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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熙路

　　春熙路曾经长期被人们称为成都第一路，一来因为它是成都市最早修建的新式街道，二来因为它长期是成都市商业最繁华的街道。

　　清代成都的主要街道基本上都是用石板铺砌，由于鸡公车铁轮的长期碾轧，到了清末时路面大多破烂不堪。民国初年，政局混乱，城市建设无法提上议事日程。一直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成立了成都市政公所，在成都尚未建市的情况下，才有了主管市政建设的机构。市政公所设督办总管有关事务，在四川长期军阀混战、军人当政的情况下，先后五任市政督办都由军人充任，他们分别是刘成勋、陈泽沛、王瓒绪、罗泽洲、陈光藻。

　　王瓒绪

　　今天的春熙路实际上包括了春熙路北段、春熙路南段、春熙路东段、春熙路西段四条街道。一直到民国初年，这里都还没有街道，而是官衙、民房与空地，主要的建筑就是原来清代的按察使衙门。按察使是主管全省司法刑狱的官员，一般简称为“臬台”，所以按察使衙门也称为臬台衙门。清代的臬台衙门是一个纵深很大的衙门，里面设有监狱，前门在东大街北边，有一个照壁墙，后院一直到今春熙北路北端。辛亥革命以后的四川军政府不再设臬台，这里的臬台衙门以及臬台直接管理的监狱就一直空着，没人管理，有的被私人改建占用，有的成为危房，还建有一个中城小学，一个英文学校。1924年，四川军阀杨森由北洋政府授上将衔，督理四川军务，成为四川省的军政长官。为了取信民众，建树政绩，杨森在成都的市政建设上做了一些好事，其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修了春熙路，当时叫作修马路（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四川民间把城乡的大路都叫作马路）。所以要修这条马路，主要是因为在清代最繁华的商业街东大街与清末新建的商贸娱乐中心总府街的商业场之间没有一条直通的街道，让市民们十分不便；次要原因是臬台衙门一带长期荒废，由若干人私搭乱建，无章无绪，有必要统一规划，合理利用，政府也可以从中得利。于是，就决定在东大街与商业场之间修一条当时成都最宽敞的街道。这一任务，杨森交给了他的第一师师长兼市政督办王缵绪，王缵绪又任命孙少荆为提调，负责具体事务。

　　20世纪20年代刚建成不久的春熙路北段。从画面中可以看出，楼上有些房间还没有商家入驻。 ［法］杜满希提供

　　20世纪30年代的春熙路 杨显峰提供

　　在王缵绪与孙少荆的主持之下，1924年5月动工，到了8月，一条新的市内街道就粗具规模（当时没有地下管网设施，只修路面，所以工期很快）。新街道修建之时，有人建议以杨森当时的头衔森威将军将其命名为森威路，但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遂请江子虞先生命名，江子虞遂命名为春熙路。“春熙”二字出于《老子》第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又见于潘岳《秋兴赋》中的“登春台之熙熙兮”（按，前几年成都一些学者对“春熙”二字的来历曾经有过争论，主要分歧在于应当是“如春登台”还是“如登春台”。其实这是古籍的不同版本所致。如果要认真进行考察与比较，还是以“如春登台”更妥，因为最流行的王弼本和最新出土的马王堆帛书甲本、乙本都作“如春登台”，清代著名学者毕沅与俞樾在经过考证之后都认为应当是“如春登台”，当代著名学者陈鼓应在对众多版本进行研究之后所作出的《老子校定文》也作“如春登台”）。“春熙”这一词语的运用早见于古代诗词，如唐代李峤《人日侍宴大明宫恩赐彩楼人胜应制》诗“莺喜春熙欲弄娇”；宋代欧阳修《南獠》诗“民物含春熙”。

