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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庙前街附文庙后街 文庙西街 文庙街

　　文庙就是古代祭祀孔子的祠庙。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去世之后一年，鲁哀公就下令以孔子所居之堂为庙，岁时祭祀。从此以后，孔子受到了历代王朝的尊崇，先后被追封为宣尼公、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至圣先师、大成至圣先师，在全国每一个县级以上的城市都必须修建文庙。成都各区县都有文庙（目前保存较好的是崇州文庙和青白江区城厢镇的原金堂文庙），成都市区内则因为过去既是府县同城，又是一城分二县，所以既有成都府的文庙，也有华阳县与成都县的文庙。从唐代以来，成都府文庙就建在这条街的北侧，与文翁石室相邻，乃是过去的周公礼殿的故址。一直到民国时期，一年一度的全省祭孔典礼都在这里举行。成都府文庙现已不存，其旧址并入了今天的石室中学。

　　汉代在成都兴学的著名教育家文翁去世之后，成都官民就在他开办的石室讲堂之中塑像祭祀。东汉灵帝年间，学校失火，但石室尚存。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全面重建石室讲堂之时，新建了一座祭祀周公的礼堂，这就是最早的周公礼殿。这座建筑以后一直保存，历代或有增修，或有重建，唐代在这里修建了文庙，又修建了专门祭祀孔子的大成殿。五代后蜀时又在这里建石经堂，以14年的工夫刻儒家经典十种立于堂内，宋代又增刻三种，前后历时187年，方刻完“十三经”全碑。这就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唯一一种有注释的《蜀石经》，共刻成石碑1000多块，总字数超过130万字（蜀石经已经在宋末元初的战火之中被毁，世间所存拓片共有200多页，约占总数的3%。1938年在南较场外邻近石室中学的城墙下面发现了少量残石遗物，目前在四川省博物馆藏有6块，国家图书馆藏有1块，重庆市博物馆藏有1块，国家图书馆另藏有1张全石拓片）。用今天的话来说，石室是古代四川最重要的学校，石经堂就是古代四川最重要的图书馆，两者相结合，这里就成了古代四川最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元代又在石室旧址开设了石室书院，这里就同时有了府学、书院和成都府文庙，在古代四川文化教育中的地位就更加突出。明代，以成都府文庙为中心，在这里有了文庙前街、文庙后街和文庙西街。

　　1938年拆除老南门城门洞时发现的蜀石经残石杨显峰提供

　　清顺治二年（1645），文庙失火，次年全城被毁。清初重建成都城时，于康熙二年（1663）在原来文庙旧址重建了文庙。康熙四十三年（1704），在原来的石室书院旧址新建了锦江书院，是为四川的最高学府。著名学者彭端淑、李惺等曾经在此执掌教席20余年，培养出了包括著名学者李调元在内的“锦江六杰”和维新志士刘光第等一批人才。

　　成都府文庙泮池望棂星门 1914年 ［法］谢阁兰摄影 杨显峰提供

　　成都府文庙大成殿 1914年 ［法］谢阁兰摄影 杨显峰提供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正式宣布实施废书院、兴学堂、改革科举制度的新政。四川总督岑春煊在第二年就将锦江书院与四川中西学堂、尊经书院合并，开办了四川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高等学校——四川通省大学堂（年底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地址在南较场原来的尊经书院，占地面积249亩），同时在原文翁石室与锦江书院旧址开办了四川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中等学校——成都府师范学堂（这也是四川最早的师范学校，由岑春煊亲自兼任总理，由著名学者赵藩担任堂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成都府中学堂。民国元年（1912）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并入，次年改名为成都联合县立中学，以后还曾经改名为成属共立中学、成属联立中学、石室中学（几次改名，主要是为了顺利解决官方的经费来源，因为成都建市是在1928年，在此之前的清代成都府共有16个县，辛亥革命之后1913年废除了成都府，没有了府政府的经费开支，必须由原成都府属16县共同负担经费，校长也只能由16县人担任，所以才会出现“成属共立”“成属联立”之类的名称，校旗和帽徽也都是中间一个大圆形、周围环绕16个小圆形。1936年学校改为省立，本来应当改名为四川省立第几中学，但是学校师生与众多校友纷纷反对，不愿意使用这个全新的名字，只好定名为石室中学）。1931年，原来的文庙旧址的前半部并入学校。抗战时期，为了躲避日寇的轰炸，曾经迁往肖家河、武侯祠内办学。1952年改名为成都四中，原来的文庙旧址的后半部也并入学校（1994年因为学校修建体育馆，原成都府文庙的主要建筑大成殿被完整拆迁到成都郊区金堂县赵镇今金堂县文化局大院内，是现存的清代文庙街上年代最早的也是最优秀的建筑物。2009年，石室中学又在学校北门仿建了一个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大成殿。近年来，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人士都在呼吁将原来的大成殿迁回成都文庙街，成都市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之中）。1983年复名为石室中学。目前的石室中学不仅是成都名校，也是全国名校，在我国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2004年11月19日，石室中学隆重举行了文翁办学2145周年和改新学100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在1985年为该校题词：“古今一校，扬辉千秋。”

