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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猫猫所不知道的是，大顺政权“废两改元”的革新措施，推进进度实际比行在开封市面上的情况还要更向前进一大步。

　　在开封市面上，主要是依靠监国的诏令，通过声言铸炮需要铜料而大举限制铜钱的使用，来促进银币的流通化——但这仅能推进白银货币化，对于“废两改元”及朝廷完全掌握“铸币税”的益处是很少的。

　　不过在湖北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去年湖北就已经建省，将荆襄、德黄及武岳中的武昌、汉阳二府，合并为了湖北省，单独设立了节度使、观察使、采访使、巡按直指使及相应镇守制将军的编制。

　　湖北省是大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最为有力的一块区域，自从崇祯十四年年中，李来亨克取随州以来，到今天为止，大顺已经有效掌握了湖北多数地区长达四年多的时间。

　　不仅营庄制和民兵制得到了最为彻底的贯彻，而且营田使、庄使、捕盗使、司法推官等基层官员，也都渗透到了村、寨、屯、市、镇一级行政区划中。

　　强大的行政效能，使得户政府方面可以和大顺官银钱庄——这是一个新设立的机构，主要由大顺军抄没的明朝藩王、宗室、勋贵、大臣名下钱庄组成，并从恳德记（光中二年后已改称内库局）方面抽调一大批掌柜负责运营——直接进行合作，在湖北省内限制库平银和碎银的使用。

　　内库局下属的产业，大顺军的军需，还有和朝廷关系密切的那群黄麻绅商，都得到了李来亨的授意，自光中二年三月份开始，只接受使用制式银币交易。

　　李来亨没有直接用行政命令要求地方官府收税时，只接受制式银币，而采用了利用内库局产业和绅商合作的迂回方式，主要是顾及到了明初发行宝钞的失败。

　　当年朱元璋发行宝钞，意在扩大市场上的流通货币数量，起到恢复经济的作用。可是为了推广宝钞的流通，明朝官府却强硬地以行政命令进行限制，而且大明宝钞是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完全失败。

　　在中国历史上，白银大多是用来装饰的，但是银铸币也是由来已久，较早开始使用银币是在春秋中晚期和战果初期。

　　汉武帝元狩年间，白银已经成为法定货币，宋代时白银的流通量更达到一个高峰，使用范围越发广泛。宋仁宗时期朝廷下令征税时可用白银缴纳，直接确立了其正统的货币地位。

　　到明朝时，随着西洋海洋贸易经济的发展，其实像西班牙的鹰洋一类制式银币，早就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地区流通起来了。

　　与其让白银铸币之利，虚让于外国，不如由朝廷自己直接来获取这项收入。

　　不过说到底，现在的大顺朝廷手握一年九千万石粮食的收入，已经是后世清朝统一全国后财政岁入的三倍以上，根本不缺钱，所以铸币税并未李来亨力推制式银币及废两改元的主要动力。

　　本质上还是由于东亚地区，除了日本石见银矿以外，属于一个贵金属及铜料高度短缺的的确。这直接导致了历朝历代的优质铜钱、精美银元宝，都被大户人家窖藏到地下收藏了起来。

　　货币不在市场上流通，只放在地窖里面收藏，势必导致通货紧缩，严重影响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不管在技术上做出多大革新和改进，不解决根本性的货币流通问题，那么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古代中国，根本不具备自行发展出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

　　宋代的岁入约有一亿多贯石匹两束，这个数据乍看之下很大，好像是明末清初两千万两左右岁入的数倍以上。

　　但其实“贯石匹两束”这个混杂的单位，换算以后，宋代的一亿多收入还要略低于明朝。

　　但是宋代的岁入之中，来自所谓“商税”的部分将近一半，这是否能说明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具备自行发展出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

　　其实这就是误解了宋代的“商税”构成。

　　宋代的商税主体无非是“禁權”收入，即将盐与铁二项手工业收为国营的收入。

　　“禁權”收入只能是在商品经济尚不十分发达的条件下实施，像明朝商品经济大为发展以后，即便是二十世纪的计划经济国家尚不能完全国营经营的盐铁手工业，一个古代国家怎么可能完全做得到？

　　明初刘伯温就已经看出了“禁權”对盐铁手工业短期榨取、长期破坏的影响，朱元璋也认为盐铁禁權是宋朝财税的一大弊政。

　　所以李来亨更不可能效仿宋朝，真的把一切矿厂、山林、湖泊、盐铁收归皇家，完全依靠内库局的官营手工业来推进资本主义甚至是未来工业革命的发展。

　　不改变士绅阶层窖藏金银货币的习惯，不改变所有阶层都将货币收入投资到土地中，而非投入再生产的环节，仅仅做一些技术上的改进，那才真叫是白穿越了一趟，毫无意义。

　　真以为封建势力那样好推倒？

　　货币收入被再投资到土地中，而非投资到再生产中，这是连西班牙帝国都没能解决的问题。西班牙还拥有新大陆的殖民地，仅仅一个波西托银矿就占到全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会有人认为只要搞搞殖民扩张、收收商税、搞搞科技发明，就可以搞出资本主义模式和工业革命来？

　　就算拥有半个世界，还不是如西班牙一样没落，糊涂罢了！

　　明末货币投资向土地倾斜的问题严重到何等地步？

　　有人以为，由于明末战乱频繁，士绅阶层又不是傻瓜，自然会改变投资策略，在流寇、东虏过来时，出售土地，转为投资其他生产环节。

　　可是实际上，明末随着战乱的越发严重，整体田地价格一直是在上升的。

　　部分人幻想中的土地自由交易市场，并不存在于明末。

　　所谓流贼、东虏等兵祸出现，士绅就会集体抛售土地，造成地价下降，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

　　以土地价格变动的动向为线索，做一个统计，16世纪初期到16世纪中叶是明朝地价的下跌期，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初期是停滞乃至逐渐恢复期，恰恰是天启崇祯以来的17世纪20年代到17世纪中叶属于地价上升期。

　　田地作为自然经济条件下，利润率、回报率最可靠的一项投资，当战乱导致社会大规模动荡的时候，其投资热度只会上升。

　　这是一个极容易理解的问题，战乱难道不会影响到工商业？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工商业和土地谁的回报率更稳定？

　　当战争导致一切未来都不确定的时候，正常人当然只会选择一个更稳定的投资渠道。

　　结果只能是一到改朝换代的动乱时期，大量货币就向土地倾斜，地价疯狂上涨，而再生产环节反而因为缺乏投资，出现了生产技术衰退的问题。 明末不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