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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案本质上是东南搢绅阶层反抗大顺“护佃新法”的暴动，但顺军没有进行直接的武力镇压，而是通过暗中支持地方贫农的打砸，就瓦解了东南搢绅群体的反抗。

　　此案以后，江南佃农多以有大顺军撑腰为底气，民风变得异常骁悍，动不动就抗租，和搢绅地主对抗，造成各种各样的群体性事件。

　　由于朝廷在这种事件中，多偏袒佃农贫民，搢绅阶层的合法利益受到严重损失，以至于钱谦益发出了“朝廷有意与世家有力者为难，以威劫士大夫也”的哀叹。

　　也因此，东南士绅多以佃农剽悍难制为理由，大量拖欠赋税。他们无法从佃农的手上收到足够地租，干脆就不向朝廷纳税，试图以此胁迫朝廷，使朝廷在地方司法中转为公正。

　　但是大顺朝廷财政相当宽裕，根据户政府的统计，由于营庄制推广时期获得的巨额土地收入，还有对清军作战两次缴获的共计一亿多两白银，足可以让大顺朝在应对东北、西南战事的同时，不受东南搢绅地主抗税的胁迫。

　　这样的情况之下，东南士大夫们上受制于朝廷、下受困于刁民，活生生体会到了一下收不到地租是什么样的痛苦感受了。

　　毕竟那些佃农刁民有朝廷撑腰以后，很多人干脆连四成以下的合法地租都抗租了！

　　也是受此影响，田产的预期收入降低到了让人大跌眼镜的地步。

　　毕竟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添置土地，几乎不会有人是亲自去耕种的，而是全部把土地转租给佃农，通过向佃农征收地租获利。

　　现在征收地租如此困难，而搢绅又不可能自己下地去耕种大量土地，就算真有所谓诗书耕读传家之人，那即便是多达几十口、上百口人的大家族，又能亲自耕种多少土地？

　　像过去那种跨州连郡的土地兼并情况，是绝不可能出现了——因为这太不划算啦！

　　土地的可预期收入大幅度下降，自然造成市场上的土地价格大幅度下降。

　　甚至就连江宁、安徽、江西、苏松一带的优良水田，现在价格相比崇祯十六年时，也已经下跌了四成以上。

　　而且便宜到这等地步，多数土地还没发交易出手出去，因为根本没多少人愿意去接盘。

　　到这时候，当初在营庄制改革中被迫出让土地，手上只拿到一堆工场股本的绅商们，突然就感到自己的眼光高明了，原来土地现在是这样的不值钱呀，而自己手里的股本们，价格却在飞涨起来。

　　大顺在楚闯时期，还有永昌元年、光中元年、天法元年，数年时间内，已经通过营庄制改革聚敛了数量惊人的土地。

　　现在李来亨推行清田驰禁的改革，事实上是以均田制的方式，将营庄制改革时聚敛的大批搢绅土地，又重新分配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这种做法使得大量土地在短期内冲进土地交易市场中，同样降低了土地交易价格，而且也使得本来就无多少积蓄的少地农民，完全放弃了在低地价的情况下接盘的可能性。

　　如此，全国地价倾泻式的下跌便再也无法阻止了。

　　在地价大规模下跌的同时，则是工商业迎来了快速的发展和繁荣。

　　那些早期就投靠大顺的绅商，占尽了先发优势。他们现在越来越感谢当年主持营田制改革的白旺白总裁了，耿应衢因此还组织了一批商人，在湖北八府的所有县城都为白旺修建了财神庙进行祭祀，将其捧为了商人的保护神。

　　落后一步的江南搢绅，在投资田产无利的情况下，只能坐视自己以土地计算的资产价格疯狂下跌。

　　想要挽回资产价格疯狂下跌的颓势，就必须改善资产几乎全由土地构成的这种不良结构。

　　如此大量的钱财也就流向了受到朝廷鼎力支持的各式工坊当中。

　　而且！

　　东南搢绅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当他们在地租问题上同佃农发生矛盾的时候，官府几乎是清一色的偏袒佃农、打压地租，即使是有东南籍贯出身的“好官”保护士绅，也很快会遭到上级问罪，从此仕途无光；