　　20世纪30年代的石室中学大门 杨显峰提供

　　20世纪50年代的石室中学 杨永琼提供

　　石室中学曾经为国家培养过无数的优秀儿女，李一氓与贺麟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一氓（1903—1990）四川彭县人，1919年就读于成属联合中学，当时名李国治，毕业后去上海考入东吴大学，改名李民治。1925年在广州参加创造社，改名李一氓，与郭沫若成为莫逆之交。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秘书科长，参加北伐后又任第二方面军主任秘书。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政治部秘书主任。这以后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以后又根据党的安排参加文化战线工作，参与发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翻译出版多种马克思主义著作。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任中共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七七”事变以后，毛主席特派他回到成都从事统战工作，争取刘湘与我党合作抗日，四川地方实力派的著名人士张志和就是由他带到延安并推荐给毛主席的。这以后，他到江南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任苏北区党委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任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办副主任。1974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委副书记，后任中顾委常委。李一氓不仅是成都籍的为数不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书法家与收藏家。1982年由陈云同志推荐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多项古籍整理工作的策划者与领导者。他去世之后，家属遵照他的遗嘱，将他一生收藏的书籍与文物全部分别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四川省博物馆和彭县图书馆，将一生积蓄的15万元人民币捐给彭县设立了“李一氓奖学金”。

　　《一氓藏词》稿本 四川省图书馆藏

　　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人，在成都联合县中毕业之后于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1926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又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1年回国后长期在北大、清华等校授课，是我国当代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最有成就的大师级学者，公认为我国研究黑格尔的权威，被称为“东方黑格尔之父”，黑格尔的主要著作如《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等都是由他翻译出版的，如今广泛使用的哲学专业术语如“扬弃”等都是他最先使用的。他学贯中西，20世纪30年代曾经创立与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相对的“新心学”思想体系，是现代文化史上正式提出“新儒家”概念的第一人，被研究者称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八大家”之一。主要著作有《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五十年代的中国哲学》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金堂的贺麟故居

　　金堂五凤镇炳灵村的贺麟故居保存良好，已经建成了贺麟故居陈列室。陈列在这里的不仅有贺麟的事迹，还有贺麟的独女、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贺美英的事迹。

　　石室中学不仅为蜀中培养了大批精英（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从这里走出了6位两院院士），也产生了若干著名的作品。例如在成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歌之一《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就是我国著名作家与学者何其芳在这里任教时于1938年6月创作的（发表于抗战时期由何其芳、卞之琳、谢文炳等共同在成都创办的《工作》第七期）。“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这样的诗句就是从这里开始在成都久久流传的。

　　除了文庙前街的成都府文庙之外，过去的华阳县文庙就建在文庙前街与文庙后街之间的何公巷（抗战胜利以后华阳县中的初中部曾经设在这里，抗日战争时期迁川的燕京大学的一部分也曾经设在这里，著名学者吴宓也曾住在这里），成都县文庙建在过去的文圣街、今天的文武路。

　　华阳县文庙 1943年 ［英］李约瑟摄影 杨显峰提供

　　华阳县文庙大成殿 1943年 ［英］李约瑟摄影 杨显峰提供

　　文庙前街是成都的文化教育圣地，在过去不仅有著名的文庙和学校，在宋代元祐年间（1086—1094）还建有祭祀当时守边有功的著名政治家兼著名学者范仲淹和韩琦的“范文正公祠”与“韩忠献公祠”，在清代又建有乡贤祠、名宦祠。原来在街口建有纪念文翁的牌坊，所以这条街也被叫作文翁坊。

