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李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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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个李部长
◎ 左清飞
望着满头白发的李致,我感叹,川剧之幸!
李“员外”
2001年,我重返舞台,排演《都督夫人董竹君》,一直未见李致副部长。一打听,说患腿疾,行动困难。决定去看望。他住东城根中街省委宣传部宿舍。在邢孃(秀田)指引下,去到他家。部长果然行动不便。见此情形,我不知该怎样问好。李部长倒是先开了口:“左清飞,稀客,快坐。”满脸的笑容使气氛一下轻松了。他想挪动脚步去端凳子,我赶快说:“自己来。”他问了我这些年的情况。我说等他行动方便之后,请他去农庄做客。然后谈到川剧,他说:“现在少出门,在家看录像。又看了《绣襦记》,遗憾当初没拍成电影。要是现在……”我看着他,等他说出下文。见他笑笑:“现在我是‘员外’了!”我一时未明白:“员外?”“我是头戴方巾的李‘员外’了。”我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员外爷爷在川剧舞台上,常常是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名望,却不管实事也管不了实事的乡绅之类。李致已从宣传部领导岗位退下来,现任省文联主席,以员外自喻,风趣之中道出实际情况,有超脱之感,无失落之意。后来几次听他讲话,“吼班儿”之类的川剧行话信手拈来,俨然成一位川剧行家了。不由想起他新上任时的点滴往事。
1983年,省川剧院的《绣襦记》要进一步加工,参加首届川剧调演,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文化厅的领导亲自抓。在领导的队伍中,我见到一个新面孔,个子不很高,微胖,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有人告诉我,这是新来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叫李致。“又来一个李部长”,我不由笑了。与他同来的,还有一位女领导,比较年轻,是新上任的省委常委、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组长黄启璪。她为人谦和,没有架子,对省里的老领导很尊重。一次联欢晚会上,来了不少老领导,其中有已不是常委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何郝炬,启璪同志热情招呼,安排老领导之后,跑过来叫我:“清飞,你去请何主任跳个舞。”我的舞跳得不好,但知道何省长一直关心支持川剧,我还是走了过去。没想到何省长的舞跳得那样好,他的书法也很好。很奇怪,喜欢川剧的,怎么偏偏是些有修养有文化的人呢?黄启璪后调中央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可惜英年早逝。又少一个关心川剧的好领导。
《绣襦记》参加了首届川剧调演,并作为“振兴川剧”的成果赴京汇报。金秋十月,我们坐上了北行的火车。兼任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李致,以及领导小组成员一路同行。
“振兴川剧”赴京汇报演出引起了轰动,《绣襦记》获得普遍赞誉。李致副部长专程带我去中国剧协主席曹禺家听意见。曹禺大加鼓励,挥毫题字。他的夫人、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后来发表了《“振兴川剧”使我兴奋——川剧〈绣襦记〉观后》的文章。
北京归来以后,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郝为光导演通知我,说《绣襦记》准备拍电影。是省委宣传部的意见。班子已经组建起来,先做案头工作。
郝导首先和我交流。他要把《绣襦记》精华的东西都加以保留,用电影的手段加以丰富和优化。他说《绣襦记》很感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一定要把它拍好。他多次和我谈结构、谈处理、谈分镜头。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几位同事,大家都很激动,都在等待正式通知。
通知一直没有下来,我们有些奇怪。一天碰到郝导,问及此事。郝导很生气:“怎么,你们都不知道?《绣襦记》什么都准备好了,你们剧院要拍《卧虎令》。我们不同意,你们剧院坚持。我们说,要拍《卧虎令》,那就不拍了。花我们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真气人。”
我在家里生闷气。华峰说,想开些,剧院领导也是人,是人难过名利关,你以为个个都是李亚群?