　　近年间介绍春熙路历史的文字无一例外都把为春熙路命名的前辈学者江子虞的名字写作“江子鱼”或“江子愚”，均误。江子虞先生是双流黄水人，前清举人，辛亥革命后曾任《国民公报》《巴蜀日报》主笔，修建春熙路时是杨森府中幕僚，新中国成立以后任四川文史馆馆员。江子虞国学功底深厚，诗词书法俱佳。1951年作词与毛泽东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唱和：“边城月淡，路宿长征雁，不划鸿沟分楚汉，放眼纵横九万。轮蹄踏破云峰，鏖战逆月炎风，冀北由来多马，而今几个真龙。”毛泽东主席曾经在1952年1月9日亲笔给他回信。据笔者所知，成都诗人与毛泽东主席诗词唱和能得毛泽东主席亲笔回信者，仅江子虞先生一人。

　　春熙路的命名还开了一个先例，这是成都第一条以“路”命名的街道。

　　当年修建的春熙路是一条新马路，理应按原计划将北端与商业场对直，可是修成之后却是错开的。所以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当年在总府街上的“馥记”西药房的老板郑少馥（一作郑永馥）是法国领事馆的翻译，他借洋人之势坚决不肯拆迁。孙少荆不愿意去惹洋人的麻烦，就只好修成了后来的样子，让春熙路北端与商业场没有形成一条直线。春熙路初建时还有一位商人也起了很大作用，他就是凤祥银楼的老板俞凤岗。他优先买下了北段两侧的大部分地皮和南段两侧的小部分地皮，修建了双间铺面96间用于出租，不仅成为当时成都最大的商业地产商，他修建的房屋格局也就成了整个春熙路街道建筑的格局。

　　春熙路的岗亭 20世纪50年代

　　1955年的春熙路北段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春熙路初建时只有春熙北路和春熙南路，1928年才在原来四川财政厅前面的空地增建春熙东路，在新街后巷子增建春熙西路（春熙四路也称为春熙路四段，在成都人口中两个名称一直互用）。当时四段春熙路的总长度是755米，路宽约12.2米，人行道宽约2.5米。

　　春熙路是成都市新修的第一条马路，大约同时改造街面的还有东大街，稍后继续改造街面的还有提督街、总府街、福兴街、华兴街、暑袜街等，当时称为“第一期干路街”。在1927年编写的《成都市政年鉴》中，对这些街道的路面施工有详细记载，是在压平路基之后铺石子碾压，路面用的是“四合质”，即传统的三合土，“石灰、炭灰、河沙各一斗，黏土两斗至三斗。路面盖妥后，彻底细为滚压”。1936年改建为碎石路面，直到1948年才改为水泥路面。

　　春熙路建成之后，由于地处市中心，故而发展很快，十年之间就成了当时名副其实的成都第一路，若干著名的商家与文化单位云集于此。据1934年的统计，春熙路共有商家157户。著名的银行有重庆银行分行（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中国人民银行春熙路办事处）、农民银行成都分行、豫康银行、上海商业银行（以上两家都开设在利昌公司修建在春熙西段的成都大楼中，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市粮食局就长期设在这里）。

　　著名商家有浙商宝成银楼、凤祥银楼（其旧址上开办了今天的成都市工艺美术品公司）、宝元通百货公司、亨达利钟表店、亨得利钟表店、协和钟表行（兼营百货，是成都最早使用霓虹灯做店招，也是最早使用扩音喇叭的商家）、廖广东刀剪店（店主廖见初是石板滩的客家人，店铺的柜台是红砂石板制作，而且商品定价不二，故而很有名气，又称为“石柜台”）、宋锦武香烟店、华胜鞋家、大光明眼镜店、大光明美发厅（开业于抗日战争初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成都档次最高的理发厅，由一批来自下江的理发师傅集资开办）、及时钟表眼镜公司、上海精益眼镜公司、聚福祥绸缎庄、达仁堂药店、德仁堂药店。

