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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缅怀江明

　　“你来了，我就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了，否则我闷得难受！”

　　这是1973年7月，我到四川人民出版社，与江明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江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从此，我和江明在一起度过“文革”的最后三年，直至粉碎“四人帮”。

　　一

　　江明原在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我很早就知道他。他在1945年，就读昆明西南联大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一二·一”运动。1964年，我调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工作。团中央书记处召集报刊负责人开会，我和江明都参加，这才相识。两个杂志社曾同在机关大楼办公，但我与江明并无个人接触。“文革”初期，我们因为都是报刊总编辑（即“当权派”），被揪出来批斗，并分别被关进“牛棚”。在河南团中央“五七”干校时，我俩都在二八连劳动。有一次，劳动完了到跃进渠洗澡，江明、向洛新和我在渠中相遇。我们苦中作乐，游泳比赛，向洛新获“冠军”，江明获“亚军”，我获“季军”，皆大欢喜。在一次批判我向“革命”群众“反扑”的小会上，他态度极为低调，几乎没有发言。

　　“五七”干校是“文革”中迫害干部的产物。林彪事件发生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安排了一些干部的工作。大约1972年，江明被“发配”到四川省革委会宣传组工作，后调四川省文化局任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委会主任。江明是四川峨眉县人，但从未上过峨眉山。以后我常向人介绍：江明是从未上过峨眉山的峨眉县人。

　　我是四川成都人，热爱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1964年，上级调我去北京工作，我曾表示不愿去，但终归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在团中央工作两年，就闹“文革”，接着又去“五七”干校。当团中央调一批干部去四川时，我萌生了回四川工作的愿望。江明的夫人王韦知道我调回四川，力促我去四川人民出版社和江明在一起工作，江明也通过四川省文化局向省委组织部要我去出版社。我本来就是搞编辑工作的，“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最重要，我信任江明，就到出版社工作了。

　　2003年李致在北京江明家

　　二

　　名义上说“抓革命，促生产”，实际上出版社在“文革”中，除了印“毛选”和“语录”，几乎谈不上有别的业务工作。

　　“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是“文革”中的一句流行语言。一个近百人的出版社，各派均有，情况复杂。江明在向我介绍情况时，首先强调了我和他不能介入派系斗争。出版社党支部的组成，各派力量都有。江明提醒我在支委会上的发言一定要慎重，每一句话都要能公之于众。他说：“否则，往往会还没有开完，你说的话全社都知道了！”

　　1973年，小平同志复出，带来希望，但大局未变，仍难工作。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下令不许哀悼，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悲愤，出版社绝大多数群众自发组织追悼会，群众在默哀时的哭声，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在观看周总理追悼大会的电视时，发现江青戴着帽子，有人大胆地高声骂道：“为什么不脱帽？！”可见人心所向。江明积极支持和参加各种追悼活动，我看见他多次流泪，也私下听见他讲了不少为国家前途担忧的话。

　　我离开团中央前曾向胡耀邦同志告别。耀邦总结林彪事件，语重心长地说：“凡事要独立思考，没分清是非前，不要随便吹喇叭抬轿子。”我把耀邦的话转告江明，他十分赞同。无论是悼念周总理以前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周总理），还是这以后的“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造反派都很积极，江明和我以及多数群众无非走过场而已。江明和我，可以交心，不怕谁“反戈一击”。

　　一个在造反派“刘、张”掌权时期担任过“宣传大臣”的造反派头头，在“落实政策”的名义下，出任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此人常披一件大衣或外衣，走来走去，做大首长状。他虽着眼于全省和宣传文化系统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却也抓着出版社的“运动”不放手。他和文化系统另外三名造反派头头组成四人小组，分别窜进省文化局所属单位（包括出版社）煽风点火，妄图改变运动“落后”状态。是否接受四人小组派人来出版社“指导”运动，社内群众意见分歧，多数人主张出版社的运动由出版社群众自己决策。支部委员会的意见也不一致，辩论激烈。经过江明和有关同志耐心交换意见，最后表决时，除了那位做首长状的副主任支持接受由他自己领导的四人小组派人，所有支委均表示拒绝。这是出版社群众的一大胜利！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明和众多人一样，更加担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三

　　终于盼到这一天：“四人帮”被粉碎。

　　消息没正式公布之前，北京的亲戚托可靠的朋友给我带来这个惊天动地的喜讯！我万分高兴，但又担心这仅是群众的心愿。得到朋友举出的各种例证以后，我相信了。朋友走后，我立即把江明从办公室叫回寝室，关好三道房门，把这喜讯告诉他。江明和我一样，万分高兴，又担心这不是事实。当他终于相信后，非常兴奋地说：“真好！抓了四个螃蟹，三个公的，一个母的！”

