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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叫做阿尔弗雷德.克罗维斯。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是现在这些人所无法想象的。那个时候德国的一些偏远乡村甚至还没有通电，绝大多数用的还都是煤油灯，现在人们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没有电的世界里会是什么样子，交通基本要依赖着自行车和牛车，通信只有信件联系这一种方式，即便有电报，电报费也是贵得离谱。我现在居住在科隆，因为这里是我在二战结束之前最后来到的地方。但是我真正的故乡其实是在柏林北边的一个小村庄，曾经是一个静谧并且美丽祥和的乐园，但是现在已经彻底消失没有了。1945年之前那里成了德军防御苏军进攻柏林的最前线，一夜之间呼啸而至的喀秋莎火箭弹把整个村庄夷为平地，尽管在此之前村子里绝大多数乡亲都已经逃难去了，但是在战争结束后我们还曾经抱着一丝重建家园的希望回到了这里，然后我们发现两德分裂之后这里也是我们和东德即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分界线。那些人在柏林构筑起了一道长长的柏林墙，但是延伸到我们这里就变成了一连串长长的铁丝网，雷区，机枪阵地和碉堡。是的，那个叫做‘维克罗’的小村庄已经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了，只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我是一个语言学家，我会说德语，奥地利语，法语，捷克语，一些简单的西班牙语和波兰语，还有俄语，些许乌克兰语。我成为一个真正的语言学家主要得益于我的母亲，她曾经是一名教授拉丁语的教师，尽管后来改行去教授德语和法语，但是她一直都没有放弃对我的语言教育；至于剩下的那一部分，则是来源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因为我曾经是德国的第一批装甲部队的成员之一。没错，我去过波兰，去过法国，去过北非利比亚和埃及，然后回到了德国；紧接着又去了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最后去了俄国，不过那个时候上述最后三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苏联’。是的，我曾经作为一名国防军装甲兵效力于第三帝国，并且一直战斗到第三帝国的末日。我见过很多令人难以忍受的战场悲剧，甚至我在意大利见过犹太人的集中营。

　　最后我又回到了法国，然后在欧洲又绕了一圈，来到了科隆。

　　战争结束之后我最大的愿望曾经是离开德国，沿着我当年走过的路线再走一次，但是在我走得动的时候我没有机会去华约国家里看看，等我走不动的时候，再想去看的时候都已经彻底晚了……

　　时过境迁，每次当我在收音机，电视机里听到那些主持人报道着关于战争的惨剧，每当我在电脑上看着那些号称花费了巨资制作的战争电影时，我都会在自己心里提出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他们也看到了这部电影，听到了这条新闻，那么他们会怎么想？

　　我说的这几个人是：莱因哈特.冯.施为尼茨，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格哈德·施罗德，赫尔穆特·科尔。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甚至很多德国人都没有听过我的名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出大名的机会，但是谢天谢地当时我拒绝了，所以我们都活到了战争结束，也都很幸运的在后来的联邦德国安家乐业。

　　我出生于1918年十一月十一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二十年的准备，四年的浴血奋战全部都化为泡影，德意志第二帝国战败，我们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或者说等我出来的时候早就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成群结队的士兵们脸色阴沉的从前线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手里拿着的是沾满了油污的步枪和生了锈的刺刀，而他们面对的是四年战争所留下来的创伤：空荡荡的家庭，连老鼠都不屑一顾的粮食存储室，还有嗷嗷待哺或者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以及形容枯槁的妻子和年迈的父母。而他们所能做的却是找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椅子，从自己脏兮兮的衣服口袋里拿出仅剩的两根烟，用颤抖的双手点着了放在嘴边，狠狠地吸上一口。然后离开这里去镇上的酒馆里，而且一定要带上自己的枪，让酒保带上几杯最廉价最劣质的烈酒把自己灌醉不省人事。

　　这就是当时德国的现状。到了现在我的孙子克莱恩说只需要给那些中东难民们一些面包和水就可以了，言外之意就是不让他们死就可以了。但是我想无论是谁先把这句话说了出来，那个人肯定没有挨过饿，肯定没有见过真正的饥荒。1918年，战争刚结束的那个时候看起来似乎情况还不是很糟糕，之所以我说那个时候不是很糟糕，是因为我真正经历了那段时间，而不是从电影里随便看来的。

　　也许很多人都不相信我所说的‘不糟糕’，如果真的不糟糕，那么1933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不会上台了。一战最一开始的结束方式并不是以协约国的彻底胜利告终，事实上，绝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我们没有战败，就连一些德国高层也是这么认为的。当从前线开回来的德军部队经过勃兰登堡门来到柏林的大街上时，无数民众自发的走上街头拥抱这些疲惫的士兵们，把自己保存起来的珍贵的面粉做成糕点送给他们吃，少女们给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们送上鲜花，男孩子们跑来跑去，虽然很热闹，但是也很混乱。总而言之在我父亲对我的描述中，那个时候，德国还没有战败。那个时候我们都认为即将开始的谈判会重新划分这个世界上阳光之下的领地，德国也会有海外殖民地去倾销商品，会源源不断的运回殖民地的资源。这种情绪在德国的绝大多数地区蔓延，一直到1919年凡尔赛和平会议的召开，德国人发现自己被耍了。

　　凡尔赛和约给我们带来了致命的一击，德国的海军被全面阉割，空军被全面禁止，只能保持十万人左右的陆军，割让阿尔萨斯，洛林给法国，割让东面八分之一的土地给波兰，东普鲁士西边的但泽则成为自由商贸市，也就是让东普鲁士彻底成为了一块飞地，无法与祖国联系。当年，这些地区都是德国的，现在都是波兰的。