　　春熙路的上述众多商家与成都人的生活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又要数达仁堂和德仁堂药店，成都还有同仁堂药店，两百多年来，绝大多数成都人都吃过这些店卖出的中药与成药。在上述几家药店中，开业最早的是在湖广馆街的成都同仁堂，它与著名的北京“乐氏”同仁堂不是一家。春熙路建成之后，北京“乐氏”同仁堂来此开设分店，因为与成都同仁堂同名，在经过涉讼败诉之后改名为达仁堂继续经营。1948年又改名为德仁堂，药店一直在春熙南路，改革开放之后因为春熙路改建才迁往走马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私合营大潮中，包括成都同仁堂与德仁堂在内的全市100多家老药店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全都隶属于成都中药材公司。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成都中药材公司连续亏损13年。2000年，成都博瑞集团兼并了成都中药材公司，组建了德仁堂集团，在全省有自营与加盟店各300多家，作为在1996年同时荣获了“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成都同仁堂与成都德仁堂两家都成为德仁堂集团旗下的著名品牌。2005年，北京同仁堂又以“北京同仁堂”的店名进入成都，在总府路同仁堂的对面开设了在成都的旗舰店，还在全市共开设了三家门市店。这样在成都就同时有了三家“中华老字号”的中药名店：成都同仁堂、成都德仁堂、北京同仁堂。

　　春熙路商家的宣传品（左）王大明提供

　　民国二十四年成都协和钟表眼镜公司手表保用单（右）王大明提供

　　春熙路工艺美术商店（原凤祥银楼）1980年 牟航远摄影

　　1930年的《新新新闻》 四川省图书馆藏

　　春熙路上的报馆有新新新闻社、新中国日报社、中央日报社。这其中位于春熙路中段33号（后迁东段29号）的《新新新闻》是民国时期成都本地的第一大报，由川军将领马毓智等人集资，创刊于1929年9月1日，结束于1950年1月，由川军将领马毓智（有关介绍见“马家花园路”）等人集资创办，主要负责人是社长马秀峰、经理陈斯孝、总编辑陈启明，办报方针是以“小骂大帮忙”的面目为国民党政权服务。《新新新闻》的命名并不是如常人所说是最新的新闻，而是出自《礼记·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和该报《发刊词》中所说的“我们带着民众的声浪，奏起进行的歌曲，以催促此新中国、新社会、新生活的降临”。该报自己办有印刷厂，1938年开始在四川采用打纸型铸铅版的先进技术印报，最高发行量超过两万份，还办过旬刊和晚报，在当时大后方的报纸中可谓一枝独秀（国民党中宣部曾经以5万银圆的价格收购，未成功）。1946年又自建了位于孙中山先生铜像背后的高达五层的新闻大厦，是当时成都最高的楼房（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长期是成都市总工会所在地），连蒋介石也为大楼亲笔题写了“日新又新”四字金匾。1949年末，成都各界举行的“欢迎率军解放成都的贺龙司令员”的大型集会就是在这座大楼的文化会堂中举行的。

　　20世纪60年代春熙路新华书店 成都市建设信息中心提供

　　民国时期春熙路上的书店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东亚图书公司、广益书局，以及专门出售地图与地球仪的亚新地学社。新中国成立以后，书店只有新华书店一家，但在春熙路上仍然有新华书店的5家门市部：综合、科技、少儿、外文、古籍，春熙路仍然有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20世纪80年代的成都古籍书店 杨显峰提供

　　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在今天中山广场的位置，也就是春熙路东南西北四段的交会之处，都还保留着两幢独立的三层楼房。南边的一幢在民国时期是中华书局和四明银行，北边的一幢在民国时期是广益书局和茂昌眼镜行。在当年老成都的这个黄金口岸之中的黄金口岸上，四家经营实体中竟然有两家书店和一家眼镜行，这应当是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氛围之浓厚的一个最佳的写照，曾经受到不少外地人的赞赏。新中国成立以后，北边的楼房开的是瓷器店，南边的楼房则长期都是新华书店下属的成都古籍书店，有三层业务楼面，著名学者与版本学家喻守己曾经长期担任经理。春熙路上的古籍书店曾经是几代学习与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成都人心中的圣地，是笔者一生中对成都所有店铺中印象最深的一家、师友最多的一家。该书店已经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经历了出租一半、迁出原址、承包经营、关闭拆除四部曲的八年之后，于2009年在高升桥的成都购书中心恢复营业。

