿意因桑、程为太子师，而助涨白水潭的声势。在赵顼看来，反而应当给其余的学院适当的扶持，以防止一家独大。所以，在最近几届殿试中，他都有意提升嵩阳、应天府书院的进士的名次，当然赵顼做得极巧妙，从未引起过注意——皇帝在二甲里面调换调换名次，是无伤大雅的事，若是一甲，则难免会有争议。

　　而另一方面，赵顼对桑充国的印象很一般。十余年前的事情，赵顼当然不可能老记在心上，桑充国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布衣而已。他甚至淡忘了是什么事情，然而在心里却留下了一个坏印象，这让他下意识地生出排斥的心理。至于程颐，皇帝了解甚少——他没有读过程颐的任何一本著作，但是，赵顼却记得程颐的哥哥程颢，他也并不是太喜欢程颢。更何况，“皇太后属意的人选”，这种传闻让赵顼感到极不舒服。

　　他宁可从馆阁中找几个饱学之士去做资善堂讲读。

　　“臣遵旨……”

　　然而，不管当事人有什么想法。景城郡公赵仲璲的一份奏折，到底已经成为了离弦之箭，难收覆水。汹涌澎湃的暗流，仿佛找到了一道口子，哗地便喷射出来。皇太后的真正意愿，没有人知道——人们知道的，只是赵仲璲的那份奏折，与那个逐渐传扬开来的流言。对于皇太后的这个“想法”，士林交相称誉，百官纷纷上表称许。在他们看来，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正是众望所归，皇太后的这番见识，更显出她一贯的贤明。虽然朝中也有人反对这道任命，比如常秩等人，便因为程颢曾经“背叛”王安石，兼以政治立场不同，性格迥异，平时便不太看程颐对眼，因而大加反对。但是，到底隔着桑充国这层关系——没有人愿意得罪桑充国，他毕竟是王安石的女婿，石越的妻兄，数以百计的中下层官员的山长，极有影响力的《汴京新闻》的总编——所以，常秩等人反对的理由，仅仅是程颐、桑充国皆为布衣。这样的理由显得过于无力，尤其是常秩本人即是以布衣受征召的。这让常秩等人的反对在道德上尤其不占优势。支持者由此而对常秩大加讥讽，让常秩狼狈不堪。白水潭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这件事情上充分体现出来——在白水潭，依然有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桑、程被荐为资善堂直讲，位份虽低，但却格外的荣誉。不仅仅是白水潭出身的官员对此大唱赞歌，朝中的百官，更是跨越派系纷争，纷纷上表支持，生怕落后了。从来人情都是爱锦上添花，许多纵使心里不以为然的人，或者心怀嫉妒的人，这时候亦都不免要违心要附和一下。

　　吊诡的是，虽然此事朝野称赞，几乎没有什么有力的反对者，又有“皇太后的属意”，但皇帝却似乎一直病得厉害，连替皇太子选师傅这等大事，也搁置着迟迟没有处理。

　　便在这闹腾腾的朝局中，汴京东城之外的一个渡口边，两个老人对坐在一座简陋的草亭之中，以两杯浊酒，互道离别之情。三朝元老，太傅文彦博要从此地出发，离开这天下最繁华也是最纷扰的所在，去应天府怡养晚年。在城门之时，他便谢绝了前来送行的门生故吏、亲朋好友，但司马光坚执着要送他到渡口之前，文彦博却无法拒绝。因为他心里十分明白，这一去，二人此生也许便再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了。这既是生离，也是死别。而文彦博心里也有许多放不下的记挂，想在临行之前，托付给司马光。

　　“文公，便不能为天下稍忍片刻？！”几杯酒下肚，司马光亦忍不住抱怨起来。国事艰难至此，政局偏偏还动荡不安，朝中吕惠卿打而不倒，石越居心叵测；宫中皇帝重病，太子年幼，偏偏还有个贤王在那里虎视眈眈，更兼皇太后与皇帝母子猜疑，在这个当儿，司马光亦不免深感独木难支。偏偏文彦博居然在此时撂挑子不干了。他心里的这些苦闷，更能与何人说？

　　“君实，我是不得不走啊。”文彦博涩声苦笑着，“皇上是有为之主，我以老朽之身，久居枢府，于皇上而言，实乃是不得已。当初新官制推行，兵部权重，枢府若无老臣镇守，两府对掌大柄便成一句空话。其后军制改革，裁汰老弱，整编禁军——君实当知道，我开始是反对的，我担心兵骄已久，仓促为之，唯恐生变。但皇上与石子明辈锐意为之，让我居枢府，亦不过是愈借我的那点虚名，来镇压人心。我知圣意不可变，又恐由他人为之，激起兵变，于国家不利，这才勉为其难。不料这一做，竟做了十年。君实熟知国朝典故，想想国朝有几个臣子，能一掌密院十年之久的？”

　　他摇摇头，叹道：“如今军制改革大势已定，灵夏亦已收复，我在密院，对着一个西南夷叛乱束手无策，皇上口里不说，心里实是已有不满。我此时不走，难道要等将来被赶走么？朝中之事，以后便只能靠君实你了。”文彦博自知此去之后，也许此生再难回到汴京，司马光又是可以放心之人，因此竟毫无忌讳，将肺腑之言都说了出来。

