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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致散文中的亲情篇章

　　吴若萍 注释标题 吴若萍：四川文艺出版社副编审。

　　李致既是巴金侄儿，又是散文能手。由他来写巴金出生的那个大家庭的兴衰沉浮以及巴老在“文革”中的思想情感、精神状况，比起别人来写要贴近、亲切、细腻，原是很自然的。如在《往事》中写巴金大嫂——作者的母亲含辛茹苦的一生，以及在动乱岁月中作者冒着挨批斗、坐班房和跟四爸——当时定成“反动学术权威”巴金——永远交代不清的风险，只身去上海探望正处审查中的巴老的亲情文章就很出感情。在这些篇章中作家以他惯有的质朴平实的叙述风格，讲述着他母亲作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长孙媳妇跟公公、妯娌、兄弟乃至子女间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她的忧郁、欢乐和喜悦，以及她经历各个不同人生阶段、多方面的独特精神世界。特别写到她丈夫——巴金大哥——突然自杀。五个子女又小且又负债累累，在这个天崩地塌的灾难跟前竟没有被吓得趴下，而是表现了几千年优秀文化孕育出来中国妇女的冷静和坚毅：母兼父职地抚育子女，并将突发灾难作为催发孩子成熟的养料，生活上采取开源节流措施；正在天津南开教书的三爸也“每月按时汇款回家”，“好心亲友也给母亲送些钱来”。然而祸不单行，不久抗战爆发，天津沦陷，收不到三爸汇款。而物价暴涨，原来亲友间接济的钱币大量贬值。面对如此困境，母亲再次挺直腰杆，勇敢地跨出家门帮人画画、绣帐檐、枕头挣钱；还跟舅妈合伙做豆乳、豆瓣生意；邻居、亲友也不断伸出援助之手，常让母亲做“会头”（打会系民间一种自助形式，“会头”即拿首会）多次解决生活和学费燃眉之急。1941年四爸巴金回到成都，而对家庭现实困难，毫不犹豫地接过三爸的担子，从他微薄稿费中，每月支取若干贴补生活，而自己过的却是极为清苦的生活，甚至四十岁才结婚。就是凭着母亲坚强的毅力，三爸、四爸的自我牺牲，以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美德，才使母亲领着五个幼小子女从灭顶之灾的困境中走出来。同样催人泪下的是作者在《我淋着雨、流着泪，离开上海》的描写。大家知道，半个世纪以来，巴老从心底处流出来的爱汁谱写了一本本诗的篇章，曾燃烧过多少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灵，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愿意献身于人类美好事业的人。巴金这个名字早就公认为世界良心。远在30年代就被伟大作家鲁迅称为“一个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且介亭杂文续编》）。就是这样的文化巨匠，“文革”中在“四人帮”把持的报刊上却被污蔑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过着寄生虫、吸血鬼的生活，写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抄家、批斗，而恰在此时跟巴老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爱妻又被折磨死去，使巴老处于空前孤独和极度悲痛之中。“四爸站在一旁穿件短衫。左袖上戴着黑纱，两手叉腰，面对死去的爱妻遗容低头哭泣。”面对这张相片，作家的心也跟他四爸——巴老一起痛苦地流着鲜血，他再不能考虑任何利害得失，他豁出去了，借口医治眼疾从北京绕道上海，机警地闪进了巴老住处，两天两夜跟巴老同床亲切交谈，临别时紧握巴老的手像发誓似地望着巴老说：“如果你的问题解决不好，你可以回成都，我能用自己的劳动供养你！当时，我们都很激动，四爸没有说什么，至少没有表示反对。”告别的早上作者原不想惊动巴老，但巴老却与作者同时醒来，此时正下着大雨，巴老将自己的雨衣让作者穿上，紧握着手互道“保重”，门外大雨滂沱，流在作者脸上的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

　　我们这个民族曾多次濒临危亡然而终能临危不堕，并一次次从绝境里重生奋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拥有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亲人间的风雨同舟，以及群众中古道热肠精神都是它的生动体现，它成为这个民族团结的黏合剂，如今作者通过对巴老大家庭兴衰沉浮的描绘，再次展示了这种可贵的精神，它将激励更多人发挥这种不被困难吓倒，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之精神，迎接来自内、外未来生活的挑战。 李致文存：我与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