　　春熙路上有着多家书店与报馆，在过去也就有过专门审查书报的机构。1941年7月15日，由国民党文化特务直接掌握的“四川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就成立于春熙南路17号附2号，执行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几个审查办法。例如，根据《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有22个名词属于“谬误名词”，图书杂志中一律不得使用，如“红军”、“抗日的八路军”、“争取民主”、“亲日派”、“汉字拉丁化”、“新文字”等等。此外，如“工人阶级”必须改为“全国工人”，“工农商学兵”必须改为“农工商学兵”，“拥护抗战到底”必须改为“拥护抗战国策”。

　　春熙路上的茶旅餐饮业有漱泉茶楼、饮涛茶楼、益智茶楼、撷英餐厅、耀华茶点室、快活林餐馆、春熙大旅馆、五芳斋糕点店。五芳斋的糕点有鲜明的下江风格，夏天还出售在当时很少见的冰激凌、酸梅汤、泗瓜泗（就是加冰块的鲜橙汁，这个难以解释的译音名字是从上海传入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在使用），所以曾经很有名气。

　　1940年，赵志成开办了成都第一家西餐厅耀华茶点室。茶点室最初是在春熙南段，后迁至西段（赵志成还在致民路开办了成都最大的制造糖果糕点的耀华食品厂），是成都第一家使用电冰箱和冰激凌电动搅拌机的餐饮企业。新中国成立以后更名为耀华餐厅，增加了川菜，聘请荣乐园创办人蓝光鉴与姑姑筵创办人黄敬临为顾问。1958年3月7日，毛泽东主席曾经在此用餐并与职工合影留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耀华餐厅的西餐部仍然是成都唯一的西餐厅，也是唯一能够制作供应正宗冰激凌的地方。1964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成都，住在金牛宾馆，提出要吃冰激凌，就是由耀华餐厅的西餐部制作供应的。1983年，耀华餐厅迁至城守东大街。1995年被国内贸易部授予“中华老字号”证书。2002年因为楼房改建而退出市场。

　　开在春熙南路的龙抄手 陈志强提供

　　入选“中华老字号”品牌价值百强榜的成都名小吃的主要代表龙抄手于1941年创立于浓花茶园（在此之前成都最有名的抄手是暑袜南街的矮子斋和青石桥南街的吴抄手）。最初开店在悦来场，后迁至新集场，1963年迁到春熙路南段营业。1986年将原来的平房改建为三层楼房，不再是只卖抄手，开始了成都小吃套餐兼营川菜的经营模式。2007年8月28日，迁址到春熙路中部的中山广场新店继续营业，拥有500多名员工和五层楼的营业店堂，成为四川小吃的代表性名店。

　　新中国成立以前，整个春熙路上共有茶馆17家，是成都茶馆最多的街道（其次是东大街13家、鼓楼街7家）。

　　文化方面有私立正则会计学校（这是成都很有名的会计学校，培养的会计人才遍布全川）、春熙大舞台（由俞凤岗投资建成于1929年，次年正月十五开业演出，是当时成都唯一一家主要演出京剧的剧场，班底为自汉口来蓉的蒋家班，程砚秋、俞振飞等都曾在此演出，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是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所在地）、三益公（见后）、基督教青年会（见“锦华馆”）、金石刊刻社金石铭、文房四宝店老胡开文和后期迁入的书画装裱店诗婢家（见“羊市街”）。

