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刘醒龙文学回忆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118节·

　　刘颋说过这么一段话：“阅读刘醒龙的作品，接触刘醒龙本人，让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触：刘醒龙是个被误读了的作家。他的作品，有着太多的当下的现实元素纠缠在里面，因而他本质的文学追求屡被湮没在其中；他的为人，富有激情而且率性，就像他的博客上不停眨动的眼睛，充满了年轻的活力，让人忽略了他的沉静和对人生、对社会的温暖的体贴。一个仍然执着于自己理想的文学老男人，这是他给自己的画像。我以为，除了那个老字，别的很是贴切。”

　　在中国文学界我虽然不是孤家寡人，能称得上朋友的少之又少。二十多年中，我换过不少手机，但从没有换过手机号，即使如此，一个星期里，手机也难得响几次。而且，一般情况下，只要手机铃声一响，甚至都不用去看来电显示，就能预感来电话的人是谁。

　　现在不是有个说法吗？什么叫朋友，那得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这些经历我都没有。如果说边缘化，我真是一个边缘化的人。大家怎么看我的写作，那是别人的事，但是我的经历里边确实和大家不同。我在乡村长大，但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乡下人，因为我父亲是区委书记、区长。可是我一到县城，就成了乡下人。我既不是完全的文化人，也不是完全的农民，显然，我也不是一个城里人。小时候，与乡下伙伴一起玩儿，没事大家相安无事，只要有点矛盾，那些乡下伙伴就会集结起来共同对付我。轮到与城里的孩子一起玩儿时，情况也是如此，一言不合，大家便邀到一起来欺负我。这就是我的特殊背景。像我这个年龄、这样经历和身份是很少的。我从来不属于某个群体。所以我现在和人谈话，还是老和人家发生冲突，因为我们的话语背景不一样。从我的作品也可以看出来我不是一个矛盾体，然而，只要回归日常生活，许许多多的矛盾就会扑面而来。这就像我看我的父亲，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善良勤恳和艰难的一面，而别人看到的只是一个乡村干部，和其他乡村干部没什么区别。我家一共八口人，虽然生活在农村，我们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完全依靠计划供应，供应簿上没有的东西，再怎么想也不可能得到。别的孩子很羡慕所谓干部家庭时，我反而在羡慕农民有田有粮的生活。

　　我走过了当时国家用工体制的每一个环节。计划内的临时工、集体制工人、聘用制干部、全民所有制合同工人和正式干部等，我都经历过。我做计划内的临时工是进的一个手工业者聚集的合作社性质的工厂。打铁的、补锅的、修板车的、做小生意的都有，绝大多数是半文盲。我们那一批三十个高中生进厂，一下子改变了工厂的面貌。然而，当我进入到文坛后，身份却一成不变。

　　我老是说自己是一个很笨的人。有人说，看我这个模样一定很“精”，实际上我真的很笨。很多时候我反应不过来，尤其是遇见突发事件的时候往往是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无论是武汉大学的作家班和插班生班，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讲所和鲁迅文学院，从来都没有给我入门的机会。不是我不想去，有时候我也会打听，不过一听到人家说这不行，那也不行后，自己就不愿意再做什么了。当初，在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时，我特别想湖北省作家协会能给我一个机会，哪怕调到杂志社当编辑也行。人家只说一句，我们不缺人，自己就知难而退，再也找不出继续与人家沟通的话语来。我也是一个特别较真的人。一个富有幽默感的人，遇见棘手事情的时候，会以幽默来化解。我不行，碰见难题我只会去想，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这就是笨人。

　　1992年，《村支书》《凤凰琴》和《秋风醉了》的出现，上上下下所受到的重视，让那一年被评论界称之为“刘醒龙年”，这种戏称，在80年代经常出现，比如“莫言年”“苏童年”“余华年”“迟子建年”等等。进入90年代后，这是较正式的一次，之后虽然有说“毕飞宇年”的，音量并不太大。也是由于《凤凰琴》的发表，我被当作人才由黄冈地区群众艺术馆破例引进到武汉市文联成为专业作家。之后几年，因为《凤凰琴》效应，往返北京的时间很多。那一次，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的一个座谈会后，我到《青年文学》编辑部小坐，然后在东四十二条那家名叫川鲁餐馆的小酒店里喝点小酒。其间，李师东郑重地对我说了再明白不过的话，不仅要我拉开与一些同行的距离，还要拉开与某些官员的距离。在文坛，李师东是我的第一好友。在他身上，从来见不到本该的责任编辑印象，说什么话都像是朋友之间的交心谈心。李师东说这番话时，有点前所未有的沉重。我当然能理解他对我的理解。那时，其实我正是如此做的。在中国文联座谈会安排的午餐上，主办方特让我与某领导坐在一起，从头到尾我没有主动说一句话。当时的感觉主要是认为说不到一块儿去。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凡是与文学不沾边的人，不管是领导，还是老板，万不得已必须应酬时，自己都不想多说一句话。李师东的话从外部给了我一种支撑。话说回来，这其实也是一种笨拙。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