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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世同堂街

　　新华大道的东段三槐树街北面，过了东较场街之后，就是五世同堂街。

　　相传在清乾隆年间这里住了一户张姓人家，五代同堂共居，最长者有百岁高龄，这在古代被认为是极为吉祥的喜事。地方官上报朝廷之后，乾隆皇帝特地赐诗为贺，国史馆副总裁董浩为张家宅院题写了“五世同堂”的匾额。从此以后，这条街道就被称为五世同堂街。

　　五世同堂街 20世纪90年代 韩国庆摄影

　　清代末年，张家家势大不如昔，宅院卖与官府，在光绪年间开设了主管税收的经征总局。1905年在这里开办了四川绅班法政学堂，学生最多时近500人，位居当时四川五大专门学堂之首。辛亥革命之后，与四川官班法政学堂合并，改名四川法政学校。1931年，四川五大专门学堂全部并入四川大学，这里开办了四川大学第二附中。1933年“二刘之战”以后，四川的长期军阀混战结束，1935年有了统一全省的四川省政府，省教育厅就得办一所直属省里的示范中学，于是就在这里开办了四川省立第一中学。但是因为当时的教育部规定中学必须以本地命名，所以最后命名为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因为不久又在东马棚街开办了省立成都女中，所以成都人一般都把这里叫作“省男中”），在当时与石室、树德、成都县中并列为成都中学的四大名校。抗战时期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曾经迁往东门外三瓦窑的大东岳庙和包江桥的李家祠办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这里开办了川西成都中学，不久改名为成都市第二中学。红星路建成以后，二中的大门开在了红星路上。2002年，二中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

　　20世纪40年代的省立一中校门 杨显峰提供

　　这里谈到的“省男中”、“省女中”、“石室”、“树德”等几乎是所有老成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新中国成立以前成都的大学不多，主要就是四川大学与华西大学。要读大学也很不容易，各所中学就成了大多数人家可以向往的主要文化教育课堂。当年成都的中学不少，又分为省立、县立与私立三大类，很多学校原址到今天仍然在继续办学。以1935年为例，共有省立中学5所：省立成都中学（五世同堂街）、省立成都女子中学（东马棚街）、省立石室中学（文庙前街）、省立成都师范学校（盐道街）、省立成都女子师范学校（文庙后街）。县立两所：成都县立中学（青龙街）、华阳县立中学（梨花街）。私立19所：树德中学（宁夏街）、建国中学（东胜街）、协进中学（西胜街）、天府中学（正府街）、蜀华中学（蜀华街）、济川中学（小天竺街）、成公中学（南较场）、民新中学（北巷子）、南薰中学（青龙街）、成城中学（三官堂街）、大成中学（藩库街）、大同中学（学道街）、敬业中学（包家巷）、培英中学（三桂街）、华西协合高中（华西坝）、华英女中（方正街）、华美女中（陕西街）、益州女中（文圣街）、尚志学院（玉皇观街）。这以后，相继增加了成都市创办的“市男中”与“市女中”（均在簸箕街绳溪巷），成都县办的成都县女中（铁箍井街）和华阳县办的华阳县女中（骆公祠街），私立学校则增加了甫澄中学（武侯祠）、西北中学（皇城坝）、浙蓉中学（小天竺街）、高琦中学（华西坝）、清华中学（簸箕街）、荫唐中学（苦竹林街）、文典中学（吉祥街）、立达中学（花牌坊）、大中中学（从正通顺街迁至中兴场刘家巷）、中华女中（牛市口）。在当时人口不到60万人的成都，竟有中等学校40多所（还有工业高职、商业高职、艺术高职等几所职业学校未计），可见成都的文化教育之盛。

　　1927年1月1日，在中共成都特支的领导下，四川省学生联合会在五世同堂街的四川法政学校中成立，执行主席是共产党员龚堪慎。学联成立之后，就与成都市工会联合发起召开了成都各界群众庆祝北伐胜利的大会。

　　抗战时期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四川省立成都中学迁往城外的东岳庙（今东光小区），由中共南方局支持与领导的成都著名的进步报纸《华西晚报》于1941年4月20日正式在此校园内创办（当时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也在这里，而且占据了主要建筑，《华西日报》的编辑部也在这里）。《华西晚报》对外的公开社址是在梓潼桥正街22号，表面上是《华西日报》员工集股兴办的“同仁报”（关于《华西日报》的介绍见“华兴街”），仍然由《华西日报》董事长潘文华任董事长，由《华西日报》社长罗忠信任社长，但由《华西日报》经理、中共党员田一平任总经理。同时又请著名民主人士、后来的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任发行人，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之后《华西晚报》就公开宣布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报社中的编辑人员多数都是民盟盟员，还建立有民盟的支部。中共党员、著名历史学家黎澍，中共党员、十二桥革命烈士杨伯恺曾经先后担任主笔，著名“左派”作家陈白尘曾经担任副刊《艺坛》主编。《华西晚报》在“灰色”“娱乐”外表的掩护下，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战、坚持民主的文章，多方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曾经两次被国民党特务砸毁（1947年6月1日报纸被迫停刊，杨伯恺被捕，以后在十二桥被害）。当在中共领导之下的著名进步剧团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受到迫害时，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遂由华西晚报社出面邀请并接待，在应云卫率领下于1943年夏天转移到成都演出。也是由中共领导之下的由余克稷和张瑞芳具体领导的怒吼剧社到成都演出，也和《华西晚报》的配合与协助有很大关系。一时间，白杨、张骏祥、吴祖光、丁聪、张天翼、应云卫等著名文艺界人士经常聚集于此，成为当时文艺界进步人士的一处重要活动场所，故而在成都有“民主堡垒”“文坛中心”之誉。吴祖光和丁聪还较长期地住在这里，吴祖光的剧本《林冲夜奔》和《少年游》就是在这里创作的，丁聪的《阿Q正传木刻插图》和《现象图》（这是成都文化史上第一个以成都街头百态为题材的漫画长卷，著名作家与史学家丁易为其写了长篇歌行体的《现象图歌》，著名作家叶圣陶为其填了一首《踏莎行》词：“现象如斯，人间何世？两峰鬼趣从新制。莫言嬉笑入丹青，须知中有伤心涕。 无耻荒淫，有为惕厉，并有此土殊根蒂。愿君更画半边儿，笔端佳气如霁。”）等著名的美术作品也是在这里创作的。1945年，郭沫若特地赠《华西晚报》诗一首：“五年振笔争民主，人识华西有烛龙。今日九阴犹惨淡，相期努力破鸿蒙。”1983年，陈白尘再到成都时，第一件事就是到五世同堂街现在成都二中的校园去寻访昔年的足迹。

　　1941年的《华西晚报》 四川省图书馆藏 成都街巷志.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