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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潘氏双杰

　　一代名妓沉浮录

　　民国有两位姓潘的女士在中国近代书画史上名声显赫

　　可这两位潘小姐留名坊间的却不是艺术上的成就

　　让人喜闻乐道的是她们八大胡同的出身和之后的离奇遭遇

　　一位是清代名臣之后另一位是世代贫苦人家的出身

　　看似毫无相同点的生命缘起却在某个节点上让她们双双沦落红尘

　　也都因为与眼光独绝的男子相遇而改变她们一生的命运沉浮

　　潘素，潘妃的前世今生

　　潘素，苏州人，更多人却将她称作潘妃。翻阅老照片你便可发现，民国时可以真正称得上大美人的其实不多，若论样貌林徽因同张兆和之类在当时也只能算得上小家碧玉，而闻名上海滩的潘素却是当时公认的一位大美人。作为清代名臣潘世恩的后人，她自幼目睹了名门望族走向衰败困顿的过程，仿若女版的贾宝玉。

　　作为苏州望族潘世恩的后人，潘素的母亲是当地有名的大家闺秀，到了潘素这一辈，生母更是将之视为掌上明珠，在她七岁时便为她延请名师，修习绘画音乐诗词歌赋，和所有旧时代的深闺女子一样，她将生活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女儿身上。

　　然而天不遂人愿，在潘素十三岁那年，生母便因病去世，而父亲又迎娶了一位后母。年幼的潘素并不知道自己的噩梦才刚刚开始。不过两年时间，后母就以潘素擅弹琵琶可以贴补家用为由，将其送到青楼操琴挣钱，一个名门闺秀的生活就此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逆转。

　　不过在鱼龙混杂的青楼，潘素的才情到底也得到了展示。在那个女儿家深闺锁清秋的时代，艺妓这个行当反倒是女性释放自由最宽松的场所，自由恋爱在中国的发生大多是从这里开始的，虽然自由的代价也不菲，所谓人言可畏。

　　身为苏州人又弹得一手好琵琶的潘素不仅秀气大方，谈吐也颇为不俗，这在那无奇不有龙蛇混迹的上海滩也曾为她在花界博得一时名声。不过说来也奇，当时上海滩的妓女行当分工颇细，客人也分流而聚。有的专接官场上的达官，有的专奉商场上的显贵。而潘素的癖好却极为奇特，早岁在天香阁红得发紫，官绅巨贾虽夜夜追逐，而她的客人却大多是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

　　这些混迹黑社会的男人多半性格脾气火暴，他们却偏偏喜欢这个精灵古怪个性独立的豪爽女子，而潘素也乐得和这些人直来直往。有些帮会的男人喜欢在身体上文身，而潘素的手臂上也就刺有一朵红玫瑰。最红火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有人接她吃“花酒”。

　　有时客人们还在她屋里打着牌或者吃着酒，生意上门她也照样大模大样地出堂，一点没有普通妓女低眉顺眼的模样。也正是因为她特立独行的作风，引来了一个叫臧卓的国民党中将的青睐，两人甚至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而就在此刻，“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闯进了她的生活。时年这位始任盐业银行经理的张伯驹在上海滩公干，除了收集古董外也会在花界坊间会见各路朋友，初见潘素便看出了这刚烈女子潜藏的内秀，当即写下了一副赠联：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三言两语间潘素也被这书生意气深深吸引，但无奈自己已经是被缚之身且和臧卓有约在前。两人虽暗生情愫却也只有暗度陈仓，眉目传情书信表意。

　　素有“民国四公子”之称的张伯驹号称自己人生有四大爱好：爱古董，爱女人，爱吃喝，爱读书。虽然家中早有两房妻妾，但都是旧式的包办婚姻，自从他认识潘素后，这公子哥便再无风流韵事发生，一心系在潘素一人身上。臧卓一见两人似乎动了真格这才大怒起来，他在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将潘素软禁了起来，不分昼夜地让警卫看守，在他迎娶前不许潘素再在人前露面。