　　司马光亦不由黯然。

　　却听文彦博又道：“我等想扳倒福建子，却到底还是小看他了。益州师久而无功，密院也理当有人负责，我有这个把柄在他手中，他便总有话说。如今我既然出外，平叛之将又是他一力推荐的，以后他便少了许多话说。我自请出外，亦是替他做个榜样……”

　　司马光微微点头，但想起此事，又不觉愤然，道：“若没有石子明给他出主意……”

　　“君实！”文彦博打了司马光的话，道：“若是果真王厚和慕容谦能平益州之乱，便让福建子多做几年宰相，也不要紧。我们要扳倒福建子，是认定有他在相位，益州局势便只会恶化，于国家不利。千万不要到最后，自己蒙了自己的双眼，将本末倒置。晚唐牛李党争，前车之鉴不远。便是我反对王厚、慕容谦之任命，亦是以为益州之乱，非徒用兵可定者。王、慕毕竟年轻，我怕他们为了取悦上司，急于成功，反害了国家。”

　　“文公说得极是。”司马光不觉郝然。

　　“君子与小人之别，不在于有党无党。君子之党，以社稷万民为重；小人之党，则一党之私为重。”

　　“文公以为，石子明是君子，还是小人？”司马光始终耿耿。

　　文彦博默然了好一会，方缓缓说道：“谓其小人则太过，谓其君子则不实。君实以后，亦要留心他。”

　　司马光叹息了一声。应付一个吕惠卿，他已经筋疲力尽，再加上一个敌友难分的石越，他实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他端起酒杯，轻抿了一口，抬眼注视文彦博，低声道：“凭我一人之力是不行了。如今朝中非止是益州之患，福建子之奸，石子明之难测。皇帝病重至此，难免有不讳之事，太子年幼，外头又一个贤王……我非有伊尹、诸葛之材，哪里撑得住这些许多事？”

　　文彦博直视司马光的双眼，淡淡道：“君实最忧心的，还是皇上母子相忌吧？”

　　“形迹已露。外间说以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是承皇太后之意，我是将信将疑。但桑、程皆是正人，为资善堂直讲亦甚妥当，便不是皇太后之意，外间既然这么传言，按理皇上亦当顺水推舟允诺了。这方是母慈子孝之意。但皇上却久久不允……”

　　文彦博点了点头，“倘是母子无间，纵有一千个贤王，亦无能为也。”

　　“外人见着这般情形，亦不免生了疑忌，便会以为皇太后有他意。小人便由此而非份之心，想着定策之功。”司马光忧心忡忡地说道，“倘若西南局势变坏，波及到益州；或北边有异动，那便有了立长君的理由……”

　　因为皇帝一病，所有的事情，竟突然便交织在一起，让局势越发的恶劣起来。

　　文彦博低着头想了很久，这才说道：“益州败坏也罢、交钞出事也罢、北边异动也罢，倘真要人来收拾残局，朝野想的，首先一定会是石子明。他迟早会再入两府。依我之见，石子明圣眷未衰，皇上或者是想压一压，将他留给子孙，但果真出了大事，皇上还是会用他的。这些事情，是他的长处，朝中没人能胜得过他。我看石子明未必不想福建子下台，二人之间的矛盾亦不小，只是石子明向来能屈能伸……君实若将他逼到福建子一边，并非上策。如今真正要防的，是贤王和福建子，这都是关系到社稷的大事。于石子明，要导其向善，防其向向恶。”说到此处，文彦博仿佛下了极大的决心，抬高声音，道：“君实，若不得已，便促王介甫出山罢！”

　　司马光不由一怔，望着文彦博。他知道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感情是极复杂的，在王安石为相之前，文彦博非常地欣赏王安石，推荐赞扬的事情，没少做过。但王安石为相之后，很快便将他赶到地方，一直到他罢相，他才得以重返中枢。司马光没有料到文彦博竟然能捐弃恩怨，要他促王安石复出。

　　他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那是一种欣慰的笑容。

　　“我已经给王介甫写信了。”司马光笑道。他与王安石，也曾经是莫逆之交，二人因为政见不同而关系破裂，但在司马光内心的深处，却始终认为，王安石是他最好的朋友。这两个人，即使在关系最坏的熙宁初年，也始终相信对方的品格。若能够在十几年后，抛弃恩怨，再度携手共事，对于司马光来说，是他极期盼的。

　　文彦博亦是一怔。二人相顾一眼，不由得哈哈大笑。

　　如果司马光能促王安石复出，那不仅可以对付吕惠卿，而且也可以制衡朝中一切有着非份之想的人。尽管大家政见不同，但二人对王安石的品格，却都有绝对的信任。

　　“只要我在一日，天下之事，文公便可放心。”送着文彦博踏上座船，司马光抱拳慨声说道。

　　文彦博默默地看着几乎是形容枯槁的司马光，心里又是感动，又是担心，又是不舍，又是期盼，但最终，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便转身离去。但才走了一步，他便突然想起一事，转身道：“君实，蔡京此人不可信。”

　　“蔡京？”司马光没有明白文彦博的意思。

　　“我听说你在琼林苑大宴中，公开夸赞蔡京能干，理财治民，皆为上选。”文彦博道：“蔡京心术不正，君实要当心。石越门下良莠不齐，君实若要导其向善，须择心术品行较好者。蔡京此人，君实犹须慎之！”

　　“文公之言，我必当铭记于心。”司马光口里应道，心里却大不以为然。

　　“君实保重！”文彦博又凝视了司马光一眼，叹了口气，一抱拳，转身走进船舱，唤道：“开船！” 北宋风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