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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5节·

　　《青年文学》出版两百期时，我将柜子上的两本《青年文学》取来叠在一起，又找来一根尺子量了量它的厚度，刚好9毫米。然后又迟疑地算出200期就该有900毫米厚。照中国人的身高来比画，也就是两条腿那么高。想想也蛮好，两条腿长成了，就可以自己满世界去奔跑。在成长的规律中，能跑能走才能有自由。

　　自由多好！时常翻看这熟悉的杂志，其中滋味似乎越来越浓。

　　从很早开始，我就喜欢《青年文学》，有了自己认为不错的小说，首先便往那儿寄。其中一篇被那时还在《青年文学》的一位女作家署名退回，并告知她认为不错，上面没通过。1991年，我去北京参加青创会。一下火车大家都去卖彩券的地方试运气，结果别人都得到袜子之类的奖品，唯有我不见丁点回报，我当即说了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北京不欢迎我。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整个北京，除了在新闻联播中天天出现一些人物以外，只认识一个李师东。开会期间，曾同他人一道被困在二十一世纪饭店的电梯里出不去。大家怎么弄也弄不开。我待在角落里，心里本来想着，这地方轮不到自己上场。眼看着别人都泄了气，齐刷刷地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发呆，我才忍不住想试试，毕竟自己是在工厂干过十年的车工师傅。按照修理工在电梯门边的提示，我伸手在一个地方按了一下，电梯门便就开了。大家往外涌时，一位很明媚的女作家还朝我说了声谢谢。

　　在北京时，专门到饭店来看我的，只有《青年文学》的李师东。

　　实际上，我和他认识也只有两个月时间，3月份，他从北京到黄州同我讨论那部名为《威风凛凛》的中篇，因为这是他们有史以来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的最长的一部作品，编辑部才特别重视。李师东当时穿着一身油兮兮的牛仔服，据他自己说，下车后找到第一个人问路，那人竟然知道我。这一点让我很惊讶，虽然我一直相信自己与文学有缘。那时，我从山里回到黄州不久，全黄州城认识我的人不到20个，能够在这种嘈杂小城的最嘈杂的车站门口，遇上认识我的人，不是奇遇也是奇遇了。李师东全然不是京城名刊名编的样子，他后来要我好好练练普通话，其实他自己也说得不是十全十美。不过我很喜欢他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的样子，这一点我们很相像。单就作品构架来说，《威风凛凛》的小说情节，我最满意。我们在北京开会时，这部作品正被他们送去印刷厂喂油墨。李师东来看我时，还说它出来后会有影响的。

　　对我来说，李师东以及后来正式代表编辑部的黄宾堂的出现，其重要性肯定大于先来接见我们的几位首长。

　　那时尚且没有策划一说，但《青年文学》为我所做的就是策划。在《威风凛凛》之后，他们要我连续给他们来两部中篇，接下来就在北京召开作品讨论会。

　　我写了《村支书》。

　　我又写了《凤凰琴》。

　　迄今为止，我的小说名被编辑改过三次。第一次就是《村支书》，原先叫《水闸》。第二次是《中国作家》上的《合同警察》，原先叫《白菜萝卜》，我后来又用这个名字写了另外一篇小说。第三次改变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就是《迷你王八》变成《分享艰难》。小说内容被修改的只有《村支书》，将其中村支书同妇联主任关系暧昧的那条线隐去了。还有一段机敏的对话：村支部开会，民兵连长与妇联主任开着不荤不素的玩笑，村支书不高兴，借故要他们注意群众影响。民兵连长回应说，这里只有党员，没有群众。这些也被删了去。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几年后，因为《分享艰难》的连累，这部小说的结尾被当成画蛇添足。那被批评为故意留下光明的尾巴，成了我背后的靶心。那些瞄准者显然不知其中用心之良苦。不是过来人不知过来累。

　　1992年4月底，《青年文学》在北京召开创刊十周年纪念会。十年间他们已培养了三代青年作家，他们还让我做了刚刚形成的第三代作家的代表，并在会上发言。几句话下来，自己已被憋得满头大汗。没过多久，就到了夏天，三篇小说的讨论会真的在北京召开了。

　　几年以后，我同一帮人来北京开会，岁月无多，人却油滑了不少，吆喝着要《青年文学》请吃饭。就在东四十二条旁的小酒馆里，前主编陈浩增举着酒杯问谁给他敬酒，想着自己同他们的关系，我迎上去打了头阵，一口就下去二两，接下来又有几个二两。尔后独自乘出租车去机场，一觉睡到候机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上了飞机在大家的敌视中，我继续醉酒，似乎只过了一会儿，飞机猛地震了一下，睁开眼睛人已回到武汉了。好时光不要多，只需一刻便值千金而终生受用。我有些不像青年了，不会再在尴尬前面茫然，不过我仍然愿意为文学还是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而心醉！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