　　我一直到了现在都在奇怪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德国人民会有那样的想法，这种想法天真而且幼稚。但是二战结束后我去美国交流访问的时候他们对我说，威尔逊总统曾经希望可以通过凡尔赛和约使所有除了苏俄之外的列强达成瓜分世界上的一致，从而永久性的解决掉世界大战爆发的最根本原因。但是时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坚持要让德国流干最后一滴血，于是只好作罢……克列孟梭没能让德国流干了血，二十年后希特勒却让法国流干了血……

　　凡尔赛和约还有一个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没那麽重要的条约，就是德国永远都不能研制坦克，也不能装备坦克这种先进的武器。

　　从此德国彻底乱了，威廉二世作为战争罪犯被协约国带走受审最终被流放。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无能为力，那一年是1920年，德国陷入了长时间的内乱，各种小党派层出不穷，挂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还有什么自由党，独立党，甚至还有保皇党。

　　那个时候在大城市相对好一点，但是在乡下经常看见退伍士兵们拿着重机枪和迫击炮这些要人命的家伙来来回回的跑，举一个例子来形容那个时候的德国，就好像是远在中国七十年代的‘毛’革命的武斗。1920年的冬天是让所有德国人最难忘的，美元对马克的汇率达到了1比7000多，由于鲁尔区被占领，大量的煤矿工人失业，德国不得不额外进口煤炭。那个冬天非常冷，并且与寒冷伴随的是饥饿。要想活下来几乎是有什么吃什么。很多年幼的婴儿夭折了，但是我很幸运的活了下来。所谓‘面包’与‘水’，注意，是‘水’，甚至还不是‘牛奶。’在现在看来似乎无所谓，但是在那个时候却是要人命的事情。缺少一口面包，你就可能走不出寒冷的冬天。

　　但是我的运气很好，不仅仅是因为我熬过了冬天。在那十多年的动乱生活中，我离得政治中心很远，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里还有一个恬静的小村庄。以至于我离开家乡去参军的时候，我的同伴们惊讶的发现我对于外界发生了什么几乎一无所知，普鲁士贵族的破产，犹太银行家的大规模收购行为，还有水晶之夜……我的母亲为了我的安全，让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接受着她的教育，而父亲却选择了继续做一个农民。十年后1928年，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但是德国依然很乱，但是在所有的乱局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党派慢慢的爬上了权力的巅峰，最终在1933年击败德国左翼政党联盟成为德国执政党：这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它的党首叫做阿道夫.希特勒。

　　1928年的秋天我父亲应一位好友的邀请去了一次柏林，我和母亲都不知道他去那里做了什么，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发现父亲似乎变了一个人。我的母亲试图去和父亲攀谈，但是没有任何结果。几天后一个上身是褐色工作服，下身是黑色马裤，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的人来到我的家里，我的父亲热情的接待了他。而我却更注意到他的左臂上有一个红底白圈，中间是一个好像把十字架翻转了半圈多的样子的图案。

　　那个人的名字叫做约瑟夫.迪特里希。

　　第二天我的父亲回到家之后，我发现他穿上了和迪特里希叔叔一样的制服。我的母亲很担心的看着我的父亲收拾行李，但是我的父亲要她千万不要担心，他离开家只是为了我和母亲可以活的更好。第二天天不亮父亲就离开了。四年后，他死于一场并不是针对他的暗杀。

　　1934年十六岁的我顺利的从初中毕业，在那个时候我有两个选择，第一，到镇上的高中去继续读书，完成我的学业。第二，就是去找一家技术学校学一门技术，进城去当一名工人赚钱。但是无独有偶我选择了第三条路。

　　一战结束后德国只保留了十万人的正规军，这其中还包括着相当数量的运输部队在里面。但是在冯.西克特大将的号召下，现在的十万大军，是为了给未来的百万大军做准备！德军中很少有看见一些年轻的面孔。因为那个时候的德军完全就是在按照培养教官的模式在进行着训练。所以当我成功的接受完体检，并且拿到了一封检测合格的通知书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把我的报告交给我的母亲看，我的母亲默默地把报告放在一边开始准备我的行李。当天晚上迪特里希叔叔再次来到了我的家，他开了一瓶香槟，在那个时候这是极其奢侈的，祝贺我即将成为一名德国军人。但是他又同时很懊恼的说他已经尽力了，但是他在国防军中的朋友没办法把我的档案掉到正规军里面去，理由是年龄太小，只能当实习兵。当他准备再找人说说情的时候却发现我的档案已经被调到了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

　　我当时没有什么感觉，选择去当兵倒不是因为我对祖国的热爱，或者一腔热血什么的，完全是因为家境贫寒，当兵不用花钱，还可以学到很多技术很多本领，退役了很容易找工作。去运输营和作战营对我来说其实区别不是很大。

　　第二天迪特里希叔叔把我送到了火车站，不久后我抵达了慕尼黑，但是却发现我的部队早就在我抵达前一天开拔了，无奈之下我只好再次急匆匆赶往德国北部一个叫做策勒的小城市，在那里我见到了那个把我的档案和资料拿走的人，一个当时事业才刚刚起步的德国国防军的上校。

　　他的名字叫做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

　　那一年是1934年7月，在这个月，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德国装甲部队正式成立。 铁十字之芯：装甲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