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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那些捣乱的人，我并不害怕，我真正害怕的是我的竞争对手。

　　他们根深蒂固，这些人在美国欧洲有大量政治关系，以美国为例，他们在国会有强大的影响力。

　　他们游说国会给我施压，妄图让我无偿的转让技术。

　　我当然不会那么笨，我有最好的律师。

　　同时，我也有了大把的金钱，我的钱和美国那些财团的金钱一样好用。

　　我决心把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买下来，这两家报纸是美国的象征，同时也是舆论方向的风向标。

　　我买下这两家报纸，就等于控制了美国的舆论。

　　我当然不会自己出面，我让我手下的人替我办。

　　我知道伍德财对新闻一直很感兴趣，我决心把他打造成美国的传媒大亨。

　　当伍德财听说我让他出面收购这两家报纸，他惊讶地要命，他说：你没搞错吗？这两家报纸可是美国的象征。

　　我说：象征又怎么了？不就是用很多钱打造的精神产品吗？我有钱，我可以买下它们，让它们替我服务，你不是一直觉得自己缺乏一个喉舌吗？现在你可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新闻集团了。

　　伍德财说：买下后，怎么改造它？我说：为什么要改造，它们以前运行的很好，让他们继续这样运行好了。

　　不过，我希望以后他们要替我说话。

　　我的支票放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股东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笑了。

　　美国佬做了一笔合算的买卖，面临广告客户下降的他们套了现。

　　我更高兴，现在我有了这样两个传声筒，就可以控制美国人的思想了。

　　很快，美国的报纸上就开始为鸣不平了。

　　他们说：一个亚洲人，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国家受到歧视是不公平的。

　　美国的精神就是自我奋斗，科学家能够发现一个产品，理应从中获得收益。

　　为什么那些制药公司以前没想到要把自己的专利与人分享，现在却要别人与他们分享专利呢？同时，我的律师在各州法庭上大显身手。

　　他们拿我向未婚年轻人提供无息贷款的事情，为我的道德进行辩护，他们说：这样一个富翁，和以前贪婪的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一个道德无可挑剔的人，只因他发明了一样东西，就被指责为垄断这是不公平的。

　　为了在美国国会获得同情，我在南方的佛罗里达，还有德克萨斯都增加了医院，这样就雇佣了大量的美国当地劳动力。

　　我在美国雇佣了两万多人，同时开始向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慷慨的提供政治捐款。

　　这样，我在国会也有了自己的声音。

　　我捐款支持的国会议员说：这样一个品质无暇的企业家，在美国受到起诉，是美国民主的耻辱。

　　确实，我所赚的美元是洁白无暇的，那些指责我的人是美国精神的耻辱。

　　当你有了钱，你就可以操纵舆论政治，操纵许多东西。

　　美国民众开始为我愤愤不平起来，特别是我公开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后，一些极端保守的美国人扬言要给那些犹太狗杂种几枪，以保护我这个正统的基督教徒。

　　我当然对此毫不之情，其实当你煽动起一种热情后，你会发觉群众将比发动者更为狂热。

　　因为群众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相当无知的，不管是美国民众，还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民众。

　　美国的司法当然是独立的，可是舆论力量对他们也有影响。

　　当强大的舆论力量形成后，加上我得到了基督教国家教会在道德上的支持后，法官们不得不宣判我的垄断罪名不成立。

　　法官也是人，他们害怕自己被谋杀，被舆论，被教会所指责。

　　我并没有向教会提供过多的捐款，我知道上帝不需要钱，教会的神职人员才需要。

　　当然，我也会适当的捐一些，因为毕竟在美国宗教人士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

　　对于政客，我相当慷慨，我知道这些狗杂种政客既可以惹麻烦，也可以帮助你。

　　要想成就大事，就不要吝啬一点点金钱。

　　获得了美国的支持后，在欧洲的麻烦就容易解决多了。

　　毕竟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是现代的罗马。

　　当美国做出了榜样后，欧洲的麻烦也用相似的办法得到了解决。

　　为了避免类似的麻烦，我加快了各地医疗机构的本地化。

　　同时，我的股票在纽交所，伦交所和东交所分别上市。

　　这样，我的利益就和他们的利益牢牢地捆在了一起。

　　惟一没给我惹麻烦的就是日本，日本人认为我是亚洲人的骄傲。

　　日本人可不管什么垄断不垄断的，谁是强者他们就支持谁，何况我在日本有一万多名员工，这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每四百名日本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人被我雇佣，对于这样一位米饭班主，他们能不客气吗？中国的问题更复杂，为了将这个问题解决好，我直飞北京。