后来,李致不止一次地在会上说:“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是当年没把《绣襦记》拍成电影。”
有一天,李部长忽然问我:“左清飞,什么是‘穿帮’?”我一愣,问这话是什么意思?但还是告诉他:“舞台演出,不该让观众看到的,观众看到了,就叫‘穿帮’。”此后,他听到川剧人讲行话,就一定要问清楚是什么意思。看来,这位部长不仅仅是不耻下问,是要“踩深水”了。他要干一行,懂一行。这使他很快成为内行。从热爱川剧到有些痴迷。在任上,履行“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责;当了“员外”,痴心不改。也许正因如此,七八十岁的人反倒有了童心。一次接他电话:“左清飞,你猜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好奇地问:“部长在做什么?”“在看《绣襦记》。”我忍不住笑起来。也不知他看了多少遍了。将此话讲给杜建华听了,她也笑:“看来老头子入迷了。”王诚德老师听了,微笑着点头:“又多了个太子菩萨摸了脑壳的人。”
李致用自己热爱川剧的这颗心,极力去改变川剧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不只是说,还尽力地做。与何郝炬、廖伯康等省里十二位老领导,给省委写信,发出进一步扶植川剧的倡议。支持在位的张仲炎厅长,挤出30万元拨到文化厅所属文艺音像出版社,赶快给步入老年的艺术家录像。防止走一个,带走几个好戏,剩下的传统戏越来越少的局面。钱拨下去了,用去还债了,“像”自然未录。他仍不死心,还在奔走呼号。
这个“员外”,到底是为了什么?
知情者,无不动容。
“要大度”
1983年,我在“讲习会”学习期间,文化部部长朱穆之到会讲话:“文艺体制非改不可。文艺团体问题很多,比如大锅饭等等,不利于出人出戏。”他还就中央直属文艺团体承包试点引起的强烈反应,表明了观点。当时,认为改革是领导的事,好像与自己关系不大,没太在意。
1984年,关于文艺体制改革的风刮得更猛了。7月的一天,省川剧院召开大会,宣布改革方案,实行团长责任制。团部立即决定把人马拉往马尔康,去完成演出场次,引起大家强烈不满。在剧院球场坝,三五成群,纷纷议论:“老是那几个戏,没得地方演了,就只有往马尔康跑!”“今年底川剧调演,院部好像搞忘了!”“我才不去,到时找块纱布把手包起,我肯信把我押起去!”“不去又咋个办呢?”
我与墙方云开了句玩笑:“你们不是想搞承包吗?”
“我算老几!除非你和张巧凤‘双凤齐飞’出面领头还差不多。”墙方云认真地说。
他所说的“双凤齐飞”,是指1983年李致部长转来张爱萍将军给我和张巧凤分别题的字,被《戏剧报》发表,而广为流传。没想到我的玩笑竟被当了真。
1984年7月31日晚,在杨昌林家,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决定:由张巧凤、杨昌林、何伯杰和我共四人联合承包。8月1日,一份《关于组建承包试验演出队的请示报告》产生了,第二天分别递交到院部、省文化厅、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演出队的人员初定为十五人至四十人,摸底后,愿参加的人数远远超出预想。就在等待院部批复的几天里,情形骤变。一些同事找到我们纷纷反映:“那边说了:‘参加承包队的人,三个月回来,我们不要。’‘学生去参加的,不转正。’”有的担心明年出国受影响,有的担心将来穿小鞋:“你们四个人倒不怕,把你们没办法,我们就难说了。”还有人劝杨昌林:“‘二凤’有国防部长撑腰,何伯杰在拍电影,最后只有你挨起!”也有人担心四个人都是“侯爷王爷(主要演员)”,将来是否能团结?加上一团原定去马尔康现改去富顺,很多人因此动摇和退缩了。
华峰去找过任庭芳,说明四人不是针对院部,是想搞个试验,愿做改革的马前卒。任庭芳说院部现在有些被动,他们也有难处。听这样一说,我们的情绪也稍有缓和。经多次催促之后,院部终于在8月7日批准盖章。坚定参加承包队者当晚就签了字,一个十八人的承包试验演出队正式组建起来。
8月8日,李致副部长和文化厅副厅长郝超及几位处长,一起到剧院接见了承包人,听取详细汇报,表示坚决支持,寄予殷切期望。希望我们“主动争取院部支持,要大度。一场改革,出现各种思想是难免的,改革是势不可当的”。我们十分激动,我已是热泪盈眶。此刻,大家体会到党和上级领导的支持是何等重要和及时!汇报开始都有点语无伦次了。诸位领导最后叮咛我们:“要主动找院领导汇报工作,磕头作揖都要找他们。”这天下来,我第一次睡了懒觉。杨昌林拿起久违的画笔,画起画来。
18日这天,李致部长和宣传部文艺处张仲炎再次到剧院,详细了解承包演出队组建情况和未来安排。希望随时向部里汇报在下面的演出情况。李部长语重心长地说:“我担心你们逆境团结,以后顺境时还能不能团结?”我们几个人认真地记住了这句话。第二天,登上去简阳的火车,开始了我们的行程。