　　可是当他们在工坊经营和劳资问题上，同雇工发生的矛盾的时候，官府却是清一色地站在绅商这一边，对雇工百般进行打压。

　　这样明显的对比，再搞不清楚应该把钱拿去买地，还是把钱拿去办置商铺，那就太蠢了。

　　工商业的繁荣，可以为大量失去投资渠道的钱财找到出处。但短时间内，土地价格暴跌，工商业却异常繁荣，很可能造成百货腾贵的情况。

　　毕竟短时间内，市场规模难以产生重大变化。所以李来亨也觉得很有必要将开拓市场提上日程，海外贸易一年约两千万两白银的贸易额，可不能再继续任由郑森把持下去了。

　　海外贸易一年两千万，那是在全无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形成的惊人规模。

　　如果有朝廷的鼎力支持，有内地各省的协调并进，李来亨甚至认为将海外贸易额一年的出口量，提高到三千万两的规模都有可能。

　　毕竟乾隆闭关锁国都可以收到五百万两的关税，而清末关税更是达到了四千六百万两之多，简直堪比现在大顺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了。

　　对付郑森的军事行动，被安排在平滇之后。

　　而平滇战事，在李定国的亲自坐镇之下，又有全国资源的倾斜投入，平定之易颇出人意料。

　　当然此时李来亨并不知道，孙可望在天法二年、天法三年如此轻易放弃云南地盘的主要原因，只不过是孙可望的刻意为之。

　　因为孙可望已经看清楚了西明在内地根本不可能同顺军抵抗的现实，所以他也不愿意浪费宝贵的老本兵在云南进行无意义的抵抗。

　　而是早早做好了向缅甸进行占领转移的准备。

　　天法二年十月间的时候，利用天气转冷，孙可望便调集西明精兵四万多人，在葡萄牙冒险者组织的一千多人军队配合下向阿瓦进军。

　　此时缅甸早已结束了同阿拉干王朝多年的战争，他隆王推行休养生息、与民宽松的政策，兵员不多，且多不识战斗，在明葡联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根本无法抵抗。

　　孙可望抓紧冬天天气寒冷，丛林一带变得易于行动的机会，迅速向阿瓦挺进。他沿途攻陷佛寺，打开金库，向周边民众开仓放粮、赠送佛寺藏金以迷惑人心，竟然真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至阿瓦城下。

　　城中守军严阵以待，但阿瓦华商早同明军有所联系，当夜便发生骚乱，有人趁机打开城门，迎接明葡联军入城。

　　孙可望得以在天法二年结束以前就摧毁了阿瓦王朝，而后他得悉顺军进攻云南的大军已经抵达建昌等地，大战迫在眉睫，因此也加速了向缅甸转移的步伐。

　　天法三年四月，太平天国皇帝朱由榔移驾阿瓦，宣布改阿瓦为恢天府，后西明朝廷的各级部门文武官员也陆续完成了向缅甸一带的转移。

　　天法三年五月十一日，顺军发动平滇作战，军分两路，从东、北两方面进攻云南。北路由李定国率兵五万人，由永宁趋乌撒。这里是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交界处，为当时的一个军事重地。

　　东路由马宝率大军四万人由辰州、沅州趋贵州，进攻贵州的后西明剩余控制区。

　　六月二十六日，顺军乘大雾进抵曲靖东北之白石江。雾散天晴，艾能奇隔江望见顺军势众，急遣精兵扼守江岸。李定国采纳马宝建议，督将士正面佯攻，另遣奇兵暗从下游渡江，绕至明军阵后，在山谷间树旗帜、鸣金鼓，守军见势惊乱。

　　马宝乘势率军渡江，大败守军，俘艾能奇以下二万余人，占领曲靖。

　　曲靖为云南东部门户，水陆交通要道，大顺军占领曲靖，扼住了云南的噤喉。于是分东路军为二，一部由马进忠率领，直趋云南昆明；一部由马宝亲率挥师北向乌撒，以策应北路军。天法三年七月十二日，梁孙可望获悉明军失守曲靖，乃放弃昆明、大理，率领士民二十多万人撤往缅甸。

　　其后李定国分别派遣诸将，于天法三年八月间，攻克云南其余州县，至九月，大理守军投降，云南全境平定。 明末不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