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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盼到这一天

　　1976年10月10日，这似乎是极平常的一天。

　　醒得较早，望着总理的遗像，先想到1月八日那天的情景。早上儿子跑步回来，隔着门大声说：“总理逝世了！”我一下坐起来，目瞪口呆，大串眼泪往下流。上班不久，领导机关传达不许开追悼会的指示。群众不理这一套，我所在的出版社举行了追悼大会，众多人放声大哭。那几天无论看报，交谈，看电视，一涉及总理，总要流泪。我一生从没为任何一个人流过这么多眼泪。可是不久中央竟把北京广大群众在天安门悼念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又开展批“右倾翻案风”。

　　悼念周总理的黑纱袖套

　　接着想到9月九日毛主席逝世。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做出过重要贡献，我曾对他个人迷信，无限崇拜。但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以及人民造成巨大灾害，林彪和江青之类先后横行，许多对革命有巨大贡献的人被打倒，群众分裂内乱四起，经济已到崩溃边缘。对他的逝世，我没有眼泪，只在守灵时不断拿出手绢儿擦眼角。由于江青为实现她的“女皇梦”正四处活动，我更担心的是中国的未来怎么办？

　　天气很阴暗，政治气候也如此。

　　到了办公室，省文化局副局长、出版社“革委会”主任江明与我谈到社内的事。“造反派”在文化系统的头头，搞了一个“帮助小组”，企图掌握整个系统的运动方向。其中在出版社的头头，鉴于他在社内的力量孤单，竭力要把外单位的力量拉进来。可是失道寡助，在前两天召开的支委会上，经反复讨论，一致决定不让外单位的人介入出版社的学习和运动。江明说，那个人不会甘心，他一定在考虑下一步怎么进攻。

　　李致保存了周总理逝世当天的日历，把它贴在纸稿上，下面抄录了诗人张志民的诗句

　　这时，传达室的张大爷在下面高声叫喊：“李致，有人会！”

　　我快步下楼，传达室外站着一个身材魁伟的人，原来是邓域才。他是我的好友丁磐石的中学同学和朋友，现在西南交通大学教书。他说：“我刚从北京回来，磐石要我来看你。”我把他请进寝室。

　　他问：“这里说话方便吗？”

　　当时是形势紧张，隔墙有耳，说话应当小心。我说，问题不大，都上班了。我以为邓域才要谈点小道消息，便把门窗都关上，洗耳恭听。出乎意料，他抛出一个“原子弹”：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抓起来了！”

　　这样重大的好消息，来得这样突然，我几乎不能相信。

　　他接着说：“这件事在北京已传得很宽。这次行动是叶帅亲自指挥，八三四一部队抓的。华国锋、汪东兴都感到，再不抓他们，江青一伙就要动手了。李先念和老帅们都支持。一枪未发，也没流血，这四个人就束手就擒。大家都很高兴。这个‘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定的，过去毛主席在，暂时不便动手。”

　　我生怕不是真的，又问：“不是民间传说吧？”

　　他说：“绝对不是，磐石是听他们机关同事讲的。这位同事是市委书记的女儿，她是听她父亲讲的。还说胡耀邦同志知道后，非常兴奋。目前知道的人奔走相告：‘逮住了四只螃蟹，三只公的，一只母的。’过几天就可能公布，磐石要我先告诉你们。”

　　我说：“感谢磐石和你带来这个好消息，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送走邓域才，我立即回到办公室。我和江明在一个办公室，我们曾在共青团中央一起工作：他原任中国青年杂志社总编辑，是发配到四川来的；我原任辅导员杂志社总编辑，是主动要求回四川的。我们在出版社同舟共济两年多，彼此了解和信任。我关上门，对他说：“有极重大的消息告诉你。你先回寝室，我马上来。”

　　他问：“什么事？”

　　我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快回去。”

　　我和江明到了他的寝室。从单元门到他住房，一共有三道门，我一一把它关好。然后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抓起来了！”

　　与我一样，江明非常高兴，但也觉得太突然。他要求知道消息来源，可靠程度。我把邓域才告诉我的，向他和盘托出。

　　“逮住了四只螃蟹，三只公的，一只母的。”江明高兴地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经过交谈，我俩都认为四川情况复杂，在中央没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前，暂不对外讲，否则“造反派”会大做文章。我几次经过办公楼室外的空地，草棚上所贴“批邓”的大字报，稀稀拉拉，有的纸角被风吹起，颇为凄凉。那位“造反派”头头迎面而过，他身披一件中山服上装，扬扬得意，作大首长状，尚不知已是“秋后蚂蚱，跳不到两天了”。