　　除了文庙与学校，清代成都府主管教育与科举的成都府学署（主管官员称为府学教授）也设在文庙前街。

　　可能是由于受到我国传统文化中著名的“孟母择邻”故事的影响，清代与民国时期有很多著名的人家都在几条文庙街建房或买房居住，以求在文庙与石室周围染洙泗之习，闻弦歌之声，故而文庙前街是近代成都大公馆最集中的街道之一。清代名将杨遇春（有关杨遇春的介绍见“前卫街”）在成都城区有三座宫保府，位于文庙前街的一处是规模最大的。清代末年，为了修建川汉铁路，杨氏后人将府宅捐出，开办了成都铁道学堂。铁道学堂停办之后改为成都电报局，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及一些下属单位都设在这里。据老人回忆，当年的宫保府十分气派，大门两侧的拴马石有八个，大门对面还建有气势宏伟的照壁。此外，四川现代历史上的著名人士尹昌衡、唐式遵、李家钰、刘文辉、向传义在这里都有公馆，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将领蔡锷在成都生活时的故居（蔡锷在护国战争中以护国军总司令身份率军入川与袁世凯的军队作战，于1916年在成都先后出任四川巡按使、四川督军兼省长，主理川政，曾在成都短期居住）也在这里。

　　文庙前街东侧过去有一条小巷叫仁里巷，清末民初的著名画家聋道人即住于此巷。

　　聋道人

　　聋道人（1848—1923）成都人，本名刘锡玲，因不利于听，自号“聋道人”，其本名遂少有人知。他是我国晚清画坛的杰出画家之一，曾与吴昌硕、齐白石齐名。特别是中年以后弃笔用指，以指头、指甲、指腹、手掌作画，成为与高其佩并肩的我国两位指画大家之一，其技巧被称为“聋派”。他曾经在川西北地区行经1200里，得旅行写生册页200多幅，精选出80多幅印制的《邛崃叱驭图》画册是罕见的集民俗、山水、民族、物候、军事于一身的艺术珍品。他的横幅巨作《桂湖春燕图》曾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是我国画家走向世界、获取金奖的第一人。北京荣宝斋专门为他刻印了三套笺谱，鲁迅先生与郑振铎先生于1933年编印的《北平笺谱》也收入了他的作品。聋道人早年也曾为官，1909年退隐于此巷中自建的“三迟楼”，以作画吟诗终其生。所谓“三迟楼”并非楼房，而是池塘边的草屋。“三迟”者，寓意为“结婚迟，生子迟，弃笔（按：指弃笔改指）迟”。在从事创作的同时，他“耳聋心不聋”，关心国事，1907年曾奉官方之命东渡日本考察交流，并带四川官费留学生去日本留学。他特别热心于成都的教育事业，一直在“三迟楼”开办“国粹画馆”课徒讲学。又曾与教育家陆慎言（即陆逸之）一道发起兴办成都第一所女子学校“淑行女子中学堂”，并参与四川省女子师范学校、四川蚕桑学校的兴办和四川省红十字会的筹建。2002年，四川省博物馆特地举办了《清末指画大师刘锡玲（聋道人）遗作展》，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聋道人指画经典》。

　　聋道人的指画代表作《桂湖春燕图》

　　就在上述的文庙前街仁里巷口，还有一家有名的公馆，就是大邑安仁镇著名乡绅刘文彩的公馆。刘文彩在成都共有4处公馆，另有3处在文庙后街、陕西街和湖广馆街，目前只有文庙后街51号的公馆还有一处围墙遗迹，那里原来是刘文彩的二太太杨仲华及其子女居住的公馆。1949年10月17日，刘文彩就在这个公馆里离世。

　　清光绪十二年（1886），成都第一个电信管理机构成都电报局从南府街迁至文庙前街。因为是官督商办，所以也称为商电局。

　　清代后期，家住文庙前街锦江书院旁边的一位钟姓人家制作了一种香甜酥软的小吃蛋烘糕在自家门口现烘现卖，很受书院学子和街坊邻居的欢迎。书院中一位训导撰写了一副对联贴在钟家大门上：“齿存蛋香锦绣文章增异彩；口留酒甜龙凤巨椽生奇花。”从此之后，蛋烘糕受到愈来愈多的人们的喜爱，全城都有仿制者，至今仍然是最受人们欢迎的成都名小吃之一。

