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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碎片

　　那年我上大四，假期几个要好的同学来我家玩，电视里正播放《红楼梦》，好友颖说：“一部《红楼梦》不知让多少人找到了饭碗，可当初作者却是丢了饭碗究愁潦倒时写 成的，最后也没写完，只写了前80回。如果他能写完，不知结局还会不会这样：让贾宝玉娶不到林妹妹。”于是，大家开始谈论起薛、林二人谁最可爱来。谈着谈着就争论起来，形成两派：一派认为林黛玉多情无邪、率真单纯、透明见底，而薛宝钗心有城府、理智藏奸、琢磨不透，故喜林而厌薛。另一派则相反，认为林黛玉清高孤傲、任情任性、众人相背，而薛宝钗知情达理、宽容随和、深得人心，故褒薛而贬林。我和另一位同学一直沉默不语，双方都想让我们来增援。我说：“在感情上我喜欢林黛玉，在理智上我佩服薛宝钗，所以我很难完全推崇一个，贬斥另一个。”他们双方群起而攻我，颖是坚决推崇林黛玉的，她批评我说：“人活着不能保持中立，中立即中庸。”争论从两派之争变成三足鼎立，争论的结果，就是争论的各方都认为自己更有理了。

　　毕业后走向社会，才知道，当年在校园里的我们真是太单纯了，生活绝不像1+1=2这么简单明了，而是象有机化学反应一样常常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下，反应物相同，却可能生成许多种不同的生成物。这其中蕴藏着一门极深的学校里学不到的模糊学。每一件事都有几十种可能的结果，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你最不想要的那种。

　　时光飞逝，我们跨出校门仅仅5年，就已清楚地看出：失意、挫败、倒霉者几乎都被林派独揽，而得志、安稳、顺遂者都为薛派所拥有。前不久回家探亲见到颖，发现她情绪很低落，一问才知她一个月前在工作中和领导意见不一致，发生争执，一气之下打了请调报告，可眼下新单位还没着落，所以在家“待业”。我劝她说：“没关系，正好在家给自己放个假，好好画些画，没准成个大画家呢！”颖挺喜欢美术，虽然学了理科但业余时间总爱画上几笔。说着，我抬头看看四周，发现以前她房间里摆放着的维纳斯石膏像不见了，忙问她哪去了，她叹口气，说：“摔碎了。”我说你自己这么喜爱的东西怎么这么不小心？颖一脸的无奈：“不是我不小心，是吵架时生气摔的，摔成了碎片。现在，我感觉我自己也像是被摔成了碎片，落在地上，心痛得紧缩着不能舒展。”

　　我想象着维纳斯落在地上摔成碎片的情景，我能理解颖心中的痛苦。我就是从这种痛中走过来的。当年我想合二为一，既像林黛玉那样保持独立，又能像薛宝钗那样融入大家，得到双重的快乐，可结果收获的却是双重的痛苦。就好象想同时得到两把椅子，看到的是两个座位的诱惑，而付出的却是在两把椅子之间站着的痛苦。我委屈自己、改造自己、压抑自己，千方百计想让别人接受自己，却在心里痛恨这个自己不喜欢的自己。表面上与周围和谐融洽，相安无事，内心里却排山倒海，时时有一种被撕裂被撞碎的感觉，为此，我曾痛苦得整夜失眠，于是，我开始尝试写作。每当夜幕来临，我用笔和纸诠释真实的自我，在我写下一个又一个故事的时候，就像在整合自己在碰撞中剩余的残缺，让心灵空间得以延伸和拓展，以达到另一种完整。对我来说，写作没什么崇高的意义，只是帮我收拾那些落在地上的碎片，充当扎破手指时用的创口贴，并帮我实现我想要的答案。

　　其实，薛、林二人体现着人性的两个方面，人既是自由人，同时也是社会人。作为自由，人性是感情的、自我的、欲望的，它表现为林黛玉；作为社会人，人性是理性的、群体的、自制的，它表现为薛宝钗。在当今社会，人们一方面渴望更大自由度，一方面又需要更密切的分工合作。商业社会的人际关系其实质是一种合作关系，朋友、同事甚至包括夫妻，都是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决定了现今社会需要更多的薛宝钗式的平和而非林黛玉式的反叛，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颖和她的林派一踏入社会就被现实一打一个跟头。 爱我就请搭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