　　张伯驹情急之下只有请老友帮忙，疏通了门房的警卫乘臧卓不在之时将潘素接了出来。为了防止臧卓报复，两人连夜逃回苏州，举行完简单的婚礼便开始了两人夫唱妇随的婚后生活。

　　坊间之所以称潘素为奇女子，并不只因她显赫的出身或者精湛的书法绘画艺术。或许是因为她青楼的遭遇，看惯了红白帮派的斗争，在她身上竟保留着那个时代女人少有且可贵的男儿气概，也许这才是最终吸引名士张伯驹的地方。

　　温柔娴雅或许是旧式女子共有的一种美德，而要在那个混乱罹难的年代做到独立自强却并非易事，潘素却两种品质兼而有之于一身。嫁给了闻名遐迩的张伯驹并不意味着过上了富太太的优雅闲适生活，实际上张伯驹为了保护文物不致流失海外，常常是不惜倾家荡产重金收藏，家中收支一直是入不敷出。

　　卖房卖地不说，有时甚至两人的基本生活都成问题，连他的家人都称他是个败家子，而潘素却从来对伯驹不离不弃，她不仅完全理解自己的丈夫，更常常拿出自己的陪嫁来贴补丈夫的亏空。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桩轰动海内的绑架案。被绑的对象恰恰是张伯驹。或许是张家的名声太盛，又或许是人人都知道这张公子的收藏无数，便以为他是有钱的大户要好好地讹他一笔。一个汪伪的师长放下话来，如果潘素不拿出三百万赎金便要撕票。

　　事实上张家自抗战后便家道中落，况且大部分的现钱都被换成了字画，危难之际一个弱女子却表现出了空前的镇定。在丈夫被绑票的八个月，她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四处托人营救。她知道丈夫是绝不同意用卖掉国宝的钱来救他的命，所以只有变卖嫁妆以凑数额，最终在友人的协助下才以四十根金条赎回了张伯驹，至此之后潘素便有了侠女的名声。

　　在男性为天的主流世界里，她虽出于污泥，却用勤苦修炼的学识技艺和高洁的人品换来了世人的尊重，常有人感叹上海弱花的阮玲玉，如若她遇到的是爱人识人的张伯驹也许命运又会有不一样的逆转，然而她的不幸难道仅仅是因为被男性世界所不容而造成的吗？自然潘素是幸运的，张伯驹也是幸运的，如果没有遇上彼此，也许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上都会少了些许精彩的故事吧。

　　潘玉良：从雏妓到画家的半生缘

　　潘玉良本姓张，出身贫苦人家，幼年丧父，之所以会姓潘，是为了感恩一个将她救出青楼的姓潘的男子。她将丈夫视为恩人，不过这个男人在家乡早有妻室，无奈之下只有将之收做二房。这对于出身贫寒，幼年便做了孤儿，十四岁就被舅舅卖到青楼做歌妓的潘玉良来说，无疑是迎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潘赞化十八岁便留学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成为革命党人，但骨子里依然保留着旧式男子的情怀习性。他对潘玉良是同情中带着怜爱，他比潘玉良年长十二岁，既像一位丈夫更像一位父亲、师长。

　　和潘素完全不同的是，潘玉良几乎就是一个由灰姑娘变为白雪公主的典型例子。见过她本人照片或画像的人都知道她并不算漂亮，甚至在传统的审美中她的相貌还略显奇特，一副长脸高额狮子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美人胚子。

　　原配夫人更无法理解丈夫为什么会娶这样一个出身低微的丑姑娘，然而同张伯驹一样，潘赞化也有着一双慧眼，他看到了潘玉良身上不可多得的才气，虽然这个乡下姑娘没有什么文化，但她的歌声和刺绣却实在动人，不卑不亢的话语间还透出些许灵气。为了避免和大夫人起冲突也为了充实她的生活，潘赞化便出钱让她留在上海补习文化和绘画。她就像电影里跻身巴黎的乡下姑娘，心怀喜乐地接受着命运的点化。