　　文庙后街也是成都公馆较多的街道和著名的文化教育街。例如清代后期血腥屠杀李蓝起义军与石达开部太平军的四川提督唐友耕的公馆就在文庙后街。

　　清代成都私家花园中最著名的“南唐北李”之中的唐家花园（“北李”指正通顺街上的李家，即巴金故居）在文庙后街，其面积几乎占了全街之半。当代著名文史专家唐振常先生就是在这花园中长大的，他曾经有这样的回忆：“故居是四进大宅，大小房间不下六十余间。……园中既有戏台、假山、水池，富中国园林之胜，复有西方园林的开阔的大草地。……活动的天地极为广阔，有山可登，有洞可入，有水可涉，花木丛中鸟语花香……”大约在1933年，唐家将花园卖与四川军阀王瓒绪，改名“治园”（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四川省公安厅食堂隔壁大院的门枋上，还可以见到“治园”二字）。近现代国画大师齐白石于1936年应王瓒绪之请到成都时，就在这个花园中住了三个多月，为四川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例如现藏于四川博物馆的著名长卷《九秋图》，就是这时为他的成都弟子余中英画的。他还在这里为《新新新闻》记者邓穆卿留下了这样的诗句：“金戈铁甲入篇章，鸟语虫鸣到耳旁。天下有声闻即说，怜君却是为人忙。”

　　四川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颜楷的故宅“颜复礼堂”也在文庙后街。

　　颜楷（1877—1927）成都人，1904年考中进士，被选派赴日本留学法政，回国后曾任翰林院编修，加侍讲，在保路运动中出任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会长（副会长是张澜），是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中科考资历与职位最高者，也是保路运动主要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成都人。他曾经和蒲殿俊、张澜、罗纶等人一道被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关押两个多月。深受四川人民痛恨的赵尔丰被军政府斩首以后，很多人要求杀其全家以解恨，他却坚决反对祸及无辜，并将赵的年幼孙儿养在家中数年，然后送回原籍。清王朝被推翻之后，他辞谢了一切政务官职，转入教育事业与慈善事业，安贫乐道，以卖字卖画供养全家。曾任四川法政学校校长，又与友人一道创办慈善机构“乐善公所”。他逝世时只有49岁，是当年成都“五老七贤”中享年最短的一位。逝世前留下题照诗一首：“半百光阴一瞬过，知非知命意云何？扬尘沧海寻常事，身外存身总不磨。”

　　牺牲在抗日前线的川军名将李家钰烈士（介绍见“广福桥街”）旧居就在文庙前街92号，已经列名于成都市文物建筑而受到保护。

　　曾经颇受文化学者与旅游爱好者关注的传奇式人物、泸沽湖摩梭人末代王妃肖淑明也出生在文庙后街。

　　末代“摩梭王妃”肖淑明在泸沽湖家中 1997年 王学成摄影

　　肖淑明（1927—2008）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其父是川军刘文辉部下的军需处长。她自幼在成都上学，1939年移居雅安，1943年被当时的泸沽湖左所土司喇宝臣选中，成为在当时轰动一时的汉族与摩梭人和亲通婚的“黑可”（摩梭语，即王妃的意思）。作为一个汉家才女，她从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九龙、木里、盐源，行程两个月，到达泸沽湖时，带去的是42套小学课本和一架风琴。她在土司衙门中开办摩梭人的第一所学校，教孩子们学习汉语，用风琴教学给当地注入了新的文化气息，她的摩梭名字“次尔直玛”的本义是仙女。如今，在她过去居住的泸沽湖中的王妃岛上，修建了一座王妃府，用来凭吊这位值得纪念的传奇式老人，也用来展示摩梭文化，展示摩梭文化与汉族文化交流的种种成果。

　　光绪末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陆慎言卖掉了300多亩田地、3条街的房屋，与聋道人等有识之士在文庙后街开办了淑行女子学堂，1906年改名为淑行女子中学堂，1907年增加师范班，1908年再办小学部。国人在成都开办女子学校，以这里为最早。1914年改为四川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办在重庆），1935年更名为省立成都女子师范学校，但成都人一直习惯称之为省女师（另有“省男师”在盐道街）。1938年，张大千先生曾经在这里举办过画展。当代的成都师范学校，就是在“省女师”的旧址之上发展起来的。如今的成都图书馆新馆也是在这一片多年办学的文教沃土之上修建的。