　　我想起刚从重庆到成都的王竹。王竹是我青年时期结识的好友，已有三十年的深厚友情。他在重庆工作，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文革”前就因向中央反映四川的真实情况挨整，“文革”初被斗，被关进地下室，折腾了很久才“解放”。每当他出差来成都，我们都有许多话说不完。主要是对“文革”不满，对江、张、姚、王不满。有一次，我们一起看了一份《周总理遗嘱》，他泣不成声。后来知道这份“遗嘱”不是真的，但它的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某些心愿。这种“大快人心”的事，我当然急于告诉他。下午在电话上找到他，叫他马上来我家，有要事相告。他问什么事？我表示电话上说不清。他说有别的事，明天来。我说：“你不来会后悔的。”

　　王竹准时来到我的寝室，迫不及待地问：“什么事？”

　　我说：“你老兄心直口快，这个消息非常重大，但目前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先得同意这一点。”

　　他立即表态：“哪个龟儿子乱说！”

　　事情太重大了，仅这个表态不能使我放心。最后达成协议：他愿意跪在地上发誓，我也让步——只要他跪在床上发誓。他真跪在床上发了誓，我才告诉他。他也问消息来源渠道的可靠程度，经我反复说明后，他由衷地感到喜悦，眼里含着泪花，激动地说：

　　“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只是王竹太兴奋了，违背了他的誓言，当天就告诉了他认为可靠的朋友。回重庆后也如此，包括告诉了我在重庆大学读书的女儿。这都是事后知道的。

　　我非常乐意把这令人愉快的消息让家人分享。妻子对“文革”的看法与我完全一致。经过十年内乱，女儿对批“右倾翻案风”极为不满，与她一位表哥一样，想出去“打游击”，我一再叮嘱他们千万不能乱讲。儿子年纪不大，对总理逝世他表示了极大的悲痛，那时他没有工作，参与了我们出版社悼念总理的一切活动。现在，妻子出差在外，女儿在重庆念书。我急于把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告诉儿子。当时他在成都市电台工作，好不容易等到他回家吃晚饭。

　　这是李致在电影院看《送别总理》的三张入场卷，李致把它贴在稿纸上。下面的话是当时写的；我一次一次地看/向周总理告别的录像//们要一次看清/没有一次看够//每一次都是满腔泪水/怎么能看清？怎么能看够？

　　我问：“你知不知道发生了重大事情？”

　　他说：“知道，逮住了四只螃蟹……”

　　我说：“你小子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说是一位同事（她丈夫在部队一个报纸任总编辑）今天才告诉他的。这又从另一个渠道证实了这个重大消息。于是我们交换了彼此所知情况，尽管事实和细节差不多，但都乐于再重复一遍。

　　整整一天，我一刻也平静不下来，破例地喝了点酒，连一贯雷打不动的午睡也取消了。我想欢呼，把这一惊天动地的消息，尽快告诉可靠的朋友和亲人。然而不行，得暂时控制自己的感情，装得若无其事。这是一种愉快的矛盾和压抑。多灾多难的祖国和同胞，十年了，我们总算熬出了头，获得新生！小平同志，人民从心底拥戴你，你必将第三次复出，继承周总理的遗志，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老领导耀邦，你毫无私心，一身正气骨头硬，你又可以大声疾呼，奋力实干，为国家为人民大展宏图了。亲人巴老，你受尽张春桥、姚文元的折磨，这下即将彻底翻身，我们通信和见面可从“地下活动”变为光明正大，你一定会重新提笔，倾吐你对祖国对人民的炽热的感情。患难与共的妻子，十年来你为我吃苦最多，还得照顾子女和安慰母亲，今后你可以不再为我的安危担心，除了认真工作，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可爱的女儿和外甥，你们不必去“打游击”了，安心学习和准备建设祖国吧。当然，前进的路途上还会充满斗争，但大势所趋，那些爪牙们能挽回已“失去的天堂”么？

　　这不是平常的一天！

　　这是最不平常的一天！

　　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2001年4月4日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