　　一拿上画笔的潘玉良便一发不可收拾，她的绘画天赋竟让她的启蒙老师也大吃一惊。第二年她便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最初学校因为她妓女的出身便暗自将之除名了，但在校长刘海粟亲见了她的画作后才力排众议，亲自拿着毛笔走到榜单前写下了她的名字。

　　最初学画的她只是为了给丈夫争个脸面，而最终她却以整个生命的热情寄情于绘画，当一个女子意识到身份地位的改变只有靠自身来争取时她的才情才真正地爆发了出来，她为自己画为女性这类人群画，在进入美术专科学校后潘玉良的画技更突飞猛进了。

　　到1921年她毕业时便考取了安徽省公费留法的留学生资格，到法国后的一个月她便投考了巴黎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第一次离开潘赞化，她只是为了下一次以更好的姿态重新踏进潘家的大门，与原配夫人紧张的关系和来自潘家上下的歧视，在家庭与个人情感面前潘赞化表现出的一个旧式男子的懦弱或者说妥协，她与其说是失望不如说是默认了。

　　为了避免关系恶化也为了争取新的生活，她不再选择低三下四地留在上海的寓所，而是出国寻找更广阔的属于自己的天地。她用最短的时间进入了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油画班，成了徐悲鸿的同学。

　　1925年她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了罗马奖学金，得到了去意大利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深造的机会。而第二年她的作品便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获得金奖，这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纪录。

　　女性画家限于客观条件，要想成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要比男性困难得多，所要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也是无法想象的。十年的海外生涯，无数的荣誉名声却还是留不住她回归中国的步伐。1928年潘玉良学成回国，成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西画教授并任西画系主任，同时又兼任南京中央大学油画教授。

　　虽然是一身光华地回到中国，但来到潘家的屋檐下她又重新被打回了青楼女子的原型。大夫人每每言语讥讽她低微的出身，而丈夫似乎也自觉理亏似的不能替她言语半分，作为一个受了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她实在是不堪其辱，便又孤身回到巴黎继续中西画的研究创作。

　　在国外要以卖画维生非常不易，更何况是位毫无背景的外国女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纳粹进驻巴黎，潘玉良的画室便没了，最初她还能以积蓄维持生活，而到了1940年的冬天便十分窘迫了，她时常要挨饿。也就在这最困难的时期，第二个男人进入了她的生活。

　　王守义，同她一样来自贫穷人家的苦孩子，1920年来到法国准备勤工俭学。最初来巴黎时挖过煤洗过盘子，最脏最累的活他都干过，情况好些时才和同乡在巴黎近郊开了家中餐馆，起名东方饭店。也就在这时，他结识了生活已经非常拮据的潘玉良。

　　身为画家却没有画室，就像音乐家失去了乐器一样。她一个孤独的女人租住在巴黎贫穷社区的一个小套间里，别说搞创作就是温饱也成问题。爱才惜才的王守义见此情景便出资帮她重建画室，并为她举办了艺术沙龙，在巴黎的艺术界多方奔走，成了潘玉良从事业到生活最忠诚的守护者，也正是他的支持使得潘玉良在巴黎画坛渐渐声名鹊起。

　　出国前的王守义曾在故乡结婚并留有一子，而自1920年离别故土后直到晚年他才回过一次国。在巴黎流浪的若干年里除了和潘玉良相怜相惜，竟再没有过第二次婚姻。也许注定了这两个身世悲苦的人要走到一起，多年来两人间有多少是亲情有多少是爱情早已难于分清。

　　然而身在巴黎的潘玉良多年来却一刻也没有忘记在国内的丈夫潘赞化，战争爆发后潘家家道中落，在几封信中潘赞化都暗示她目前国内情况复杂不宜回家，最终这两人都不能预知这一别此生竟是天各一方。

　　直到1964年中法建交，他们才打听到了实际的情况，潘赞化早在1959年就去世了。失去了牵挂的潘玉良终于一病不起，死在异国他乡。一代画魂就此湮灭，而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终成就了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美丽篇章。 红秀——20世纪东方先锋女性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