　　在今天中山广场的东边，当年还有在成都很有名气的卡尔登，早期是成都官方准予公开营业的豪华大烟馆官膏店，后来发展为成都最洋化的歌舞厅。抗日战争时期改建为中国农民银行成都分行。

　　春熙北段的三益公最早是川军师长、曾任成都市市长陈书农的公馆花园，由吴毅侯、徐子昌、肖树人合资购买之后修建为一个综合性的娱乐场所，由当年成都最著名的袍哥大爷、特务头子徐子昌出任总经理。建成开业于1936年9月16日，其中有戏园、茶园、浴室、理发室、中西餐室、国货商店，是当时成都设备最齐全的娱乐场所。原来只演川剧，抗日战争期间沿海的大批话剧演员（包括以后闻名全国的若干明星）来到成都，由中国共产党南方局领导的、以著名艺术家应云卫为社长的中华剧艺社从1944年夏末到1945年2月曾经较长期地租用三益公进行演出。著名演员白杨、秦怡、舒绣文、赵慧深、吕班等曾经在此演出《家》《北京人》《棠棣之花》《结婚进行曲》等著名话剧，受到成都观众热烈欢迎，连续两个多月爆满，每天演出结束都要谢幕。秦怡后来在她的回忆录中说：“这是我当演员以来得到的最高奖赏和最大的尊重……在成都我度过了最幸福的280天。”三益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名为人民剧院，长期是成都市川剧团的主要演出场地之一，以后又改为新闻电影院和曲苑茶庄。1988年4月失火以后有过一次改建，从2007年春天开始，又进行了全面的改建。

　　春熙路北段的进口电器专销点 1985年 王晓庄摄影

　　春熙路东段与春熙路北段路口 20世纪90年代 王学成摄影

　　春熙东段的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始建于1942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都市第一所被正式命名的中西医结合医院，著名中医张澄庵生前长期在此行医。2007年12月，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迁往城南高新区的元华大道。

　　春熙路上最重要的文化景观是孙中山先生铜像。1924年春熙路初成之时，在十字口处安排了成都历史上第一个街心花园，主政成都的军阀杨森就在街心花园中修建了一座“春熙路落成纪念碑”。1926年，杨森在军阀混战中战败，离开成都，战胜者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共同进驻成都。这时又正值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之际，遂决定废去杨森立的纪念碑，代之以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当时由美术家江小鹣设计了一尊孙中山身着中山装、一手下垂、一手拄着手杖的立式铜像，碑座前刻有总理遗嘱，四方刻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八个大字，由四川造币厂负责铸造。由于当时仍处在军阀混战时期，主办者竟把铸造铜像当作搜集铜材用以制造铜币的机会（有一种说法认为，大慈寺中的两座高大铜佛之一就是这时以铸造铜像为借口而砸碎的）。孙中山先生铜像于1928年1月23日落成，就树立在街心花园中原来纪念碑的位置，在基座的四周还刻有春熙路的修建经过。由于这座立式铜像质量不高，自落成以来，就一直受到各界的批评。到了1943年，在新任成都市市长余中英的主持下，成都各界发起募捐，请著名美术家刘开渠重新创作，由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开办的四川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负责铸造。1945年新的孙中山先生坐像落成（目前所见的公开发表的资料都说新的孙中山先生坐像落成是在1945年3月12日，也就是孙中山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日。但从建川博物馆馆长、著名收藏家樊建川所收藏的当年的铸造合约原件考察，孙中山先生坐像的交件日期是1945年10月19日，所需生铜是3380市斤，翻铸造价是“国币”160万元），至今仍然高居于新建的中山广场之中，而且在1981年被公布为成都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先生身着长袍马褂、手握《建国大纲》、凝神深思地端坐于雕饰有梅花的太师椅上，太师椅下有三级基座，象征着先生一生为之奋斗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不过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改建春熙路、新建中山广场时（目前的中山广场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而在2006年新建的），把孙中山先生铜像背后那两棵大银杏树给毁掉了。可以设想，如果在孙中山先生铜像背后还保留着两棵高大的银杏树，将是何等优雅而庄重的景象。