　　我在中国有自己的新闻集团，可是中国的谣言力量很强大。

　　有人指责我是外国力量的代理人，同时有人制造各种各样对我不利的小道消息。

　　那些无能的政府医药集团，看着我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情，也向国资委施加压力，妄图分享我的专利。

　　面对这种不利的局面，我决心亲赴北京。

　　我要解决那些妄图分享我成果的权贵集团，这些权贵集团除了制造麻烦外，没对社会进步做出任何一点贡献。

　　然而，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在制定规则，你还不能得罪他们。

　　我决心将他们各个击破，首先，我利用了舆论的力量。

　　我的医药集团在中国就雇佣了三万多名员工，在世界上是最多的。

　　其次，我的功绩是在中国的医疗价格最低，质量最好，许多人飞到中国来做手术。

　　而那些国营的医疗集团不仅服务态度不好，还出现了看病难的问题。

　　我们的医疗机构，尽量让一个医生为一个病人服务，这样就避免了人为误差，而在国营医院他们看一个牙可以让你换三个医生。

　　不过，这些说法并不能让权贵集团满意。

　　我面对权贵们的刁难愤怒了，我说：大不了，我逐渐退出中国市场，技术我是不会无偿转让的。

　　你们划定规则打击民营经济，只为让官僚享受。

　　到时候，尖端医疗人才我可以让他们移民到国外。

　　不过两万名失业者上街，你想想那将是什么局面。

　　威胁也好，无奈也好，脑满肠肥的国资委官员终于被我唬住了。

　　他们知道一旦两万名员工上街，他的官位就不保了。

　　这些国资委官员并不会做出任何贡献，他们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金钱。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所谓的国有资产，分给每个中国老百姓。

　　国有资产吗？本来就应该人人有份，现在弄出这么一大批官员来监督，结果也监督不好，相反这些官员来在瞎指挥。

　　做大做强，不是市场的前三名就淘汰掉，大就一定强吗？愚蠢至极。

　　我本人是不烟不茶不酒的人，我刚刚开始参加工作，我喜欢买上几包玉溪的烟，见人就发上一根。

　　其实，我自己是不抽烟的，至少是不爱抽烟。

　　后来，工作久了，发觉没这个劳什子，日子也一样过，就彻底戒烟了。

　　至于咖啡，我是烦恼时才喝喝的。

　　不过，我以前年轻时，是非常猛的，那时一天可以喝十杯咖啡。

　　茶这东西，我从小就不喜欢。

　　绿茶苦苦的，适合那些脑满肠肥的人解油腻，我不太欣赏。

　　而且，茶叶这东西也太贵了，那些一点点就要那么贵，这太不合算了。

　　我倒是偶尔喝点红茶，这种东西倒在酒杯里，很像红酒，有那么一点情调。

　　酒这东西会扰乱思维，而且喝多了会乱性，所以我也尽量少喝，到后来干脆不喝了。

　　到北京，我还有一件要事要办，那就是和航天部门谈判。

　　我有个大项目想做，有时一些政府官员很明智。

　　有些政府官员又极端愚蠢，比如国资委的官员总是恨不得把全中国的财富都搜刮起来，可是皮之不附，毛将焉存。

　　如果中国人都穷，你国资委到哪里去搜刮？这帮蠢货将企业弄得半死不活，然后卖掉，等别人救活了，又说别人买便宜了，是国有资产流失。

　　全世界没有这么无耻的人，也没有无耻的说法。

　　可是，这种话偏偏能从国资委的官员和传声筒里说出来，真是笑话。

　　我这个大项目能否实现，我心里并没有底。

　　不过，就算中国不行，我也会和美国、日本、欧洲的航天部门谈判。 灵异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