三个月里,我们只到过简阳、绵竹、宜宾(含附近的纳溪、江安)三个地方,都是和当地兄弟剧团联合演出。主要演员、鼓师、琴师由我方担任,其余演员、乐员、舞美人员及服装道具均由对方承担,演出收入对半分成。各地上座很好,尤以宜宾一带为最,场场爆满,常常是带去的戏、新排的戏都已演尽,仍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合作双方都较为满意。承包人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完成了预定目标,也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在简阳县委支持下,与简阳剧团联合排演了现代大幕戏《张玉良》(后改名《画魂》)。从9月11日双方第一次案头工作会算起,至9月24日止,完成了素排、合乐、响排、彩排的全过程,仅花了十四天时间。考虑到吃住费用,这当中还演了两个午场,四个夜场。这要放在省团,想都不敢想。
审查时间是预先定好了的。9月25日上午,李致、郝超、李累、文辛、邢秀田、严福昌、蔡文金等领导和专家驱车来到简阳。没有漂亮的布景、五彩的灯光、华丽的服装,只有演员认真的表演。约两个小时的演出落下了帷幕。在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李致部长说:“看完戏后,觉得基础好,可以公演。继续加工,争取在年底内搞成一个好戏。”领导的表态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也算是给《画魂》的“出笼”画上了一个肯定的句号。
我明白,“继续加工”对我们来说,谈何容易。没有物力财力,只是空想。除非院部安排,可能么?
李致部长对《画魂》倒是一直念念不忘。多次带信给我,不要放弃此戏。1986年我到上海演出时,他又再次提及此戏,“放弃太可惜”。但我知道,它的命运似乎早就注定。既已如此,何必再做无用之功,自寻烦恼。
有人问我:“你们四个人三个月相处究竟如何?”
我回答:“相处不错。”我们都记住了李致部长那句话,无论逆境、顺境,都很团结。当然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但能开诚布公,最后达到统一。
他懂演员
演员喜欢和李致交往。谈话时,忘了上下级,不把他当部长,只当是师友。
1985年,我随剧院去西欧四国演出。不像1983年在北京,演出重,只能待在住地休息,哪里都不敢去。演折子戏《秋江》,不是每天都演的,《白蛇传》只第一场的观音菩萨几分钟,下来就无事了,相对任务轻些。我喜欢新鲜事物,兴趣广泛,这又是第一次出国,总想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偏偏管得很严。出街要三五人一组,须按规定在二十分钟内返回。街对面是商店,咫尺天涯,只能隔街相望。离回国的时间越来越近,不免有点忍不住了。有人悄悄溜出去,转一圈又溜回来。几个女同胞相邀一同出去转转,她们说,叫我一齐出去,有一个挡箭牌,我确实也想出去逛,就只好冒点险了。谁知刚走出不到五分钟,就有人追出来把我们叫回去了,大家垂头丧气回至房间。有人立即通知:“左清飞,李部长找你。”我知道有人“告密”,挨批是肯定的了。
刚走进门,未等部长开口,我抢先说话:“李部长,我晓得有人反映了。说老实话,我是想出去看看。你们做领导的,出国机会多,外出也比较方便。我们出来一趟不容易,学表演的就想多了解生活,想看看国外各个方面,扩大视野,增加知识。我这个人求知欲强,对什么都感兴趣,天天把我们关起,发的钱想买点小东西都没有时间。有演出时,自己都不愿出去,我们知道不能影响演出,也晓得你们领导怕出事,怕有人跑。说心里话,跑出去干什么?语言又不通,请我跑我都不得跑!”我一口气把窝在心里的话倒出来。就是挨批评,也得把话说完,以免憋在心里难受。我等着部长发落,他看了看我一个字没说,把手挥了两下,示意叫我可以走了。我愣了一下,转身出来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其实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当时各类出国团体不时有人偷跑,特别是跑美国。团员跑了,团长是要“背书”的。1985年在欧洲演出的团体中,真还跑了一个。作为这次对外演出团团长的李致,身上的压力肯定不轻。他对我这次“违纪”的态度,我感受到“他懂演员”,他善解人意。事隔四年,剧院再次出访欧洲时,就像在国内,任何城市演出,都可以自由行动了。
若干年后,我偶问起他这件事:“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处罚我呢?”他回答:“那是因为我了解你们。”他又说,“1985年那次去欧洲,有人还建议派人守门,我说:那又谁来看住守门的人呢?!”我不禁“啊”了一声。
“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1989年初,一张红纸喜报贴在剧院灰旧的围墙上。人们的议论,变成了现实。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里反复念着:“不公平、不公平啊,真有这样黑暗呀!”我心里直想跺脚,恨不得把地跺裂,跺碎。在金钱面前,哪里还有“艺不昧良”?梅花奖评委们曾是我敬仰的专家学者,就在这一刻,心中一直高高矗立的那座崇高的丰碑,轰然倒塌。