　　春熙路北段与南段路口坐落着孙中山先生铜像 2000年 周筱华摄影

　　在春熙路孙中山先生铜像面前，还曾经有过两个曾经引起全城轰动的泥塑。1938年底，大汉奸汪精卫叛国投敌，发出了臭名昭著的“艳电”，顿时引起全国爱国同胞的无比痛恨。当时正在少城公园中的民众教育馆任美术部主任的青年雕塑家、共产党员王朝闻（四川合江人，曾在成都读书与教书，1940年去延安，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美学家与雕塑家）义愤填膺，遂在很短时间内用黄泥精心雕塑了汪精卫与陈璧君这对汉奸夫妇奴颜婢膝的丑恶形象。先是放在公园内荷花池西边的一间展厅里，不久即应广大群众的要求移至春熙路的孙中山先生铜像下边，一时轰动全城，参观群众一边怒骂，一边吐口水，甚至用针刺，用刀割。没过多久，两个民族败类的泥像就遍体鳞伤、千疮百孔，直至被砸得粉碎。

　　春熙路建成之时，众多商家入驻，为了解决电灯的用电，成都商人罗俊丞等（有关这事另有两种记载，一说是何仲莼为首，一说是彭植先、刘俊逸为首）集资5万元组建了光明电灯公司，购置电机在科甲巷设厂，1930年开始发电（另一说是1931年中秋节前），所发出的电力可供5000盏普通电灯的用电之需。光明电力公司是成都市继启明公司之后的第二家商用电力公司。

　　春熙路建成以后，也曾经有过血腥。

　　1925年，军阀杨森曾经下令在这里的闹市之中将一个“谋杀亲夫”的妇女处以凌迟的酷刑。

　　春熙路夜市的最后一夜 2001年4月21日 韩国庆摄影

　　春熙路与总府路交会口 2003年 王晓庄摄影

　　1930年7月，华西大学校长毕启以“防匪”为名，未经成都市政当局批准，在南台寺地区的学校四周修建围墙，断绝交通，除学校师生之外不准中国人进入。这种藐视我国主权的行为激起了成都各界群众的公愤，纷纷提出抗议。7月22日，召开了“成都市各界民众反对南台寺筑城大会”。成都市政府不支持群众的要求，反而派出一连士兵保护围墙。8月4日，数千群众拥向南台寺，一举拆毁了华大围墙。8月15日，高师附中学生会主席杨国杰等40余人被捕，杨国杰被当局枪杀在春熙路的铜像之前。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军队大溃败之时，蒋介石的第三军军长兼成都城防总司令盛文秉承四川最高军事长官胡宗南的旨意，为了维持十分混乱的秩序，再一次以春熙路为刑场，将五个普通老百姓枪杀于春熙路上《新新新闻》报社大门前并暴尸三天。

　　新中国成立以后，春熙路仍然长期保持着成都商业第一街的地位。从2001年4月开始，春熙路进行了全面而精心的改造，成为一条极富特色的步行街（2002年2月10日正式开街）。2005年，我国著名周刊《新周刊》的新锐榜以养眼、美食、便利、休憩、人气、商业六大指数，将春熙路评为我国西部第一商业街，并在中国商业街排行榜中被评为全国第三名，仅次于香港的铜锣湾和上海的南京路。

　　春熙路的最新荣誉，是在2012年3月12日被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授名为“中国著名商业街”。据统计，此时春熙路日均人流量为23.6万人次，节假日可达50万人次。

　　有一段话一直在国内广为流传：“城市掘金哪里去，春熙路；品味时尚哪里去，春熙路；打望美女哪里去，春熙路；……哪里都不想去，还是可去春熙路。” 成都街巷志.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