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坊街附牌坊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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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牌坊街附牌坊巷
从西大街往西,过了石灰街就是花牌坊街,再往西越过一环路,就是营门口路。
清道光年间,本街刘氏女尚未出嫁,已下聘的丈夫即得病身亡,刘氏女按当时的旧礼教终身不嫁,为尚未成婚的丈夫守节。此事被地方官上奏朝廷,朝廷准予在本街建立一座贞节牌坊。由于这座石质牌坊的雕刻甚为精美,民间都称之为花牌坊,这条街也就叫作花牌坊街。花牌坊已在抗日战争中被拆除,但是花牌坊的街名一直使用至今。
牌坊又名牌楼,是古代社会中一种礼仪性纪念性的建筑物,或用于官方表彰忠义节孝人物与立功立德的人物,或用于殿堂、庙宇、陵墓、桥梁等重要建筑物之前,有些地方也用作城镇入口的标志。牌坊绝大多数都是石质建筑,故而能够较长期保存。成都地区保存到今天的古代牌坊不多,在四川地区,目前保存牌坊最多的地方是隆昌,现在还可以见到17座牌坊。
花牌坊街南侧的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原名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其前身是1913年4月创办的四川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参见“包家巷”),老成都一般称之为“甲工”,是我国最早的工科类技术学校之一,以后又改名为四川省立第一工科高级中学校,再并入学道街的四川省立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学校迁往茶店子(今天的成都二十中是其旧址),以后再迁往花牌坊街。1916年3月至1917年6月,陈毅元帅在这所学校染织科就读(在学校所用的名字是陈允明,是他到成都读书之后因仰慕苏洵的文章而以苏洵之字“明允”而改名为“允明”的)。成都著名文士徐炯是陈毅的国文老师,十分欣赏陈毅的文学才能,在课余专门给予辅导,用陈毅后来的话说,“把我推上倾心于文学的道路”。1963年10月5日,陈毅特地从北京发来贺电庆祝“甲工”建校50周年。
清代成都西郊的节孝坊 [法]杜满希提供
陈毅元帅祖籍湘西新宁县,康熙年间随“湖广填四川”的大潮迁入四川乐至,清末迁到成都。他父亲在牛王庙街开了一间店铺经销家织布,所以他9岁时即来成都上学,住家先后在今天东湖附近的上河心村(原桂溪乡永兴村)和猛追湾附近的法华寺,最先是在锦官驿小学读书,1913年考入本年新开办的聚星学堂读书。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对他十分喜爱的裴书堂老师将他原来的名字陈世俊改名为陈毅。1916年15岁时即入“甲工”。1917年考入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6月1日赴法留学。
成都电子高专已在2010年从花牌坊街迁往郫县的新校区,2011年8月26日是陈毅元帅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成都电子高专在郫县新校区举行了陈毅纪念园中的陈毅塑像揭幕仪式和四川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旧址复建落成剪彩仪式。陈毅子女陈昊苏、陈丹淮、陈小鲁、陈珊珊全部回乡到陈毅纪念园中参加了仪式。
花牌坊街 1985年 冯水木摄影
原牌坊巷改建的少城路 1991年 唐跃武摄影
2012年,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升级为成都工业学院,主校区在郫县,花牌坊街的老校区继续使用。这所学校从1913年办学以来先后使用了12个校名,是成都众多学校中更名最多的学校。
成都著名的茶馆“各说阁”当年就开在花牌坊街。有评论家认为,“各说阁”应当是四川所有茶馆之中命名最为贴切、最有特色的名字。
民国时期的花牌坊街,建有一座豪华的公馆,其主人就是民国时期成都著名的恶霸、特务头子、袍哥码头“西城社”舵把子、号称“成都四大天王”之首的徐子昌。当年的“成都四大天王”都是集大恶霸、特务头子、反动军官、袍哥大爷于一身,也被称为“成都四大歪人”,他们是西门的徐子昌、北门的银运华、东门的黄亚光、南门的蒋浩澄。新中国成立以后,除蒋浩澄有重要的自首立功表现只判处五年徒刑之外,其余皆被人民政府枪决。徐子昌是“成都四大天王”中势力最大、为恶时间最长最多的一个,曾经长期担任成都警备司令部督查长,血债累累,被称为成都“西霸天”。1947年,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圈定时任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的川军著名将领孙震为成都市的“国大代表”。徐子昌竟然敢于公开与之叫板,宣布参加竞选,在成都四门成立竞选办事处,让大小袍哥为之拉了十几万张“选票”。时任四川省主席的邓锡侯不得不向徐子昌多方疏通,许以高官,方才让徐退出竞选,保证了蒋介石圈定的“国大代表”孙震不至落空。徐子昌花牌坊街的公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政府没收,成为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校园的一部分,其主要建筑曾经是校党委办公室和卫生科用房。2009年,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分批迁往郫县,这幢老建筑被保留了下来,并被确定为“成都市优秀近现代建筑”而挂牌保护。
徐子昌旧居 2011年 杨显峰摄影
成都原来还有一条牌坊巷,就是清代满城之中东南部的永顺胡同,位置在今东城根街与蜀都大道交口以西,已在1981年修建蜀都大道时拆除,在原来的基础上成了蜀都大道的少城路的一段。
牌坊巷并不宽敞,但是民国时期街上开设的赌场却是全城颇有名气的四大公开的赌场(当时称公开的赌场为“明堂子”)之首,为川军刘文辉部手枪大队长朱瀛洲所开。
牌坊巷已经不存,但是却留下了与它有关的几种民间传说,其中流传最广的传说是:清光绪年间,四川总督锡良的母亲病重,请了多位名医均未能治愈,只好四门张贴告示求医。皇城边上一个人称“王瓜子”的卖瓜子老人揭了告示,入府医治,但是开出了300两银子开一张处方的高价,锡良只得应从。“王瓜子”先后开药三副,虽然都是很普通的草药,却真把老人的病治好了。锡良派人去请王瓜子进府以示酬谢,王瓜子却不知去向,只在桌上留下一封信与900两银子。信中说:老夫人只是微疾,但是医生们害怕用药太普通而受责,遂多用珍贵药材进补,致使病情加重。我索取重金只是为了取得信任,用草药却是真正可以治病。如今老夫人病已痊愈,我却不便久留,恐招其他医生嫉妒而生是非,故远走天涯去卖我的瓜子,请总督大人用这900两银子修一座无名牌坊,鼓励天下人多做无名之事、做无名之人。锡良见信后十分感动,就在满城东南角修建了一座牌坊,于是就有了这条牌坊巷。 成都街巷志.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