剧院开了锅,川剧界哗然。许多人为此鸣不平。
李致部长和张仲炎、朱丹枫(后均任宣传部副部长)等来到家里看望。胸中的积怨,喷薄而出,我忍不住恸哭起来。反复述说着“不公平!不公平!他们只看钱!”李部长说:“你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拿了奖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毛主席就说过,选上中央委员的不一定比没选上的水平高,没选上的不一定比选上的差。过去打仗,并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川剧很多艺术家都没有拿过奖。把这些看淡些,观众承认才是最重要的。”
好像为印证李致部长“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这句话,这年6月,中国唱片总公司在庆祝成立四十周年时,出了一本纪念刊。刊中收入了全国许多著名音乐家、歌唱家、戏曲和曲艺的表演艺术家及著名演员的照片,每个人都作了简介。因为“他们出版了唱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收入戏曲的,大多是“著名艺术家”,如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常香玉、新凤霞、严凤英、王文娟等,也有“著名演员”梅葆玖、李世济、李维康、赵丽蓉等。京剧居多,地方戏较少,川剧只有三个:周企何、陈书舫和我。当我收到这本中英文和繁体字印刷的《中国唱片四十年》时,百感交集。
无独有偶,我收到一位日本观众的来信。信是北京“专场”演出三天后发出的。自“祝成功您在北京的公演”这封信开始,这位自称“日本左迷”的大学生,在两年多时间里,来了八封信,抒发他热爱川剧的情怀。还专程到成都,拜访剧院,与我相见。一个外囯人对中国传统艺术竟然如此痴迷,我的心情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述!
2007年一天晚上十点过,李致部长与我通电话说:“我把你的电话弄丢了,四处找你,黄宗江老师到成都来了。我请他吃饭,他说想见你,他一直为你的梅花奖抱不平。可惜明天一早,他回北京,见不上了。”
事隔多年,未获梅花奖的真正原因才清楚了:当年一位有实权的评委,把别人的赞助费以自己的名义给了剧协,按照剧协当时的政策,合理合法地得到百分之三十的提成奖金,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然后对其控制部门中的五六个评委下达指令:“只能投某某的票,不能投左清飞的票。”几年之后,这位评委变本加厉,搞起了“流动票箱”,再次制造“冤案”。以刘厚生为首的十位评委,上书中国文联和中宣部要求严查。调查结果,撤销了这位评委剧协书记处书记、梅花奖评委等一切职务。这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宋丹丹拒绝领奖的第十届梅花奖发生的事情。要不是这次事件的暴露,发生在1989年初我的梅花奖问题也许永远是个谜。善良的刘厚生们也许永远都会认为“因为早场有少数评委没看戏”这个“偶然因素”造成的结果。二十年了,这个谜终于解开。谜虽然解开,它却给失奖者、获奖者、评奖者都带来了伤害。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梅花奖已毫不在意,只当是和我开了个玩笑。然而李致部长那些话,却始终难以忘怀。
川剧之幸
我请李致到农庄看看,一直未能约定。一天接他电话,要请我和另几位演员吃饭。领导请百姓吃饭,实属少有,好在部长已经是“员外”,不算官请。
九如村附近一饭店,不算豪华,却干净。部长向来守时,客人陆续到齐,到的都是熟人,许倩云、杜建华、古小琴、张宁佳、杨楠桦等。这天谈论的话题还是川剧,谈得很愉快。我们都领会到了李部长的意图:无论在做什么,都不要忘了川剧。分别时,我们相互留下电话,各自上车,挥手告别。我手握方向盘,正欲向前驶去,回头看见李部长还站在那里,他那满头白发格外显眼。不禁叹息:为了川剧,他真是用心良苦!
李致部长说:“目前,获梅花奖的人,除晓艇、刘芸等少数人例外,多数获奖者能演的戏很少,甚至就几个戏。演员断代,是一大危机。”
又隔了很久,再见到他时,他说,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了,连文联主席也将改选。但接着说:“只有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的顾问,我不会主动辞掉!”
望着眼前的李致,想起了以前的李亚群。
又一个李部长,川剧之幸啊! 李致文存:我与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