　　文庙西街位于文庙前街以西，原来在街南有上莲池，也名江渎池，乃是唐代内江改道之后遗留下来的城中水面，江渎池侧建有著名的祭祀江神的江渎庙相传是秦汉古庙，历代多有记载。目前所见的最早记载是在隋代，宋代曾有“雄壮甲天下”之誉，清代重修于康熙年间，民国时期全毁，有两座巨大的神像现保存于四川省博物院。

　　文庙西街上的华阳县文庙侧建有华阳县的昭忠祠，还建有祭礼四川古代六位先贤的六公祠，也称六先生祠。民国时期，这里的六公祠已毁，又在实业街重建六公祠（有关的介绍见“实业街”）。六公祠已经不存，但是却值得我们成都人有所思考，记忆在心。六公祠最早叫三公庙，建于明初的洪武年间，时值蜀中在宋末以来长期经济文化不振的复苏之际。当时所选的“三公”是秦李冰、汉文翁、宋张咏。他们既是人们心中最受尊敬的三位成都地方官，也是人们心中最杰出的专家：一位水利工程经济专家，一位文化教育专家，一位政治管理专家。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先辈心中最崇敬的地方官是什么样的人物。这以后，先是增加了宋代的赵抃，以后再增加了汉代的廉范与宋代的崔与之，都是以政绩著名于后世的成都地方官。这六位前贤全部都不是成都人，成都人对有益于百姓、有功于乡邦的外乡人是永远也不会忘记，永远都会作为心中的神灵加以祭拜的，这是两千多年来成都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

　　清代末年的四川高等学堂就设在文庙西街西头，它又在这里开设了分设中学（具体位置是在梓潼宫的隔壁，原名附属中学，因为校长刘士志不喜欢“附属”二字，就申请更名为分设中学），郭沫若、王光祈、李劼人、魏时珍、周太玄、蒙文通、张怡荪、曾琦等知名人物出现在这个学校的一个班上，即1908年入学的丙班（分设中学开办时是以甲班、乙班、丙班、丁班的次序来称呼一、二、三、四年级，当时一个年级也只有一个班，丙班就是三年级）。他们虽然不是同年入学，也包括插班转学在内（郭沫若就是1910年从嘉定中学插班入分设中学的），但是四川近代文化史上这个有如群星闪耀的现象的确颇为奇特。辛亥革命以后的1912年，分设中学停办，原有的丙、丁两班全部并入文庙前街的成都府中学（即石室中学的前身），所以郭沫若等又成为成都府中学亦即石室中学的学生（成都府中学也是按甲、乙、丙、丁编班，但是此时已经编到了己班。己班之后应是庚班，分设中学并入学生就应当编入庚班。由于“庚班”二字与“跟班”同音，有受辱之嫌，同学们强烈要求更改，于是决定重头编班，叫作新甲班。不久再改为拉通以数字编班，就是第八班。郭沫若所在的第八班同学共有60名）。这以后，这里还开办过成都公学和私立成公中学。

　　上面提到的一批四川的著名人物，郭沫若是人们十分熟悉的，这里不作介绍，其他的各位都会在本书的有关部分予以介绍，这里只介绍一下曾琦。

　　曾琦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辛亥革命前后一直在蜀中办报，1916年留学日本，1918年回国，在北京与王光祈等一道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他是北京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六三”抵制日货和罢市活动的策划者之一。1919年8月赴法国留学，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1923年与另一位成都人李璜组建中国青年党，出任党务主任，撰写了《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共合作。1924年回国以后，在上海创办《醒狮》周刊，自任总编辑，他和他的青年党同伙遂被国人称为“醒狮派”。1926年当选为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他坚决反共，甚至反对北伐，但是他也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政，所以蒋介石在“四一二”以后宣布青年党为非法，逮捕了曾琦。获释以后他亡命日本，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国参加抗日，重新开展青年党的活动，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1941年，青年党参与了发起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工作，曾琦与梁漱溟在香港共同主持民盟机关报《光明报》。1942年他被日军挟持去南京，要他参加汪精卫汉奸政权，被他坚决拒绝。1946年，他以“第三种势力”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在国共两党展开激烈斗争以后，他背叛民盟，参加国民党操纵的国民代表大会，并担任主席团主席，以后还担任了国民政府的国府委员，全面投靠蒋介石。1948年赴美，此后遍游各国，谋求成立“民主国际”，未能成功，1951年病故。