　　接着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各单位开始清理帮派分子。江明和出版社其他的负责人，都意识到“十年浩劫”的主要责任在发出号召者，因而严格把握政策，把打击面缩小在一两个有政治野心、唯恐天下不乱的造反派头头身上。一般群众因为响应号召犯了错误，主要通过学习来提高认识。少数与造反派头头有过牵连的人，在作了检查以后，很快得到解放。那个有个人野心、唯恐天下不乱的头头经过批判后，被开除党籍，未作刑事处理。此人的女儿不久还考上北京知名大学，没受株连。

　　江明的夫人和女儿一直在北京。不久，为落实政策，江明被调回北京，在《工人日报》任副总编辑。出版社的清理工作由于阵线分明，政策执行得好，较快结束，群众的积极性集中到工作上，获得川版书崛起的条件。出版社没有陷于内斗，与江明头脑清醒、执行政策好是分不开的。不能因为江明离开了出版社而忽视他的功绩。

　　四

　　“文革”中我与江明同在出版社工作三年，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我俩同在一个办公室，那时无法工作，有足够的时间长谈。主要谈国家大事，有时也闲聊。有一次，谈到“文革”中许多人的态度。江明和我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强迫人人表态。应付式地说几句众所周知的话，或就事实上点纲和线，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朋友间的交心之言揭发出来，则大可不必。要是捏造或歪曲事实，那就是政治品质的问题了。

　　“文革”时期，群众生活困难。谁愿意天天“吃社会主义的草”？江明不会安排生活，他每回北京探亲，王韦必给他买不少罐头之类的食品，但他又不记得吃，常因过期而坏掉。当时每人每月半斤猪肉，我爱人把江明的半斤猪肉炒成这样那样的菜，让他能多吃几顿。联想起在干校时的一个笑话：王韦去干校探亲，见江明住地乱七八糟，替江明收拾得干干净净，殊不知第二天早上紧急集合，江明竟找不到红宝书“语录”，急得满头大汗。“罪莫大焉！”

　　江明调回北京工作，我们的友谊依旧。每次出差北京，我必去看望江明。他则为川版书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感到由衷地高兴。他关心出版社很多同志（包括小孩子），总要十分详尽地询问他们的情况。后来我少去北京，但仍长期通电话和通信。我把自己写的往事随笔一篇篇地寄给他，他对每篇都给予点评。我保存着他给我的一大沓信，信中充满友情和幽默。我曾对他说：“将来你出全集，一定不能忘了收入你给我的信！”

　　江明的身体不够好，长期患哮喘。唯一的女儿在上大学期间因心脏病猝死，对他夫妇俩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家的墙壁四周挂满女儿的照片，表示对女儿无尽的思念。我真不知用什么语言安慰他。2003年，我到北京和女儿一起去看江明，他行路困难，得靠助步器了。我们像过去一样愉快地交谈，说不完的知心话。女儿为我们拍了照。不久，江明的夫人王韦离世，江明孤独无援，由王韦的妹妹照顾他的生活。我十分为他担心。2007年12月6日，得知江明在当天早晨逝世。谁知那张照片是我们最后一次合影，那次相会竟成了诀别！

　　五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名叫《阶级斗争中的清醒者》。

　　作者叫盛禹九，1948年加入“新青社”（相当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调《中国青年》杂志社工作，先后任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是江明的老“部下”。他以亲身的经历，颂扬江明是阶级斗争中的清醒者。

　　1954年，机关开展“肃反”运动，查出了四五个“反革命嫌疑分子”。盛禹九奉命参与“外调”。在“外调”中，盛禹九发现实际情况与原来的怀疑并不一致，如实写了材料，却被批为“右倾”，被调出“肃反”工作组。当江明发现盛禹九为此感到苦闷时，对盛禹九说：“肃反工作很复杂。既要大胆假设，又要小心求证，最重要的还是小心求证。你们在调查中小心求证的态度没有错。”1957年“反右”时，江明实事求是的态度被认为右倾，甚至被免去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这类事例不少，无法一一转述。若干年后，江明对盛禹九说：“当年免去我的支部书记职务是好事。我再干下去，也会成为‘右派分子’，或者成为‘打手’！”据我看，不排除江明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可能，但江明根本不可能成为“打手”。正如盛禹九所说，江明胸怀坦荡，公正无私，淡泊名利，宠辱不惊；他充满着理性、良知和爱心，从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落井下石。他的这些高尚品德、过人胆识和人道主义情怀，使他具有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闪闪发光。

　　把江明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表现，与他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表现整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江明的为人了。我想用一句时尚的话对他说：

　　“江明，我们都尊敬你，也都爱你！”

　　2010年11月4日完稿 李致文存：我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