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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官回答说：“南安公和延平公都住进了陛下新赐的府邸，只有西宁公上书请求出镇西南。西宁公以为秦逆为滔天巨寇，非有如他那样了解西南地理形势、熟知西营内情兵势的人，断难彻底平定滇患。”

　　李来亨颔首沉吟，李定国、刘文秀、郑芝龙三人解甲入朝，是大顺能够迅速平定西南、东南割据势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孙可望的负隅顽抗，则是云南迟迟未定的原因。

　　是否要将李定国外放使用呢？

　　他细想一会儿后，说：“此事先交政事堂议论，参军院也要派人参与议事。”

　　明朝的两京十八省，如今除了云南、辽东两省以外，天下版图已经悉数归于大顺。以大顺的行政效率，李来亨从这样的版图内，一年搞出九千万石粮食，还不使人民负担太重，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九千万石粮食，换算下来，大概是四千多万、接近五千万两白银的样子。

　　按照大顺现在通行的制式银币“光中银元”来算，朝廷一年掌握的岁入相当于是六千四百万银元。

　　后世的清朝，经过雍正的三大改革后，到乾隆时期，国家每年获得的财政收入每年都在四千万两白银上下。

　　而同时期的欧洲主要强国，如克伦威尔护国公统治下的英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大约为一百五十万英镑。

　　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初，一英镑等于一磅银子，相当于是十多两白银了，如此计算克伦威尔护国公政权的岁入就是一千多万两了。

　　不过十七世纪英国进行过币制改革，克伦威尔时期一英镑也可能只是相当于四两银子。也就是说这时候作为欧陆一大强权的护国公政权，岁入也不过六百万两而已。

　　法国比英国要更富裕些，西班牙的财政收入又超过法国。

　　法国和西班牙的人口绝无大顺的四分之一多，可是这两国的收入均远在一千万两以上。

　　由此可见，大顺的财政岁入按照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来看，已经足可以称为古典财政制度的辉煌时刻。

　　但是按照近代史的观念来看，则其挖掘程度依旧极大。

　　虽然大顺不是像明朝那样低税收、低支出的财政政策，而是采取高税收、高支出、高投资的财政导向政策，可是和十七世纪的克伦威尔护国公政权、亨利四世波旁政权、哈布斯堡王朝政权相比，财政潜力的挖掘还是大大不足。

　　或者说，其潜力依旧甚大。

　　明末没有经历历史上长达近四十年的抗清战争，民间元气保存较多，只是大顺仅在核心的河南、湖北、湖南、山东、山西等省，完成了田地丈量和户口重新统计的工作，李来亨也尚不能完全确定大顺户口的全貌。

　　他粗略估计，认为大顺辖区的人口，应该在一亿左右，这要低于乾隆时代，也说明大顺此时的财政潜力挖掘，其实已经比清代最善于“搞钱”的乾隆更加成功。

　　只是比起正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进的英法等国，还有拥有意大利银行家、新大陆贵金属支撑的哈布斯堡王朝，存在一定差距。

　　乾隆时期，清朝的财政收入四千多万两里头，地丁银就有两千多万两，大概占到60%左右。

　　满洲人为给官员发养廉银而向民间征收的耗羡，也达三百万两。清廷按照规矩，每年还会向民间的富裕人家出卖一定的监生功名，这又能获得三百多万两。

　　盐是许多王朝的大利，清代仍然实行一定的专卖。但是，和汉、唐、宋的盐税占了总财政的一半相比，清代的盐税收入是适度的，只有五百余万两，仅仅占总收入的12%不到。

　　这一点其实是和明朝相同的，放弃朝廷对于盐铁专卖的垄断权力，是明初朱元璋时就定下的基调。这一点虽然使得朝廷专卖收入大幅度下降，但对减轻一般百姓负担、促进手工业发展来讲是极好的。

　　更何况盐铁专卖，也只有在汉唐那样手工业发展尚不全面的时代实行才有好处。到南宋以后，这种政策就几乎只有坏处，南宋后来搞到百姓纷纷从金国走私盐，弄到蛮夷之邦的生活反而比传说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大宋市民生活更好，着实荒唐且丢人了。

　　除了盐之外，另一个收入是关税。这里的关税不是对外关税，而是在国内的各个关卡收税，相当于一种间接商业税，这种税在清代有五百四十万两。

　　比崇祯时期多一点，但实在多的有限。也可见所谓崇祯收不到商税，导致明朝灭亡，纯属推锅。

　　这种财政收入和财政结构，按照古典观念来看，是极够使用的。要知道明初的时代，朱元璋还认为只要能够收到三千万石粮食，那么国用就算非常充足。

　　但同样是英国，克伦威尔时期一年财政收入不过一百五十万英镑，不管是用英镑是等于四两还是十二两的口径，这个收入相比大顺都不算多高。

　　可英国的户口可比大顺少太多了。

　　何况只是三四十年后，1692年的英国，财政收入就达到了四百万英镑之多。

　　短短三四十年，岁入直接翻三倍……

　　这效率就很恐怖了。

　　如果李来亨可以做到三十年岁入翻三倍，那大顺的财政收入就能达到一亿二千万两白银之多，绝对可以应付任何情况。

　　不过要做到这点，李来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关税问题——这项关税指的就是传统上明朝的市舶司收入，即海外贸易的收入。

　　在国内设卡收商业税，不仅很容易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这点明朝历史上就有过先例，盲目加征商业税，结果造成百业凋零，税基大大缩小，税收反而下降了——而且征收效率也非常低。

　　对海外贸易征税效率就要更高，而且隆庆开海以来，海贸着实繁荣，朝廷从中获利却很小。

　　崇祯时期，朝廷的市舶司收入才只有五万两！

　　与其费劲功夫，消耗大量行政资源，去收那至多才几百万两的所谓商税，只要认真搞搞市舶司，要提高财政收入实在不难。

　　毕竟要像崇祯一样，把一年几千万两盘子的海贸，搞成才收五万两关税，那才叫难事。

　　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可是广州十三行都还能为满洲人提供每年上百万两的关税税银。

　　崇祯时期，明朝虽然招安了郑芝龙，但也就此彻底放弃了对于海贸的管理，几乎是以上千万两的海贸收入来赎买郑家。

　　现在郑芝龙轻而易举地放弃了自己的势力，李来亨早已下令刘希尧在宁波造船、训练海军，将来大顺要恢复朝廷对于海外贸易的控制权，绝非难事。

　　现在这一千万两的海贸收入大头在郑森手上，可是李来亨已有了将其捏到自己手心里的准备。

　　他又叫住女官说：“朕还要赏赐延平公，郑芝龙带到东京的家人，朝廷要多加赏赐，女眷也都要授予一品、二品的夫人头衔，不必吝啬。” 明末不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