　　1910年，基督教青年会开办于文庙西街，占地数十亩，成都历史上第一个足球场、网球场就是在这里修建的。1913年，基督教青年会迁于今天科甲巷、锦华馆地区。

　　清代末年，基督教内地会曾经在文庙西街开办过一个短期的中学叫华美学堂，1908年并入华西协合中学。就在这里的华美学堂，走出了后来享誉世界的晏阳初。

　　晏阳初

　　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在成都就读华美学堂时信仰了基督教，离开成都之后即赴香港就读于圣保罗书院。1916年入美国耶鲁大学，192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硕士学位之后回国，终身从事平民教育事业。1923年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相继在大部分省区开展平民识字运动。1926年在河北定县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区活动，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医治农村“愚、穷、弱、私”四大病，引导了当时震动全国的“博士入乡”开展“世界第一个社会实验室”的壮举，全国有600多个团体走进农村，从事了1000多项试验（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布的材料，当时的定县全县消灭了文盲和天花，引种和普及了粮食、水果、禽畜的良种，改进了若干农业机具，组建了合作社29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他的同人们撤退到后方，于1940年创办重庆乡村教育学院，自任院长，继续开展“县单位”和“省单位”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成都北郊的新都就是当时的实验县之一。1943年，时值哥白尼诞生400周年，美国100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评选“对人类发展做出革命性贡献的世界十大伟人”，他与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杜威、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世界汽车工业的开创者福特等人一道名列其中，而且是唯一的亚洲人。他1950年移居美国，任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在菲律宾、泰国、印度、古巴、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加纳等国继续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喊出了“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的口号。他在菲律宾创办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在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与地位，至今仍在继续开办。他在世界各地获得了无数的荣誉，被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1985年回国参观时，受到了邓颖超、万里的亲切接见，受到了很高的评价。1987年，美国政府授予他“杜绝饥饿奖”终生成就奖。1990年他曾回到成都参观访问，逝世以后又由他的女儿将其归葬巴中。现在巴中和重庆都还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在定县开办了继承晏阳初遗志的由著名学者温铁军主持的乡村教育学院。中央电视台还先后播出了《晏阳初在定县》《晏阳初传奇》等纪录片。

　　1943年晏阳初（右）在“世界十大伟人”庆典上与爱因斯坦（左）合影，中间是庆典主持沙晋列。

　　在文庙西街以西，就是清代的南较场。南较场的北边有一条小街叫石牛寺街，因为清代中叶在这里建有石牛寺而得名。成都早就有石犀寺，位于今天的西胜街，因为清初划入了满城的范围，汉族民众不能进入，于是就在这里重建石犀寺。又因为原来的古代石犀已经埋入地下而不能重见，就在这里新雕了一个石牛，寺庙也就不叫石犀寺而改叫石牛寺。这里的石牛在清末民初还能看到，当时在此地的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担任日文教师的日本人山川早水记载说：“高等学堂内有一石牛，制作极其奇古，长约四尺，高约三尺，虽然处处缺损，但四足俱全，面鼻犹存。”石牛寺街和南较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修建了一批简易的居民住房，被命名为复兴村。新中国成立之后，复兴村的居民被迁走，在这里修建了成都军区被服厂（即502厂）。改革开放之后，成都军区被服厂被拆除，在原址逐渐修建了今天的长城园、冠城花园这一大片住宅区。

　　当年的石牛寺，四周都是菜地，不远就是南城墙。就在文庙西街与原来的石牛寺街相接处的石牛寺旧址，清同治年间开办了在四川近代文化教育史上极为重要的尊经书院。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一来是这里在明代就曾经办过书院，二来是与文庙前街、文庙西街相邻。

　　曾经是汉代“文章冠天下”的成都，曾经是“自古诗人皆入蜀”的成都，曾经是花间派词人诞生地的成都，由于多次战乱，在宋代以后文化学术急剧衰落。在古代，测评人才的尺度是科举考试的成果。四川在唐代与宋代各出了六个状元，明代只出了一个杨慎，还是在北京长大的，清代在光绪之前的状元数目为零。在清代，公认的学术主干是经学，汇集经学成果的是《皇清经解》和《皇清经解续编》，两书共收入全国的重要著作397部，四川学者的著作数目仍然为零。

　　清同治年间，著名的维新派官员张之洞任四川学政，主管文教。眼见蜀中学风积弊太深，读书人十无一真，决心改革教育，振兴蜀学，要让“石室重兴”，要培养“通博之士，致用之材”。为此，他于同治十三年（1874）接受了川籍官绅薛焕等15人联合上书的建议，在与当年的石室讲堂为邻的地方兴建了尊经书院，以全省盐税的盈余及学田数百亩的田租作为经费，入学学生不交任何费用，每月还能领取“膏火”银4两，学生则从全省的生员中选取。为了办好书院，决定礼聘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1833—1916）入蜀担任“山长”，也就是校长兼首席教师。经过他与四川总督丁宝桢的五次邀请之后（王闿运与丁宝桢是儿女亲家），王闿运于光绪四年（1878）到任，受到极高的礼遇，自总督、将军至合城生员均执弟子礼。在张之洞的支持下，王闿运改革学制，取消八股，提倡经世致用，鼓励自由发挥，允许关心时政，议论国事，臧否人物，连当时最新潮的西方书报、仪器标本也进了书院的大门。尊经书院办学28年间，学风一振，英才辈出，培养出了一批志士仁人，一批真正的学问家。这其中有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维新志士、《时务论》作者宋育仁，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先导者、今文经学大师廖平，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张澜，从民主主义革命家进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吴玉章，辛亥革命烈士、大将军彭家珍，新文化运动主将、被喻为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保路运动领袖罗纶、蒲殿俊，著名学者吴之英、张森楷、谢无量、林思进、傅樵村，清代四川唯一的一位状元骆成骧，还有海内名医、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萧龙友。必须指出的是，尊经书院培养出来的大量人才又成为各级新式学校的骨干教师，他们又培养了更多的人才。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当时在成都求学的朱德、陈毅、杨尚昆、郭沫若、蒙文通、李劼人、沙汀、艾芜等，都承认自己是“尊经后学”。

　　清末尊经书院大门

　　尊经书院记 彭雄提供

　　王闿运编《唐诗选六卷》，清光绪二年成都尊经书局刻本。 四川省图书馆藏

　　20世纪初在成都求学时期的朱德（左）、郭沫若（右）

　　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学生在校内合影 1910年 ［德］魏司摄影

　　清末实行学制改革，尊经书院与锦江书院、中西学堂合并，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四川通省大学堂，次年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校址先仍在石牛寺，以后迁往皇城。从这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讲武堂、成都大学和四川大学理学院先后在尊经书院旧址办学，四川大学先修班和四川大学的夜大学也在这里办学。从1944年起开办的夜大学开设有五年制本科，这在全国十分罕见。1950年在这里修建军区被服厂时，原来的老建筑才被拆除。曾经在地下发现大量冶炼后的含铁、锌的矿渣和三国时期的蜀汉钱币，可知这里是汉代至三国时期的工官遗址，汉代至三国时期的锦官、车官、铁官都应当就在这一片地区。

　　设于南较场中的四川大学理学院 杨显峰提供

　　1906年9月，19岁的朱建德考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体育科，1908年毕业，他就是日后的朱德元帅。

　　清代的成都因为在从“皇城”到文庙街一带集中了全城主要的考场、文庙与学校，而在北较场一带则集中了武举考场与后来主要的军事学校，呈现出明显的侧重布局，故而清人《竹枝词》中有如下的描述：“南文北武各争奇，东富西贫事可疑。一座城中同住下，然何分别竟如斯！”这种“南文北武”的布局，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基本没有改变。

　　关于名扬中外的文翁石室与文庙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在此说明。

　　多年来人们一致认为，汉代以来的文翁石室、周公礼殿、成都文庙，就是在今天的文庙前街，所以石室中学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所两千多年没有迁移过校址的学校。但是笔者的学兄温少峰经过考察后认为，汉代以来的文翁石室、周公礼殿、成都文庙，原来应当是在今天的人民西路以北这个位置，是明代初年为了修建蜀王府而在当时的市中心大搞拆迁之时才迁到今天的文庙前街这个位置的。2010年在东御街出土了两通与汉代的成都学校有关的汉碑，进一步支持了这一新见。这是一个大胆而具有颠覆性的学术见解，但绝非率尔立说，详见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于1987年编印的内部资料《名城成都的保护与发展》中的《成都秦城、隋城旧址的复原标定与论证》一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就此重要问题继续加以研究。 成都街巷志.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